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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护问题在老龄化的日本日益严重，看护人才流失、社会福利支持不足，*终演化成家庭看护中的激烈矛盾。近几年，日本接二两三地发生因身心疲于看护而杀害家人的“看护杀人”事件。夫妻、亲子之间理所当然的家庭看护模式逐渐走入绝境，没有尽头的持久战*终酿成人伦悲剧。如何避免亲人间的纽带扭曲断裂的“着魔瞬间”？每日新闻大阪社会部采访组倾听来自“加害者”们的声音，采访事件相关人士，深入家庭看护者的内心世界，揭开家庭看护惨烈的现实，探寻预防惨案再度发生的可能。
【内容简介】
用被子捂住妈妈的口鼻的话，她便能得到解脱……我意识到自己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护士（48岁），母亲因脑淤血瘫痪在家11年
每晚我都会对母亲讲话，母亲虽不曾回应，但我说了许久的话后便止不住地流泪。对我而言*难过的事便是看着母亲逐渐消瘦衰弱的样子。
——来自大阪府的男性（70多岁），居家看护母亲7年
我平时还要工作，几乎没法照顾儿子。今后我的工作可能会更加繁忙。平日里妻子承担了看护儿子的全部事务。我对她深感歉疚，也很心疼妻子。万一妻子精神崩溃的话该怎么办，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恐惧。目前还尚且能够维持现状，但10年后又会怎样呢？我并不乐观。
——来自大阪市的男性（55岁），其子身患重度脑瘫
【作者简介】
每日新闻大阪社会部采访组
前田干夫
1968年出生于兵库县。毕业于关西学院大学法学部。1994年入职每日新闻社。曾任大阪总部社会部、地方部副部长及冈山支局局长等职，2020年4月开始担任东京总部特别报道部部长。编著有《现场的残影：记者笔下的“悲欢记”》（新风书房）。
涉江千春
1981年出生于东京都。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2003年入职每日新闻社。先后任职于阪神支局、大阪总部社会部。曾负责大阪府警方、法院等相关新闻的报道，后任机动记者。2018年4月开始任首尔特派员。
向畑泰司
1984年出生于大分县。毕业于都留文科大学文学部。2006年入职每日新闻社。曾任职于德岛支局、大阪总部社会部、东京总部特别报道部。现于大阪总部社会部负责大阪府警方相关新闻的报道。
【媒体评论】
我想说的是，看护杀人究其根本，源于家人之间至深的爱。“独自一人承担起对所爱之人爱的责任，被这份感情逼到了绝境”，才导致了看护杀人……双亲分别成为杀人事件中的加害人与被害人，一想到其子女内心的悲痛和情感的纠葛，我不由感到，在看护杀人事件中，或许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这么说也不为过吧？
——日本著名作家重松清
【目录】
前言
章 自白
深夜兜风的结局
检察官不能体会我的痛苦
第二章 前路未知的不安
长期看护，仿佛一条没有出口的隧道
母爱绝望的瞬间
第三章 活下来的人们的每一天
“想要再一次，成为妈妈的孩子”
一系列的悲剧
看护杀人案件所遗留的创伤
第四章 悲剧能够预防吗？
看护援助专员的自白
医生察觉到的征兆
“不能让他再一次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来自看护一线的苦恼
为看护所迫的男性
第五章 苦恼与纽带
“家人不在身边的话真的很寂寞”
“年轻看护者”的苦恼与奋斗
与家人分离的“多重看护”
住在尖顶宅宇内的一家
第六章 看护家庭的现状——援助范围及迫在眉睫的再修订
以看护家庭为对象的问卷调查结果
援助的现状及众望之下的再修订
当家人需要看护的时候
对该系列的反响
结语
【前言】
前 言
悲伤、痛苦、愤怒、悔恨，这是弥漫在案发现场的气氛，也是当事人内心深处真实的情感。
