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史作家十年砍柴*力作，著名学者雷颐倾情作序，著名学者秦晖、马勇、于建嵘、余世存郑重推荐。
★分析历史，读破千卷，神交古人；评骘历史，贯通古今，洞察真相。
★家国与人情，世情与社会，从来平衡皆不易：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彭玉麟、刘坤一、刘锦棠、谭嗣同……
◆作者十年砍柴另辟蹊径，从家国与世情两个维度入手，以历史人物的人际交往为着眼点去细微观察和客观审视历史上的那些人、那些事，借一个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准确还原晚清王朝如何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历史路径，解锁了大清王朝历史终结的根源和迷局。
◆对于处在晚清历史上的那些重要人物，作者十年砍柴认为：若无对世情的体察和尊重，一味强调家国情怀、社会责任那样的大词，则面目可憎，不近人情；若一味地屈从世情，圆融处事，将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当作不合时宜的累赘，则不可能从流俗中卓然崛起，即使其社会地位再高，其人格也是猥琐的，不值得尊重。
◆在晚清王朝历史上，不管是晚清名臣曾、左、李等，还是诸多晚清历史重要时刻的“另类人物”如毓贤、连文冲、耆英等，这些人或多或少具有家国情怀，但他们无力挽救王朝衰亡的局面，有些人内心充溢的道义优越感，却反而害了家与国。
★随书附赠十年砍柴书法作品精美书签。
【内容简介】
《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是著名文史作家十年砍柴的新近力作。本书在晚清大历史的框架下从家国与世情两个维度入手，呈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彭玉麟、刘坤一等众多文臣武将的诸多历史细节，并从他们身边的朋友、幕僚等延伸开去看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深入探究家国与世情之于历史的影响和作用力，深度解析晚清王朝的命运以及个人命运的历史真相。
本书既书写了晚清名臣曾、左、李等，也书写了诸多晚清历史重要时刻的“另类人物”如毓贤、连文冲、耆英等。这些人或多或少具有家国情怀，但他们无力挽救王朝衰亡的局面，有些人内心充溢的道义优越感，却反而害了家与国。作者以历史人物的人际交往为着眼点，细微观察和客观审视历史上的那些人、那些事，借一个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尽量还原晚清王朝如何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历史路径，解锁了大清王朝终结的根源和迷局。
【作者简介】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湖南新邵人，著名文史作家，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任法制日报记者、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新媒体主笔等职，兼专栏作家、公号作者。出版著作有：《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2004年）、《晚明七十年:1573—1644，从中兴到覆亡》（2007年）、《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 》（2007年）、《闲话红楼：大观园的后门通梁山》（2009年）、《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个70后的乡村记忆》（2011年）、《自由与宽恕：曼德拉传》（2013年）、《找不回的故乡》（2014年）、《历史的倒影》（2015年）等。
【媒体评论】
从细节里观大局，以俗文体见雅才，于娓娓中言谔谔，处混沌世现清白。砍柴先生的晚清史话非常值得一读。
——秦晖（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面临的情势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传统中国面对“现代”的挑战，是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这种时代背景完全超出了几千年传统中国士大夫的经验范围。十年砍柴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来分析、评骘近代历史人物的。抓住了这个时代背景，对历史人物的分析述论就能入木三分。十年砍柴读史有一种贯通感，从《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到《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一以贯之。有此贯通，“70后”的十年砍柴方能读史论世如此成熟老道。
——雷颐（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过去四十年，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进步*的诸多分支少不了晚清史，不论史料发掘、解读，还是研究视角的调整，都较先前有了长足进步。晚清史越来越像学术，过去添加给晚清的那些不实之词渐渐被剥离出去，那些过去*脸谱化的人物也开始变得丰满，富有人情味。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时间的恩赐。十年砍柴这部新著适逢其时，既是晚清史进步的结果，也是进步的证据。书中涉及的诸多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祁寯藻、张之洞、刘坤一、李瀚章、郭嵩焘、康有为、谭嗣同、赵烈文、张謇、丁宝桢、许应骙、谭延闿、赵舒翘、刚毅、毓贤等，都是我们这一代知识人眼见着他们或从魔鬼变为人，或从英雄变为狗熊。岁月无情，书写者有情，十年砍柴这部新著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学术气息。
