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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达马西奥对于情感重要性的全新解读,重新定义了人类和世界,其学说的影响力和开创性堪比薛定谔和沃森对于现代生命科学的影响。

如果说《笛卡尔的错误》让大家重新认识了情绪,那么《万物的古怪秩序》则会大家颠覆对世界的认识。达马西奥大尺度、跨学科的思考方式非常具有启发性。

本书一部跨越神经科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里程碑式的反思之作。在长期的科学分裂之后,达马西奥开创了一种将科学知识重新统一起来的范式,这是一场新的科学革命的开始。


【内容简介】

《万物的古怪秩序》作者是世界公认的神经科学领袖、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安东尼奥·达马西奥。他在著作《笛卡尔的错误》中提出了情绪在理性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这一观点被广泛应用,使得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学的关注点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向,影响深远。

《万物的古怪秩序》是达马西奥“情绪与人性”五部曲的第三本,为读者绘制了一幅颠覆我们以往认知的万物的运转秩序图。本书把情感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将其置于人类与自然世界的核心地位。通常我们认为是理性、智力造就了我们现在的文化,但这本书告诉你,社会和文化的核心推动力其实是感受。达马西奥不仅对我们的情感做了拆解,讨论了思想和心智是如何根植于感受的,还重点揭示了这对艺术、科学、人工智能和人类未来意味着什么。

本书叙事宏大,视野广博,在回答了意识的诞生、生命的演化、科学与文化的发展等问题的同时,还将世界万物联系并统一在了起来。这种全新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生命、情感和文化起源的新方法,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


【作者简介】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Damasio)


【媒体评论】

你的感受造就独一无二的你,无数独特的你催生人类五彩斑斓的文明。《万物的古怪秩序》让你跟随你的感受,倾听你的内心,播种你的智慧,享受你的人生。

——周仁来 南京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达马西奥的研究令人震撼,但这些研究的伟大之处更在于:它本身只是通向更广阔世界的一把钥匙。这一点,我们也许需要时间去慢慢体会。就像80 年前的薛定谔,达马西奥也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在这个视角下,从自命不凡的人类到简单的生物,都将被重新理解和整合。能为本书撰写评论,是一位学者的巨大荣幸。

——宁向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我常常忘掉银行卡号,但是当手触碰到电脑键盘数字那一排时,手指就会自动敲打出号码来。这种身体对意识和大脑活动的参与和影响,正是达马西奥的重要发现。本书将我们一直以来忽视的非理性因素移到聚光灯下,让我们重新发现它们对于生活的非凡意义,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贡献。

——严锋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新发现》杂志主编

对一部分人来讲,本书可能有些离经叛道,但我认可此书的大部分结论。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生物体是算法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物体是算法参与的结果”“生物体和细胞不是代码串,它们是一些真实可感的物料”,这些观点都令人震撼。作者大尺度、跨学科思考问题的方式非常具有启发性。

——尹烨 华大基因CEO

在长期的科学分裂之后,达马西奥开创了一种将科学知识重新统一起来的范式。这种范式让心智的研究与生物和社会领域进行交流,超越了科学研究领域原有的多样性。这是一场新的科学革命的开始。

——曼纽尔·卡斯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名誉教授,社会科学和传播学领域“高被引学者”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自己的理性头脑是居住在机械化的身体中的。达马西奥打破了这一观点,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思想和心智是如何根植于感受的,人类文化的独特文化是如何被感受塑造的,以及这对艺术、科学和人类未来意味着什么。这是一本可以改变我们的思考和感受的书。

——约翰·格雷,牛津大学教授,《前景》杂志评选的当年世界10大思想家之一

这是一部大胆又重要的著作,达马西奥将大脑从高高在上的宝座上卸下,对传统神经科学的核心信条之一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引人注目,令人耳目一新。

——《自然》杂志

如果尼采读了这本书,他肯定会连声喝彩。在探索人类真正的起源这件事上,《万物的古怪秩序》是一项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胆成果。而人类的起源,事实上也就是所有生物的起源,是我们的感受。

