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谨以此书献给钱端升先生诞辰120周年、中国现代政治学诞生121周年！
作为老一代著名政治学家和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钱端升先生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始终为祖国的坎坷与兴旺而超频跳动。他本人一生遭遇，也与祖国的曲折发展和凯歌行进同节拍、共命运。——赵宝煦
中国要实现高度发达的民主法治，就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科学。……使中国人不仅重视政治，也重视政治的科学，既要讲政治又要讲政治的科学，这是历代中国政治学人的共同目标。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诞生已经120多年了，讲政治的传统依然如故，而讲政治科学的传统则远没有形成。——俞可平
钱端升教授是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之勇气与忍耐力的典范。……即使在*黑暗的年代，钱教授也从未放弃过对中国的希望。在生命的*后一息，他依然在寻求为他祖国的人民和政府做出贡献。——﹝美﹞罗伯特·A. 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
【内容简介】
作为现代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奠基者，钱端升先生自1917年考入清华涉足政治学专业起始，便一生与政治学结缘，对在中国引入、创立和推进现代政治学学科体系做出了开创性的知识贡献。
本书辑为政治学、政党与政治制度、中国政治三大部分，收录了钱端升先生从1925年12月（时年25岁）在清华担任教授时所作的演讲《政治学》，到1988年5月（时年88岁）撰写的人生*后一篇文章《<蔡元培政治论著>跋》，及钱老晚年对自己毕生经历的自述，共计30篇文章。端升先生的孙子钱元强为每篇文章都精心撰写了高度凝练的按语，概要介绍相关的历史背景、写作初衷、问题意识、重要观点等，并全新整理了《钱端升主要学术作品目录简编（1900—1990）》。本书是一部反映我国当代政治学科史的重要文献，内容涵盖钱端升先生一生的政治思考，较为集中反映了他的主要政治思想，从中可窥见百年多来中国政治学的变迁和发展。
【作者简介】
钱端升（1900—1990），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上海县。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哈佛大学，192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相继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1947年还曾到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届院士。除了躬耕讲坛，执教之余，钱端升还笔耕不辍，20多年间辗转于《北平晨报》《东方杂志》《现代评论》《观察》等民国时期思想舆论界的主流报刊上发表大量政论，1934年曾主持《益世报》主笔近一年，抗战期间还在西南联大主办《今日评论》并出任主编。
1948年底从哈佛大学回到中国后，钱端升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法学院院长，投身于新中国的政法建设。1952年奉命筹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并担任首任院长，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法律顾问。1954年被中共中央聘任为宪法的法律顾问并参与起草工作。改革开放后，出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活跃于中国的法制建设、民间外交和高等政法教育领域，积极参政议政，在耄耋之年仍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发挥余热。
【目录】
辑一?政治学
003 / 政治学
013 / 介绍四部英文政治学名著
057 / 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进言
060 / 德谟克拉西的危机及将来
084 / 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
104 / 论极权主义
110 / 浅说民权与极权
117 / 论自由
125 / 今后世界民权建设之展望
辑二?政党与政治制度
135 / 党治与舆论
141 / 党治与用人
148 / 论 党
158 / 一党与多党
167 / 中央政制的改善
182 / 政治活动应制度化
186 / 政治的制度化
193 / 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
201 / 公文式的行政与实在的行政
辑三?中国政治
207 / 复兴民族几个条件
216 / 怎样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近代化
222 / 现代化
236 / 统一中国的途径
241 / 统一与一致
248 / 中国战时地方政府
274 / 新中国与一党制
282 / 僵局如何打开——论中国政治的前途
294 / 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
309 / 人民政府如何运作
323 / 《蔡元培政治论著》跋
327 / 附一?我的自述
338 / 附二?钱端升主要学术作品目录简编（1900—1990）???????
