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乐道文库”由罗志田主编，邀请汉语学界真正一线且有心得、有想法的优秀学人，为年轻人编一套真正有帮助的“什么是……”丛书。
【内容简介】
利维坦诞生后，人的命运便与国家纠缠难分，认识国史即成为认识民史的一部分。已有进路之外，有无新可能？本书再思历史、史学、日常、事、事件、制度与人，复建其历史内涵。追踪实斋精义，汲取西学灵感，融汇古今东西，探索关系视角下如何研究日常统治，激发史学想象力。
【作者简介】
侯旭东，1968年生，祖籍山西汾阳，生长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十年，毕业后，前十二年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十二年执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研究上，早先致力魏晋南北朝史，目前侧重秦汉史与出土文书简牍，偶及中国近现代史。努力吸收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的思考，拓宽史学研究范围。*近十多年关注秦汉以降王朝的运行机制与形态，探讨历史上的日常统治。出版论著数部、论文七十余篇。
【媒体评论】
这是学问意义变化的时代，这是学术见解纷歧的时代。如果你想了解某一门学问，这是你的书架；如果你想进入某一学门，这是你的向导；如果你想分享某一学门的心得，这是你的园地；如果你想成为无恒产而有恒心的乐道之人，这是你的文库。这里有所在学科的基本规训，却不仅意在普及，更希望有所提高，给读者开拓一片专业的想象空间。
——罗志田
【目录】
一、 引言
二、 日常的意味（上）
1 手账里的“变”与“常”
2 日常的来历与意味
3 经历与书写： 日常的隐没与再发现
三、 日常的意味（下）
4 “大事”与“琐事”： 记忆/遗忘的机制
5 放逐“日常”的史学： 章学诚是例外吗？
6 令史案牍与人伦日用： 从章实斋驻足处出发
四、 为何关注国家？
1 人类共有的局面
2 国家对于中国的意义
五、 研究国家的历史，为何要另辟新径？
1 重思国史著述与研究
2 “事”“事件”与“事件史”
3 “制度”如何成为“制度史”？
4 展望
六、 日常统治研究的追求
1 为什么是统治
2 视角
七、 日常统治研究的初步探索
八、 结语： 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
参考书目
后记
【前言】
2017年3月底，接到罗志田先生的邮件，说在王汎森先生的倡议下，拟出版一套“什么是”丛书（后来确定了一个更为雅致的名称“乐道文库”），邀请两岸学者，为年轻人写一套真正有帮助的丛书。指定的题目是“什么是社会史”，我早就自嘲为这个领域的“逃兵”，勉强为之，恐怕只会误人子弟。本想因此谢绝邀请，但罗教授回信宽厚地要我再选一个题目，不好推辞，“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便是*终考虑的结果。
2003年底大致完成了北朝乡村社会研究之后，我决定转向考察秦汉六朝的国家。一方面梳理了近代以来影响至深的“中国专制说”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侧重从统治的日常运作展开着手具体研究，摸索中逐渐明确了几个方向： 文书行政、官场运作、郡县统治与君臣关系。“日常统治”本是200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标题，十年后则将其扩充为看似带有“领域”色彩的“专史”。史学的万神殿早已神仙林立，各有疆域。另塑新神，是要争夺他人的领地吗？重演创立“××学”故技？还是另有考虑？
收到罗教授来信后两天，便动身到了日本，在东京都西部的多摩市安顿下来，开始在中央大学五个月的研究工作。构思“什么是日常统治史”成为东瀛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思考、收集资料、与友人讨论，反反复复，提纲不断修改。8月中，在长野县户隐参加东京大学东洋史专攻的“合宿”，佐川英治兄安排我住的房间，颇有纪念意义，是西嶋定生先生半个多世纪前写作《中国古代帝國の形成と構造—二十等爵制研究—》，以及后来组织“合宿”时下榻的房间。据说这里的风景接近西嶋先生冈山县的老家，我坐在榻榻米上首次报告了本书的提纲。8月底回国后，旋即去南京大学参加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新史学》创刊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还是本书的提纲。9月底，清华大学历史系第45次史学沙龙上，又对提纲进行了相当充分的交流，从下午4点一直讨论到晚上8点，在沙龙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针对的不过是二十几张投影片。此后，忙于上课与他务，提纲还是提纲，没有实质性的进展。2018年1月，学期结束，终于有了静心思考的时间。重读相关的研究，思考自己十多年来的研究轨迹，如何撰写本书终于有了些眉目。不过也只是完成了引言。开学后又是几个月忙忙碌碌的日子，到了6月底，学期末尾，才又得空闲，从容构思。从初稿完成到*终定稿，又花费了一年多。