——马勇（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十年砍柴这本书，不同于许多历史书籍的宏大叙事，更多的是具体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感受。因此，历史在这里也就变得生动形象而有温度，读后让人感慨而难以忘怀。
——于建嵘（博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十年砍柴先生成名早，曾经影响过无数读者，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对他的写作抱有期待。这部《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是他近年读史的收获，他的“中年写作”自觉让我读来动容，我相信这也是雷颐先生称道的“贯通感”，只有如此读史，才不会只是猎奇和做谈资，而是让历史参与并校正当下的生活。
——余世存（诗人、学者）
【目录】
雷颐序：十年砍柴的“贯通感” / 001
自序：中年读史，如饮浓茶 / 007
*编 晚清名臣的家国情怀
大才赤忠难补天：曾国藩、李鸿章的共同悲剧 / 003
李鸿章为何成为“门生长”？ / 012
1892 年，李鸿章站在人生之巅 / 022
李瀚章：宗族的规矩，大哥还是大哥 / 032
曾国华：牢骚满腹的人福薄 / 035
故园好风水，何必葬扬州：有感于曾公吐槽魏源迁坟 / 039
李续宾：湘军*将被皇帝的瞎指挥逼进了绝路 / 043
国家不幸个人幸：左宗棠诗中的桃源胜景只是幻境 / 049
精通一行就有饭吃：从大哥教导诸弟的家信说起 / 054
佃户的权利：读曾文正公一则日记有感 / 056
从一封家书可窥太平天国爆发的必然性 / 059
肃六爷拿胥吏也没办法：咸丰九年户部衙门的火灾 / 062
君民末世自乖离：清代*后一位重臣的临终悲鸣 / 066
丁宝桢为什么敢杀慈禧的心腹安德海？ / 070
郭嵩焘：已中洋毒的大臣，朝廷怎么可能给谥号 / 075
刘锦棠：身为封疆大吏，为何不能探望健在的母亲 / 080
湘军威名血染成：读《湘乡试馆记》有感 / 084
第二编 管理与统治的迷局
清代地方官为什么那么害怕“京控”？ / 089
清代大臣死后朝廷的恤典很讲究 / 096
一件冤案引发朝廷和地方督抚在司法权上的角力 / 099
赵舒翘：为效忠太后背弃职业伦理，下场悲惨 / 104
连文冲：起草宣战诏书的大才子命运，也是一把夜壶 / 109
对官员的“团团伙伙”太后无可奈何 / 113
禹之谟迫使官员就范的招数太损 / 123
皇帝痛恨捐官，但这样的生意他不得不做 / 128
养贪肃贪的游戏：看咸丰帝怎样勒索高官 / 132
1853 年，中华帝国的三个男人 / 135
一项正规制度为啥走歪：以清朝户部报销制度为例 / 151
清末部吏索贿成风，老将军冲冠一怒没啥用 / 156
刚毅：《官场现形记》中频念白字的高官原型 / 160
“吃瓜群众”为何揪住国子监祭酒的小错不放手 / 164
看清末新政如何一步步得罪社会所有阶层 / 167
明清时的犯官不能想死就死：自杀也须君所赐 / 173
清朝如何京津冀一体化：保定做了近三百年首都副中心 / 176
第三编 世情与人情的秘密
理学名臣也不喜欢“痴肥”的大妞 / 181
新翰林恳亲之旅的利益交换 / 184
以身作则是父母教育子女*好的方式 / 189
这才是生死之交：读郭嵩焘写给江忠源的诗有感 / 193
从刘坤一向荣禄请托可窥大权仍然在中枢 / 197
张之洞的遗折得罪了人导致谥号降格 / 204
不读书的人在张香帅手下做官很难混 / 207
商人买顶官帽有何用：以清代一件命案为例 / 211
“反三俗”的巡抚养了个“坑爹”的儿子 / 215
张謇的知权善变和左孝同的不识时务 / 219
祁寯藻给曾国藩使绊子的猜想：恨天对其弟不公 / 226
族群矛盾酿大祸：一场看戏起哄引发的惨剧 / 230
师道尊严有条件：从一位遗老忆师恩说起 / 234
光绪帝大婚，维多利亚女王竟然来“送钟” / 238
俞明震：在《苏报》案中放水，积德荫及子孙 / 241
英雄怕见老街坊：许应骙为什么讨厌康有为？ / 245
匡超人的成功学：纯朴青年进城要如何才有出息 / 250
第四编 末世不济运偏消
才与位错配的悲剧：郭嵩焘与左宗棠交恶 / 257
起点高的张集馨，为何却做不到封疆大吏？ / 265
人间不值得：叹息庚子事变中高官被冤杀后两个细节 / 270
唐际盛为何被曾国荃一封密折罢官回家？ / 274
在常州，想起清末两位清醒者——赵烈文和赵凤昌 / 280
光绪年间，兰州城有两位湘籍公子——谭嗣同和谭延闿 / 284
洞庭波送一僧来：忍辱负重为佛法的寄禅法师 / 287
赵烈文：一眼看穿大清的“中兴梦” / 292
毓贤：一位自以为是而误国的清官 / 296
康有为若听从建议弥合帝后关系，变法结局将如何？ / 300
第五编 走不出的历史困局
天朝不跟蛮夷一般见识：曾国藩日记中的鸦片战争 / 309
日本“大河剧”中中国与中国书背后的历史真相 / 312
“日本通”黄遵宪的悲剧：惊扰梦中人 / 315
李经方如何做了日本天皇的“驸马” / 320
逼别人当烈士可耻：比较王炎午和曾广河的选择 / 325
耆英的悲剧：在皇帝和洋人之间两头哄骗 / 330
洗冤何以难：大错掩盖小错滚雪球 / 336
滇西北百余年前一个教案的复杂政治光谱 / 344
从举子应试看帝国的统治成本 / 348
江南士子被逼出来的“冒籍” / 352
慈禧太后其实很喜欢洋货，洋制度除外 / 356
被时势逼到死地的赵尔丰 / 360
【免费在线读】
雷颐序：十年砍柴的“贯通感”
说起李勇，没有几个人会知道；但相反，李勇又太有名，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甚至认识好些个李勇。这个名字，实在太普通太流行，有太多太多的李勇。不过，十年砍柴只有一个，且因《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而“狠狠”地出名，但很少人知道他的原名也是流行得不能再流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李勇”。