356 / 编后记
【前言】
论及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现代法学和政治学，不约而同地会提到钱端升，他是现代中国法学和现代中国政治学这两门学科公认的重要奠基者。无论是北京大学，还是清华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都把钱端升视为这些高校中政治学和法学这两门学科的代表性人物。“政法不分家”在钱端升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钱端升于1919年从清华赴美留学，首先去美国的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就读的是政治学本科，后来去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主攻专业也是政治学。其博士学位论文题为“议会委员会：以英、美、法、德四国为主的比较政府研究”，属于典型的比较政治研究。若按照现在的通行学科分类，钱端升所受的专业训练，完全是政治学科的训练，他首先应当是一名政治学家。然而，正如钱先生自己所说：“政治学与法律，研究同一之事物，不同之点即研究者所用眼光异同；如政治学则从组织方面着眼，而法律则从权利方面着眼是也。然彼此之关系当然密切。”[ 《政治学》，见钱端升著、钱元强编：《政治的学问》，文津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在政治学与法学的初创时期，两门学科的关系之密切，几乎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钱端升在美国学的是政治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几乎同时任教于法学系和政治学系。在北京大学，钱端升既担任法学院院长，同时兼任政治学系主任。1952年，钱端升奉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担任创始院长。
钱端升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他出生于1900年，今年是他120年的诞辰。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1899年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讲堂”，被学界公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发端。钱端升在清华任教时，就开始兼任北京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后来还担任北大政治系主任，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科的发展史上，钱端升有着特殊的贡献。因此，在去年纪念北京大学政治学科诞生120年时，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就决定要在2020年2月召开一个纪念钱端升诞辰1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并重新编选一本钱端升的政治学文集，作为北京出版集团“大家小书”系列之一出版。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原定于2020年2月召开的纪念会只好推迟到了9月。所幸的是，钱端升政治学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没有受到重大影响，这本《政治的学问》从动议到出版，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编者独具匠心，把钱端升的政治学论述分为“政治学”“政党与政治制度”“中国政治”三个部分，收录的时间跨度从1925年他刚入职清华时的学术演讲，到1988年他去世前的*后一篇文章，涵盖了钱端升一生的政治思考，反映了他的代表性政治思想。
像其他一大批20世纪上半叶从西方国家学成归国的民国学者一样，钱端升也被称为法学和政治学的“学术大师”，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为核心圈的学术群星之一。他们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和永久纪念，*主要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社会地位，甚至不在于他们的学术观点，而在于他们对各自所在学科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对于在中国引进和创立现代学科体系所做的开创性贡献。钱端升对中国现代政治学这门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就有着这样的开创性贡献。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政治学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生培养、课题研究、机构创办和知识普及等方面，除此之外，他自己对一些政治学重大问题的研究，对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独特的知识性贡献。这一点在这本《政治的学问》中就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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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法治产生积极的实际效果，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钱端升尤其反对空洞的法治口号，“与其空言法治，而使人民对于法治失信用，毋宁在可能的范围内逐步推行法治。