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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教授新书力作,全面透析中国未来30年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棋子和正确布局。

周天勇教授多年从事国家战略和政策研究,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的水利和土地问题。此次周天勇团队运用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用数据说话,对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把握住国家发展的脉搏,预判中国经济的未来,得出前瞻性结论:调水改土是中国未来30年发展战略的关键棋子和正确布局。

  1. 为破解中国经济发展困境、调控大棋局和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国内*本综合使用宏观经济学、水资源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国家调水战略的著作。作者站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长期可持续繁荣的角度,以历史视野,全局眼光谋划和推进调水改土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补短板重大工程,为深化改革提供定量的决策依据,为助力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提供战略性意见。

  1. 研究跨流域调水的可能影响和配套改革,提出建设北部经济带的设想。

本书对中外调水工程及国内热议的几种调水方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成本与风险等进行了综合分析,测算出我国第三模块的淡水、土地需求量,研究跨流域调水的可能影响和配套改革,提出建设北部经济带的设想。

  1. 指明世纪复兴之路,预测中国2035年前完全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深化改革加调水改土,是多种组合政策和调控棋局中的合理方案:土地改革、增加收入、扩张消费、消除过剩、资产保证、增强流动、货币稳定和稳定增长,中国2035年前完全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的水利和土地问题,所取得的系列科研成果受到全国政协、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的重视。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从国际和国内情况来看,长期使用财政赤字、发行国债等传统宏观调控作用已经不大,必须有重大针对性改革以及发展战略举措,而通过调水改土增加土地资产,增加8亿农村户籍人口收入,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拥有更好的宏观调控的条件和环境,完全可以通过改革使土地价值化、资产化,通过调水改土增加可利用土地,增加土地资产。

本书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制约因素、对国外调水经验、国内热议的几种调水设想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调水的成本与风险、水资源的空间重配与未利用土地改造等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研究。本书强调,我国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依然需要大兴水利,调水改土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尤其对于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民族复兴意义重大。


【作者简介】

周天勇,经济学博士,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财贸经济》等期刊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主持多项大社科基金项目、部委科研项目。关于扩大高等教育招生、银企债务重组、中小企业发展、财税体制创新、改革“三公消费”、农村土地体制改革、“一带一路”规划和行动、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放开和鼓励生育、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等数十篇政策建议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批转,作为制定政策时参考。

在国内外出版《中国向何处去》《劳动与经济增长》《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中国梦与中国道路》《艰难的复兴:中国21世纪国际战略》《“一带一路”学理认识与科学行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中国:增长放缓之谜》等著作。

冯立果,经济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专家理事,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企业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发展战略。


【目录】

第 一 章 调水改土:推动经济中长期增长和长远发展

第 一 节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与严峻趋势 / 002

第 二 节 实现未来中高速增长需要克服的供给侧和需求侧问题 / 006

第 三 节 未来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淡水资源硬约束 / 015

第 四 节 水资源供给侧战略性调整及其重要意义 / 019

第 五 节 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 028

第 二 章 增加战略性新动能:水资源的区域再分配

第 一 节 发展要素配置的天赋扭曲 / 032

第 二 节 现有存量农村和农业全要素模块 / 039

第 三 节 现有存量城市和非农业全要素模块 / 047

第 四 节 劳动力国情与发展新经济的不适应 / 050

第 五 节 水资源区域调整是关键 / 054

第 三 章 国内外水资源空间分布调配的经验

第 一 节 我国现代主要调水工程 / 060

第 二 节 国外主要调水工程 / 067

第 三 节 国内外水资源空间调配的经验和启示 / 083

第 四 章 潜在可利用水资源与扩大有效国土的可能性

第 一 节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水资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 092

