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精神来支撑其扩张，而韦伯所指称的资本主义精神显然已难以适应网络时代的资本主义实践，而为了回应资本主义的新的现实需求，本书的两位作者提出了资本主义新精神的内涵，它无疑对于当下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学术启发性和现实价值。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前所未有的对管理学文献的考察，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结构及其在20世纪60年代的重构方式，揭示了雇主采用1968年的反文化语言发展了新的工作实践，以及更为成功和隐蔽的剥削形式。本书认为资本主义新精神的成功仰赖于卓越批判的再起，从而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渐衰落的社会批判和艺术批判重新赋予了重要性。
【作者简介】
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1940年生，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教授，法国社会学新“实用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对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及社会和经济史的研究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夏娃·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经济社会学和组织理论、管理工具的社会学分析及量化研究方法。
【媒体评论】
本书对现代社会作了有力而全面的阐述，并发展了针对现代社会排除模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批判。——《社会学评论》
本书毫无疑问将成为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的当代经典。——《政治研究评论》
这部宏大的著作是整整一代人的社会学，这一代人被资本主义搞得有些措手不及。它就像一部伟大的小说，会让读者深深地沉醉其中，并会给左派的复兴提供新的武器。——法国《自由》杂志
【目录】
英文版序
鸣 谢
前 言
总论 资本主义精神与批判的作用
*部分：一种新意识形态型构的出现
*章 20世纪90年代的管理语言
第二章 项目型城市的形成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的转型与批判的中立化
第三章 1968年：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复兴
第四章 拆除工作世界
第五章 破坏工作世界的防卫
第三部分：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与批判的新形式
第六章 社会批判的复兴
第七章 艺术批判的检验
结论 批判的力量
后记 社会学对宿命论
附录
参考文献
名称索引
主题索引
【前言】
前言（节选）
撰写本书的想法是在 1995 年初考虑的，那是由于许多观察家都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经济与社会地位恶化，而与此同时却存在着一个繁荣兴旺和重新构建的资本主义，因而对此深感困惑。这种困惑因社会批判的状况而加剧，对此，作为其同源论述的社会学，却极少无动于衷。一百年来，社会批判似乎没有像过去十五年中那样无助无能，不论是虽表明义愤但无替代性建议来加以支持，还是（*常见地）干脆放弃谴责这种无法回避的、性质上成问题的（就*程度而言）形势，好像默认那是不可避免的。
在许多方面，我们今天正生活在和过去 60 年代及 70 年代初相反的形势之中。在那时，资本主义经历着增长下降和盈利受困的局面，至少根据调节论者的分析，生产率上升放慢，伴之以实际工资继续按过去同样的速度递增。如 1968 年 5 月事件所示，批判正处于*，它结合了相当程度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标记的社会批判，以及很不同的一些要求：从呼吁创造性、欢乐、想象力，到影响各方面存在的解放，再到摧毁“消费社会”，等等。至于宏观经济环境，那是一个充分就业的社会，领导人无休止地重申那是一个“以进步为取向”的社会，人们抱有子女过更美好生活的期望，提出了通过民主化的共和学校制度来使得社会进步让人人所共享的要求，对于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加以谴责。
