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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画】
评论家曾经必须为自己放下身段去关注了一部小说而道歉,他们囿于尊严而不便对“别人疑心自己把太多注意力放在了这些小事上的问题提出异议,有时候还不得不为俯身迁就了公平的读者们而为自己辩解,这样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如果不能说小说所带来的喜悦得到了更加强烈或更加普遍的欣赏,起码也可以说,有理智、有品位的人们已经更加乐于承认小说的地位了。我们活到了今天,总算能够听到一些当代能干的学者和缜密的分析家对这个层次的文学作品中的佳作的优点所进行的认真的讨论了。
我们倾向于把这种变化更多地归因于作品性质的改变,而不是公众口味的改变。今天的小说可能并不比过去表现出了更多的才华,但它们包含了更实在的道理。它们不一定让读者们更加满意,但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羞于对小说进行评论了。
正如我们说过的,虽然这个新的小说流派起源于为人们提供消遣娱乐材料的矿井的枯竭和为了满足读者渴望多样化的必要性而踏上的一条没人走过的道路,但这种改变所带来的结果却比仅仅为了满足需求要大得多。当这幅好比是弗兰芒人的油画—这种对人物和事件的准确无误、毫不夸张的描绘—被引入时,可以说,实现了诺言,完美正确地描绘了普通生活的小说,就成了比其他同等或更高等级的文学形式教育意义大得多的作品了。它引导人们的判断,并提供一种虚构的人生经历。伟大的批评之父说过,诗歌(叙事的和戏剧性的诗歌)比历史更加富有哲理,因为后者只是详细记述实际发生的事件,许多部分都可能碰巧是普遍规则的例外,因此不能阐明普遍的原则;而前者让我们看到的,是在特定情况下一定会或可能会发生的事件,为我们展示出复杂的人类本性的画面,为我们提供了实用的智慧。显然,只有那些故事的盖然性表现得十分完美的小说才是如此,向寓言家而不是历史学家求教人类性格和行为的人,必须完全依赖前者的判断力和技能,相信他具有比讲求准确和真实的历史学家更罕见的才能。某些亲爱的读者以为自己的探究已经具备了亚里士多德所认可的“哲理性”(他们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时,或许会欣喜万分。不过,这样的欣喜得有所收敛,因为在小说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偶发的违背盖然性的事件,这些会降低小说作为真实生活模型的价值。一个人如果除了在小说中读到的东西外,对这个世界没有更多认识,他所形成的对事物的看法,很可能比只在中国茶壶上看到过狮子图画的人还不准确。
因此,人们一直在抱怨,小说并没有给出其声称模拟的真实画面,读者难以借此来适应生活中的真实场景和履行日常职责。我们认为,这种指责对于大多数在严格意义上可以被称为小说的东西来说,还有点道理,但对罗曼司却不适用。当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离我们在自己周围看到的东西很远的时候—甚至某种超自然的东西可能也出现了的时候—读者有时候就可能沉溺于想入非非之中,真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也难以让他记起自己在读的是什么。虽然他可能有点讨厌与他进入的仙境比较起来显得平淡无味的眼前的情景,但是他并不会丧失判断力,他的期望也不会被误导。他既不会担心在英国的海岸边遇到阿尔及利亚的匪帮,也不会把带他参观古城的女人看作一名女巫或被囚禁的少女的看守。但是对于另外的一些小说而言,情况却不是这样。这些小说除了所描述的事件不大可能发生之外,和普通生活没有太多的区别。读者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引导,翘首盼望自己习惯读到的那些幸运事件会侥幸降临到自己身上。不可否认,这些事情在真实生活中也有可能会发生。他感到有一种信心,觉得不管自己的行为有多浪漫,会遇到多大困难,自己都会像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会有皆大欢喜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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