第 二 节 我国国土资源结构与缺口分析 / 096

第 三 节 潜在可利用土地和淡水分布 / 102

第 四 节 以再分配水资源为基础的新增长模块 / 108

第 五 章 各种调水方案综合比较

第 一 节 各种调水方案介绍 / 120

第 二 节 各种方案面临的主要问题 / 126

第 三 节 施工条件比较 / 132

第 四 节 成本和收益比较 / 134

第 五 节 技术可行性比较 / 139

第 六 节 能源、输水、产业联动效应比较 / 144

第 七 节 可能涉及的国际政治问题 / 147

第 八 节 综合与建议 / 150

第 六 章 调 节水资源配置工程:国家提供公共产品

第 一 节 水利工程的公共产品供给 / 154

第 二 节 技术保障 / 162

第 三 节 建设成本与相关材料供给 / 167

第 四 节 未来配套重点 / 172

第 七 章 调水改土:社会投入和市场化运作

第 一 节 土地产权与水权 / 180

第 二 节 土地整治社会投入与分配 / 186

第 三 节 土地利用的市场化运作与政府监管平衡 / 192

第 八 章 调水改土的水权分配与交易

第 一 节 初始水权分配与水权交易的内涵和理论基础 / 200

第 二 节 世界水权制度的主要模式和国外水权交易的实践 / 204

第 三 节 我国初始水权分配实践和水权交易发展状况 / 211

第 四 节 我国水权分配和交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214

第 五 节 我国水权分配确权和水权交易的政策思考 / 219

第 九 章 通过调 节水资源分配建设北部经济带

第 一 节 北部经济带:构想、理论与构成 / 226

第 二 节 北部经济带的战略定位 / 235

第 三 节 北部经济带的实现路径 / 242

第 十 章 调水改土的科学认识和风险防范

第 一 节 跨流域调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防范措施 / 250

第 二 节 跨流域调水工程的资金筹措和成本控制 / 258

第 三 节 防止土地闲置和解决对策 / 263

第 十一 章 跨境河流水资源开发中的国际政治

第 一 节 水资源在国际政治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 270

第 二 节 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河流合作状况 / 276

第 三 节 处理跨界水问题的因素 / 281

第 四 节 中印跨境水资源开发与对策 / 288

第 十二 章 调水改土体制中的先行先试改革

第 一 节 新体制新机制 / 296

第 二 节 新的土地体制 / 299

第 三 节 促进人口和劳动力迁移流动的体制 / 302

第 四 节 新的水资源分配使用体制 / 305

主要参考文献 / 308

后 记 / 318


【前言】

以重大改革和发展举措稳定经济增长

周天勇

2019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我认为,结构性问题中的是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趋势严峻,因而未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合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我们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未来经济增长以及宏观调控,进行模拟和推演。这段时间,我也看了许多建议和想法,觉得有的不靠谱,有的老调重弹可能不大管用,需要深入讨论。

水利与扩土要结合起来,扩土增加土地资产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把未利用土地改造成可利用土地,又要与土地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因此,在此我将以前发表的有关论述宏观经济调控、稳定经济增长、土地制度改革、调水改土发展战略等方面的文章放在正文前面,作为这本书的绪论。

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将会长期存在

2015 年,通过回归20 年前人口增长对20 年后经济增长影响相关关系,我判断,未来几年中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可能处在一个向下的大拐弯中。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变化证实了这一点。在2018 年和2019 年,我们用回归外推和将人口因素作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变量等多种方法进行推算,2020 年到2035 年的经济增长,自然的经济增长,开始还处在一个下行拐弯之外,之后稳定在低速增长的平台上。从棋局上看,人口这一棋子的冲力,由于过去遭遇过干预,已经先天不足。

我们倒算,假如2015 年时,棋局中人口不是13.7 亿人,而是15.3 亿人,经济增长在2020 年到2035 年间,国民经济还可以以6.77% 的速度增长16 年。但由于曾经对人口增长的过度干预,假设未来几年没有重大改革和战略性发展措施,我们反复用多种方法模拟计算,2020 年到2035 年间的经济增长平均速度均不理想,都在中速以下水平。

人口过早进入较低自然增长速度阶段,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提前,是经济增长速度在没有走完工业化进程和完成工业化目标就开始下行的主要压力来源。

从国际看,由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振兴制造业,特别是中美贸易棋局冲突,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实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再加上中国本身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比例从2006 年的35.2% 下降到了近年的18% 左右,为比例时的一半。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已经结束。

而由于后一波人口增长和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要求建立的生产体系,国内2012 年开始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受近年来逆全球化经济的影响,不断收缩的内外需求,导致其生产不断过剩,也迫使其需要不断地出清,使过剩和去产能常态化,造成了国民经济增长长期下行压力。