本书背后的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上述形势几乎全部发生了逆转，而且*终对此只出现了微弱的批判性抵制。且不说一个左翼政府对批判失去警惕，我们希望更加详细地了解：为什么批判没有“抓住”这种形势，为什么它不能理解所出现的发展，为什么它在 70 年代末突然撒手，让出地盘，使资本主义自由地进行重构近二十年之久，而使自身局限于回应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这一较不辉煌的（虽然是必要的）作用；*后，为什么许多“68 级”对出现的新社会如此安然，而他们自身却充当其代言人，并且鼓动其转型。
但是，在我们着手对这些问题回答之前，似乎值得在这篇前言中根据宏观经济指标或统计来快速描绘一下我们的分析，以及过去四年在研究上所发生的种种问题（且不提惊恐）的来龙去脉（至少那是充满对比的）。
资本主义复兴与社会形势恶化
不同于 1973 年以来经常乞灵于“危机”（虽然以不同内容）的陈腐主题，我们相信，过去的二十年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兴旺发展。在这个时期，资本有着多种投资机遇，提供的利润率往往超过早先时期。这些年份对于所有有积蓄（资本）的人们都是大吉大利的：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中无影无踪的利润，在其后几十年中未能由于通货膨胀而得以恢复，但现在却回来了。
当然，就长期而言，增长放慢了，但是资本收益在增加。非个体公司的利润率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期间曾经剧降（1959 年至 1973 年为－2.9 点，1973 年至 1981 年为－7.8 点），在 80 年代复苏了（1981 年至1989年为 10点），而且其后一直保持（1989年至 1995年为－0.1点）。在1984年至 1994年间，以 1994年法郎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额增长 23.3%。社会贡献以同样的比例增加（ 24.3%），但工资净额并非如此（ 9.5%）。在这十年中，财产收入（租金、红利、资本利得）上升 61.1%，未分配利润上升 178.9%。塔代与科利亚研究了公司利润率增长、公司税下降的趋势（1988 年从 50%降至 42%，然后在 1992 年降至 34%，但在1997 年回升到 41.1%），以及雇主社会保险缴款自 1987 年以来的停滞，表明法国在 90年代初所提供的资本收益率显著高于 80年代初。这些作者认为，法国公司的财务状况，在税负降低及利润与工资分配大大有利于公司的双重影响下，已经大为复苏。
在这些年中，金融交易商重新发现了“自 1929 年以来，甚至自 19世纪以来，他们从未见过的一种行动自由”。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消除分隔，以及“新金融产品”的创新，已使纯投机利润的几率大大增加，而资本则不以投资于生产活动的形式来扩增。因此，所谓的“危机年代”就标志着，现在金融投资比工业投资更能保证资本盈利性（而且工业投资还遭受利率之苦）。我们看到如养老基金之类的某些运作者的力量在增大，长期以来，养老基金是相当稳定的大量股票拥有者，但市场转型（转型的方式众多）使它变得极为突出，并促使它改变运作方法以适应“纯粹的金融盈利模式”。在互助投资基金（SICAV）、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手中集中的流动资产，使它们能够按照自身利益来影响市场，这是公认的事实。金融领域的这些发展同上市公司的演变不可分，这类公司都受制于同样的市场利润压力，它们自身的较大部分利润都通过纯金融交易取得。在 1983 年至 1993 年间，巴黎的股票市场估值（股份数乘以它们的价格）中，股票从 2250 亿法郎上升到 2.7 万亿法郎，债券从 1 万亿法郎上升到 3.9万亿法郎。
跨国公司在世界资本主义重新部署的这些年份里也成为赢家。世界经济近三十年的放慢并未真正影响到它们，它们在不断上升的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继续增长：从 60 年代中期的 17%增长到 1995 年的 30%以上。据推断，它们控制了三分之二的国际贸易，其中大约一半是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或者同一集团的两个子公司之间的集团内部出口。它们在“研发”开支方面所占的份额无疑还要大。它们在过去十年中所取得的发展，主要是通过世界范围的兼并和收购，这加速了全球寡头的集中与构造过程。80年代以来，特别是 1985年以后，*惊人的现象之一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它不同于国际间的商品与服务贸易，因为这包含着财产权的转移和接手当地的权力。虽然跨国公司的影响主要是一个经济现象，但实际上却没有专注于它们的研究。在美国政府要求下，联合国跨国公司研究中心（UNCTNC）于 1993年初宣告解体。一些任职者转到日内瓦的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那里进行着一个小得多的研究项目。在 200 到 500 家公司（与《财富》杂志每年提供的名单近乎一致）主宰着世界经济的同时，研究者所接受的跨国公司定义却始终很宽松，使得一小撮一直免于公司危机的超级大公司在公司的海洋中湮没不显。