2014年10月，我在《每日新闻》大阪总部的社会部担任负责各类案件报道的编辑部主任。《每日新闻》当时首次推出了名为《悲欢记》的专栏，讲述受各类案件牵连的人们的心路历程，只在报道地方新闻的大阪版上连载。
有些案件即使并非重大新闻，其缘由也许亦能引发众多读者共鸣，使人感同身受地体会当事人的痛苦。带着这样的想法，专栏记者多次走访案发现场，拜访当事人及案件调查人员，力求还原案件细节。经过不懈的努力，当记者得以与当事人会面，直面他们流泪的脸庞、倾听他们诉说自己的痛苦时，心灵也为之深深震撼。
专栏一直持续到2016年3月，荣获“第23届坂田纪念新闻奖”（部门“dujia新闻•策划报道”报纸部门），该奖项主要用以表彰关西地区的优秀新闻报道。根据专栏内容编辑整理的《现场的残影：记者笔下的“悲欢记”》（新风书房）一书也出版问世。
随着专栏的连载，发生了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专栏所报道的案件类型多种多样，有故意杀人、虐待儿童、交通事故、毒品等，在连载期间所报道的共计35起案件中，有4起与看护有关的悲剧。而这4起非特意报道的看护相关案件，却引发了空前的关注。
于2015年3月30日刊载的名为《灯之光》的案件便属其一。
2015年3月14日，白色情人节的傍晚，某咖啡厅老板（73岁）到一位熟客家去赠送曲奇饼。
该熟客是一位老妇人（80岁），在自家玄关见到老板后，便开始抱怨道：“我儿子经常尿床。我现在年纪也大了，渐渐力不从心，到底该怎么办好呢？”由于老板店里还有客人，老妇人在接受了曲奇饼之后，便与之道别。
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警方赶到位于大阪市旭区某妇人的家中。
在位于二楼的起居室内，该妇人的长子（54岁）被发现死于被褥上。其颈部有疑似被勒的痕迹。而站在尸体旁的妇人，当天就因故意杀人嫌疑被逮捕。
该妇人于当天早晨向住在别处的长女打电话，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据大阪府旭区警署知情人士描述，该妇人与无法行走且有智力残疾的长子共同生活。妇人的丈夫约十年前入住某护理机构，并接受看护至今。妇人独自一人照料长子的生活起居、操持家务，还要为身在护理机构的丈夫送去换洗衣物。
长子在福利机构的工厂上班。每天早晨7点，妇人都会在路边静静目送儿子远去的身影。
到了晚上，儿子就挨在妇人身边憨甜入睡。妇人悉心地照料、陪伴着儿子。即使外出参加老人会的活动，也时常因为担心儿子，不多久就匆匆赶回家。
妇人曾苦笑着对邻居说道：“无论如何都放心不下我的儿子啊。”
妇人每天努力地操持家务，把家中打扫得干净整洁。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妇人的身体不再硬朗，承担这般繁重的劳作也变得愈发吃力。于是她便萌生了把儿子送去护理机构的想法。
根据护理机构工作人员所述，妇人经区政府介绍曾前来咨询。当时她这般介绍自己的情况：“我的体力已经支撑不下去了。我这把年纪，也不知何时走到尽头。我不在了的话我儿子该怎么办呢？”
护理机构随即开始着手做各项准备工作，然而终还是晚了一步。
妇人每周有两天会光顾附近的咖啡厅，点上一杯咖啡，休息放松片刻。
每年的情人节这天，她都会带着小小的巧克力来到店里，向平时帮忙更换灯泡、搬动家具的老板表示感谢。
今年也是如此。然而进入3月后却未见妇人再度光顾，因此老板便在白色情人节这天带着作为回礼的曲奇饼，上门拜访了她。
咖啡厅打烊后，独自走着夜路回家的老板，总能看到从妇人家中透出的点点灯光，让他的心灵归于平静。
“当时如果能耐心地听她倾诉的话就好了啊……”
然而，那温暖人心的点点亮光已经再也看不到了。老板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掩面痛哭。
对该案件进行报道的时候，在延续《悲欢记》专栏的同时，《每日新闻》正致力于策划另一项深入报道特定主题的项目。
作为社会部机动记者的涉江千春、向畑泰司，这两名骨干记者被任命为新项目采访组的成员。他们不负责记者俱乐部的相关工作，而是跟踪报道各类事件。