在这样一种趋势下,没有重大针对性的改革以及发展战略举措,在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越来越严峻的趋势下,可以自然恢复理想经济增长,还有很大困难。

我们面临的就是上述这样一个走势,如不找到关键棋子和正确布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将会长期存在。

二、观棋的个视角:生产过剩和城镇户籍居民消费需求弹性较小

经济萧条是什么?就是生产过剩。生产为什么过剩?就是消费、出口和投资需求不足。这个矛盾不解决,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将会长期存在。这是一个经济学中的常识性规律。从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来看,由创业和劳动得到

收入的人口棋子在短期内恢复不了,出口需求这步棋也因贸易保护主义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再创辉煌的可能性也不大。这个问题只有用国内需求等棋子替代的办法去解决。

国民经济问题的棋局症结,整个生产过剩的终端,实际是对工业消费品的需求不足。一些观局学者提出,以投资棋子来拉动中间需求,关联扩张消费需求。但是,工业生产能力过剩,基础设施也大体满足,越投可能越过剩,或者根本就投不进去。也有一些观局学者提出,走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这步棋,以替代国外出口收缩。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很复杂、很难。

经济分析中的消费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需要有提高居民收入这步棋来支撑。

2018年国内工业产能过剩11万亿元。我们先来看,能够指望刺激6亿城镇户籍居民的消费积极性这步棋,去解决工业生产过剩问题吗?回答是否定的。据我们推算,2018 年城镇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477 元,收入消费率为60%,收入增长对工业品消费的需求弹性很小。

三、平衡生产过剩的一个关键:增加8 亿农村户籍人口收入这步棋

总体上看,2018年居民收入总额占GDP比例只有43%,消费支出总额只占30%,与国际上居民收入占GDP的60%到65%和居民消费占GDP的50%到55%,有很大差距。从结构上看,主要是农村常住居民和外出人口收入过低所致。

现在的城市人口中,有2.3 亿多农村户籍的常住人口,这部分人口在2018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我们推算在22620 元,同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6亿多农村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17 元,这两部分8 亿规模农村户籍人口的收入消费率在80% 左右,收入增长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弹性很大。怎么才能增加这8 亿人口的收入?从目前的渠道看:(1)2 亿农业劳动力,种了20 亿亩地,劳均9 亩地,南方可能就两三亩地,依靠农业种养来显著增加收入可能性不大。(2)制造业过剩,城镇吸收农业劳动力创业就业能力变弱,外来劳务工增长速度放缓,而且务工人员的劳动收入要比城镇户籍就业劳动力低得多,2.3 亿城镇务工等人口解决生产过剩的能力也很微弱。(3)与日本、韩国相比,我国农村户籍人口少了两项重要的收入:土地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的创业收入。而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住宅、耕地、林地等只是生活资料,而不是有价值的资产和财富。2018 年,农村户籍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为1∶12,资产性财富差距为1∶18。

也就是说,增加8 亿农村户籍人口收入这步棋,我们现在只有种地和外出务工这两颗棋子,靠它们根本不可能走通大幅度地提高其收入水平这一步。而能使农村户籍人口致富的两颗棋子——土地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的创业收入,基本上没有。这一棋局如果长期化,也就意味着农村户籍人口的工业品需求因收入不能相应增长而不能得到满足,而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却要工业生产能力被不断地出清,无法延长标准化、专业化和大规模化生产的工业化阶段,也就意味着中高速经济增长的结束,国民经济未来增长将长期徘徊在低速平台上。这是一个劣态格局。

8 亿农村户籍人口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大,但是,他们收入的理想增长在传统方式下无棋路可走,使生产陷入了过剩常态化的僵局。

四、危棋:传统宏观调控与货币流向及高负债

对于目前全球主要国家人口增速放慢和老龄化造成的这种经济下行局面,由于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过去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政策和货币主义倒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再有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和抹平周期的作用;而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虽然能延缓大量的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关闭和破产,但是减税是短期政策,仅能发挥短期作用,面对这样的人口下行变量持续的影响,解决人口变量下行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收缩问题的能力也有限。走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传统的三颗政策棋子,难以改变棋局的颓势。