*后，过去二十年间的资本主义重构还伴随着放宽用工灵活性的重要优惠。我们看到，在有关赋税、社保和工资方面的政府优惠政策背景下，围绕金融市场和兼并收购活动发生了资本主义重构。临时性雇用、使用临时工、灵活性工时、降低解雇费的机会，已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所有国家中大大发展，逐渐削弱了经过一百年社会斗争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此同时，*前沿的新通讯技术和数据通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时处理订单，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适应能力。在这种压力下，管理大公司的全盘模式发生了转变，产生了新的盈利方式。
因此，在被理解为通过经济投资使资本获得利润的可能性的意义上，世界资本主义仍然十分健全。至于社会——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经社分开——它们的状况则相当糟糕。这里的数据都是我们更为熟悉的，首先是法国劳动人口的失业率，1973年为 3%，1979 年为 6.5%，现在大约为 12%。1998 年 2月，根据全国就业工作处的*类数据，失业人数略高于300万，这还没有完全计算在全国就业工作处登记的求职者的全部人数，而且不包括那些由于年龄原因而无法找工作的人、提早退休的人、正在参加培训课程或受政府合同资助（或类似活动）的人。因此，“无工作”的人数在 1995年事实上估计为 500万，而 1981年为 245万。欧洲的平均情况并不优于此。美国失业率低些，但法国工薪阶层却相当多地维持了他们的购买力，而在美国这方面则明显下降。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1973 年至 1995 年间虽然增长了36%，但非管理类工作（代表大多数工作）的小时工资却下降了14%。在 20世纪末，美国非干部的实际工资将退回到五十年前的水平，而国内生产总值将在同时期翻一番还多。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区域内，我们看到一系列的工资下降。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政策上设法维持*工资的购买力，但失业数字却不断增加，生活条件的恶化首先影响失业者，以及不断增加的非全日制零工（他们在 1995 年的就业人口中占 15.6%，而1992年为 12.7%, 1982年为 9.2%）。其中，40%的零工希望做更多工时。有工作的人，就业也更加没有保障。非“正规工作”（固定期限合同、学徒、临时工、带津贴培训工、国家资助合同的受益人，以及政府主办的民间合同）的数量在 1985年至 1995年间增加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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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资本主义精神与批判的作用
本书的主题是伴随近来资本主义转型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它提出了一种解释，用以说明从1968年5月事件（当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表现得响亮而明确）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随着批判沉寂，资本主义运行所依靠的组织形式发生深刻改变），直到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犹犹豫豫地寻找新的批判基础）始终贯穿这些年间的动力。它并不仅仅是描述性的，而是通过这一历史例证，提出一项更为综合的理论架构，以便理解同经济活动有关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情况。我们说的“意识形态”一词，在这里不应以简化论的意思来理解——在马克思主义通行文本中往往被简化，即意图掩盖物质利益的、经常与实际相矛盾的一种道德说教——而要像路易·迪蒙的作品中所发展的一套共同信仰：铭刻于体制，结合于行动，从而落实于现实。
