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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掌故》聘请锺叔河、董桥、陈子善、赵珩、白谦慎五位先生为顾问,由百年中华书局诚意推出。一方面,从文章体式和趣味上而言,希冀可以延续晚清民国以来掌故写作的传统,甚而上接宋元明清笔记文体的气脉,打通文史,强调文人高雅的趣味与不俗的境界。另一方面,从内容材料上而言,或亲闻亲历,或考订有据,避免道听途说,希冀采之可以裨信史,丰富我们对相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了解。


【内容简介】

《掌故》的读者和作者,大多是爱书人。本集以茅子良先生《1973-1979:上海书画社的木版书》一篇开场,相信足以“令人目明”。传统的雕版印刷在特殊历史环境下重放异彩,如今岂可再得。茅子良以参与者的身份,翻检档案,摩挲实物,寻访故旧,完整重构这一过程,堪为当代出版史的重要文献。雪克先生回忆一个甲子前为学校买书的经历,有故事,有人情,有时代氛围,韵味十足。艾俊川先生从自己珍藏的画册《养寿园图》说开去,揭出养寿园在袁世凯政治生涯中的意义,挖掘极深。胡文辉谈陈寅恪笔下的“新名词”,许礼平谈高伯雨的一篇集外文,也无不是从书中来,眼光见识,各擅胜场。

记述人物,向为“掌故”以及《掌故》的重点。本集七位新作者,专注人物的倒有六位:虞云国、高林、沈慧瑛、苟世建、谭苦盦、陈铃。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谭苦盦与另三位老作者刘永翔、刘聪、宋希於,这次的题材皆“事关风月”。饮食男女,人皆有份,圣贤难免,其中自有掌故,但讲什么、怎么讲,仍然关乎情怀,关乎趣味。马一浮的隐痛,梅贻琦的心事,吴湖帆、周鍊霞的纠结,总是加深了后人对那个时代与人物的理解;陈白尘的那一段情感风波,作者也未尝津津于事件本身,而是有悲悯,有哀矜。

三十多年前,章品镇先生以一篇《花木丛中人常在》,回忆《花木丛中》的作者周瘦鹃先生,后来他将追记前辈的文章结集,即以之冠名。如今严锋拿出同题之作,写的是父亲辛丰年与章品镇长达七十年的君子之交。在疫情尚未平息之际,“花木丛中人常在”这七个字让人感触良深。春夏如约来去,世间不复旧时,人与花木同盛,果真是*美好的心愿。


【作者简介】

编者、主要作者介绍

徐 俊,1961年生,江苏扬中人,现任中华书局执行董事。著有《敦煌诗集残卷辑考》、《鸣沙习学集》等,另撰有《书札中的雪泥鸿迹——中华书局所藏向达致舒新城书札释读》、《附逆之外的梁鸿志——爰居阁谭屑》等。

严晓星,1975年生,江苏南通人,媒体人、学者。著有《近世古琴逸话》、《金庸识小录》、《七弦古意:古琴历史与文献丛考》、《梅庵琴人传》等,编有《高罗佩事辑》、《民国古琴随笔集》等。

茅子良,1944年生于上海。1964年于上海出版学校毕业后,任职于朵云轩(后改名为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任副社长,1984年兼任副总编辑。曾主持编辑《明十竹斋书画谱》重刊工作,负责《中国美术全集》明代书法、清代书法、玺印篆刻分册决审工作并代拟《明清篆刻流派概述》序文。著有《艺林类稿》等。

刘永翔,1948年生,浙江龙游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有《蓬山舟影》、《文学的艺术》(合著)等,另有《清波杂志校注》、《袁枚续诗品详注》(合注)、《亭林诗文集 诗律蒙告》(校点)等。

虞云国,1948年生,浙江慈溪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著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三声楼读记》、《水浒寻宋》等,另主持编纂《中国文化史年表》等。

艾俊川,1964年生,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献学、出版史学者。著有《文中象外》,另撰有《不至异国,当得异书》、《鉴定金属活字印本的几个方法》、《小万柳堂纪事》等。

锋,1964年生,江苏南通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雕虫缀网录》、《感官的盛宴》、《和而不同》(合著)、《跨媒体的诗学》等。

沈慧瑛,1964年生,江苏常熟人。苏州市档案馆副馆长。著有《君自故乡来:苏州文人与文事稗记》、《过云楼档案揭秘》等,主编《吴云信札》等。

高 林,本名徐时霖,文史学者。曾主编《罗孚文集》,另编有《罗孚友朋札辑》,整理《徐铸成日记》、《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等。


