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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森的《三岛由纪夫传》出版于1974年，是西方*早的三岛传记之一，也是一直以来研究三岛的重要参考文献。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尚属首次。值此三岛由纪夫辞世五十周年之际，读来更觉唏嘘不已。
三岛由纪夫的死是日本文学史上的一个不可解的谜题。对于认识三岛的人来说，越是熟悉他可能越感到不可思议。诚然，三岛是有些乖张的，他不怕引起世人的震惊乃至厌恶，反而千方百计去这么做；但在朋友们眼中，他始终是个招人喜爱的风趣的家伙，绝不是什么“疯子”。甚至于，三岛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人戏称，“与其说像个小说家，不如说像个银行家”。如此一来，这个问题更加令人困惑：他究竟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死？
内森决定转而翻译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与三岛渐行渐远时，大概多少是感到些遗憾的。不过这遗憾只是人生际遇中的一个小插曲。当三岛的死讯传来，这位曾经的“朋友”就变得让人无法不在意。内森所写的是他竭尽全力所能了解的三岛：这是他所认识的三岛，是他借三岛诸多亲友的眼看到的三岛，也是他从三岛的文字里读到的三岛。
然而，正如内森所言，“他为自杀准备了一年，却没一个人有丝毫察觉”，谁敢说自己真正了解三岛呢？希望这本书能为读者们提供更多线索，稍稍走近这位谜一样的天才作家。
【内容简介】
我认识三岛是在1964年，当时我开始翻译他的一部题为《午后曳航》的小说。之后两年，我经常与他见面。我在他书房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直到深夜他开始写作……我常常是他聚会的客人中*的外国人。……那是让我兴奋陶醉的时期：我二十四岁，一个东京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和日本*有名的小说家交上了“朋友”。
当然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朋友。……从三岛的角度看，他可能是喜欢和我在一起的……我可能是他遇到的*既擅长翻译，又在扳手腕时能够赢他的人。我确信这一点很重要。
可是在1965年底，我让他生气了。在他以为我会翻译他新出版的小说时，我却拒绝了，他决定不再和我来往。……
四年后他的死讯传来，我决定写一本书。
——摘自本书作者前言
【作者简介】
约翰•内森 John Nathan（1940- ）
美国人，日本研究学者，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和评论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研究系教授。内森是*个在东京大学修满学分，获得毕业证书的西方人。
夏目漱石、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和安部公房等重要日本作家作品的英文本译者。
1994年，大江健三郎赴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内森为其随行人员。
内森一度致力于摄制日本题材的影视作品。1982年，其导演的纪录片The Colonel Goes to Japan获艾美奖。
【媒体评论】
三岛由纪夫“总是想证实自己的存在，却始终无法如愿以偿”，内森完成了这件难乎其难的工作，把三岛其人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芝加哥太阳时报》
【目录】
再版前言
前言