我曾任负责大阪府警方相关新闻报道的首席记者，当时两人都是我的直属部下。继生活安全及交通课后，涉江转而负责搜查二课的采访工作，搜查二课主要分管贪污、渎职案件。而向畑则负责搜查一课的采访工作，对故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进行取材。
哪怕是双休日，涉江与向畑也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追踪着各类案件。在采访调查过程中，他们不仅经历了对身心的严峻考验，同时也掌握了作为记者应有的能力。
为顺利推进该项目的开展，对取材也做出了一定的要求。首先，需对活在当下的市井百姓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报道。其次，对默默地生活在社会一隅，与身边的人也不多做交流的人们进行采访。
第二点尤为重要。因为正是那些被当事人埋藏在心底的故事，才更能阐明事情的本质。作为记者而言，若采访的要求被拒绝就立刻放弃，那就永远寻觅不到真相。若希望自己所报道的故事能震撼更多人的心灵，即使前路再多困难险阻，也不会想着变换方向，而应当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那是3月末的一个午后。在位于大阪市北区梅田的《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大厦内，一楼的咖啡厅和往常一样，上班族络绎不绝，热闹非常。我有时会与人相约在此处见面，此时，我正坐在角落，点了一杯咖啡，向畑与我面对而坐。
“现在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看护杀人案件呢。能否以此为主题，像《悲欢记》那样对真实案件追踪采访，并对家庭看护问题进行探讨，你觉得这样的策划如何？”
《悲欢记》所报道的案件中，看护问题所引发的悲剧在读者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收到了多的感想、意见等反馈。看护问题这一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是每个人都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读者对这一主题表示了空前的关注。
日本的老龄化正在逐步深化，且越来越多的人提早过上了接受看护的生活，其中不乏相当年轻的人群。随着医学的发展，个体寿命得以延长，然而其需要家人看护的时
间也随之增加。
也许正是受当下这一时代特征影响，由疲于看护导致的故意杀人及共同自杀案件屡见不鲜。若再次回顾《悲欢记》中所报道的看护杀人案件，不难发现，与看护及福利相关的政策缺乏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
我对向畑的提案并无异议。但是我提出了一个条件：
“对看护杀人案件的加害者进行采访吧。他们的内心独白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并且一定能对解决看护社会的难题有所帮助。”
对一直以来不畏艰辛、无私照料着的家人痛下杀手的人们，他们究竟曾过着怎样的看护生活呢？我很想听他们敞开心扉地讲述与家人的过往故事，以及当下的所思所想。
此前，很少有媒体报道加害者们的内心想法，也正因此，通过展现他们的真实想法，也许能成为人们重新正视家庭看护这一现实问题的契机。即使是目前与看护毫无干系的人们，或许也能借此机会思考一下将来的看护生活或相距甚远的家人吧。
第二天，向畑完成了策划书，拟题《看护杀人的自白》。由此，我们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家庭看护相关案件进行报道。
