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在故宫藏品中， 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迹
◎展阅宋元明书画，试图理解苏东坡与他的时代
◎收录两岸故宫及海内外博物馆数十幅高清详图，呈现苏东坡书法与绘画之美
本书从十个侧面——入仕、求生、书法、绘画、文学、交友、文人集团、家庭、为政、岭南——书写了苏东坡一生的生命经历。在呈现苏东坡人生脉络和生命际遇的同时，作者选取故宫收藏的宋元明三个主要朝代的艺术藏品，由书、画及人，把苏东坡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史联系起来，由苏东坡个体的人生去反观他所处的时代。不单是苏东坡的个人传记，更书写了整个宋代的精神文化风貌。
【作者简介】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记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天山脚下》获评新中国70年纪录片百部推荐典藏作品。
【媒体评论】
祝勇以文学的方式书写故宫，对于传承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很有意义。
——王蒙（作家）
祝勇已经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人不多。因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做历史的残余，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全都深在其中。特别是当农耕社会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祝勇反而来得更加急切和深切。他像面对着垂垂老矣、日渐衰弱的老母，感受着一种生命的相牵。我明白，这一切都来自一种文化的情怀！
——冯骥才（作家）
故宫历史浓厚、人文荟萃，器具精美，是真正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祝勇整日与苏黄米蔡为伍，与沈文唐仇为伴，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有了一个妥帖的释放点，也为他未来寻得了一个可靠的基础。但说到底，还是他的心静。他说，他在故宫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读的书，大多是繁体竖排没标点的。在这争名逐利的世上，他能不为利益所动，沉潜在中国文化的魅力里，致力于读书做学问，颇有《楚辞》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势，在浮躁的今日，更显出一种风度。
——俞晓群（出版人）
……祝勇则是深省静穆，像江南深深的小巷，像巷尾微澜的古井，自是一派闲静。祝勇的为人为文多是冷冷的不动声色，但很干净——气味很干净，心灵很干净，其中蕴有足够的真诚和内在的激情，有一种特殊的诚恳在里面，是那种我喜欢的有真正感情的人，当然带着坦然的目光（指目光中没有任何企图），带着一种北方男人的力量……
——冷冰川（艺术家）
【目录】
序 章 好的时代，坏的时代
第 一 章 夜雨西山
第 二 章 人生如蚁
第 三 章 行书第三
第 四 章 枯木怪石
第 五 章 大江东去
第 六 章 四海兄弟
第 七 章 西园雅集
第 八 章 悲欢离合
第 九 章 不合时宜
第 十 章 南渡北归
结 语 仅次于上帝的人
后 记
图版目录
注 释
【前言】
一
我们已经习惯于抱怨自己所处的时代。而且，有些事情一时难分好坏，比如登月、填海造陆、武器不断升级……人们总是有很多理由，把这个时代里的勾当说成正当，把无理变成合理。人心比天高，尽管上帝早就警告人类的自信不要无限膨胀，但是建一座登天之塔（巴别塔）的冲动始终没有熄灭，人们总是要炫耀自己的智商，这恰恰是缺乏智商的表现。我引一段王开岭的话：“20世纪中叶后的人类，正越来越深陷此境：我们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里！正拼命用自己的成就去篡改和毁灭大自然的成就！”“可别忘了：连人类也是大自然的成就之一！”
当世界失去了真实的声音与光泽，蒙在世界上的那一层魅被撕掉了，文学也就失去了表达的对象，也失去了表达的激情。
二
我想起清末学人梁济与他的儿子梁漱溟的一段对话。梁漱溟年轻时是革命党，曾参加北方同盟会，参与了推翻清朝的革命；而梁济则是保皇党，对推翻清朝的革命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中国近代史上的这爷儿俩，真是一对奇葩。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济这样问自己的革命党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年轻的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在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心里，好的时代不在将来，而在过去。对于孔子，理想的时代就是已经逝去的周代，是那个时代奠定了完善的政治尺度和完美的道德标准，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梦见周公”“吾从周”。同理，在当代，在有些知识分子心里，他们把民国时代假想为一个由长袍旗袍、公寓电车、报馆书局、教授名流组成的中产阶级世界，似乎自己若置身那个时代，必定如鱼得水，殊不知在那个饿殍遍野、战乱不已的时代，一个人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概率恐怕更大。
