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一、本书是新时代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力作。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回顾百年来儒学的发展和起伏，在如何看待国学热、如何看待儒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等问题上提出了真知灼见，陈来教授指出国学依然是社会伦理的长久资源，重塑了儒家文明的价值，探讨了中国人的国民精神。本书是陈来教授*思想随笔集，是新时代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力作。
二、阐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助于国人汲取精神力量。
陈来教授重新思考中国哲学，从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等古代圣贤的哲学思想出发，重视阐发儒学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引发了“现代人可以从朱熹、王阳明身上可以学到些什么”等有益的思索。本书有助于国人提升精神境界，汲取精神力量。
三、陈来教授畅谈儒家的时代价值，指明中国文化的优势。
陈来教授站在全球化的立场，畅谈东西方哲学的学术前沿问题，希望用传统解决当今时代的紧迫问题。通过畅谈儒道对话、儒学在中国的现代功用等生动有趣的话题，提供正确认识东西方哲学、文化的方法，增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指明了中国文化的优势。
【内容简介】
在新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如何复兴？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先生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国学，重塑儒学的社会价值，阐明中华民族复兴的条件。中国人重视的“以人为本”“协和万邦”“极高明而道中庸” 等处世原则，都是“日用而不知”的文化传统。陈来先生倡导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希望现代人学*阳明、朱熹等大思想家的智慧，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作者简介】
陈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著作多种，除“陈来学术论著集”十二种外，还有《孔夫子与现代世界》《仁学本体论》 《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 《现代儒家哲学研究》 《守望传统的价值：陈来二十年访谈录》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等。
【媒体评论】
居今之世，研究国学而不能通西学，其成就与贡献必将受到局限，此事理之至者。陈来教授是一位既能博通古今、又能融汇中西的学者。
——北京大学教授 季羡林
陈来教授以专深之学，达通人之境，学采中西，思兼古今。陈来教授学术生涯四十年，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每开风气之先，不为时风所转。其学也广大，其思也深微，其德也淳，其行也正。道德文章，皆称楷模。陈来教授是当前中国哲学史领域不可多得的做出原创性建树，并产生国内、国际影响力的杰出哲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 叶朗
陈先生的研究以儒学为底色，起于宋明，回溯上古，遍及诸子。在文化论争中，陈先生坚定于“反对反传统”。
——《儒风大家》执行主编 曾繁田
陈来教授的成就为国内外所罕见，他的宋明理学研究是新时期相关领域的典范。儒雅的谈吐，清晰的思路和对儒学的一片赤忱令我深深感动。作为目前国内首屈一指的儒学研究者，陈来教授正在用他辛勤的笔尖和惠世的情感书写属于自己的儒学轨迹。
——《京港学术交流》执行主编 陈锦云
几十年来，他在中国文化的园地里默默耕耘，孜孜以求，从夏商周三代文明，一直到现代儒家哲学，上下求索，明体发用，成就非凡。他好学深思，敏以求之，沉潜于中国哲学，入诸子之堂奥，探百家之精微，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古代哲人的精神境界和思想世界。
——孔子文化奖授予陈来先生颁奖词
他是一位学者，时时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自我要求；他是一位老师，注重因材施教，严谨平实却不失随和，深谙“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使学生在潜移默化间体悟个中真谛。
——《北京大学校报》
【目录】
代序 儒家的时代使命
I 国学、儒学再认识
百年来儒学的发展和起伏
20世纪90年代步履维艰的“国学”研究
——“国学热”与传统文化研究的问题
新世纪国学热的发展
如何看待国学热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
国学依然是社会伦理的长久资源
如何看待儒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日韩的儒学气质与国民精神
儒学复兴的条件
儒家文明的价值
……
II 从国学中汲取精神力量
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与未来走向
重新思考中国哲学
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
儒家的实践智慧
孔子和儒学对当今社会管理的意义
孟子思想的时代价值