必须坦言，本书是个早产儿。按照自己的设想，它应该降生在日常统治研究基本结束之后，而不是现在。发出邀请的罗教授无疑成了助产士，尽管有此良机，筹划中倍感艰难，几度犹豫，终于咬牙坚持了下来。
名为“什么是日常统治史”，是遵循丛书的要求。按照自己的想法，更妥帖的书名应是“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或“关系思维下的统治/被统治与抵抗研究”，准确却累赘。实际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切割下来，像秦汉史或隋唐史一样的“日常统治史”。它不过是若干观察过去的视角与方式的集合，可以用来观察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与不同领域的问题。正因如此，书中主要篇幅放在从不同角度回顾史学的认识史，只是在第六、七两部分才正面讨论了历史上日常统治研究的基本视角与初步探索。认识史既包括对史学基本研究对象与思路的梳理，也融入以案例方式呈现的对事件如何形成的延伸思考，目的是对熟视无睹的事件史处理方式“化熟为生”，探索再出发的新可能。
“日常”是值得拓展的可能空间，其含义却并非一望可知。追踪“日常”一词的来历与近代以来的新变化，可知它是中古佛教译经的馈赠，非指普普通通地过日子，而是带有确切目标的重复性活动，是意识到其目的与追求的例行化活动。明清儒学出现的“日用常行化”的新动向，尚停留在抽象肯定“百姓日用即道”，未能拓展为对过去的认识与研究。“日常”实际可以成为一个映衬“事件”与“事件史”，重新进入历史世界的途径。围绕1832年、1838—1842年道光帝日常活动的描述，与通常所谓的“鸦片战争”叙述之间的张力，或许能带给读者些新的刺激和启发。跨界利用鸦片战争为例，缘于现存资料层次丰富，可以相互比对。从日常的来历到书写与遗忘日常，围绕鸦片战争的叙述，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
“日常”遭到摒除并非20世纪才出现的现象，可以上溯到《春秋公羊传》中的“常事不书”，可以追到秦以来王朝统治中的官吏选拔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带给人们的记忆与遗忘。中国史学传统自然也难以摆脱其影响，即便是思想上特立独行的章学诚，虽一再强调“人伦日用”，强调“经纶政教”，强调自下而上构建天下之史，依然无法真正将“事”“人伦日用”与“经纶政教”发展成有突破性的史学实践。我们需要继承他的思考再出发。第三部分既包含对遗忘日常根源的分析，也是基于传统对未来的期许。第二、三部分原为一体，篇幅过长，分作上下。
日常统治离不开国家与政治。环顾世界，20世纪中叶以来，政治史与帝王将相被西方史学推下了神坛，直到*近，方有复兴的苗头。中国自20世纪初新史学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这一变化，今天仍未走出这一境地。关注国家与政治，源于人群体性的存在方式，源于“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的现实，源于人类生存国家化的持续进程。就东亚地区而言，二里头文化、商周以来数千年几乎未断的大型王朝国家，不仅是人类史上的奇迹，也构成这一地区历史演进中*为关键的因素，研究这一区域的历史，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政治秩序与权威的作用。这是第四部分的主题。
《春秋》以降，中国史学中久已形成围绕王朝国家记述历史的传统。丰厚的传统中，既有“常事不书”，又因胜利者把持历史书写，弥漫着“成王败寇”的后见之明与对正统地位的执迷，各种模式化的书写所在多有，官方史学沦为当下王朝合法性的注脚，无法在王朝之外安顿新的立足点，从多元的视角展开观察。20世纪产生的新史学，无疑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时局艰难多变，传统惯性强大，学术从容生长不易，实践并不理想。那时奠定的国史架构与通史、专史、断代史的格局，至今潜移默化，规范着史学的走向。关注王朝国家的主要是事件史与制度史，还有新近出现的政治文化史。