【目录】

1.1973-1979:上海书画社的木版书 / 茅子良

朵云轩历史上一直以木版水印画名闻天下,行销中外,唯独这六年多时间,刻印木版书是个例外。巧得很,这四种书除了两种古书,首刻马恩著作一种,后刊刻诗词一种。古今中外均有涉及,可称书界佳话。

27.买书记往 / 雪 克

业内有个行规,如有珍本、稀见之书,要先问沪图。不收,再问郑振铎先生长住上海代为其收书的专人。再不要,才能外销。

33.养寿园纸上考古记 / 艾俊川

袁世凯在养寿园,确曾广为散发他披蓑垂钓的照片。这是和刊印诗集一样的引导舆论之举,表明袁世凯安心养病、不涉世务,以消除当权者的戒心。无论吟诗还是垂钓,都带有明显的表演色彩,离不开养寿园这个舞台。

62.前朝旧影:上海市文史馆一瞥 / 陈.铃

五十年后,回看当年发生在文史馆的讨论,应该说,面对政治局势的波涛暗涌,文史馆里历经风浪的老先生们,大多数守住了道德良心的底线,这是难能可贵的地方。

80.陈寅恪论著中的新名词 / 胡文辉

陈寅恪使用新名词多者,突出乃至突兀者,正是他满纸“河东君”的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用得频繁的,却是一个指涉军事方面的用词:烟幕弹!

99.罗孚日记中的北京生活(上) / 高 林

上级决定《反攻》和《挺进报》合并,可还没有等到《反攻》的人员和《挺进报》接头,《挺进报》就被破坏了。有人问罗孚,你如果没去香港,会不会也成为红岩的烈士。罗孚说,大概不会吧,依赵隆侃的聪明和机智,他会通知我先跑掉的。其实,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后,赵隆侃的脱险是非常侥幸的,现实常常比小说更加激动人心。

125.顺德本《华山碑》的两次抵押 / 李 军

李棪继续与容庚保持往来,间接证明两人的关系并未因此恶化,邓氏“无赖”一说似不过徒逞口舌之快而已。

136.花木丛中人常在——章品镇与辛丰年 / 严 锋

记忆中父亲主动去看望过的人,只有两位,一位是章伯伯,一位是贾植芳先生。父亲是个看上去极度内向的老宅男,几乎从不主动与人交往,退休后几乎从不出门,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他有一种焦虑感,总觉得来不及了。来不及什么?来不及看书。他年轻时就被人视为书呆子,年老了就更加任性。

155.季海先生片谈(中) / 王学雷

季海先生曾向我说他“讨厌小报记者”,而龙春正是“小报记者”。当先生问龙春在哪里工作时,我怕瞒着反而不好,竟然俱以实告,说“他就是您所讨厌的小报记者”,而先生却没有特别表现出介意之色,相反是接谈甚欢。

166.亲炙徐无闻师二三事 / 苟世建

“但是,”无闻师话锋一转,特别告诫我们:“学篆书一定要学法度谨严的范本,而明人篆法已坏,切不可学!”

184.寻找金嘉 / 沈慧瑛

四个月后,顾文彬对这卷唐人写经还念念不忘。从同治十二年五月初二致顾承的家书中,可以了解他的迫切心情:“邠卿残经究是古物,稍加亦可,且系故友,不必与之丁丁校量也。”

206.马一浮断弦不续究实 / 刘永翔

理学大师会稽马一浮先生,十七岁娶妻,婚后二载馀,夫人汤润生即不幸弃世。时先生年才二十,嗣后竟终身不娶。其故众说纷纭……

212.《作家笔会》里的“殷芜” / 宋希於

杨英梧终于不曾写出自己的故事,但仍有颇沉痛的记述……在投射之下,迎面狠击过陈白尘一拳的他如此厚道,但仿佛仍有隐痛。

232.“还剩旧时月色在潇湘”——梅贻琦日记之“珊” / 谭苦盦

据说,杨净珊在婚后曾爱慕过胡适,多次匿名或以英文名Zing shan去函索爱。而胡适却“劝其决绝”,杨净珊到后“除了想象与梦,什么都没有”。直到梅贻琦的出现,情况因之起了变化。

254.吴湖帆和周鍊霞的一场情感波澜 / 刘 聪

词中之“百琲明珠好聘量”,透露出吴湖帆似乎已有聘娶周鍊霞的打算。这与三个月前所写“莫道温台玉镜”相较,二者之间,吴氏的态度已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尽管这样的转变很可能是来自周鍊霞这边的压力,但吴湖帆终能做出这一决定,也必然是经历了长时间的痛苦与纠结。