*章 1925—1937
第二章 1937—1945
第三章 1946—1949
第四章 1950—1956
第五章 1957—1959
第六章 1960—1966
第七章 1967—1969
第八章 1970
三岛由纪夫的主要戏剧和小说作品
【前言】
前言
小说家三岛由纪夫选择用狂热*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种自我了断堪称是*日本式的。1970年11月25日，他组织的盾会的四名学员陪他一起访问日本自卫队总监。根据他的暗号，学员们抓了总监并用刀尖控制了他。同时，透过封堵起来的办公室的门，三岛要求32连队在大院里集合听他讲话。刚过正午，他走上阳台，规劝士兵们起义，同他一起来反对剥夺日本拥军权、剥夺日本灵魂的战后民主制度。他本想讲三十分钟，但是八百名愤怒的军人吵吵闹闹盖过了他的声音，仅七分钟后他停止讲话。接着，他退回到总监办公室，开始切腹自杀。他把刀插入左腹，横拉至腹部右侧，同时他对站在身后的学员咕噜了一句暗号；那个人用一柄长刀砍下他的头，完成了整个仪式。
此时离三岛四十六岁生日差两个月。他写了四十本小说，十八个剧本（全都被隆重搬上过舞台），二十本短篇小说集以及相同数量的文学评论集。他是导演、演员、技艺精湛的剑客、肌肉健美的运动能手；他驾驶过F-102战斗机、指挥过交响乐团；他七次环球旅行、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此外，他是国际名人，众所周知，他热爱生活，好像总是能充分享受卓越才能和超群意志给他带来的回报。在施行整整准备了一年之久的自杀的前几天，他对母亲透露说他生平所做的事情没一件是他真正想做的。
尽管日本有悠久的剖腹自杀传统，但是日本人并不见得能比我们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三岛为什么这样做：所有认识他的人，无论日本人还是西方人，都感觉有必要提出一个理由，这正是因为他们难以想象他把钢刀扎进自己腹侧时是怎么想的。有人认为他这么做只是出于爱国热忱，这些人的理由是现成的：为帝国事业，日本有悠久血腥的英雄加殉道者的传统。还有人假设不治之症、江郎才尽，或者只是精神失常。少数人，出人意料的少，压低声音说三岛是色情受虐狂，他可能喜欢痛楚。
看来没有哪一种理由能够面面俱到地涵盖三岛自杀的全部真相——老实说我也没有。我只能说我所了解的他的生活经历好像主要与他对死亡的色情向往有关。我的意思是，看来三岛一生都想着为情而死，他有意选择了“爱国主义”为手段，来实现自己毕生的幻想，即“英雄”般的、痛苦的死亡。我认为他生命的*后几年所表现的炽热的民族主义不一定是假的，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自杀本质上是个人行为而不具有社会意义，是色情的而不是爱国的。我不声称自己的理由涵盖所有真相。我只相信我的理由是对的。
我认识三岛是在1964年，当时我开始翻译他的一部题为《午后曳航》的小说。之后两年，我经常与他见面。我在他书房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直到深夜他开始写作，听他谈日本古典作品，或奥斯卡·王尔德，或中国色谱对红色的十二种细微分别。我同他一起去新开张的饭店，为的是看两个人能吃掉多少钱；我们去看战争影片，他对战争片情有独钟。偶尔，我们一起在他的健身房举重。我常常是他聚会的客人中*的外国人。那些晚间聚会，宾客济济一堂，年轻作者，拳击手，电影明星，所有人都被他展现的巨大活力所感染。那是让我兴奋陶醉的时期：我二十四岁，一个东京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和日本*有名的小说家交上了“朋友”。
当然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朋友。三岛的能量让我对他肃然起敬，他确实是一个具有无穷能量的人，散发的是有形的能量，他的才华，他的睿智，甚至他的顽皮。那种假装的顽皮让人信以为真、忍俊不禁。从他的角度看，三岛可能是喜欢和我在一起的，首先是因为我擅长翻译，而他求诺贝尔奖心切。此外还因为我的体能训练不亚于他。总之，我可能是他遇到的*既擅长翻译，又在扳手腕时能够赢他的人。我确信这一点很重要。