然而，虽说想听一听看护杀人案件中加害者的想法，却一时想不到合适的案件。想要与案件嫌疑人自由对话的话，此人若已完成各项司法手续且已回归社会，便是再理想不过的。像《悲欢记》中所报道的刚发生没多久的案件，并不适合作为本次采访的对象。
看护杀人案件的嫌疑人被判处缓刑的情况并不少见。故意杀人罪可判处死刑，量刑为5年以上至无期徒刑，然而根据实际情况减轻量刑，判处2年6个月至4年的情况也时常可见。
不同的案件情节严重程度不一，法庭也会将嫌疑人因看护而筋疲力尽、走投无路的过程、缘由、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酌情予以减轻量刑。并且，在此类案件中，被害者家属同时也是嫌疑人家属。对于嫌疑人处罚的诉求并不强烈，这也成为了影响量刑的因素之一。
因此我们决定，在年代并不久远的案件中，筛选出一系列嫌疑人被判处缓刑或很有可能已出狱的案件。
首先，我们把时间确定在2010年至2014年的5年间，以过去的新闻报道为线索，整理出了看上去与看护相关的案件。将大阪作为取材的根据地，首先选取当地发生的案件，同时也一并选取在近畿圈及首都圈内发生的案件。
此外，还有一件注意事项。警方在案发当时怀疑是看护杀人事件，但在随后的调查过程中却推翻了判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些报道中，根据警方在案发后的初步判断，将案件描述为看护杀人，而实际情况是嫌疑人几乎没有看护过被害人，作案动机是金钱纠纷等。
我们以收集所得的庭审记录、新闻资料，以及对办案警方的采访内容作为依据，将经确认是由看护疲劳导致的案件列为备选。
然而即使如此也并不能确保采访工作会顺利展开。由于案发地点大多是自家住宅，因此加害者在案发后也许不会继续住在原处了，大多数人可能都搬家了。我认为他们也不太会告知邻居搬去何处，因此要找到加害者的下落成了一件难题。
如何能听一听案件中的加害者讲述自己的罪行，成了采访过程中棘手的一环。即使找到了加害者的下落，怎样才能让其倾诉自己的所思所想呢？至确认备选案件为止，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
2015年4月下旬，在被暖暖的春日阳光笼罩的大阪街头，身穿崭新西服的新进社员们的身影尤为显眼。那时候的我们，也许正踏入与这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世界，那里迷雾笼罩、视野受限—我们开始了对《看护杀人的自白》的采访。
每日新闻社“看护家族”采访组代表 前田幹夫
【书摘与插画】
第三章 活下来的人们的每一天
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个体寿命得以延长。然而，这也意味着需要家人看护的时间随之增加。因而不难想象，对于看护者而言，在给予家人悉心照料与护理的同时，自身的生理疲劳及心理痛苦也逐渐加剧。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到底发生过多少起因看护者疲劳而导致的共同自杀或故意杀人案件呢？
警察厅于2007年起，开始对“由看护疲劳引发的故意杀人（包括未遂）”案件进行统计。结果显示，2007年至2014年的8年间，全国共发生371起看护杀人案件。平均每年发生46起，即每8天发生1起。
看护杀人案件在所有故意杀人案件中，占比3％至6％。2015年共发生44起，2016年截至4月，共发生11起（暂定）。
日本福祉大学（爱知县知多郡）研究司法福利理论的汤原悦子副教授，由《每日新闻》等传媒的数据库中整理出被害者为60岁以上老人的案件，以此推算出其中发生于被害者家中的看护杀人案件的数量。结果显示，在1998年至2015年的18年间，疑因看护疲劳及对未来生活悲观绝望所致的故意杀人案件，共计716起。
汤原副教授表示，考虑到警方并未公布的由相同原因导致的共同自杀案件，实际案件的数量应该更多。
同时，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以护理保险制度为基准，经认定有护理需求的人群数量在全国范围内超过了600万人。2014年，约352万人在家中接受看护。