2019 年11 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5%,主要是食品部分上涨,特别是猪肉价格上涨过快所致。其他大部分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在2% 以下。我认为,这是一次临时和结构性的通货膨胀。随着猪肉供给的增加,仍然会回到低通胀的格局之中。

在经济下行局面下,如果长期使用财政赤字,发行国债,用于没有直接收益和不能变现资产的公共服务、养老等福利、基础设施等支出,央行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产业收缩企业贷款不积极时以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债和建设项目的方式,通过买卖国债和贷款的方式放出货币,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支撑一下经济增长,但是并不能消除工业品过剩带来的萧条,特别是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要求的生产能力不断出清,消费仍然低迷,经济仍然在下行中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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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与严峻趋势

自2008 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连续10 多年增速下行。这在改革开放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在“人口坑”等内外因素作用下,这种下行压力在未来还会继续加大。这对于中国需要在有限时间窗口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门槛来说,是个重大挑战。

一、已逾10 年的经济增速长期下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经历多次波动,总体上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平均增速达到9.5%,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在2018年达到90.03万亿元,人均GDP 达到9732 美元,接近1 万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经济体。然而,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 年的14.2%降到了2008 年的9.6%,2009—2010 年虽曾在“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作用下回升至2010 年的10.6%,但总体上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增速长期下行的趋势,随后的2010—2018 年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逐级降至2018 年的6.6%,与2007 年的14.2%相比,经济增速下降了52.8%,经济增速下行时间已逾10 年。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速下行,在改革开放历史上前所未有(见图1-1)。

二、低生育率将可能导致未来中国经济长期低速增长

什么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础性因素?周天勇(2018)研究发现,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人口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他用中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回归检验,发现当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20 年后的经济增长率存在高度拟合现象。这就是人口增长滞后20年左右影响经济增长定律(见图1-2)。

按照这一拟合关系,我们可以根据我国人口自然增长情况对未来经济增长进行预测:由于21 世纪初以来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行,因此未来经济增长可能也会维持同人口自然增长率相似的下行趋势。这样,在当前经济增速下行趋势下,如果任其下跌而不采取强有力措施,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将很可能在2024 年下降到4%以下,此后的2025—2036 年间将在3%~4%之间徘徊(见图1-3)。在这种增速条件下,中国很难跨过高收入门槛,即使短暂地跨过去后还可能退出来,更不利于中国在较高收入水平上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和繁荣。

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仍然需要中高速增长

在推动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对于我们这个人均GDP 不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很重要。事实上,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并非此消彼长、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学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历史的研究表明,GDP 高速增长时期也是TFP(全要素生产率)高速增长的时期,而且是TFP对GDP贡献的时期。a改革开放以来,GDP高速增长时期一般都是人均收入较快上升、居民物质文化消费快速增加、获得感较快上升的时期。历史上所出现的高速增长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实在并非高速增长之罪,而是政府监管缺位或不力的结果(张文魁,2018)。

更加重要的是,只追求高质量而不要较快速度,是很难在窗口期内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门槛的。现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在其发展史上都是以较短的时间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这就是“时间窗口”,不是可以无限时间往后延迟的。一旦错过窗口期,则可能掉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引发诸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表明,2008—2022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参考性时间窗口。b 如果未来中国没有一定较快的增长速度,而只有追求所谓发展质量,那么人均GDP 是难以在窗口期内跨过高收入门槛的,个百年奋斗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未来速度不是不重要了,而是仍然非常重要。同时,即使是高质量增长,也需要以一定速度来支撑和保障。在经济从高速向低速转换的时期,往往出现产能过剩、企业破产倒闭、银行负债和不良资产激增、经济新增动力不足、经济金融风险提高等问题,增长质量不是升高而是降低了。

因此,考虑人口相对收缩和结构老龄化、全球经济增长的势态、金融体系和人民币币值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不利因素,从未来能够实现中国新两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看,在个10 年左右时间中(2020—2030年),经济增长需要保持7%~8%的动能。在第二个10 年左右时间中(2030—2040 年),需要有5%~6%的动能。理由为弥补人口相对收缩和老龄化失去的3 个到4 个百分点的动能,也要防备货币大幅度贬值等影响人均GDP 水平的不可预见事态发生,留下对其弥补的余地。而在第三个10 年左右时间中(2040 —2050 年),需要有年均3%~4%的增长动能,这个阶段要弥补的是人口特别严峻的老龄化对增长速度的下行压力,从而顺利地进入中等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行列。

