清华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
以独特视角探讨学者从前期到后期的发展
断裂还是延续？一生中的前期与后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贝多芬、张爱玲、孟德斯鸠、朱熹等天才作家经历了怎样的创作生涯？
深刻反思当下学术状况，阐发人文学者应有的治学之道
在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中，在以发表、职称、引用率为重的学术机制中，人文学者应如何自处？如何协调世俗利益与学术追求？
【内容简介】
《前期与后期》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刘东教授以独特视角研究思想史，深刻反思当今人文学科学术状况之作。刘东教授认为，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创作生涯的前期与后期同样重要，从前期到后期是一个自我修养、磨炼心性的过程。在前期，需要视野的确立与充分的积累；而后期，则是一个在大量积累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挥，走向成熟，释放出更多创造性的过程。有志于学术的学者，应该有所坚守与执信，不必在意短期、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在学术生涯的后期，要以刻苦与坚忍，坚持进行“后期写作”。
【作者简介】
刘东，1955年生，江苏徐州人，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早岁师从思想家李泽厚，曾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除国学领域外，所治学科依次为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教育学，晚近又进入艺术社会学；发表过著译作品近二十种，如《思想的浮冰》《再造传统》《引子与回旋》《悲剧的文化解析》等；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
【目录】
目 录
一、思想史研究的独特角度
二、人文学者的前期与后期
三、儒家生命周期的精义
四、渐老渐熟的生命打开
五、哲学家的前期与晚期
六、对于早期或晚期的偏袒
七、贝多芬的晚期创作之谜
八、过犹不及的连续或断裂
九、为何写作与何时写作
十、学术经济与现代大学
十一、充满挑战与变数的晚期
十二、自觉生活在“两个世界”
十三、超拔出来的“立体人生”
十四、走向成熟的生命意识
【前言】
一、思想史研究的独特角度
当我做出了这个决定，要把原本当作一篇导言来构思与讲授的《前期与后期》，单独地辟成另外一本小书时，几位弟子居然都不约而同地，由此想到了梁启超当年的故事。——可不管怎么说，转来转去的是，现在又轮到为这本小书写篇简短的引言了。
其实，如果从自己原先的写作初衷来说，并不是在刻意模仿本院早期的哪位导师。我毕竟只是在替本人的著作撰写导言，而不是在受托来为别人的著作——具体在当年的梁启超那里，是为蒋百里的那本《文艺复兴史》——撰写序言。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篇导言跟它打算导引的正文之间，原本有着更加紧密而内在的关联，并不至于去一味地“顾左右而言他”。
所以，直到我从篇幅和体例方面都发现了困难，担心有的读者还没读到正文就感觉累了，还真没有料到会是这个结果。所谓“精神生产”，往往就是这个样子，有时会显得“神出鬼没”。——不过细想之下，又是唯其如此，才显出了它那“九牛拉不回”的力量，反要牵着作者去跟从它。
当然，从更积极和更开放的角度，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因为，自己借着“前期与后期”这个视角，从古到今、由远及近、自外向内地，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可供发挥的话题，也就越发恣意自如地铺开来抒写了。——于是便可以说，我是借着“前期与后期”这个话题，饱览了太多的人生景致，而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乃至竟越写越长、一发地无法收拢了。