荀子的礼义观
朱子其人其学
现代人从朱子的思想中可以学到些什么
王阳明的精神世界
……
III 儒家文化的时代价值：陈来访谈录
儒学在中国的现代功用
儒道对话
文化传承
——以传统应对当今时代的紧迫问题
让西方回到西方
……
【书摘与插画】
中日韩的儒学气质与国民精神
同为亚洲国家，中、日、韩三国有着许多共同点，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明显不同，尤其是在国家观、人生观上，可以说差异很大。
从地理来讲，日本是一个岛国，韩国是半岛国家，跟中国地理条件不一样。由于地理、历史、社会条件不同，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学形成各自的个性和特色。以汉字为基础、以汉文的典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很早就传播到东亚邻邦。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的传统不同，精神气质不一样等造成了文化的差异。比如秦汉时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其历史和社会发展方面以及文明程度上就不如中国。
一般来讲，很多学者认为，在理论形态上看，韩国儒学可能关注的是一些比较抽象性的讨论。16、17世纪(相当于中国明朝中后期)，“四端”和“七情”等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四端”是人的道德感情—仁、义、礼、智；“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因此，很多人认为韩国的儒学可能是比较注重发展内在性的、心理方面的，或者比较抽象的东西。
日本儒学比较注重发展外在性的东西。比如日本江户早期的儒者贝原益轩就比较注重对外在事物的研究，诸如对花草树木等自然界的事物进行研究。另外，19世纪中期，荻生徂徕比较注重政治学的研究。
我们这里想讨论的问题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韩社会跟西方还没有全方位的接触以前，三国的儒学特别是他们的精神气质是什么？或者说三国儒学里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什么？精神气质换一个角度叫价值类型，就是一个文化里把什么价值看得*重要。比如一个社会把自由看得*重要；另一个社会把平等看得*重要，这两个价值体系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关心在中、日、韩儒学结合本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发展以后，它的精神气质各自有什么特点，各自的价值类型有些什么表现。
中国的儒学推崇“仁恕”之道；日本儒学更突出“忠”的价值；韩国儒学更加注重“义”的精神。简单来讲，如果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作为儒学代表性的价值，在中、日、韩三国儒学中都受到普遍的提倡。但因为历史、社会、传统的制约，不仅三国儒者的精神风貌不一样，而且每个社会里面儒学的价值系统和其支配性的原理也有所不同，从而使这三个国家儒学的精神气质呈现出不同风貌。
中国的儒学虽然也提倡“义”，也重视“忠”，但更推崇的是“仁恕”之道。日本儒学虽然也讲“仁”与“义”，但比起中国、韩国，更突出“忠”的价值。韩国儒学虽然在理论上兼重仁、义、礼、智、信、五常，但从士祸的历史、从外患的历史看，比较而言，韩国更加注重“义”的精神。这些不同也体现在三国各自近代化的进程之中。
中国的儒学把“仁恕”变成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原理，一种对仁爱等平等价值的追求，因此在近代对西方近代文明半信半疑。中国人有悠久的文明历史，秉持仁爱这一价值观。在中西文明的冲突面前，中国人很难坦然承认在“文明”上是落后的。这一切决定了中国人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拥抱西方文化。近代中国人总是对西方的文明、理念有很多的怀疑，但是既然打不过西方，又得跟它学，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造成了现代化进程的迟缓。
日本的儒学因为突出“忠”和“勇”的价值，在接受近代文明方面较少受到价值的阻碍，对帝国主义没有根本性的抵触情绪。所以在价值方面，在接受西方所谓近代文明的时候，日本人唯西方列强马首是瞻。同时，因为日本文化突出的是特殊主义的价值原理，就是对君主的特殊主义的承诺，胜过了对普遍价值即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的承诺，这使得日本*终付出了代价。
韩国充满“义节”精神的儒学，可以说造就了韩国近代民族的主体性。韩国的民族主义非常强烈，这不仅仅是在*近一百年才形成的，跟它自古代以来强调“义节”的精神有关系。因此，“义节”精神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种促进的作用。
总之，可以说“仁”包含的是一种和谐原则；“义”所凸显的是正义原则；“忠”体现的是秩序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是现代东亚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需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今东亚国家和地区，中、日、韩三国如果就历史文化传统来讲，都应该在进一步反思传统的优点和缺点的同时，能够吸取其他民族和地区的优点。取长补短会使每一个国家在精神成长和发展方面能够更完善，这样也有利于增进中、日、韩三个国家间的互相了解，有助于共建一个和谐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