或许我们将会因以一个地方为例（过去三十年间的法国）来处理全球范围的转型而遭受批评。我们当然并不认为法国的例证独自包罗了资本主义的所有转型，然而，我们也远远没有被全球化普通话语的大同小异和大笔一挥的内容所说服。我们设法把这里提出的变革模式建立在性质务实的分析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能够考虑到人们参与活动的方式、他们的正当性，以及他们所提出的自身行动的意义。可是，国家政治局面和传统对经济实践方向的影响，以及对伴随它们的意识形态表述形式的影响，仍然非常强大，使得这样一种事业主要由于缺乏时间和资源而实际上仍无法在全球或在洲际范围内实现。因此，毫无疑问，一般的方法往往对解释性因素赋予*的重要性，典型的是技术类、宏观经济类或者人口类的因素；它们就像经受一场风暴那样被作为人类和国家所经受的一种外在力量。对于这种历史的新达尔文主义而言，“变异”大多以强加于物种的同样方式来强加于我们，我们必须适应，否则就灭亡。但是，人类并不只是接受历史，他们创造历史。我们希望看到他们这样做。
我们并不声称，发生在法国的事就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范例，或者认为我们根据法国情况确立的模式具有普遍的可行性。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在其他发达国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重新部署，意识形态的演变标志着相当类似的进程，这符合政治与社会史特征中每一事例所产生的模式，只有靠细致的地区分析，才能以必要的精确把它展现出来。
我们设法澄清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批判之间所确立的关系，以解释近几十年间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现象：正当资本主义进行重大重构而其社会影响必然暴露时，对它的批判却消退了；80年代期间各届社会党政府协力推动的创业热情，以及90年代受压抑的反应；今天试图在新的基础上重建批判所面临的困难，以及目前并不缺乏义愤情绪的时候，批判的动员力量却相当有限；管理话语的深刻转型，以及7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之正当性；对社会的新表述、考验人与事的新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成功或失败的新形式的出现。
为了进行这项工作，资本主义精神的观念对我们颇为重要，因为（我们即将看到）它使我们在进行分析时所根据的两个中心概念——资本主义与批判——可以强有力地联系起来。下面我们将提出我们的建构所根据的不同概念，以及我们所提出的用以说明与过去三十年间资本主义有关的意识形态转型的模式来源。在我们看来，它比孤立研究法国的情况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资本主义的*定义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对资本主义（或者今天经常提的“各种资本主义”）特性的不同刻画中，我们将使用强调以形式上和平的手段取得资本无限积累这一*公式，把资本不断导入经济运行以取得利润，即让资本增值，然后将资本进行再投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标志，使其具有连*敌对的观察者也为之着迷的动力和转化力。
资本积累并不在于聚敛财富，即有使用价值的和炫耀作用的，或者作为权力象征的物品。财富的具体形态（财产、工厂、商品、金钱等）本身并不利害攸关，而且，由于其缺乏流动性而阻碍了真正关系重大的*目标，即：资本、工厂和各种获得物（原料、部件、服务等）不断转化为产出，产出转化为金钱，金钱转化为新的投资。
资本脱离财富的物质形态，就给了它一种真正抽象的特性，有助于使积累成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只要会计结算估定为盈利，那么在一定时间跨度内积聚的利润，就被计算为两个不同时期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差额。与财富用于消费需求（包括奢侈品消费）相反，这是没有限度的，是不可能有满足的。
正如海尔布伦纳所强调的，资本主义过程永不满足的特性无疑还有另一个理由。由于资本不断地进行再投资，而且只有靠循环周转才能扩大，所以，资本家回收开支并获得利润的能力处于不断的风险之中，特别是由于同他争夺消费者购买力的其他资本家的行动。这种力量造成不断的焦虑，并使得资本家在继续进行无休止的积累过程时抱有极其强烈的自卫动机。