脚踏实地，步步前进，为实行法治的*要着”[ 《政治活动应制度化》，见《政治的学问》，第182页。]。在论及中国的法治之路时，钱端升提出了别具特色的“制度化”主张。在他看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先从制度化做起，对一些符合政治进步趋势的改革，先不急于立法，而是先形成制度，逐渐推行，等条件成熟时再转变成法律。他说，“如果立了许多法律而丝毫不见实行，使法律永失尊严，尚不如因事制宜，利用目前的形势而使之逐渐地趋于制度化，以作法治的张本。”[ 《政治活动应制度化》，见《政治的学问》，第183页。]钱端升特别重视制度化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他甚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被人人称道的那些“太平盛世”，如开元之治、贞观之治等，其实都得益于制度化。他说，“国人但知贞观开元之治之盛，而大多不知此盛治之由于制度化。”[ 《政治的制度化》，见《政治的学问》，第191页。]因此，对于钱端升来说，把制度化当作中国推行法治的切入点，其实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来探索行之有效的中国法治之路。
现代化与政治发展。钱端升早年追随孙中山，笃信三民主义，把救国强国当作己任。与孙中山等民主主义者一样，钱端升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当作救国强国的根本途径。在“救国”“强国”口号响彻云霄的民国早年，钱端升不愿空喊口号，而更愿直奔主题：如何在中国加快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英文均为“modernization”，汉译既可为“近代化”，也可为“现代化”）。他说，“怎样可以使中国近代化的问题几乎就是救国的问题。但我们不愿用‘救国’两个字，因为一谈救国，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那一套老话便随口而出。我们固不否认这些格言是有相当的真实；但我们现在急需近代化，能近代化才能救国。”[ 《怎样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近代化》，见《政治的学问》，第216页。]如何才能推进现代化？钱端升认为，现代化首先应当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是对传统思想的解放和超越，“所谓现代化者，乃指古代思想的解放”[ 《现代化》，见《政治的学问》，第223页。]。他主张改革创新，而不是一味地复兴传统。在他看来，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重要的是强化民族意识和壮大国民经济。按照这样的思想，结合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实际情况，钱端升认为当务之急有三点：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中心，二是起用具有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新人，三是统治阶层的勤勉努力。
作为一名政治学家，钱端升比谁都清楚，没有政治的现代化，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他认为现代化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首先是“哲理的”，即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其次是经济的现代化，其三便是政治的现代化。这三者缺一不可，缺少其任何一方面的内容，便不是真正的现代化。“所为现代化，必定要看它的哲理的背景、政治上的表现和经济上的表现如何而定。能够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那么才有真正的现代化。如果欠缺其中一个，那么那个现代化一定是假的现代化，或者说是现代化不健全”[ 《现代化》，见《政治的学问》，第227页。]。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具体内容，钱端升特别强调以下四个要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文化知识的普及、民主制度的推行和行政效率的提高。他说，“现代化表现在政治方面的有四种结果可见：一是平等，二是知识普及，三是民主制度，四是行政改革”。政治现代化的内容可能不止这四个方面，但在钱端升看来，这四点是政治现代化的起码要求，“如果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点，现代化的资格也就没有具备”[ 《现代化》，见《政治的学问》，第226页。]。
钱端升曾经明确说过，中国人极其重视政治，但“中国几无政治思想可言”[ 《政治学》，见《政治的学问》，第6页。