——《卫报》

令人惊叹,发人深省,不管你是否同意作者的观点,这本书读起来都会很有趣。它将挑战许多人的固有假设和认识。

——《纽约图书报》


【目录】

推荐序 从理性和感性走向演化理性——序达马西奥著作五部曲中译本 VII

中文版序 探索情绪与感受的世界 XI

前言 感受开启人类文化传奇 1

部分 生命的秩序及其调节

复杂的脑促成了奇异非凡的人类心智,我们发明了笛子,能写诗,有信仰,征服了地球和太空。有趣的是:没有脑或心智的细菌也会捍卫它们的领地,会发动战争,会根据类似行为准则的东西来做出取舍;有“事业心”的昆虫能够建造“城市”,创建“治理体系”和“功能经济体”。

01 人类的状况 8

02 不似之处 27

03 内稳态,维持生命兴旺的机制 38

04 从单细胞到神经系统和心智 46

第二部分 组建人类的文化心智

如果你的感受不起作用了,那么你在对事件和物体做出审美和道德的分类时可能就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一旦它被移除,你将不能区别美丽和丑陋、愉悦和痛苦、高雅和通俗、灵性和粗鄙。

05 心智的起源 62

06 心智的扩展 73

07 情感世界 86

08 感受的建构 101

09 意识河流 123

第三部分 文化心智的形成与发展

人类文化的崛起既要归功于有意识的感受,也要归功于创造性智力。如果早期人类没有负向和正向的感受,那么高级的文化事业,如艺术、哲学探询、道德体系、法律和科学将缺乏一个初的推动者。

10 文化的诞生 142

11 医学、延长生命和算法 162

12 人类现在的状况 177

13 万物的古怪秩序 195

致  谢 205

译者后记 209

注释与参考文献 213


【前言】

探索情绪与感受的世界

多年以前,中国的研究者就已经听说过我所从事的研究,但这是我的重要著作首次由同一家出版机构出版,走近广大的中国读者。能拥有这次合作机会,我感到非常高兴。

这个系列一共收录了五本书,它们几乎囊括了我25年来的科研工作与思考。本是1994年首次出版的《笛卡尔的错误》,的一本是2018年出版的《万物的古怪秩序》。

在这两本书之间,我还出版了《感受发生的一切》(1999)、《寻找斯宾诺莎》(2003)以及《当自我来敲门》(2010)。

这几本书写了什么呢?相信读者们能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主旨:介绍人类心智,特别是心智在人体内部建构的方式。贯穿这几部著作,我秉持的基本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假如脱离了感受,就无法思考心智;假如不考虑躯体的存在,就无法思考感受与心智。这几本书的内容各异,它们反映了多年以来我的研究方向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同时也集合了神经系统及其工作原理的新发现。除此之外,在后面几部著作中,普通生物学和哲学会占据更多的篇幅。

《笛卡尔的错误》与《感受发生的一切》所描述的是情感世界,也就是情绪与感受的世界。这两本书让情感世界得到了公正的对待,在遭遇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忽视之后,重回主流科学之列。《笛卡尔的错误》关注情感,反对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只致力于研究所谓的“高级认知”,即知觉、学习、记忆、推理与语言的观点。我在这两本早期著作中并没有忽视这些研究主题,但我明确提出了情绪与感受是心理过程不可或缺的基础。两本书首次出版的时候,正好是现代神经科学开始对情绪背后的脑机制进行解释的时候。

《寻找斯宾诺莎》歌颂了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与人生,这位哲学家重视躯体与情绪,与笛卡尔所主张的观点相对立。在这本书里,我希望向这位特立独行、未曾得到应享赞誉的思想家致敬,感谢他对英美哲学及科学做出的贡献。因此,该书具有较强的个人风格。但这本书也增进了我们有关感受区别于情绪的神经科学的理解。

《当自我来敲门》致力于探讨意识。这本书整合了《感受发生的一切》中出现的观点,意欲从生物学的角度来探讨主体性现象。但它并没有穷尽意识这一主题的所有内容,当然它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会在《万物的古怪秩序》以及后续的作品中继续探讨意识这个庞大的主题。

《万物的古怪秩序》的英文版副标题意为“生命、感受与文化的产生”,这本书与《笛卡尔的错误》产生了奇妙的联系。它相当直接地探讨了我在《笛卡尔的错误》中提及的问题,当时,我首次提出这些问题,很是小心谨慎。这本书也实现了我在《笛卡尔的错误》的后记中许下的诺言,讨论了生物基础对文化建构的作用。《万物的古怪秩序》明确提出生理与文化的起源有关,即便是无脑的简单生物的生理。此外,它再次证实了我长年的研究工作所得出的一种观点,即单靠神经系统是无法建构心智的,身体的神经组织与非神经组织必须紧密合作,才能建构出被我们称为“心智”的基础,这种观点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明。