三
相比之下，喜欢宋代的人可能多。对于宋代，黄仁宇先生曾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做过这样的描述：“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毫无逊色。”
于是，在很多年前的一次“时光倒流，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的网络民调中，宋代位居。有网友说：
这个时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简单，是因为这一百年里，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我是文人，这个标准虽低，对我却极具诱惑力……于是文人都被惯成了傻大胆，地位也空前的高。
想想吧，如果我有点才学，就不用担心怀才不遇，因为欧阳修那老头特别有当伯乐的瘾；如果我喜欢辩论，可以找苏东坡去打机锋，我不愁赢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禅道不行，却又偏偏乐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马光，甚至帮他抄抄《资治通鉴》；如果我思想新，那么王安石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来有魄力的改革家；如果我觉得学问还没到家，那就去听程颢讲课好了，体会一下什么叫“如坐春风”。
当然，首先得过日子。没有电视看，没有电脑用，不过都没什么关系。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图》里的一个画中人，又悠闲，又热闹，而且不用担心社会治安……高衙内和牛二要到下个世纪才出来。至于这一百年，还有包青天呢。
前不久看到台湾艺术史家蒋勋先生的一段谈话，说“宋朝是中国历史有品位的朝代”。他说：“宋朝是中国和东方乃至全世界好的知识分子典范。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读书的目的是让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让自己过得悠闲，让自己有一种智慧去体验生命的快乐，并且能与别人分享这种快乐。”
对此我不持异议，因为宋代人的生活中，有辞赋酬酒，有丝弦佐茶，有桃李为友，有歌舞为朋。各门类的物质文明史，宋代都是无法绕过的。比如吃茶，虽然在唐代末期因陆羽的《茶经》而成为一种文化，但在宋代才成为文人品质的象征，吃茶的器具，也在宋代登峰造极，到了清代，仍被模仿。又如印刷业的蝴蝶装，到宋代才成为主要的装订形式，它取代了书籍以“卷”为单位的形态，在阅读时可以随便翻到某一页，而不必把全“卷”打开。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字体——宋体，也是用这个朝代命名的，这是因为在宋代，一种线条清瘦、平稳方正的字体取代了粗壮的颜式字体，这种新体，就是“宋体字”，可见那个朝代影响之深远。更不用说山水园林、金石名物、琴棋书画、民间娱乐，都在宋代达到高峰。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书籍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自己这个老翁，刚好六个“一”。他把自己的收藏编目并加以解说，编成一本书，叫《集古录》。后来宋徽宗有了规模更大的收藏，也编了一本书，叫《宣和博古图录》。
但这只是泛泛地说，具体到某一个人，情况就不这么简单了。比如，在苏东坡看来，自己身处的时代未必是好的时代，甚至，那就是一个坏的时代。
【书摘与插画】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苏轼的首诗，应该是《郭纶》。
公元1059 年，苏轼与苏辙这两位大宋王朝的新科进士，回乡为母亲程夫人丁忧三年之后，在秋凉时节，带着两位年轻的媳妇，走水路返回汴京。过嘉州时，在落日苍茫的渡口，苏轼抬眼就看到了郭纶。
那时的郭纶逆光而坐，默数着河流中的船只。苏轼看到了他粗硬的轮廓，却想象不出蛰伏在那轮廓里的巨大能量，更不曾见过他身边那匹瘦弱的青白快马，曾像闪电一样驰过瀚海大漠。这位从前的英雄，曾在河西一带无人不识。那名声不是浪得的，定川寨一战，当西夏的军队自地平线上压过来时，人们看到郭纶迎着敌军的方向冲去，用手里的丈八蛇矛，在敌酋的脖子上戳出了一个血窟窿，让对手的满腔热血，喷溅成一片刺眼的血雾。这般的勇猛，没有在西域的流沙与尘埃中湮没，却被一心媾和的朝廷一再抹杀。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 年），范仲淹写下著名的《岳阳楼记》那一年，宋夏签订和平协议，战争结束了，英雄失去了价值，郭纶于是骑上他的青白马，挎上曾经让敌军胆寒的弓箭，孤孤单单地踏上远行的路。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四川来的，更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只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与苏轼迎面相遇。