快十年了，当初我读《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惊讶于作者从梁山泊中能读出那么深刻的“规则”与“世界”，而且这些和现实的“规则”与“世界”颇有内在关联。对“字缝”的解读如此老道，非有一定阅历不可。后来，我认识了十年砍柴，使我更为惊讶的是，原来他是位经历并不丰富复杂的“70后”。经历不丰富复杂而知人论世颇深，可见作者的才华与识见非同一般。
十年砍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但其对历史却深感兴趣和极力专注，《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便是他读中国近代史的深刻感想和领悟。
说起中国近代史，我们马上会想起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一干安邦治国的大臣。他们都不是武将出身，都是中年以文臣典兵，平定了世界历史上规模*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如果仅仅是“平叛”，稳定了王朝政权，他们的功名不过如此。因为中国历史上文可安邦、武可戡乱的大臣，从汉朝的萧何开始直到清代的陶澍这代名臣，并不乏人。这些大臣治国平天下的“天下”，数千年不变，要解决的问题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内部的问题，有过去的经验可循，以史为鉴“度数”甚高。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面临的情势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传统中国面对“现代”的挑战，是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这种时代背景完全超出了几千年传统中国士大夫的经验范围。
十年砍柴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来分析、评骘近代历史人物的。抓住了这个时代背景，对历史人物的分析述论就能入木三分。诚如他所说，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是在帝国应对世界之大变局全面失败中总结教训，并一点点适应的。他们的“过人之处是尽管他们青少年时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他们不保守、不僵化，气度恢弘，心胸开阔，善于学习。在镇压太平军中，他们先从军事技术上向西方学习，办军械厂，从而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帷幕”，是“中国近代化*早的重要开拓者”。正是在与洋人打交道中，曾国藩、李鸿章逐渐了解并尊重当时通行的国际外交准则，痛苦、艰难地走向世界。
当时的世界是炮舰横行、列强欺凌的世界，“前现代”的中国不得不屈辱地一次次与已经“现代”的列强打仗、打交道。身处这样的世界、这样的时代，“曾国藩、李鸿章对朝廷和皇帝的尽忠，比起历代的忠臣更加沉重，更加难为。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把个人生前死后的毁誉置之度外，说白了就是要有给太后和皇帝背锅的觉悟”，但“曾国藩、李鸿章处在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位置，他们已经做到极致了。他们无法突破传统帝制的政治架构，无法突破必须听命于君主的天条，‘大才赤忠难补天’，只能做老大帝国那座旧房子的裱糊匠修修补补，为清廷延续一些寿年而已”。这确是他们的悲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位极人臣，历史的灯光一直聚焦着他们，但还有一些曾起过重要作用的小人物，却长期不被重视。不过，十年砍柴却没有放过这些“重要”的小人物。比如连文冲，估计没有几个人知道，但庚子年间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向国内发布的“战争动员令”，事实上是向十一国的宣战诏书，就是这位军机处章京起草的。更重要的是，据说他还起草了那份使慈禧太后极为恼怒、促其*后做出开战决定的“归政照会”。慈禧太后有意废掉光绪帝，以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取而代之，但阻力不小。载漪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向列强开战达到尽快送子入承大位的目的，于是伪造了一份洋人要求慈禧太后把权力归还给光绪的“归政照会”，以刺激慈禧太后。清廷公开宣布开战后，大概是为了让假“照会”不要露馅，连文冲被外放为江西赣州府知府。1902 年1 月，与列强已经议和成功，慈禧和光绪回到北京后严惩了一干支持义和团、主张开战的大臣作为自己的替罪羊，并发布上谕：“上年拳匪内讧酿成巨祸，皆由无知之王大臣，纵庇邪术，挟持朝廷，职为厉阶。其罪固无可逭，而当时愚妄之徒，逢迎附和，与该王大臣等此呼彼应，议论嚣张，淆混观听，实属贻害国家。虽情节轻重不同，要亦难逃洞鉴，自应一并惩创，以肃官常。”连文冲虽然远在江西赣州，但慈禧并没有忘记他，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惩处。——用十年砍柴的话来说，他“也是一把夜壶”。
除了“家国”，十年砍柴还关注“世情”。湘军悍将刘锦棠，家境贫寒，其父在湘军成立之初就参军谋生。不久，父亲战死岳州，母亲彭氏因生活所迫而改嫁，时年刘锦棠才十岁。在祖母的抚养下，长到十五岁的刘锦棠怀着为父亲报仇之志也参加了湘军。他作战勇猛且有智谋，一路升迁，特别是随左宗棠进军新疆后屡建奇功。左宗棠写信夸赞他，“未及三旬，连复四城，兵机神速，古近实罕其比。麾下威名震于海宇，自至收复西四城，俄、英诸族