我希望我的中国读者能够拥有愉快的阅读体验。希望我在这几本书中所提出的事实与观点能激发大量的讨论,推动研究的发展,并引发更多的思考。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免费在线读】

感受开启人类文化传奇

这本书所讲述的是我的某种兴趣和理念。我对人类情感,即情绪和感受的世界迷恋已久,并花费了多年时光来研究它:人们为何以及是如何做出情绪反应,产生感受,并运用感受来建构自我的;感受是如何协助或阻挠人们实现其意图的;脑与身体交互从而支持上述功能的原因和方式是什么。我想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些新的事实和解释。

本书提到的观点非常简单:尽管感受(feelings)是人类文化事业的推动器、监督者和谈判者,但它并未因此获得应得的声誉。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地方在于人类已经制造出了数量可观的器物,展开了形式多样的实践,提出了丰富多彩的观念,这些构成了人们所共知的文化。人类文化包括艺术、哲学探询、道德体系、司法、社会治理、经济体制、技术和科学。

人类的文化过程是为何又是如何开始的呢?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会提及人类心智具有口头语言这种重要能力,也会提及人类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卓越智力等鲜明特征。对那些赞同生物学倾向的人来说,答案还会涉及发生在基因层面上的自然选择。我不否认智力、社会性和语言在文化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不言而喻,有能力发明文化的生物体以及他们在发明中所使用的特有能力,都是拜自然选择和基因传递所赐才出现的。我想表达的观点是:要开启人类文化的传奇,还需要另外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就是动机。此外,我特别要提的就是感受,其一端是疼痛和困苦,而另一端是安康和快乐。

拿医学来说,它是人类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医学是技术与科学的结合,它起源于从物理创伤、感染到癌症的各种疾病引发的疼痛和困苦,而与疼痛和困苦相对的则是安康、快乐和繁荣的前景。医学不是作为一种智力运动而开始的,它的出现不是为了锻炼一个人在诊断难题或解决生理学之谜时的智能。医学始于患者的具体感受以及早期医师的具体感受,包括但不局限于可能源于共情的恻隐之心。这样的动机保留至今。请所有读者都注意,看牙医和做外科手术的条件一直在改善。改进高效麻醉剂和提高仪器的精度背后的首要动机就是为了处理人们不适的感受。工程师和科学家在这项事业中功不可没,但他们的角度是带有动机的。药品和仪器行业的获利动机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公众确实需要减轻困苦,而这些行业则对此需求做出了回应。

推动人们追求利益的是各种渴望、前进的愿望、声誉乃至贪婪,而这些无一不是感受。如果不把感受视为这个文化过程的推动器、监督者和谈判者,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人们为开发治疗癌症或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同样,如果不考虑激发和抑制感受的不同网络,我们也不可能理解西方文化何以对治疗非洲的疟疾或管控无处不在的药物成瘾热情不足。语言、社会性、知识和理性是这些复杂过程的主要发明者和执行者,但它们一开始都是被感受激发的,感受执着于审核结果,并帮助协调以做出必要的调整。

本质上,我提出的这个观点是:文化活动始于感受,并且深嵌于感受。如果我们想理解人类境况中的冲突和矛盾,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感受与理性之间有利或不利的相互作用。

在生命的历史长河中思考心智与文化

人类为什么会分饰那么多种角色——受难者、托钵僧、欢庆者、慈善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圣人和罪犯、地球的伟大关爱者和试图毁灭地球的怪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艺术家建言献策,充分发挥他们的敏感性和直觉,因为他们常常能发现人类这出戏剧的隐藏模式;但回答同样需要来自不同生物学分支的专家的贡献。

感受不仅驱动了波文化洪流,而且它仍然是文化演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当我思考感受何以具有如此作用的时候,我找到了一种能够将具有心智、感受、意识、记忆、语言、复杂的社会性,以及创造性智力的人类生命与38亿年前的早期生命联系起来的方式。为了建立这个联系,我需要在漫长的演化史中为这些关键能力的出现和发展提出一个顺序和一条时间线。

我所揭示的这些生物结构和能力所出现的实际顺序违背了传统的预期,并且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是“古怪”的。至于该如何建构我喜欢称之为“文化心智”(cultural mind)的美丽工具,生命史中发生的这些事件告诉我们的与人类形成的常规观点并不一致。