可是，商家之间追求利润的竞争，并不一定产生古典意义上的市场：采取分散决策的许多成员之间的争夺，通过显示均衡价格的交易而得到协调。在这里使用的*定义中，资本主义区别于根据惯例与制度所进行的市场自我调节，特别是旨在确保商家之间的平等条件（纯粹而完全的竞争）、透明度、信息对称、保证信用贷币汇率稳定的中央银行等具有法律和政治性质的制度。资本主义的确以交易和合同为基础，但这些合同只能支持有利于各方的谨慎安排，或者包含特别条款，不带有公开性或竞争性。所以，我们仿效费尔南·布罗代尔来区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在时间上并不先于资本主义无限制积累准则的出现；另一方面，只有当资本主义没有更为直接的盈利途径时，资本主义积累才会向市场调节让步。因此，承认市场具有行善之功，接受其“和谐”运行（自由贸易，禁止卡特尔与垄断，等等）所依据的规则和制约，可以被视为属于资本主义自我约束的一种形式。
在这里所使用的资本主义*定义的框架内，资本家在理论上指的是拥有盈余并投资获利以增加其初始盈余的任何人。其原型例子就是把钱投入公司以获利的股东。但投资不一定采取这种法律形式，比如投资于借贷资产或者购买国库券。小股东、小储户并不希望自己的钱“闲置”而要如俗话所谓的“稍稍生利”，因此，他们也属于和大企业主同样的资本家群体（当然大企业主*合条件）。所以，*广义而言，资本家群体包括所有拥有财产收入的人；可是，实际构成这个群体的只是超过某一储蓄水平的少数人。虽然现有统计难以估算，但可以认为，在世界上*富有国家之一的法国，它代表约20%的家庭。我们可以容易地想象，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百分比要低得多。
在本书中，我们将把“资本家”一词首先保留给负责积累和扩大资本的主要行动者，他们直接对公司施压，使其获取*限度的利润。显然，他们的成员要少得多。他们不但包括大股东，即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一手影响企业运行的个人；而且包括由少数有势力的个人（主要是公司董事）出任代表的法人实体，通过持有股权拥有或控制总资本中*实质的部分（控股公司与跨国公司——包括银行——通过子公司利益和相关方、投资基金或养老基金的机制）。主要的雇主、大公司的带薪董事、基金经理或大股东，对资本主义过程、公司运营及榨取利润率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不像上述那些小股东。虽然他们构成以资产极大不平等为特点的一批人（尽管一般是在极为有利的情况下），但他们应当被称为资本家，因为他们要求自身的利润极大化，并以此来要求他们实施控制权的人们与法人实体。暂时把资本家受到制度制约的问题，特别是公司董事除了符合资本主义规则以外是否还能做其他事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只需注意到，他们这样做符合于且主要决定于为自身的资本和委托他们的资本追求巨大利润。
我们也以工薪阶级来表述资本主义的特点。马克思与韦伯都把组织劳工的形式作为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定义的中心。我们把工薪阶级同他们可以采取的契约性法律形式独立开来加以考虑。重要的是，一部分人——拥有很少资本或没有资本，制度自然不去关照他们的福利——以出售自身劳动（不是出售劳动产品）来取得收入；他们不拥有生产资料，因此为了工作就要依靠生产资料拥有者的决定（因为后者依靠财产权，可以拒绝他们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终，在工薪关系的框架内，资本拥有者为换取补偿，会放弃财产权以取得劳动成果，据说这样可以使他们的整个产权增加。工薪阶级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工薪收入者在理论上可以自由地拒绝按照资本家所提出的条件来工作，正如后者可以自由地不按照工人要求的条件来提供工作。结果是，由于工人不能长期没有工作而生存，因而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可这还是显著不同于强迫劳动或奴隶制，因此总是包含某种程度的自愿屈从。
在法国，如同在全世界范围，工薪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史上一直在扩大，直到今天它包罗劳动人口中空前的比例。一方面，它逐渐取代了个体经营，在历史上首先是农业；另一方面，由于妇女进入工薪阶级的结果而使劳动人口大大增加，妇女从事家庭以外的工作越来越多。
【书摘与插画】
总论 资本主义精神与批判的作用
本书的主题是伴随近来资本主义转型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它提出了一种解释，用以说明从1968年5月事件（当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表现得响亮而明确）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随着批判沉寂，资本主义运行所依靠的组织形式发生深刻改变），直到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犹犹豫豫地寻找新的批判基础）始终贯穿这些年间的动力。它并不仅仅是描述性的，而是通过这一历史例证，提出一项更为综合的理论架构，以便理解同经济活动有关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情况。我们说的“意识形态”一词，在这里不应以简化论的意思来理解——在马克思主义通行文本中往往被简化，即意图掩盖物质利益的、经常与实际相矛盾的一种道德说教——而要像路易·迪蒙的作品中所发展的一套共同信仰：铭刻于体制，结合于行动，从而落实于现实。