可是在1965年底，我让他生气了。在他以为我会翻译他新出版的小说时，我却拒绝了，他决定不再和我来往。我于1966年4月离开日本。在回纽约的路上，我为《生活》写了一篇辛辣的文章，把阅读三岛的一篇小说的体验比喻为“参观世界上*华丽的画框展览”。我再没有见过他，也没有通信来往，但是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得知他非常恼火。
四年后他的死讯传来，我决定写一本书。因为前述的原因，我估计在搜集他的生活资料时，不会得到家属的帮助。1971年秋天，我抵达日本，准备作为局外人来进行搜集工作。到日本不久，有一天回家，发现三岛的遗孀三岛瑶子来过电话。我既兴奋又害怕。一个与你年龄相仿、曾经在一起谈笑无间的女人，现在她丈夫剖腹自杀了，你能对她说什么呢？我烦恼了一天，然后提起电话。女佣一下就把我的名字弄清楚了，三岛的女佣都有这个本领。她让我等一等，随手接上音乐盒，传来我多年前听过的旋律。突然音乐停止，瑶子在跟我打招呼并问我可好。比我想象的轻松多了：她没有留任何空隙让我嘟哝哀悼的话。她说有一件正事要同我讨论，问我接下来的几天有没有空。我自然有空。她又问我有没有领带，或者还是像以前一样不修边幅。我说我已买了领带。于是我打上领带，在晚上八点到赤坂的石榴餐馆与她见面。她善意的揶揄、她用词的精当，甚至对餐馆的选择都与三岛惊人地相似。后来我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感觉，瑶子学得完全像她丈夫的风度。
见面那天，我提前到餐馆，瑶子八点整到达。她穿着宽松的长裤和缀着金属小圆片的短上装，头发烫得一丝不乱。我记忆中的喜悦从她脸上消失了。她神态严峻，简直像个男人。她领路到一个预订的包间，点了晚餐（我忘了吃的是什么）并为我要了威士忌和水。又一次无需吊唁的言辞：瑶子平静地使用“这件事情”和“三岛的死”。她谈及正在做的事情，说到独力整理文学遗稿的困难程度，没有一点点的自怜。接着她谈起正事，就是翻译三岛死前刚刚完成的四部曲。我以前同他们交往时的印象是瑶子甚至不读三岛的任何作品——他也确实没有鼓励她去读——但是现在显然她了解每一本书。我们谈到半夜，然后她开车送我回家。路上我冒昧说出她无疑已经知道的事情，即我希望出一本传记，她表示会配合。
在以后的一年里，我六次访问瑶子。她通常在下午三点左右接待我，那时她刚把孩子从学校接回来。有一两次，她把时间安排在晚上十点以后，我的印象是此前她须要同律师会面（1972年对尚存的盾会学员正在进行审判，瑶子承担了他们的辩护事宜）。女佣把我引进一楼的客厅，瑶子进来给我和自己各倒一杯白兰地。首先我递上一份书单，是我在别处找不到的三岛的书，她就到二楼书房后面的“书堆”找来给我。接着我请她提供新的采访对象，她就把名字加在我的名单里。她对这些人不评头论足，只是说这个人可以谈空手道、那个人可以谈歌舞伎。不过之后她会和这些人一一联系，要求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没有这样的关照，我的采访将止步不前（就像其他几位作者），因为日本国土狭小，排外心态也超乎想象。很多人，包括我从未向瑶子提过的一大批人，告诉我他们是经瑶子点头同意才接受我采访的。关于她自己和三岛的生活，她只字不提。我们第二次见面时，讨论应该采访的人，我顺便尽量随意地说希望也听听“瑶子的故事”，她直直地盯着我，脸上挂着公事公办的笑容，说：“瑶子没有故事。”
不过瑶子在情理之中确实是尽力配合的，对此我很感激。但我心里清楚，对于出一本关于她丈夫的书这样的想法，她并不喜欢，她也不愿有人来讲这个故事。这件事确实有很多难处，我不怪她。因为这不是幸福的故事，也不是健康向上的故事。从瑶子的角度来看，她的两个孩子已经知道太多了，已经知道父亲抛下他们，自顾自去剖腹自尽。至少我想那是她对我持生硬态度的根本原因。仿佛她不得不让人写这本书，所以决定不妨让我去写，因为我熟悉三岛，能够用他的语言来读懂他。这是不得已之举，如我所说，我不怪她。