可以预见，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化，到2025年上述人群的数量将分别激增至830万和490万。我国将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大看护时代”。
每个人都将不得不面对看护家人的现实问题。
看护杀人案件的发生，也许正是反映了当下鲜明的时代背景。也正因此，有一起案件即使发生至今已过去10年，却依旧为人们所铭记。
如今，我们也更想听一听这起令人无法忘记的案件中加害者一方的内心独白。相信他所传达的关于在看护家人过程中所得的教训、想法，一定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想要再一次，成为妈妈的孩子”
2015年夏天，我们正在搜寻某男子的行踪。该男子正是在大约10年前企图与患有痴呆症的母qingong同自杀，后因承诺杀人被判有罪的山冈龙一（时年54岁，化名）。
龙一于2006年2月1日在京都市伏见区的河滩上将母亲君枝（86岁，化名）杀害，随后在同一地点zishaweisui。
承诺杀人罪指的是得到被害者同意后的杀人行为。刑法第202条对承诺杀人罪及嘱托杀人罪进行了规定。后者指的是受被害者委托的杀人行为。依据刑法可对上述罪行判处6个月以上7年以下劳役或监禁，相较于可判处死刑的故意杀人罪而言，量刑较轻。
由于共同自杀行为并不鲜见，因此刑法第202条常用于对共同自杀中存活下来的一方的判决。然而，由于龙一案件的特殊性，案发后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为之动容。而这一切都源于对该案件的审判。
据悉，案件审判当时，不仅是京都地方法院的法官，就连起诉被告的检方都对龙一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法庭对龙一作出了缓刑的判决。
《每日新闻》于2006年4月，对该案的初审情况进行了报道，“检方详细描述了（被告）在全心全意照顾母亲的同时，逐渐力不从心，陷入走投无路境遇的过程”，“法官眼圈发红，哽咽得说不出话，狱警也不禁流下眼泪，整个法庭陷入寂静”。
案件自发生以来，虽已过去10年有余，仍然以“让法官为之落泪”“整个法庭泪流不止”等新闻标题被人们铭记，并被翻拍成电视剧，改编成漫画和戏剧，在网络上不断引发讨论。
京都伏见杀害痴呆症母亲案件，因而成为了为人所熟知的看护杀人案件。审判记录及新闻资料所展现的龙一和君枝的故事，让所有人动容。
*
拂晓的京都气温只有5度，寒冷刺骨。
2006年2月1日早晨6点，坐在轮椅上熟睡着的君枝睁开了眼睛，此时她与龙一正在京都市伏见区桂川河滩上的大树下。
为与母qingong同结束生命，龙一在前一天深夜带着母亲来到此处。但是龙一内心充斥着恐惧，什么也没做，就这样静坐到了天明。
早晨，龙一望着醒来的君枝说：“我已经活不下去了，就在这里结束吧。”
君枝喃喃道：“还是，下不了手是吗……”
随后用异常坚定的语气轻声说道：“龙一，我们一起吧。你也一起吧。”
龙一哭泣着不住向母亲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君枝耳语道：“到这儿来。”遂轻轻将自己的额头抵在龙
一的额头上：“你是我的儿子。我很欣慰。”
母亲的这句话让龙一下定了决心。坐在轮椅上的君枝无法动手。那么只有自己了……
龙一走到轮椅后，用毛巾将母亲的脖子勒住。君枝的身体不住地抽搐。于是，龙一将菜刀刺入了母亲脖子的左侧。
“真的对不起，对不起……”
龙一将背对着自己、坐在轮椅上的母亲紧紧抱住，此时君枝已没了气息。随后，龙一尝试用刀刺入自己的脖子和腹部，并打算用绳子在树上自缢，然而由于绳子没有系紧，并未成功。龙一渐渐丧失了意识。
上午8点左右，路人发现龙一并报了警。龙一因此得救了。
龙一出生于京都市内繁华的河原地区，是家中独子，其父是京友禅名匠。京友禅是京都传统染色技艺，以华丽的纹样著称。