或许我们将会因以一个地方为例（过去三十年间的法国）来处理全球范围的转型而遭受批评。我们当然并不认为法国的例证独自包罗了资本主义的所有转型，然而，我们也远远没有被全球化普通话语的大同小异和大笔一挥的内容所说服。我们设法把这里提出的变革模式建立在性质务实的分析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能够考虑到人们参与活动的方式、他们的正当性，以及他们所提出的自身行动的意义。可是，国家政治局面和传统对经济实践方向的影响，以及对伴随它们的意识形态表述形式的影响，仍然非常强大，使得这样一种事业主要由于缺乏时间和资源而实际上仍无法在全球或在洲际范围内实现。因此，毫无疑问，一般的方法往往对解释性因素赋予*的重要性，典型的是技术类、宏观经济类或者人口类的因素；它们就像经受一场风暴那样被作为人类和国家所经受的一种外在力量。对于这种历史的新达尔文主义而言，“变异”大多以强加于物种的同样方式来强加于我们，我们必须适应，否则就灭亡。但是，人类并不只是接受历史，他们创造历史。我们希望看到他们这样做。
我们并不声称，发生在法国的事就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范例，或者认为我们根据法国情况确立的模式具有普遍的可行性。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在其他发达国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重新部署，意识形态的演变标志着相当类似的进程，这符合政治与社会史特征中每一事例所产生的模式，只有靠细致的地区分析，才能以必要的精确把它展现出来。
我们设法澄清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批判之间所确立的关系，以解释近几十年间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现象：正当资本主义进行重大重构而其社会影响必然暴露时，对它的批判却消退了；80年代期间各届社会党政府协力推动的创业热情，以及90年代受压抑的反应；今天试图在新的基础上重建批判所面临的困难，以及目前并不缺乏义愤情绪的时候，批判的动员力量却相当有限；管理话语的深刻转型，以及7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之正当性；对社会的新表述、考验人与事的新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成功或失败的新形式的出现。
为了进行这项工作，资本主义精神的观念对我们颇为重要，因为（我们即将看到）它使我们在进行分析时所根据的两个中心概念——资本主义与批判——可以强有力地联系起来。下面我们将提出我们的建构所根据的不同概念，以及我们所提出的用以说明与过去三十年间资本主义有关的意识形态转型的模式来源。在我们看来，它比孤立研究法国的情况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资本主义的*定义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对资本主义（或者今天经常提的“各种资本主义”）特性的不同刻画中，我们将使用强调以形式上和平的手段取得资本无限积累这一*公式，把资本不断导入经济运行以取得利润，即让资本增值，然后将资本进行再投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标志，使其具有连*敌对的观察者也为之着迷的动力和转化力。
资本积累并不在于聚敛财富，即有使用价值的和炫耀作用的，或者作为权力象征的物品。财富的具体形态（财产、工厂、商品、金钱等）本身并不利害攸关，而且，由于其缺乏流动性而阻碍了真正关系重大的*目标，即：资本、工厂和各种获得物（原料、部件、服务等）不断转化为产出，产出转化为金钱，金钱转化为新的投资。
资本脱离财富的物质形态，就给了它一种真正抽象的特性，有助于使积累成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只要会计结算估定为盈利，那么在一定时间跨度内积聚的利润，就被计算为两个不同时期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差额。与财富用于消费需求（包括奢侈品消费）相反，这是没有限度的，是不可能有满足的。