也正因为这样，我后来在本书的副标题中，才索性给进一步地挑明了，看来“前期与后期”这个视角，也可被凸显为思想史研究的独特角度。——我们循着这种角度，既可以见出在“生命周期”中纷至的困扰、固有的节奏，和独到的彻悟，也可以领略分属于不同人生阶段的特定心气、风格和语调。由此，有些以前往往百思不解、却又常常强作解人的事情，也就在这种视角下变得不在话下、迎刃而解了。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也属于我对于自家生命的体悟，——甚至，说得更透彻直白一些，这正是自己在步入了生命的转折点之后，并且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困惑、失望和颓唐之余，乃至于，在不得不又先把自己从思想上“置之死地”之后，才基于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人生底线，而不得不得出的大彻大悟，和不得不进行的自勉自励。
说白了，我是既不信有什么“天地之心”，也不信有什么“天地不仁”的！——如果仍是那样的一厢情愿、天真烂漫，还在盲目执信前一种不成熟的臆断，那么，又哪来的这许多解不开的人间苦难？反之亦然，如果缘此就心灰意冷、老气横秋起来，又坠入了后一种同样独断的猜疑，那么，这浩浩渺渺、莽莽苍苍的天地之间，又岂能生得出和容得下我们娇弱的生命？
可不管怎么说，至少照我本人看来，这世上总还有一种东西，是可以被自己坚守与执信的，那就是不管那个“天地”，是否对我们表现出了“仁爱”，甚至，就算那个浩浩渺渺、莽莽苍苍的“天地”，果然露出了它的“残忍”与“不仁”，我们作为置身其间的生命体，总还可以用“仁者爱人”的态度，来怜爱和呵护自家的生命。——这也是这班寿数有限的生灵，一旦被这么“置之死地”之后，总还可以获得的生命的“底线”。在我看来，孔子当年所以要讲“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要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无非是在凸显与坚守这样的“底线”。
这样一来，也就无可回避地意味着，我们既然已经侥幸地“受之父母”，而获得了眼下享有的“身体发肤”，从而获得了这次弥足珍贵的生命历程，那么，自然也就应当竭尽全部的所能，来营卫与呵护自家的生命，——*起码的，在那个“大去之期”终于到来之前，在这个眼前的“当下”和那个遥想的“终点”之间，还是要尽可能仔细地倾听心底的脉动，和尽可能充分地发挥生命的潜能。
可惜说到这里，又不得不引入另一种复杂性了，那是孔子的时代所无法逆料的。由于现代社会的切割式的“分工”，或者说，是因为它所带来的*的“异化”，又把我们各自的“生命周期”，给改造和封闭得如此不同，仿佛这世上并没有“同一种人类”似的。——比如，如果那些四肢发达的运动员，或者天生丽质的演员，都是在青春勃发、身心欢快的当口，便已达到了他们事业的*，去享受各种各样的喝彩或起哄，那么，这些绝没有什么“青春饭”可吃，只是在苦等“大器晚成”的学人，却只能拖着日渐老去的身体，忍受着种种苦痛、疲惫甚至伤残，而继续向那个尚不可企及、甚至尚不可窥知的上方，拼尽了*后的气力去尝试着攀缘。
这种现代生活的残酷性，也就无可奈何地意味着，对于“命定”要来治学的人们，除了在求学阶段的那些练笔，他们真正堪称“成熟”的成果，往往就只能指望到“生命后期”的“病夫治学”了。——说得更直白些，这些学人必须拖到了比及“退休”的年龄，对抗着精、气、神的明显衰减，控制着慢性疾病的逐步侵蚀，抵制着身体上终将到来的无序化，而以意志上的刻苦、坚忍与煎熬，来守望那次等待了大半生的、却仍然不知道有没有的“后期写作”。
的确，这正是他们等待了大半辈子了，因为那才是他们生命的意义所在，才是他们生平中的真正“转机”！事实上，也只有在咬定这一点之后，那点儿“不幸中的侥幸”，才有可能转而对他们表现在，正因为业已“置之死地”或“先行到死”了，反倒激发出一种积极的生命状态。——想到这里，我们也就可以顺势领悟到，看来那些以学术为“天职”的人们，越是能把“后期写作”启动得及时，越是能把“后期写作”进行得自觉，此外，倘若他们又能“侥幸”获得相应的“天年”，越能把自己的“后期写作”向后推延，那么，他们也就越有时间来让自家的生命，相对充分而从容地迸发出来。
【书摘与插画】
三、儒家生命周期的精义
任何一个具体的生命历程，无论你想在这条路上做成什么，或者即使你根本不想在这条路上完成什么，总是要一步步地向前走完的。不待言，正因为对于这种“大限”的自觉，希腊人才又想象出了所谓“不死者”，——然而可叹的是，跟那些作为“神明”的“不死者”相比，我们这些肉体凡胎的“人类”，又只能属于短暂而有限的“有死者”，即使你在那个“大限”到来之前，曾有过阿格琉斯那样的神力和体魄。
当然，话也可以说回来。正如前文中讲过了的，无论在那路途中有过多少不公，至少是到了生命的那个终点，这个“百年俱是可怜人”（苏轼语）的下场，对于天下人都还是同等“公平”的。由此也就意味着，对于*不可被别人替代的、却又注定有其自身限度的个体生命来说，哪怕他曾经高度地显出了扩张的动能，哪怕他曾有权去下令寻找长生的仙药，可在那个终是“逝者如斯”的时间进程中，还是挡不住那个生命中的“后期”“晚期”乃至“末期”，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步步紧逼过来。