1950年代至1960年代（昭和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使用京友禅技艺染色的高级丝绸制品相当畅销。龙一的父亲收入颇丰，家庭富裕。
亲戚无不羡慕嫉妒。
“住的房子租金真高啊。龙一爸爸只喝昂贵的酒呢。龙一想要什么都给他买呀。”
然而，父亲只不断告诫龙一一件事：“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即使自己生活拮据，也不应问别人借钱。”
为继承父亲衣钵，龙一在高中毕业后就开始为父亲打下手。自那之后15年，龙一也成为了一名染色技匠，然而此时市场对和服的需求却开始逐渐减少，1980年代后期，这一行业正式走向衰败。
为谋生计，龙一也曾做过酒店保安、电器厂工人。父亲于1995年因病去世，而当时70多岁的君枝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君枝有时会边说“老鼠会出来哦”，边用扫帚敲打天花板，渐渐地，君枝无法独自购物了。不久，君枝被诊断为痴呆症。
母子俩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1998年，龙一被公司裁员，无奈向亲戚举债二三十万日元以维生，并以市场价一半（每月3万日元）的价格租住在亲戚所有的伏见区的公寓内。
此后，龙一成了京都府八幡市的一家厨房工厂的派遣工。而君枝的病情则逐步进展，时常会在深夜作出异常举动。有时只要一到半夜，君枝每30分钟至1小时便会起身，嘴里嘟囔着“上厕所”，甚至还会独自外出。
2005年春天，君枝无法正常睡眠的时间增加到每周三四个晚上。渐渐地，龙一饱受长期睡眠不足之苦。然而无论多疲劳，他还是必须一早就出门工作，晚上下班后，龙一仍要继续操持家务、照顾母亲。这样的生活周而复始，让人喘不过气来。
同年6月下旬，在龙一工作期间，君枝独自外出迷路，被警察护送回家。
此时龙一意识到：“如果继续放任母亲独自在家的话，会给他人带来麻烦。”
于是同年7月，他向派遣公司提出了停职申请。接着他申请了护理保险服务，君枝被认定为“护理3级”，即具有中级护理必要。每周能够享受5天的日间护理服务。
原本在派遣公司工作时，龙一的月薪为15万日元左右，失去了这份收入后，每2个月领取的5万日元的君枝的退休金成了母子俩的收入来源。这样下去的话，护理服务的自付部分也要负担不起了。
一筹莫展之时，龙一拜访了伏见区政府的福利办公室，向工作人员讲述了自己的情况，并询问在自己复职之前，能否领取生活援助金。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否定的，“你具备劳动能力，请努力工作”。
沮丧的龙一无奈之下联络了看护援助专员。专员遂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对方却未说明无法给予生活援助的原因。
看护援助专员向龙一介绍了社会福利协会的贷付金制度。然而，由于该制度的实施需要提供担保人，龙一以“不愿给亲戚朋友添麻烦”为由拒绝了。
君枝夜不能寐的生活仍在继续，龙一心想，这样的话即使自己复职也无法正常工作。9月，龙一正式从派遣公司离职，从10月开始的3个月时间内，龙一依靠失业保险金维生。
离职后，龙一又一次拜访了福利办公室，表示“自己想在家对母亲进行家庭看护，能否领取生活援助金”，对方却以目前龙一已领取失业保险金为由，再一次拒绝了龙一的请求。
为节省开支，君枝接受日间护理服务的频率由每周5天减少为每周2天，护理服务的自付费用被控制在每月1万日元左右。与此同时，龙一前往就业办公室，试图寻找能够兼顾看护的工作，却没能如愿。
到了12月，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时限也到了，龙一无法继续领取。此后，他便开始使用信用卡贷款，君枝的日间护理服务也中断了。年末的时候，龙一勉强凑出3万日元支付了一个月的房租。
此时的龙一感到内心绝望，自己已无法再筹到更多的钱了，除了一死别无他法。