益知所惮”。1884年，清廷批准新疆正式建立行省，设甘肃新疆巡抚驻迪化，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巡抚。1889 年，刘锦棠八十五岁的老祖母中风倒地，躺在病榻上念着孙儿的名字。他上书引用李密的《陈情表》，诚恳地请求朝廷准假探亲，这一次朝廷终于批准了。刘锦棠衣锦还乡，自然在故乡引起极大的轰动，更是刘氏家族的骄傲，可他却不能去探望还健在的母亲。“因为根据湘中一带的礼法，‘孝子不养下堂母’。‘下堂’即改嫁，乡俗认为丈夫死后，妻子撇下儿女改嫁，是对丈夫的不忠，是对儿女的不负责任，所以儿女成人后哪怕再有出息，也不得供养改嫁的母亲。身为封疆大吏的大英雄儿子刘锦棠回故乡了，与刘锦棠故居隔一条小河的母亲不能过来看儿子，儿子碍于礼法也不能过去探望母亲，母子俩只能隔河相望。”这就是当时的“礼法”“世情”。刘锦棠因作战勇猛而官居巡抚，却无勇气突破这种“礼法”、这种“世情”。如此，“传统”的赞扬者当会称颂他不因官高位重而破坏“礼法”，而“传统”的批判者则认为这恰是“礼法”严苛甚至“吃人”的体现。
不仅如此，细心的十年砍柴还从曾国藩一则短短的日记中窥探到“佃户的权利”。1839年初春，中了进士并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曾国藩回到老家湖南湘乡循例休假，他认识的一位朱姓地主托他到县城里疏通官府，帮自己和彭姓佃户打一起租佃官司。朱某原来的田租给了一位彭姓佃户耕种，后来想换给姓易的新佃户耕种。朱某事先已经与彭某说好，并支付了三千钱（道光年间大约一两多银子）做补偿，而彭某也已同意签字画押。但当新佃户来耕种
时，这位姓彭的旧佃户却又来阻止。一个佃户竟然敢和东家对抗，让东家不得不请出翰林曾老爷来打通官府，委实与我们从前的认知不一样，“这可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受剥削受压迫的佃户怎么敢这样呢？地主怎么这样窝囊？”同是湖湘农家出身的十年砍柴马上想起小时候他爷爷给他讲的一件自己亲身经历之事，甚有趣味且甚有意味。恕我在此略作介绍：他爷爷年轻时租种了邻村王九老爷的几亩水田，每年交租足额而及时。在秋收的时候，地主一般
会巡视其佃户种的田地——担心佃户偷藏稻谷。佃户对巡查的地主当然很是巴结，杀鸡杀鸭招待。可王九老爷到了他爷爷家，他爷爷全不当回事，吃饭时连个鸡蛋也没有，只端上了一碗咸菜和一碗米饭。无论王九老爷怎么暗示，他爷爷就不当回事。*后王九老爷发飙了，饭也不吃了，临走前扔下一句话：“明年，这田你别种了。”意思是，强行退佃。他爷爷回敬一句：“好吧，我看谁敢接着种。”果然，退佃以后，没有新佃户敢接手他爷爷耕种的田地。原因很简单，他爷爷并没有违背按照收获的一半交租给地主的约定（地租比例，各地和各个时期可能不一样。他记得祖父说过当时东家和佃户对收获的稻谷是对半分），仅仅是因为佃户招待不好东家，东家就退佃，违反习惯法，没人敢接盘。果然，开春时，眼看几亩好水田要荒芜的王九老爷又来找他爷爷，求他爷爷再耕种下去。从曾国藩日记到他爷爷的叙述，足以证明湘中佃户确实不是逆来顺受的。更重要的是，佃户可以主动退佃，不种东家的地，而东家不能无正当理由收回佃权。这种对佃户权利的保护，实质上是为了保障社
会稳定。这种习惯法的“世情”，确实有约束力。
读史能随时想到“我爷爷”，这是一种贯通。这种贯通感，从《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到《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一以贯之。有此贯通，“70后”的十年砍柴方能读史论世如此成熟老到。
雷 颐
2020年1月己亥季冬于北京方庄
自序：中年读史，如饮浓茶
这是一本我无意中写出来的书。
在过去的十年里，父亲和母亲先后患重病，数次住院治疗，且在不到三年之内，相继谢世。父母在世，我从未意识到自己已不再年轻，因为心中尚有一份童真气；父母俱亡，我一下子就觉得自己不再是以前的我了，岁月如流、马齿徒长的中年心态日益浓烈。
因为父亲和母亲多年患病并接踵而逝，所以我在过去的十年内必须一次次返乡。得益于中国交通条件极大改善特别是北京到湖南的高铁开通，我的返乡较之以前变得更便捷。从2010 年春天父亲患病住院，到2015 年4 月父亲去世，再到2018年1月母亲去世，这些年中我每年要回湖南六七次。从十八岁负笈北上，离乡三十年间，近些年和故乡的关系*为紧密，因此我便有意识地留意乡邦文献，关注湖湘近世人物，撰写一些解读湖湘人物和湖湘文化的文章。
在写这类文字时，我认识到，近世湖湘人才辈出、蔚为大观，必须放在整个中国社会数千年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也就是说，仅囿于湖南一隅，是看不清庐山真面目的，只能感叹其事功之大、际遇之好或性格之坚韧、才华之突出。此类观感，直如乡下小孩看戏，喜欢其情节曲折、场面热闹和人物个性鲜明。
湖南从一处三面环山、北当大湖的闭塞、落后之地理单元，近世成为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发生深刻影响的省份，举世瞩目的政治、军事、文化人物如井喷泉涌，于大寂静中应时而出。这当然有其时代之因缘，如俗话所言“时势造英雄”，他们搭上了历史的便车。人们所共知的这趟历史的便车是太平天国起事。洪、杨大军离开广西，向北逐鹿，湖南首当其冲。太平军入湘，给湖南士人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和机遇。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和清廷的长沙
攻防战，就如敲响了大戏开场的锣鼓，一个个湘籍人物闻声而鱼贯上台。