访问三岛父母同样有其尴尬难堪之处。三岛的母亲倭文重无疑是他生命中*重要的女人，因此除了要与他父亲梓访谈之外，我非常想和倭文重谈谈。但是我在他父母家没见到倭文重。她在家，然而却待在隔壁房间，听着我和她丈夫的谈话，时而透过纸糊的拉门纠正他，诸如“你吓着了他，所以他哭了”，或者“你不在场你怎么知道，他需要你时你从不在场”。要是在美国碰到这种情况，我会透过纸糊门向倭文重打招呼，并问她是否可以出来和我们一起谈谈，可是在东京，这样的念头好像想都不用想。我就这么尴尬地坐了几个钟头，听那位老人讲他给儿子们斯巴达式训练的故事，并假装倭文重缺席，我只和他一个人在谈。然而当我正要离开、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她突然出来了，对我鞠躬，当着梓的面，带着天使般的笑容说：“内森先生，你是否发觉我丈夫是个多么以施虐为乐的人？”几天以后，倭文重和我联系，提出要单独见面，地点不在家里，因为她觉得当着丈夫面说话不方便。于是我们在日本桥的一个小小的和服店见了三次。每次我得坐在一间极狭小的屋子的角落里，身躯显得庞大而难以移动。等到倭文重看完无穷无尽的布料后，问我想了解什么，这时我便连珠似的提出一串问题。她简明扼要地做出回答，屋里其他人则装聋作哑。我结束问话并表示感谢时，她总是轻声说：“结束了，谢天谢地。”
我逐渐习惯了这种松一口气的表示：除了狂热分子骄傲地大谈特谈三岛的爱国主义，几乎所有人都不愿公开说起他。有几个人只是不愿意透露他生活中的诸多秘闻，但是很多人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的谨慎态度出自抱怨。三岛有个非常大的本领，就是使人觉得自己是他*好的朋友。然而他为自杀准备了一年，却没一个人有丝毫察觉。他死后，每个朋友都不得不承认对他缺乏了解，并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他们所了解的三岛只限于他有意袒露的局部。大多数较真的人隐约感觉被利用了，甚至被骗了，当然就对自己的记忆感到不踏实而不愿意谈。
不过，画面毕竟丰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比三岛所能原谅的更丰满。事实上，如果我有所不恭的话，我会把写作中遇到的所有困难都归咎于三岛愤怒的阻挠。我没有这么做，但是我感到宽慰的是我读到圣伯夫的一句话，如果我现在面对三岛，可以借用来对他说。“当你研究一个大人物的时候，”圣伯夫写道，“你必须敢于发现并正视他的一切，至少将它们一一列举出来。”
1974年1月14日
于新泽西普林斯顿珍宝农场
【书摘与插画】
*章 1925—1937
尽管三岛由纪夫为自己的身世编了一个传奇故事，可他并没有出生在“武士世家”。实际上，他父系的祖上是农民。直到十九世纪初叶，他们的地位竟然卑微到连个姓氏都没有。1820年代，在日本中部神户附近的志方村的寺庙记录簿里，才首次留下平冈太左卫门及其家庭的记录，简单记载着太左卫门的小儿子用弓箭射杀了当地士绅豢养的雉鸟，所以他们位于附近村庄的住宅被“罚没”。平冈家族的名位是这样在耻辱中建立的（三岛是他的笔名）。
太左卫门的儿子太吉让平冈的家境大有好转。太吉不仅农活干得极棒，还会做生意。1850年代，家族已拥有备货可观的仓库，甚至还进行放贷业务。但是太吉对平冈家族的*贡献是送两个儿子外出求学。大儿子万治郎毕业于帝国大学法律系，成为一名律师，并在1898年当选为新建立的众议院的议员。小儿子平冈定太郎（三岛的祖父）追随哥哥在帝国大学修完法律课程，于1892年二十九岁时进入内务省工作。平冈定太郎聪明，有上进心，而且极富魅力。他官运亨通，节节升迁，在1908年达到了仕途的顶点，被任命为日本殖民地萨哈林岛的总督。获此职位的重要性还在于他是*任文官总督。