第二节 实现未来中高速增长需要克服的供给侧和需求侧问题

近两年来,中国季度增长速度保持在6.5%上下,但下行压力极大。要在经济增长逐渐提高发展质量的同时实现7%~8%的中高速增长,首先需要找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下行的关键因素。这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分析。

一、供给侧:城市和农村两个模块之间的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梗阻

2018 年,中国农业增加值的GDP 占比下降至7.2%,看起来似乎中国已经是一个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的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从另一方面看,2018年中国常住流动人口城市化率为59.6%,户籍人口市民化率为43%,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率为26%,我国仍然拥有厚重的农村和农业社会特征。

从这点上来讲,人口、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和农业向城市和非农业流动和再配置,应当有广阔的空间和充足的动力。然而事实上,近几年来,人口、劳动力、土地、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和农业要素模块向城镇和非农业要素模块的流动和再配置速度大为放慢,二者之间的通道似乎已经被阻断。

(一)现有城镇区域和非农业要素模块的问题

一是城镇和非农业要素模块开始排斥和挤出普通劳动力,普通劳动力发生向农村回流的现象。2017 年,虽然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58%,户籍城市水平更是只有43%左右,产业中就业劳动力还有2.1 亿人,占总就业劳动力的近27%,与同等发展水平阶段的国家相比,城市化水平按常住人口低了13 个百分点,户籍城市化水平更是低了27 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就业比例则高了13 个百分点。但是从数据看,新增的外出向城镇和非农业流动的农民工在大幅度减少。制造业过剩和出清,以及税收和社保费用增多,再加上智能技术、自动生产线和先进机器装备对劳动力的替代,非农业领域雇用普通劳动力数量相对在减少。

二是现有城镇和非农业要素模块,由于制造业生产过剩,资金几乎找不到理想的再投资的领域,资本也溢满而已经相对过剩。由于人口少子化,有消费支付能力的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老龄化加剧,曾经的人口增长导致消费需求扩大的态势已经成为过去。相反,由于人口开始收缩,那么必然要求供给规模相应收缩,这已经成为制造业不断过剩和不断去产能的一个压力因素;而贸易冲突又使中国制造业向外出口的需求空间受到压缩,而且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过去依靠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来推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时代也成为历史。2010 年以来中国投资的单位GDP 产出水平的下降,也是城镇和非农业要素模块中资本要素过剩的一个反映和实证。

三是现有城镇和非农业模块中,农村土地向其流动的产出配置效率大大下降。2010 年以来,中国城镇建成区的单位GDP 产出增长水平大大低于前30 年,而且未来下降的压力也较大。主要原因在于:其一,集中式、规模化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陷入过剩,其对土地的需求下降。其二,服务业中的公益性土地配置,其投资建设主要增加当期的GDP,金融商业等用地与制造业相比相对较少;而增加住宅用地,一般也只是形成一次性的GDP,而不会有连续的产出。

四是农村模块中投资形成的知识型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业模块流动,技术要素也在后者中不断集中和积累。知识劳动力和技术的积累,需要人力投资和研发成本支出,其需要比普通劳动力和常规技术高的收益,才能收回其投资,获得合理的回报。而且,高收入的行业者集中在现有的城镇之中,这使得城镇不断地吸收知识劳动力,集中和积累技术要素。如果农村产业的效益太低,就会将知识劳动力和技术要素几乎全部吸收到城镇要素模块之中。

(二)现有农村和农业模块的人口和要素流动的变化和问题

一是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和农业模块中滞留了大规模的低收入过剩人口,降低了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的消费能力,年消费能力损失约占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14.15%(2017 年值),这使城镇和非农业要素模块的生产供给无法被低支付能力人口的消费需求所平衡。从人口比例看,2017 年农村常住人口还在41.48%左右,户籍农村人口更是高达57%左右,与目前中国发展水平阶段城市化至少70%的国家相比,农村中按照常住人口比例多出了15958 万人,按照户籍人口更是多出了38922 万人。当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955 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445 元,差额为13490 元,城市化滞后造成的消费能力损失额为17482 亿元。如果按照户籍人口差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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