但是，在同样的历史机遇面前，为什么有人脱颖而出，有人寂寂无名，有人半道折翼，除了才华、能力的差别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运气因素外，我以为一个人能否将自己的人际关系转化为助力至关重要。一个人不可能凭空长大，也不可能平白无故成功，他是在自己所处的人际网络中一点点前行，寻求突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的这个著名论断，用在中国社会尤为精准。中国古代是以血缘、宗族为核心的家国同构社会，单个的人结成一个群体做事，很自然地以血缘、姻亲和地域为纽带。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历史巨变中，左右历史进程的人物总是以某地为基础成集群地出现，如汉代的丰沛旧友，隋唐的关陇集团，明初的淮左老兄弟。读史或者看以历史故事为底色的小说或戏曲，重要人物的结识和订交总会被浓墨重彩地书写，如《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和“隆中对”，《水浒传》中的李逵初见宋江。这其实就是一个人在人生重要关头，其人际资源获得了提升和重组。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阅读晚清湖湘人物的史料时，喜欢以人际关系为切入点去观察、分析，进而从湖湘旁及其他地区的人物，挖掘和梳理他们的一辈子从家族到江湖，从本土到外地，对其影响*的社会关系是什么。譬如曾国藩，影响其一生重要的人际关系，首先是他通过科考成为进士，并选为翰林庶吉士，进入清帝国*精英的社交圈子里——他的座师是道光朝政坛*大佬穆彰阿，他在诗酒征逐中结识的都是大清官场的重量级人物或“潜力股”；而在与太平军交战处于焦灼期时他苦苦支撑中，其九弟曾国荃出山募兵，急兄弟之难，曾国荃的“吉字营”成为他后来*为倚仗的嫡系力量。再如李鸿章，他能考中进士、入翰林院是他人生极为重要的起点；而因为他父亲与曾国藩是会试同年，他得以拜曾国藩为师，为后来的功业埋下重要的伏笔；当他遭遇人生低谷、彷徨苦闷时，已经为曾国藩的湘军办理几年后勤的大哥李瀚章及时点拨，为其指明道路。
人总是活在人情世故之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升斗小民。只要是有血有肉的人，对别人总会有分别心，会分亲疏远近，会有好恶之感，因此我颇能理解太后和皇帝为什么习惯用佞臣，大官喜欢用同乡和门生，这是普遍的人性使然。
杰出的人物或者位高权重者，他们不仅仅活在世情之中，其行为对国家、对社会、对时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管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他们的言行，与家国之祸福大有关系，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身上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谭嗣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彭玉麟、刘坤一、刘锦棠、刘铭传这类人物自不必说，即使在高层政治角逐中因为私情而做出了颇受非议举动的大僚，如身为帝师的翁同龢，其基本底色是大清的忠臣，主观上希望国家强盛，摆脱内忧外患。包括一些触发“庚子之祸”的守旧派大臣，如徐桐、刚毅、赵舒翘、毓贤等人，他们的下场很惨，他们的认知和行为现在看来很可笑、可恨，而在当时他们何尝不自认是为了江山社稷那样做，内心充满着道义优越感。他们处在高位，昧于大势、颟顸糊涂的“家国情怀”反而害了家与国。
以“家国”和“世情”两个维度去品评晚清大变局中的人与事，我断断续续写了一些读后感，发在微信个人公众号（“文史砍柴”）上与朋友分享。我不是在写历史类专业文章，所以不关心自己那些想法有无学术价值；也不想迎合眼下自媒体读史“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潮，以此来吸引粉丝。我的这些写作，确切地说是一个中年文史爱好者的内心自我观照。人年少时多喜欢读诗歌和小说，因为诗是情感*直观的表达方式，小说的情节曲折生动，
而读史是需要有一定人生阅历的。同样的一位历史人物和一个历史事件，少年时和中年时去看，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年少时爱憎分明，喜欢对历史人物进行简单的褒贬。到中年后，有着较为丰富的人生经历，见过许多事，结识过形形色色的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方才有一份从容与冷静的态度，才能理解一个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种种复杂性，如品一杯茶，几道冲泡，其浓淡与悠远，需要细细品味。
如品茶一样去读历史，我自己似乎回到了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我常反躬自问，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我和某公，若在一百多年前相遇，我们怎么交谈？有可能结交为朋友吗？对某一件事，若换作我，能处理得更好吗？左宗棠所言“读破千卷，神交古人”的人生状态，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对于那些历史人物，若放到当下，我当然会有情感层面的直接判断，可敬、可爱、可怕或可怜。我喜欢可敬又可爱的人物，这样的人能在家国与世情两端达到平衡。若无对世情的体察和尊重，一味强调家国情怀、社会责任那样的大词，则面目可憎，不近人情；若一味地屈从世情，圆融处事，将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当作不合时宜的累赘，则不可能从流俗中卓然崛起，即使其社会地位再高，其人格也是猥琐的，不值得尊重。