1893年，即帝国大学毕业次年，定太郎通过婚姻跻身尔后三岛所谓的贵族。他娶的姑娘叫永井夏子。她聪颖、有教养，但自私、极度反复无常。她生于著名的武士世家，祖父是大名，也就是拥有封地的领主，并且与统治日本达二百五十年之久的德川军阀家族有联姻关系。通常，封建贵族家的小姐嫁给农人的儿子是不可思议的，但这门婚事有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一，定太郎的帝国大学学位让他跻身小规模、享盛名的精英社会。其二，夏子家称小姐患有“小恙”。从孩提时代起，夏子就时不时歇斯底里发作。她的病情一直困扰着父母。他们幻想改变环境能治病，于是在她十岁出头时把她托付给一个叫栖川的贵族家庭。这家人是明治天皇的堂兄弟。夏子寄居别人家直到十五岁，接回家的时候，病情仍一无好转。打那以后，她不仅是让家人丢脸这么简单。在十二个孩子中，她排行*，因而挡住了当婚当嫁的弟妹，家里便迫不及待地要把她嫁出去了事。
不清楚夏子是否对父亲包办的婚事感到羞辱，但是毫无疑问，婚后接二连三发生公开的和私下的羞辱，激起夏子对丈夫的痛恨和对自己的怜悯。烦恼开始于1914年，即定太郎担任萨哈林岛总督的第七年。迫于帮他获得职位的政客们（已知的有政友会的原敬）的压力，定太郎卖了些捕捞业和食品装罐业的执照，随后把所得汇往东京用作竞选资金。这事被担心过多执照会影响竞争力的捕捞公司捅了出去，丑闻随之而起，定太郎辞官下野。然而这只是他令人目眩的沉沦的开始。他一向对操办实业情有独钟，却能力不济。此刻，他企图像父亲一样当个实业家，结果却是一场灾难：这个天真的商人在十年之内败光了太吉留下的土地和钱财，还深深陷入债务之中。出售旧有按揭，宣告破产，变卖家中细软，*后东京的家宅也被银行收回拍卖。平冈一家只得租屋栖身。三岛就出生在这租住的屋子里。
定太郎是个失败者，但他保持着绅士的沉着冷静甚至活力。他深深地沉湎于钟爱的清酒，以不错的男高音放声歌唱，不倦地与婚外女人周旋。他*的儿子、三岛的父亲，说：“他*不是齐家的料——但称得上出色的、殷勤有礼的绅士。”
1925年，当三岛出生时，定太郎已傲然退居到后客厅。他在那儿要么花时间接待以前骗取他钱财的伙伴，要么就是下围棋。他是家里*对妻子的怨怼充耳不闻、视若无睹的人。烦人的家事他也不屑一顾。唯有需主持诸如给孙辈起名等家庭仪式时，他才肯丢下围棋棋枰。
即使在丈夫走下坡路之前，夏子就是自私自大的女人，瞧不起这、瞧不起那，而且还有那歇斯底里的老毛病。如今家境低落，她那受伤的自尊心焚烧得愈加炽烈，以至于更加挥霍无度。她热衷于歌舞伎剧场，出入高档餐厅，发疯似的购物。三岛降生之前，她穷奢极欲，寻求补偿，一味以这种方式来获得慰藉。更糟糕的是，她得了坐骨神经痛，剧烈的疼痛阵阵袭来，让她陷入半残废的生活状态。有时候肉体痛苦稍稍减轻，又适逢高兴，夏子判若两人，生气勃勃，令他人兴奋不已。她懂法语和德语，阅读勤奋，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讲故事的天分。但大体上她是个郁郁寡欢的女人，种种痛苦造就了这么个怨妇加泼妇。
儿子死后，三岛的父亲梓出了一本回忆录，其中颇有微词。他相当隐晦地提到夏子的坐骨神经痛有可能是由得自定太郎的慢性梅毒引起的。多年之前，在自传体小说《假面自白》中，三岛也有同样暗示，似乎这一事实已为全家默认了：“谁知道她生前不断发作的抑郁症是不是我爷爷壮年时纵欲无度而给她留下的纪念品？”如果属实且夏子心知肚明的话，她的怨怼和愤恨的根源就无需赘言了。
夏子的独生子梓在父母身边吃尽了苦头，于是便勠力要成为跟他们不一样的人。他谨言慎行、循规蹈矩、勤勉而又十二分地务实。他与人交往时有点格格不入，可能是因为他目睹了父亲喜结交、轻信别人而尝到的苦果。好像这阻碍了他在仕途上有进一步的作为：尽管他聪明睿智，具备一切应有的资格，包括帝国大学法律学位，但直到1925年，只晋升到农林省渔业厅的副厅长。这个职位的薪水还算不错，但不足以偿清定太郎的所有债务。更有甚者，夏子坚持的家庭生活方式导致入不敷出。他们在东京“上城”优雅的住宅区租了一栋二层楼的房子，家里雇了一个男仆和六个女佣。在1925年，虽然女佣只管吃住不领工资，有这么多用人也是够奢侈的了。梓为工作和筹款终日疲于奔命。