当要讲述人类感受的实质和重要性时,我认识到,人类思考心智和文化的方式与生物现实并不协调。当生物体在社会环境中表现出让人印象深刻的聪明行为时,我们会认为那些行为一定是基于远见、慎思和复杂性考虑的,而这些都来源于神经系统。然而,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类行为也可以由一个单细胞(即生物圈诞生之际的细菌)生物凭借其简陋的装置来完成。“古怪”一词在描述这个现实时甚至显得太温和了。

有一种解释能够包容这些违反直觉的发现。这种解释利用了生命本身的机制和生命调节的条件。生命调节的现象通常用“内稳态”这一术语来指代。感受是内稳态的心智表达(mental expression),而在感受的掩盖下运行的内稳态是一条功能线索,它将早期的生命形式与身体-神经系统这组杰出的搭档联结在一起。这组搭档是具有意识和感受的心智出现的原因,而心智又是人性中鲜明的文化和文明出现的原因。感受就是本书内容的核心,而它们是从内稳态那里获得力量的。

将文化与感受和内稳态联系起来的做法加强了文化与自然的关联,也加深了文化过程的人性化。感受和具有创造性的文化心智是在一个很长的过程中组合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由内稳态引导的遗传选择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将文化与感受、内稳态以及遗传学联系在一起,这可以反驳一种日益深入人心的观念,即认为文化观念、实践和器物是超然于生命过程之外的。

很明显,我建立的联系并没有削弱文化现象一直以来需要的自主性。我没有把文化现象降低到只剩生物学属性,也不打算用科学来解释文化过程的所有方面。单靠科学是不能描绘出人类的全部经验的,因此我们还需要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帮助。

关于文化形成的讨论常常受到两个对立解释的折磨:一个解释认为,人类行为是自主的文化现象的产物;而另一个解释认为,人类行为是基因所表达的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我们无须赞同一个而反对另一个。人类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这两者在不同的情形中产生影响的程度和顺序有所不同。

说来也怪,在非人类的生物中探索人类文化的根源绝不会削弱人类的独特地位。每个人的独特地位都源自人类苦难和繁荣产生的独一无二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就呈现在我们对往事的追忆以及我们对不断预期的未来所建构的记忆的背景中。

这本书讲了什么

人类天生就是讲故事的能手,而我们发现,讲述关于万物如何起源的故事会给人一种强烈的满足感。对于讲述一种策略或一段关系,人类已经取得了合理的成绩,爱情和友情因此成为起源故事中的伟大主题。当转向自然世界时,我们却没有做得那么好,甚至常常很糟。生命是如何开始的?心智、感受或意识是如何开始的?社会行为和文化是什么时候首次出现的?解答这类问题并非易事。当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把注意力转向生物学并写下他的名著《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 )的时候,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的书名并不是《生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Life )。如果他看到这个题目,他肯定认为这会是一项愚蠢的差事。


【书摘与插画】

合作因智慧产生吗

如下两个事实暗示了本书的书名:个事实是,即使与人类的社会成就相比,我们也可以恰如其分地将早在一亿年前的某些种类的昆虫所发展出的那套社会行为、实践和工具称之为文化;第二个事实是,在更早的时候,很可能是几十亿年前,单细胞生物体就已经展现出符合人类社会文化行为某些方面的社会行为图式。

这些事实当然与传统观点不符,因为传统的观点认为,能够改善生命管理的复杂社会行为,只能出自已经获得高度演化的生物体的心智,即使它们的心智不一定要达到人类水平,但也必须足够复杂或足够接近人类水平,才能够产生这种复杂社会行为所需要的精妙能力。我所写的出现在人类历史早期的社会特征,在生物圈中是非常普遍的,而这些特征无须等到像人类这样的生物诞生才在地球上表现出来。这个秩序确实是古怪的,至少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

如果再深入思考一下,我们会揭示出这些有趣事实背后的一些细节,比如我们通常可以合理地将其与人类的智慧和成熟性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成功的合作行为。但是合作策略并不总是以聪明成熟的心智的出现为前提。这些策略可能与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它们并不比在两个细菌之间签订的相得益彰的条约更英明:一个爱出风头、自命不凡的细菌想要取代一个更大也更早出现的细菌,这两个细菌终打成了平局,而那个爱出风头的细菌后伴随在那个更早出现的细菌的左右。真核生物,即具有细胞核和像线粒体那样复杂细胞器的细胞,很可能是以这种方式走到生命的谈判桌边上的。