这些文章在我的公众号上引起不少朋友的肯定与赞扬，他们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也在留言中常不留情面地指出文中的错讹处，或就一些观点与我辩论。感谢这些绝大多数未曾谋面的朋友，在与他们的互动中，我获益良多，也有了继续阅读和写作的动力。因文章是在不同的时间有感而作，其篇幅长短不一，我也没想过要结集出版。谢惠是一位勤奋而专业的编辑、出版人，她和我曾同事几年。她读了这些文章后，建议整理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承蒙其不弃，我想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也许我的孔见能博得读者茶余饭后一哂，便答应下来。这本书的选题、编排、整理，谢惠费心力颇多。同时，特别感谢雷颐先生拨冗为本书作序。雷先生是湖湘籍前辈学人，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成就，海内公认。我定居北京后，有幸识荆，时常向雷先生请教，有问必答，言无不尽。雷先生在大序中夸我解读历史有“贯通感”，实在是过奖了，我就当作前辈学人对后辈的勉励吧，且愧且受之。
今年是农历庚子岁，新春伊始，新冠病毒大疫荼毒全球，我禁足于北京一个小区内整理书稿，看窗外的树木由枯枝变枝叶嫩绿，进而深绿，院内的各种花儿也循时序吐蕾、绽放，再凋谢。心有所感，口占一绝，权当描写中年读史的心境吧：
早岁读诗如饮酒，中年阅史似喫茶。
倚窗忽见三春尽，空负满庭桃李花。
十年砍柴
2020年4月庚子季春于北京定福家园
内文样张
大才赤忠难补天：曾国藩、李鸿章的共同悲剧
清朝咸同年间太平天国和湘淮军之间的战争，总体而言，这是一场民族的悲剧，是中国历*大的内战之一，有上千万人为之丧生。战死的双方士兵，几乎都是普通百姓的儿子，还有更多无辜平民死在战火之中。主战场在长江中下游当时中国经济*为发达的地区，经济、文化因之受到了巨大的破坏。
对双方重要人物和这场战争原因做评价，我以为不能简单的褒贬，更不能因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做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烈的判断。陈寅恪所言“同情之理解”和钱穆所言“温情的敬意”，或许应是我们看待这场大事件中的历史人物合适的态度。
首先要肯定太平天国起义的正当性。在统治阶层腐化堕落，中华大地民不聊生的情形下，老百姓揭竿而起就是“造反有理”。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对广大百姓来说，更是如此。至于后来太平天国高层腐化，出现了残酷的内讧，那是另一个问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洪秀全、杨秀清以“拜上帝教”作为整合、动员的工具，亦可以理解。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往往以神秘宗教来动员，如“五斗米道”“天师道”“明教”“白莲教”，等等。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几大沿海城市被迫开放门户，基督教大肆侵入，这个时代的底层知识分子洪秀全取外来宗教之鳞爪和中国底层社会的神巫传统结合，改造出一个意识形态和组织机制合一的动员武器，岂非正常之事？
从另一方来说，湘、淮军的领导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他们都是受儒家文化教育长大的士人精英，而曾、胡、李三人还是翰林出身。他们忠于清廷，挺身而出保卫名教，亦是尽他们的本分而已。在曾国藩出生时，清朝统治中国已近二百年，大清皇帝已经续接了中国帝制时代的道统，所以曾、左、李他们已经没有必须反抗异族统治的历史包袱了。如果他们忠于大清王朝是民族败类的话，那么此前所有出仕为官的汉族士人是不是都要被否定？那后来梁启超等人建构的“中华民族”概念又何以立足？
因此，曾、左、李他们忠于清朝、保卫道统也具有正当性。
因缘际会，李鸿章独领一军去支援上海，从此一飞冲天。淮军因此而起，李鸿章的功业甚至超过了老师曾国藩。
对曾国藩的提携，李鸿章可以说做到了投桃报李。虽然羽翼丰满的李鸿章和曾国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分歧，但李鸿章能在事理层面上向老师作解释和说服，在姿态上对老师维持着尊重。在关系到曾氏兄弟核心利益的大事上，李鸿章很知趣。譬如，在曾国荃围困金陵城数年却迟迟不能攻克时，李鸿章的淮军已经收复了金陵东面的苏州、常州后，清廷命令李鸿章率军西进和曾国荃的湘军吉字营合攻金陵。但李鸿章知道金陵是曾老九的禁脔，如果他来合攻是公然抢功，会成为曾氏兄弟的仇敌，于是便想各种托辞向朝廷敷衍，终于成就了曾九帅的军队独自攻陷天京（今南京）城的首功。金陵攻占后，曾氏兄弟分别获得侯、伯爵位。为此，曾国藩对李鸿章说：“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
对比另一个出自曾国藩幕府的封疆大吏沈葆桢，李鸿章对曾国藩可谓十分仁义了。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办事能力很强，经曾国藩大力保举，一路平步青云。后来，沈葆桢做到了江西省巡抚，于是“屁股决定脑袋”，马上和管辖江西的两江总督曾国藩闹翻，原因是扣留江西应解给湘军的银两，而且绕过曾国藩直接疏通户部。由此，湘军上下说如果朝廷开“绝无良心科” 的考试，沈葆桢肯定是状元。
在清代近三百年的统治中，曾国藩、李鸿章师生两人无论是才能还是对清廷的忠诚，应该算得上十分突出的。然而在那样的体制中，大才赤忠难补天，这又是曾、李师生两人的共同悲剧。
曾国藩和李鸿章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他们的事功放在中国秦以后的历史长轴中衡量，亦做到了人臣的*，能与郭子仪、李光弼、王阳明等人相埒甚至过之。曾国藩是中国帝制时代*后一个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物。曾、李二公早年中进士，入翰苑，达到了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等级；中年以文臣典兵，平定了规模*的一次农民起义，而对清廷来说，此二人领导的湘、淮军延长了五十多年的国祚。