从甲骨文开始追踪“事”字含义分化、添益、转化的轨迹，剖析“事件”一词的来历，以及“事件史”的出身，不难感受到“事”字含义的丰富与“事件史”的单薄。从古人的表达以及杜佑《通典》中的叙述去探寻“制度”的意涵，对照20世纪勃兴的制度理解与制度史，让我们对如何研究制度，有了新的想法。第五部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上述探源与反思有益于我们重新规划前进的方向。日常之外，为何是“统治”？亦要到词语的使用历史中去分辨。较之“行政”“治理”与“支配”，“统治”或许更有涵盖性，更切合古往今来的实践。如何研究“日常统治”？列举了四个视角： 主位观察为先，继之以客位观察；顺时而观优先，辅之以后见之明；日常视角（这三点都和如何处理时间分不开）；*后一个，也是*重要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关系思维不只是中国传统，亦是从20世纪物理学中发展起来的思维方式，也受到不少哲学家的青睐。史学不应自外于人类学术发展的新思考。日常统治放在关系思维下去研究，便突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单向模式，可以并观统治/被统治/抵抗。这些构成了第六部分。
如何开展关系视角下的日常统治研究，需要研究者针对问题与对象“辨证施治”与“对症下药”，没有包治百病的妙方。虽说如此，能为读者提供些参考与启发，也不无裨益。第七部分将过去十多年中完成的与“日常统治”相关的成果，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并非论文摘要的汇编，更多的是对设想、方法与角度的阐释和补充说明。对照原文，也许才能了解得更透彻些。
结语部分提出“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读者或会感到困惑，似乎和日常统治没有干系。看完全书，自不难理解。这里的人与事，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与事，而是经过知识考古，恢复了历史中丰满含义的人与事，关注的不仅是孤立的两者，而且是两者之间复杂多向的关系，连同其他三种视角，并置合观。国家出现后的“日常统治研究”与此只是表达角度上有所不同，内涵是一致的。看似平淡无奇，实是返本开新。近代以来，引进或自产的新名词带给我们太多的刺激与欣喜，很多是漂泊的浮萍，能扎下根且产生实质作用的却有限。追逐与阐释，耗费了太多的心力。否定之否定，回到貌似平常的提法，指引我们去重拾历史语境中被遗忘的内涵，从根基处激活想象，扩张思考空间。
个人理解，史学，乃至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并非空中楼阁，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今天乃至未来，即所谓“鉴往事，思来者”，并不是纯粹作为“知识论”或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立于世。梁启超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章，1922年初刊，再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尽管史学不只是了解成绩，解释亦不限于因果联系，其存在乃为现代人活动提供借鉴，不容否定。如何借鉴，体现在知与行的联结上。对业已消逝的“过去”，我们只是个有立场的观察者/转述者，对生活其中的当下现实世界，我们又都是生活/历史的直接创造者。三位一体的身份，赋予我们更多的“权力”与“责任”，但常不自知，我们往往会沉溺于前者而忘却后者，甘当摇手椅上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学究；还有更多的人，只能算是盲目的创造者。将三者统一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才有可能在知行合一中让“读史使人明智”的古老格言落到实处，让人类的惨痛教训、宝贵经验不再流于纸面空谈。这恐怕也是在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之后，又能将自己从中加以解放的途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