一旦再连那个“末期”都迈了过去，那么，哪怕此人曾被“山呼万岁”地奉承过，哪怕他曾经自信过“人生两百年”，那些鼓噪也终究只能静寂下来了。也就是说，一旦就连“后期轨迹”也被自己划定了，那么，由宝贵的“父精母血”所带给这个人的、其整个生命旅程中的全部可能性，也就被他给彻底地“消费”完了；而自此之后，他便只能静静地躺在盖定的棺木中，任凭后人去研究或阐释自己生命的印迹了。——当然了，也可以接着说句宽心的话：这种终结又属于某种“新的开始”了。
要紧的是，正是此后又打开的那些传记，更让我们昭然若揭地看出，任何一次哪怕再独特的生命历程，都必然介乎“连续性”与“断裂性”之间。一方面，不管一个人在他的生前，曾经多么独出心裁和我行我素，似乎每天都在朝着未知处探险，就像那位总要去征服外部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或者像那位胆敢向烟波浩渺的行船的哥伦布，然而事后再清点起来，由若干事件所组成的其生命过程，仍不会只表现为若干孤零零的事件，——恰恰相反，它的轨迹必是由若干事件的连接，以及这种连接所呈现出的起伏、曲率与运势，叠加在一起而共同排列组成的。
另一方面，伴随着生命的内在节拍或脉跳，它的韵律变化却总是要随之共振的。由此才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在自己的人生之中，并不会始终都对准了同一个方向，更是根本就没有“矢志不移”那回事，正如我曾在别处开过的玩笑：“要是祖先们从来都不忘初心，我们到现在还只是一群猴子。”所以恰好相反，在由时运和机缘所组成的狂潮中，生命的船头从来都必须随时调整，除非有哪条船根本就不怕搁浅，或者干脆早已搁浅在那里了。而进一步说，在各种人生旅程的“船头调整”中，又由于生命的动能又各自不同——其中既包括个性、禀赋、寿数、出身方面的不同，也包括职业、修为、际遇、选择方面的不同——那些用来连接各个瞬间或环节的线索，才显出了各不相同的轨迹或曲率。
再综合起来，从本文所主的“前期与后期”来看，人生可能偏转的两个极点无非是，要么表现为高度“连续性”的，要么表现为高度“断裂性”的。——比如，让我们信手举出两首杜诗来看：其中*首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杜甫：《戏为六绝句》，《读杜心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41页。] 其中第二首是，“……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一》，《读杜心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57页。]几乎不待细品，我们就能循此而想到，老杜当年所反复吟哦、且啧啧称赏的，正是一个*符合儒学教诲、也是*沿着“连续性”的人生规范，得以把自己的生命慢慢打开的、且终将是渐老渐成的落熟过程。
尤其需要留意的更在于，一个人总归有限的生命历程，又会因为他对这种历程的独特感悟程度，尤其是他对生命晚期的独特自我意识，而留下*会因人而异的特殊烙印，乃至*不会雷同的“晚期风格”。还记得，有位大学同学轮到整数的大寿了，而在如此敏感的时间点上，他还敢大张旗鼓地来请客庆寿，自然有些“化悲痛为力量”的意思在。我遂特地为他挑选了一件礼物，那是个只有读书年代才用得上的、质量却又要好得多的笔记本，以勾起对于青春韶华的回忆。而在那个笔记本的扉页上，我还专门写下了这样的赠言：“须知年龄与阅历，正乃我辈之财富！”——毫无疑问，这样的赠言所收到的效果，自然是彼此扺掌大笑了，因为过来人都会一望便知，我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正是指一种“*儒家”的生命轨迹，也就是在逐步走过的人生旅程中，去渐次绽放开自己的生命，以展现并欣赏蕴藏其间的各种精彩。
可话又要说回来，真要是耗到了这样的生命时刻，你觉得主动也罢、被动也好，你要“化悲痛为力量”也好、“化腐朽为神奇”也罢，总是要对自己进行“盘点”或“数子”了。而且，果然把生命耗到了此时此刻，如果一个人曾经“少不更事”过，到了后期却又想“浪子回头”一把，那么，也是既可以说是“此其时也”了，也可以说是了“过时不候”了。正因为这样，除了极个别的“天纵奇才”的人物——还必须限制在某些特定的专业——比如像王弼、王勃或莫扎特，一般读书人的“生命晚期”，都意味着一个正待“集大成”的时期。朝积极的方面说，那正是必须赶着去及时收获的季节，宛如四季中已然色调斑驳、却仍自枝叶茂密的秋天，正像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他的诗中所说：
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
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刘禹锡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