然而，当龙一把这个想法透露给君枝的时候，母亲却表示：“我想活下去。”
因此，龙一坚持着过完了12月，新的一年开始了。
2006年1月下旬，龙一收到了上个月日间护理的账单，共需支付3 600日元。龙一使用信用卡贷款的1万日元支付了费用后，剩余的钱加上龙一身上的现金总共只剩7 000日元左右了。这样一来连2月份的房租都付不起了。
“已经无法继续在这个家住下去了。我只能带着母亲离开这里去寻死了。”
现在住着的房子是亲戚们以便宜的价格租给自己和母亲住的，龙一万念俱灰之下，给亲戚们留下了遗书。
1月31日早晨，和往常一样，龙一买了面包和果汁，和母亲一起吃着早餐。那时候，龙一为了节约，自己2天才吃1顿，而君枝每天吃2顿面包和果汁。
随后，龙一想着，结束生命之前，后再带母亲去一次充满着家人幸福回忆的地方看看。龙一把刀和绳子装进背包，随后拉下电闸，便带着君枝出了门。母子俩出发前往河原町一带，那里正是龙一出生长大的地方。
龙一和君枝坐着京阪电车到了三条站。下车后，龙一推着母亲的轮椅，到游人如织的新京极街散步。途中经过了从前全家人每月会光顾一次的电影院。还经过了电影散场后，全家人曾一起吃晚饭的餐厅。
龙一与君枝兴致勃勃地追述着往事，母子俩都由衷地感到高兴。龙一心想，这样的快乐能再持续一会儿就好了，如果能活下去的话就好了啊……此时的商店街熙熙攘攘，人来人往。龙一低头注视着母亲，默默地推着轮椅，始终无法正视路人洋溢着笑容的面庞。
晚上7点左右，君枝对龙一说：“我们回家吧。”
母子俩坐上电车回到了伏见区。下车后，为寻找自杀的地点，龙一在附近徘徊了好一阵。
途中经过自家公寓，望着一片漆黑的屋子，龙一突然生出“想要回家”的念头，然而他还是强忍住泪水，离开了公寓。
随后，母子俩便来到了桂川的河滩上。
审判时，检方陈述了龙一的如下供述：“虽然我亲手夺去了妈妈的生命，但如果还有来世的话，我还想做妈妈的孩子。”
对此，检方甚至站在了被告人的立场，向法官表示：“听闻被告的犯案经过和作案动机，不得不令人同情。”
审理该案的男性法官在被告人提问环节提到，目前看护杀人案件屡见不鲜，就这一现象的缘由询问龙一的看法。对此，龙一表示：
“如果想要尽可能不给他人添麻烦努力生活下去，那么必须舍弃一些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如果自己也已走到极限，那么除了舍弃生命之外就别无他法了。”
2006年7月，法官宣布，判处龙一2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期3年执行（求刑为3年监禁），判决得以终确定。
法官对缓刑判决的理由进行了说明：“我们相信，被害者对被告人抱着感谢的心情，而绝非怨恨。可以推测出被害人并不希望被告人被施以严惩，而是希望他今后能幸福地生活下去。”
宣判后，法官对当前家庭看护的现状提出了意见：“本次接受审判的绝不仅是被告一人。同时还应追究我国护理制度和生活援助制度的责任。”
随后，法官对龙一说道：“就算是为了你的母亲，你也要努力，幸福地生活下去。”
龙一抬手拭去脸上的泪水，答道：“谢谢您。”
媒体对该案的审判情况进行报道之后，许多人对君枝生前后的时光及龙一的境遇表示了同情。然而，审判结束后的龙一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依旧不得而知。
相信在案发近10年后的现在，龙一能够更加冷静地回忆当时的情况吧。现如今，因看护导致的悲剧不断重演，与过去相比未见任何改善，就这一现象，我们也想听一听龙一作为当事人的看法。
我们的报道以看护杀人案件为主题，能够实现对龙一的采访对于取材来说是相当有必要的。相信很多人都想听一听作为案件当事者的龙一的想法，也想进一步了解他在案件结束之后的生活。
现在的龙一，究竟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2015年7月初，我们首先与当年为龙一辩护的男性律师取得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