269.遗札所见杨廷福先生的晚年学术 / 虞云国

如今史学新进知道杨廷福其人的,似已不多。杨先生虽非伟人,却也绝非碌碌常人。即就学术论,他有唐律研究与玄奘研究的成果传世;倘就经历而言,他的遭际也许仍不失为摹绘20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分子群像的有用素材。

286.谈高伯雨的一篇佚文 / 许礼平

大抵名士邀名,急求不畏权势的美誉,于是将千差万别的现实脸谱化,且有人套上开封包龙图的角色,于是闹得不可开交了。

298.编后语 / 严晓星


【书摘与插画】

1973-1979:上海书画社的木版书

茅子良

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文明古国。早期的印刷方法是把文字和图画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现在的木版水印画仍用此法,统称“刻版印刷术”。以木刻雕版技艺印刷装订的书,简称“木版书”,亦称“雕版书”,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于1973年到1979年在上海书画社“复活”了。

上海书画社与朵云轩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朵云轩的名号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动,也有着相应的改变。1900年7月11日(农历六月十五日),“朵云轩笺扇庄”在上海创办。早先设立在今河南路九江路、汉口路一带,制售传统的各种诗笺信纸、账本簿册和各式雅扇,并从事书画篆刻的中介业务,由此呈现出一种文化的气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10月改名“朵云轩静记”,因为老板叫朱静庵,报纸广告则多用“朵云轩”三个字。“静记”于1956年公私合营,1958年4月与其他几家笺扇店归并于荣宝斋(上海)。应该说,朵云轩历史到此中断了,所幸相关人员后来有不少重操旧业。

历史的巧合出现在1956年9月,上海市出版局领导下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建立木版水印室,开始复制中国画,于1958年3月在衡山路237号新建的三层楼,对外挂牌“朵云轩”;1960年11月19日,与同样从原来单位脱离出来的荣宝斋合并,重建朵云轩。重建的标志性特征有两点:一是成立编辑出版部,以木版水印为主,系统复制出版历代国画精品;二是产销结合,营业部设在中华街南路422号,并有字画收购、产品邮购等业务,向海内外销售,成为书画商店。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朵云轩于8月改名“上海东方红书画社”。1972年美国尼克松访华前,因为内外交流的需要,1月1日易名“上海书画社”。1978年1月1日改名“上海书画出版社”,同时恢复朵云轩名号。到2009年9月8日,朵云轩、书画社改制,分开各自发展。

上海书画社的木版书同木版水印书画艺术品一样,都是传统的手工制作的出版物,仅有一点不同,木版书是1973年至1979年生产的特殊产品。

试刻《共产党宣言》

1973年2月初,我看到老编辑盛振鸣在设计《共产党宣言》的直式简体字书版式样,又听说社里工军宣队连部将安排一位李姓复员军人,搭一个木刻雕版书的工作班子,就去向社革委会主任王颜晋老师和连部负责人“毛遂自荐”。我说,新来同志一切陌生,自己1964年进社工作近十年,熟悉人员,又学过刻版、裱画,我做较为合适,行吗?到3月初,经组织批准确定,安排我任组长,林岗、张龙珠任副组长,设立木版水印组。

万事开头难。会写反字的杨明华师傅是长江刻字厂的,让他在家里静心写字。我们到该厂进行借调,请来了刻字工周须根(1921-?)、霍金兴(1936.2-1997.6)两位。又请来浦东金桥农村的秦品美、上海纸品六厂的拉线刻工夏宏泰,加上本社的罗旭浩(1918.8-?)共五位。后来任务忙时间紧张的时候,还请我社木版水印组的韦志荣等刻版师傅前来救援。

我们分了工,老林是山东南下干部,抓进度和管理,我负责写刻、编校、培训等,张负责印刷。那时计划经济,以书面报告大社党委办公室陈坤生主任,持市里批文通过上海市物资局购取所需用的纸张。又到上海市木材公司,拿到每年的白桃木即银杏木木料计划。我同社里采购员再赴宝山等地通过农村大队的组织挑选树木,符合书版尺寸者,只要农民愿意出让,就运往颛桥木材厂剖成板材,送社里晾干备用。

为了确保质量,我们搞了“《共产党宣言》发稿过程责任登记表”,于右上角“编号”后留空白,待填写书版第几块的数字。谁发稿和校对、二、三次,谁书写,书字校对谁、二、三校,谁发稿刻,谁刻字、发刻和刻完,均应签名和填写日期。

表格右下方“有何修补情况”一栏,一般不会用的。今年年初我查找到相关文档,见有“编号:五”一页:“重刻,换掉开始试刻版。”因为当初刻工各人手势风格不一,有极少量相对不理想的字版有过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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