与古代中国那些“文可安邦，武可戡乱”的大臣相比，曾国藩、李鸿章面临的情势很不一样。此前的历朝大臣，从汉朝的萧何开始，到清道光年间陶澍这代名臣，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的问题，是帝国内部的问题，可以史为鉴，有经验可循。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时势大变，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都完成了近现代化的转型，国力大增，进而雄心勃勃向外扩张，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东方帝国的大门。面对如李鸿章所言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超出了传统中国士大夫的经验范围，无论是尊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还是曾国藩的座师穆彰阿，应对都是失败的。
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是在帝国应对世界之大变全面失败中总结教训，一点点适应的。曾、李师生二人的过人之处是，尽管他们青少年时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他们不保守、不僵化，气度恢弘，心胸开阔，善于学习。在镇压太平军中，他们先从军事技术上向西方学习开办军械厂，从而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帷幕。李鸿章比他的老师曾国藩更进一步，淮军很早就开始学习西方军队的操练和管理模式。
在与洋人打交道中，曾国藩、李鸿章逐渐了解并尊重当时通行的国际外交准则。曾国藩生前所办的*后一件大事，是批准容闳关于选拔幼童去美国学习的建议。可以说，从产业、外交到科技教育，曾、李师生二人是中国近代化*早的重要开拓者。
历史上能臣不少，但做到赤忠的能臣并不多。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对他们服务的朝廷和皇帝，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然，在曾、李所处的时代，爱国和忠君是不可分的，尽管“行道”与“忠君”有矛盾，但为江山社稷、为天下黎民尽己所能，必须以“忠君”为前提。
在列强欺凌的时代，曾国藩、李鸿章对朝廷和皇帝的尽忠，比起历代的忠臣更加沉重，更加难为。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把个人生前、死后的毁誉置之度外，说白了就是要有给太后和皇帝“背锅”的觉悟。
曾国藩受命去处理天津教案时，正当其声誉如日中天，德行、事功天下士民景仰。从保定赶赴天津之前，他就知道这个差事太难了，既不能不负责任地硬怼法国引起战争；又不能把仇外的爱国士民的怒火引向太后和皇帝，他能做的只能是牺牲自己的名节。同治九年（1870）六月，曾国藩刚到天津着手处理教案，他在六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日办一咨文，力辩外国无挖眼、剖心之事。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可见，他对办理教案将影响自己的清誉已经料到了。
曾纪泽《使西日记》记载了他被任命为驻英国、法国钦差大臣后拜别慈禧太后时两人的对话，其向太后讲到当年其父受命处理天津教案如何忍辱负重，替国家保全大局。兹节选如下：
慈禧太后：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曾纪泽：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在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作为手握重兵的汉族大臣，曾国藩尽心尽力为清廷做事，但他依然要受到皇帝及太后的猜疑和其他大臣的暗算、掣肘。可见，在大清官场那个酱缸里，要做一件事是何等的艰难。曾国藩晚年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感叹：“师历年辛苦，与贼斗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斗者不啻十之五六。”也就是说，曾国藩大部分精力不是用来与造反的太平军、捻军斗争，而是与体制内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斗争。对此，曾国藩有过愤怒，有过想撂挑子的想法，但*终都能坦然承受，以“好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态度待之。曾国藩曾经写过一副对联自警：“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对此，他在日记中解释道：“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意即不管身处何种境地，都要如同春天一样保持生机盎然，努力向上；无论遭遇怎样的磨难，都要坚守自己的骨气。
尽管李鸿章处理事情比曾国藩更加圆通，但大体上说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不计毁誉做事是延续师门一脉的。与前述曾国藩那副对联对应的是，李鸿章也写过一副对联自勉：“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李鸿章显然是得了老师曾国藩的心法，只是牢骚表达得尤为明显，不如曾国藩那样含蓄。经过天津教案的折磨，曾国藩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骂名满天下，旧疾常常复发，不时头晕、失眠，一只眼睛失明。他拖着病体强打
精神做事，很快油尽灯枯，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午后在两江总督衙署突发疾病而逝。曾国藩去世这天早晨，他起床后写了一段日记，这是他留在世上*后的文字：