正如海尔布伦纳所强调的，资本主义过程永不满足的特性无疑还有另一个理由。由于资本不断地进行再投资，而且只有靠循环周转才能扩大，所以，资本家回收开支并获得利润的能力处于不断的风险之中，特别是由于同他争夺消费者购买力的其他资本家的行动。这种力量造成不断的焦虑，并使得资本家在继续进行无休止的积累过程时抱有极其强烈的自卫动机。
可是，商家之间追求利润的竞争，并不一定产生古典意义上的市场：采取分散决策的许多成员之间的争夺，通过显示均衡价格的交易而得到协调。在这里使用的*定义中，资本主义区别于根据惯例与制度所进行的市场自我调节，特别是旨在确保商家之间的平等条件（纯粹而完全的竞争）、透明度、信息对称、保证信用贷币汇率稳定的中央银行等具有法律和政治性质的制度。资本主义的确以交易和合同为基础，但这些合同只能支持有利于各方的谨慎安排，或者包含特别条款，不带有公开性或竞争性。所以，我们仿效费尔南·布罗代尔来区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在时间上并不先于资本主义无限制积累准则的出现；另一方面，只有当资本主义没有更为直接的盈利途径时，资本主义积累才会向市场调节让步。因此，承认市场具有行善之功，接受其“和谐”运行（自由贸易，禁止卡特尔与垄断，等等）所依据的规则和制约，可以被视为属于资本主义自我约束的一种形式。
在这里所使用的资本主义*定义的框架内，资本家在理论上指的是拥有盈余并投资获利以增加其初始盈余的任何人。其原型例子就是把钱投入公司以获利的股东。但投资不一定采取这种法律形式，比如投资于借贷资产或者购买国库券。小股东、小储户并不希望自己的钱“闲置”而要如俗话所谓的“稍稍生利”，因此，他们也属于和大企业主同样的资本家群体（当然大企业主*合条件）。所以，*广义而言，资本家群体包括所有拥有财产收入的人；可是，实际构成这个群体的只是超过某一储蓄水平的少数人。虽然现有统计难以估算，但可以认为，在世界上*富有国家之一的法国，它代表约20%的家庭。我们可以容易地想象，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百分比要低得多。
在本书中，我们将把“资本家”一词首先保留给负责积累和扩大资本的主要行动者，他们直接对公司施压，使其获取*限度的利润。显然，他们的成员要少得多。他们不但包括大股东，即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一手影响企业运行的个人；而且包括由少数有势力的个人（主要是公司董事）出任代表的法人实体，通过持有股权拥有或控制总资本中*实质的部分（控股公司与跨国公司——包括银行——通过子公司利益和相关方、投资基金或养老基金的机制）。主要的雇主、大公司的带薪董事、基金经理或大股东，对资本主义过程、公司运营及榨取利润率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不像上述那些小股东。虽然他们构成以资产极大不平等为特点的一批人（尽管一般是在极为有利的情况下），但他们应当被称为资本家，因为他们要求自身的利润极大化，并以此来要求他们实施控制权的人们与法人实体。暂时把资本家受到制度制约的问题，特别是公司董事除了符合资本主义规则以外是否还能做其他事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只需注意到，他们这样做符合于且主要决定于为自身的资本和委托他们的资本追求巨大利润。
我们也以工薪阶级来表述资本主义的特点。马克思与韦伯都把组织劳工的形式作为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定义的中心。我们把工薪阶级同他们可以采取的契约性法律形式独立开来加以考虑。重要的是，一部分人——拥有很少资本或没有资本，制度自然不去关照他们的福利——以出售自身劳动（不是出售劳动产品）来取得收入；他们不拥有生产资料，因此为了工作就要依靠生产资料拥有者的决定（因为后者依靠财产权，可以拒绝他们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终，在工薪关系的框架内，资本拥有者为换取补偿，会放弃财产权以取得劳动成果，据说这样可以使他们的整个产权增加。工薪阶级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工薪收入者在理论上可以自由地拒绝按照资本家所提出的条件来工作，正如后者可以自由地不按照工人要求的条件来提供工作。结果是，由于工人不能长期没有工作而生存，因而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可这还是显著不同于强迫劳动或奴隶制，因此总是包含某种程度的自愿屈从。
在法国，如同在全世界范围，工薪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史上一直在扩大，直到今天它包罗劳动人口中空前的比例。一方面，它逐渐取代了个体经营，在历史上首先是农业；另一方面，由于妇女进入工薪阶级的结果而使劳动人口大大增加，妇女从事家庭以外的工作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