1924年，梓娶了桥倭文重。她是一个娴静、善解人意的姑娘，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倭文重家世代从事教育，专攻儒学；她是个才女，颇有文学素养（三岛十二岁开始写小说时，正是他母亲一页一页地阅读他呈上的作品。这成了惯例，一直到三岛生命的*后一年）。自然，这是一门包办婚姻：倭文重嫁进门时，对平冈家的情况一无所知。她长成于书香门第，备受呵护的生活却没有教她如何应对眼前的处境。一开始，夏子就让她困惑和焦虑：夜已深，这老祖宗却心血来潮叫了出租车，拉上倭文重一起去看歌舞伎的终场，而第二天又不理她了。梓深夜才归家，对她也是冷冰冰的。1925年1月14日，倭文重正在楼上房间里阅读，她的*个孩子降生了。
那个孩子就是三岛。出生后四十九天，他被正式命名为公威，这名字符合家族标榜的贵族身份。
翌日，夏子一把从他母亲怀里把他抱走，连同婴儿床和一应用具，搬到楼下安置她病榻的黑黢黢的房间里。她在那儿像关禁闭似的养着他，以专断、严厉、歇斯底里的方式护着他，不许他的父母和外界任何人插手。她可能希望给长孙灌输他应得的家教——不是卑微的平冈家的，而是贵族的永井家的——从而在他身上得到体现。当然，她这种疯狂的占有欲显示她的动机大体上是出于自私，仿佛是想要有人来分担她肉体的痛苦、精神的屈辱和满心的沮丧。公威的妹妹美津子和弟弟千之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夏子对他们了无兴趣。
从一开始夏子便要求全权来料理孙子的生活，并得偿所愿。她每隔四小时打铃到倭文重的房间，知会她公威的喂奶时间到了，然后她一瘸一拐地抱着婴儿上楼。倭文重说：“给公威哺乳时，婆婆就站在床边盯着，手里拿着随身带的怀表掐时间。一到点，她就夺过孩子，抱着他回楼下自己的房间。我躺在床上，冥想着我能抱着公威把他喂个够。”
倭文重接着说：“即使到了三岁，非得是晴好的天气，公威才被允许带出户外。他五六岁以后，我才获准单独带他外出，不用女佣陪伴，那也得是风和日丽的日子。只要是婆婆照料他，整个四月和大部分的五月，他都得穿冬衣打围脖，甚至还要戴口罩。
“婆婆认为男孩是危险的玩伴，所以她在孙子的表姐妹中仔细挑选了三个年龄较大的女孩，准许公威只能与她们做朋友。自然，公威的玩具局限于玩具娃娃、玩具房子和折纸，或者可能包括积木。女孩的游戏本来就安静，而这些孩子们不得不更加安静，因为婆婆的坐骨神经痛使她对声音敏感，她又坚持孩子必须在她屋里玩耍。玩具汽车、手枪或火车——任何会发出金属声响的东西——都*是禁忌。公威喜欢举起直尺或扫把在头顶上方挥舞，我揣想他下意识地在发泄不满情绪。但这些物件被断定危险，因而从他手里收走了。
“我和丈夫买了台留声机，置放在楼上我们屋里。看着公威坐在留声机前，一连几个小时听儿童歌曲，我就开始为他担忧起来。屋外多好啊，而室内如此潮湿昏暗，我想带他出去享受阳光和空气。婆婆正在打盹，我试图偷偷带他出去。可惜婆婆醒了，把他拦下来，领回自己屋里，那儿的百叶窗总是关得严严实实。作为母亲，我想为公威做的事情如此之多，然而我的计划却屡屡遭到挫败，一种无助的感觉油然而生。”
倭文重知道儿子没有被正常抚养，但她对此一筹莫展。她只是儿媳，在婆家莫说待如上宾，连个不速之客都不如，地位与女佣不相上下。十二年来，夏子一手遮天，倭文重唯有伤心向隅：她力图不让儿子看到她心伤，而梓则不闻不问。
夏子在世时，梓看起来对母亲唯命是从，与其说他是公威的父亲，不如说他是夏子的孝子。毫无疑问，他担忧，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他与母亲抗争，要求给他儿子一些小的自由，诸如外出散个步之类。但总体而言，他不肯承认这种非常情况的严重程度，还禁止倭文重向他诉苦。
倭文重认为丈夫对孩子的前途持冷漠态度，正因为此，她痛恨他：及至公威回到父母身边时，他们的婚姻已千疮百孔。当梓不在场的时候，倭文重不无怨恨地说，她儿子黯淡的结局早在十二岁时就已铸就。她还说多年来她一直想带儿子离家出走，但不能付诸实施。按照日本的传统，她母亲在她的嫁妆里放了一柄短剑，意即：无论婚后多痛苦，她都不能活着回娘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