于是，年轻的苏轼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河西猛士无人识，
日暮津亭阅过船。
路人但觉骢马瘦，
不知铁槊大如椽。
因言西方久不战，
截发愿作万骑先。
我当凭轼与寓目，
看君飞矢集蛮毡。
几百年后，编修《四库全书》的纪晓岚读到这首诗，淡然一笑，说：“写出英雄失路之感。
是美人，就会迟暮；是英雄，就有末路。这是世界的规律。只是他（她）们还是美人或英雄的时候，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年轻的苏轼在那一天就看到了自己的劫数，只不过那时的他，刚刚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壮阔无边，他的内心深处，正风云激荡，还来不及收纳这般的苍凉与虚无，更不会意识到，郭纶的命运，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人的命运。苏轼从故乡奔向帝国的中心，又被飞速旋转的政治甩向深不可知的荒野，王朝为他预置的命运，几乎与郭纶别无二致。他一生的主题，并不是如何报效他的朝廷，而是如何与自己的命运对抗。
夜色压下来，吞没了郭纶的身体。他的脸隐在黑暗中，滔滔的江水中，他听不见苏轼的窃窃私语。
公元1056 年，宋朝的春天，苏轼平生次离开自己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故乡眉州，自阆中上终南山，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走上褒斜谷迂回曲折、高悬天际的古栈道，经大散关进入关中，再向东进入河洛平原，前去汴京参加科考。
第二年，苏轼、苏辙参加了礼部初试，主考官的名字，叫欧阳修。
次听说欧阳修的名字，苏轼还是七八岁的孩子，刚刚开始入天庆观北极院的私塾读书。有一次，一位先生从京师来，对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的文学及品行大加赞赏，苏轼听了，就好奇地问：“你说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先生不屑地说：“童子何用知之！”意思是小孩子知道这些干什么？没想到苏轼用稚嫩的声音反驳道：“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这样的睿智的语言，出自小儿之口，令在场的人惊愕不已。
那个参与修撰《新唐书》的欧阳修，当时是大宋帝国的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也是北宋文坛的第二位领袖（对此，后面还会讲到）。今天的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他的多帧墨稿，有名的，就是《灼艾帖》了。这幅字，书法端庄劲秀，既露锋芒又顿挫有力，黄庭坚评价：“于笔中用力，乃是古人法。”
那时，北宋文坛的空虚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已让欧阳修忍无可忍。在他看来，那些华丽而空洞的词藻，就像是一座装饰华美的坟墓，埋葬了文学的生机。刚好在这个时候，他读到了苏轼、苏辙的试卷，他们文风之质朴、立论之深邃刷新了欧阳修的认知，让他拍案叫绝。他自己看不够，还拿给同辈传看。只不过，欧阳修以为如此漂亮的文章，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才写得出来，出于避嫌的考虑，他把原本列入首卷的文章，改列为二卷。
苏轼因此名列第二。
接下来的殿试中，章衡，苏轼第二，曾巩第三，苏辙第五。
唐宋八大家 ，这一次殿试就来了四位，分别是欧阳修、苏轼、苏辙、曾巩。欧阳修是主考官，“二苏”、曾巩是考生。
2016 年嘉德春拍，传为曾巩的《局事帖》以2.07亿元的天价成交，被私人收藏。
宋代开国之初，立志打造一个文治国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学，而执政大臣，也无一不是科第出身，以学问相尚，把宋朝锻造为一个文明烂熟的文化大帝国。
宋朝的科举，朝廷扩大了录取的名额，使它远远超过了唐代，平民阶层在社会阶层中上行的概率，也远远高于唐代。唐代“事前请托”，也就是考生把自己的诗文进呈给考官以自我推荐的做法也被杜绝了，代之以糊名制度，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这使得像苏轼这样没有家世背景的读书人能够更公平地为政府所用。如钱穆先生所说，“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苏轼、苏辙、张载、吕惠卿，都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 年）由欧阳修主持的那次考试中及第的，但也造成了欧阳修的那次误会。
欧阳修就这样在试卷上认识了苏轼。很久以后，他对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还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苏氏兄弟的才华，挑动了欧阳修与张方平的爱才之心，使这两位朝廷上的死对头，步调一致地荐举这对年轻人。但他们掌控不了苏轼的命运，朝廷政治如同一个迅速转动的骰子，没有逻辑可言，而它的每一次停止，都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与荣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