上面谈到的细菌还没有心智,更别说有聪明的心智了。那个爱出风头的细菌的表现好像是说,“当我们无法赢对方的时候,我们不妨加入它们”。另一方面,那个更早出现的细菌好像是在想,“我不妨接受这个入侵者,如果它对我有所贡献的话”。当然,没有哪一个细菌真会进行思考。这里不涉及心智反思,不涉及先验知识,不涉及诡计、欺诈、友善、公平游戏或外交调停。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完全是盲目的,并且是从这个过程的内部解决的,是自下而上解决的。回过头来看,这个选择对两边都有利。这个成功的选择是根据内稳态命令的要求所塑造的,但这并非魔法,除非是从诗意角度来说。它是由细胞中以及在细胞与环境的生理化学关系的语境中适用于生命过程的具体的物理和化学约束构成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算法观念也可以应用于这种情境。确保这种策略得以成功的生物体的遗传机制,会保留在后代的指令系统中。如果这个选择不成功,那么它就会遭到淘汰,从而埋葬在演化的巨大坟场中,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事实。

这个有趣的合作过程并不是孤立无援的。细菌可以根据细胞膜上的化学探测器感知其他细菌,它们甚至能够根据那些探测器的分子结构而将陌生的细菌与具有亲缘关系的细菌分辨开来。这是我们感官知觉的一种不发达的早期形式。相比基于表象的听觉或视觉,它更接近于味觉和嗅觉。

万物古怪的发生秩序揭示出内稳态的强大力量。内稳态的命令是不屈不挠的,通过反复摸索,它能选择出解决各种生命管理问题的自然可行的行为方案。生物体不知不觉地选择和屏蔽其环境中的物理成分和其细胞膜内的化学成分,并且不知不觉地提出了有助于维持生命和使生命变得更兴旺的优良解决方案。让人感到惊奇的一点是,当不同生物在生命形式复杂演化的其他点上的其他场合中遇到类似的问题时,它们会发现相同的解决方案。这种朝向特定解决方案、朝向相似图式和朝向某种程度的不可避免性的趋势,是由生物体的结构和状况以及它们与环境的关系决定的,显而易见,这些都依赖于内稳态。我所提到的这一切都出现在汤普森(Thompson)关于成长和形式(比如细胞的形式和结构、组织、卵壳等)的著作中。

合作和竞争在演化上就像一对孪生子,合作有助于选择那些展现出有效策略的生物体。因而,今天当我们为合作而付出一些个人牺牲,并把这种行为称为利他行为时,要知道我们发明这种合作策略并非出于我们的善心。奇怪的是,这个策略很早就出现了,而现在它已经有些陈腐了。事实上,肯定与之不同并且“现代”的策略是,当我们遇到一个可解决的问题(不管需不需要利他的反应)时,如今我们可以在心智中全面地思考和感受它,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自主地选择要采取的解决方法。现在我们有了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利他主义并承受随之而来的损失,也可以拒绝利他主义以免遭受损失,甚至暂时还会有所得。

利他主义议题始终是理解早期“文化”与完全成熟的文化之间区别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利他主义的起源是盲目的合作,但利他主义可以被解构,可以作为一种有意识的人类策略在家庭和学校中被教授。就像培养怜悯、钦佩、敬重、感恩等仁善的情绪那样,我们可以在社会中鼓励、练习、培养和践行利他行为。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这么做。虽然没什么能够保证利他主义总是行得通,但它可以作为一种通过教育而获得的有意识的人类资源而存在。

人们可以在“利益”这个概念中发现起源时的文化与高度发展的文化之间的对比的另一个例子。长久以来,细胞就一直在寻找利益,我的意思是,细胞会控制自己的新陈代谢以便产生积极的能量平衡。那些成功生存下来的细胞非常擅于营造积极的能量平衡,而这就是“利益”。但利益是自然的和普遍有益的这一事实从文化方面来说并不必然是好的。文化可以决定自然事物在何时是好的以及好的程度,文化也可以决定它们何时是不好的。贪婪也是一种自然利益,但在文化上就不是好的,这与戈登·盖科(Gordon Gekko)对“贪婪”的著名肯定主张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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