晨起，书：“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惭悚何极。”
这段文字流露出曾国藩有些许的厌世情绪，死对他来说是个解脱，千钧重担终于卸肩交给了弟子李鸿章。
李鸿章面临的局势比曾国藩更为险恶和复杂，他活了七十九岁，寿则多辱，所受到的非议和背的黑锅也远比老师多、比老师重。
李鸿章一生背的*的黑锅是对日“甲午战争”战败，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败，作为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际统帅，李鸿章当然要负责任，但我以为不应负主要责任。当时的清朝还是前现代国家，政府和军队的组织形式、动员能力以及具体战略战术、武器装备，无法和经过明治维新而实现近代化的日本相比，所以此战必败。李鸿章的畏葸避战，尽量以外交方式斡旋、拖延，是当时不得已的法子，也是*为现实的应对方式。可在志大才疏、血气方刚的光绪帝和他那位善于弄巧、对湘淮军成见很深的老师翁同龢，以及不知道中日战争能力差距、善于打口炮的“清流派”官员强力推动下，李鸿章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去。
战败后，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去马关签约，忍受人生*的侮辱，差点被日本刺客杀死。在当时的情形下，李鸿章讨价还价，尽*能力在赔款、割地诸方面使清廷避免更大的损失，后来还运作三国干涉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可这样换来的是“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天下诟詈，而促成浪战的“清流派”大臣倒是被人称颂为不畏强敌的爱国者。
背着甲午战败的黑锅，千夫所指的李鸿章不得不以“谢罪”的姿态，卸掉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去广州做两广总督。此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双核心”的清廷不断作死，一个昏招接着一个昏招：先是“戊戌变法”失败，太后、皇帝母子彻底闹翻；然后是太后重用义和拳来“扶清灭洋”，引发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两宫仓皇西狩。这时候，他们又把大清*“背锅侠”李中堂请出来了。已是衰朽老人的李鸿章北上京师，呕心沥血和列强谈判，从列强要求的十亿两白银赔款减少到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赔款，总算保住了太后的面子和避免大清被瓜分。李鸿章代表清廷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后，身体和精神彻底垮了，不久后在屈辱中去世。
据李鸿章的得力助手周馥回忆，他得到李鸿章病危的电报后，急忙从保定赶往京师贤良寺李鸿章的病榻前，当时李已身着殓衣，呼之能应，嘴巴却不能说话。周馥在其耳边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听了这话，李鸿章流出两行清泪，闭上了双眼。周馥后来写诗《感怀生平师友三十五律》挽悼这位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乡前辈李鸿章：
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
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
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
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
同为曾国藩门生的大学者俞樾，写给李鸿章的挽联上联曰“一个臣系天下重轻，使当年长镇日畿，定可潜消庚子变”。这当然只是俞曲园先生一厢情愿，认为如果继续让李鸿章留在京畿当直隶总督，就不会发生“庚子事变”。老太后发起疯来，连她信任的满族大臣荣禄都挡不住，何况李中堂？李鸿章幸亏去了广州，既避免了留在京畿遭受不测，也有机会和刘坤一、张之洞联手促成“东南互保”，为国家保住了南方的安宁。
李鸿章死后多年，流传出一首据称是其签订《辛丑条约》后所写的“绝命诗”，诗云：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据史家考证，这首诗应该是当时的士人伪托李鸿章所作。诗的内容和口气很是切合李鸿章的身份，而且刻意呼应李鸿章早年进京参加乡试所作的诗——“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欲封侯”。根据这首“绝命诗”的内容推测，模拟地更近似于《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的心态。不过，虽系伪作，但我认为不妨视为李鸿章真实的情感。“临事方知一死难”，与曾纪泽所言“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
保全大局”，是一样的意思。一死倒是干脆，可是对大臣来说，有时候轻易地死也是不负责任，但更艰难的是苟活下来替君主受过并收拾残局。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曾国藩、李鸿章处在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位置，他们已经做到极致了。他们无法突破传统帝制的政治架构，无法突破必须听命于君主的天条，“大才赤忠难补天”，只能做老大帝国那座旧房子的裱糊匠修修补补，为清廷延续了一些寿年而已。这是师生二人共同的悲剧，这样的悲剧更能使后人动容。
虽然如此，但曾、李二公留下的政治遗产对历史的走向起到了正向效应。洋务运动给“东南互保”打下了基础，也催生了立宪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