]。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国要实现高度发达的民主法治，就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科学。创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推进政治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钱端升这一代政治学人的历史使命，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使命。使中国人不仅重视政治，也重视政治的科学，既要讲政治又要讲政治的科学，这是历代中国政治学人的共同目标。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诞生已经120多年了，讲政治的传统依然如故，而讲政治科学的传统则远没有形成。要达到既讲政治又讲政治科学的局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需要政治学人的不断努力，也需要政治领导人和全体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
2020年7月31日
于京郊九直园
【免费在线读】
【书摘与插画】
“现代化”到底是什么。“现代”这两个字，无论在英文，在德文，或者在法文，都是“Modern”。在目前中国一般人的习惯，听到“Modern”——“摩登”这个名词，总会联想到摩登装饰、摩登家具，甚或摩登女郎一类物一类人的身上去。因此，社会上一般人对于这名词的印象，总不甚好。记得《中央日报》在民国十七年（1928）创刊的时候，有一个以“摩登”为名的副刊，他上面所刊载的，都是正经的东西，都是值得提倡的关于“现代化”的各种事物。我今天所讲的“现代化”，也就是正经的值得提倡的“摩登”主义。
所谓“Modern”的，或是现代的，当然和“Ancient”的，或是古代的，是相对的。由“Ancient”的而到“Modern”的，在西洋历史上、政治上、社会上是一个很大的分界线。无论在历史上、在社会上、在政治上……各方面都有这种分界线。“摩登”主义的含义很广，并不是一点小小的主见，或是一个狭隘的名词。它的定义，当然有许许多多的说法。但是我们要明了“摩登”主义是什么，重要之点不在它的定义而是在它的含义。所以我现在不愿给读者一个定义，我只说明它的含义，说明“现代化”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现在分开三方面来说明它：*是它的哲理的背景，第二是它的政治的表现，第三是它的经济的或是物质的表现。现在分别来说。
从哲理的背景方面来说，所谓现代化者，乃指古代思想的解放。古代西洋的思想，受了许许多多的束缚，而*的可以说是宗教思想的束缚。本来欧洲的思想，并不全是耶稣教的思想，但是耶稣教发达很速，渐渐凌驾其他各种思想之上，不久以后，什么事情都带了宗教的色彩。到后来文艺复兴，古代希腊的思想——那种非宗教的思想——在欧洲渐渐抬头。再由于以后地球的发现，使大家碰到许多新的，并不是单用宗教思想所能解释得通的事情。由于许多新的发现，便得到了许多新的真理，于是中古的学院主义——学院派里面的人，大多数都是教士——便渐渐衰败了。到了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也就发生了。这样一来，真正的科学便也就开始。到这时，古代一切受宗教束缚的思想便大大解放，而新的哲学继起。这一点，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详细去讲。简言之，现代化在哲理的背景方面所表现的，可有三点：一就是科学的发达；二是自由传统的养成，讲到自由，许多人每误认它就是散漫放荡，我现在所说的自由是指近代思想解放后，大家得以自由地去探讨真理的那种传统；三是相信进步，到了近代，思想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是宗教束缚时代所没有的。以前教会的人狃于成见，对于一切事物，都以为古的好，而新的不如，不知道有所谓进步。再重复言之，在思想哲理方面，从古代解放出来的结果有三：一是科学发达，二是自由传统的养成，三是相信进步。
现代化在政治方面的表现，*主要的不外四点。*是平等，法律上的平等，扫除以前一切阶级的关系。古代有阶级制度，封建社会可以说就是阶级社会，有种种的阶级，有贵族有平民的分别；就是在贵族之中，也有很多不同的阶级。这种阶级的形成，在古时是认为天经地义的。当然，古时候也有人起来高叫推翻阶级——如果没有这种举动，那么历史上也就没有那些斗争了——但是这种举动并没有多大效果。特权阶级所享的许多特权，都为一般人所没有。到后来宗教改革，思想解放的结果，于是便有平等的观念，法律上彼此都要平等，没有阶级之分，不因为他出身的不平等而享受也不平等。第二是知识普及，所谓知识普及，自然是比较的说法。它自然是一代比一代来得普遍。我所以说它是现代化的特点者，乃因为在平等，在推翻了阶级以后，人人都能够受教育，都能够得到知识来判断宇宙的真理。过去的情形，知识为教士或贵族所包办，其他的人大半都是没有智识的。如果中世纪的佃农要和他的地主谈起平等，那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第三，由于宗教改革，大家便将各国君主的君权神授说推翻。中古的时候，欧洲四分五裂，当时每一个国家的君主，为想表现他有力量，于是便倡君权神授说，说君主的权力是神所赋予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说法，英国在十七世纪、法国在十八世纪后先后消沉。但在形式上，直到现在，英国国王在许多文告中还常常用“蒙上帝降临照佑”等语，这都是古代的遗习，在如今不过是一句话而已。但是在古代的时候，确实如此。思想解放以后，君权神授说便逐渐被推翻，于是人民便要求种种权利，倡政府根据契约之说，甚而要求宪法等，这些要求之所以起，乃因神权思想的推翻。人民既逐渐有权利，国家也逐渐进入民主制度。第四，在行政方面也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动。这就是人民如果有能力，就可以参加政府，参加行政，并没有阶级的限制。原来在阶级社会里面，能够出来负责行政责任的，只是一些特权阶级。宗教改革，思想解放，神权推翻，民权日张，于是大家就都可以参加行政。到了后来，行政组织亦大加扩充，效率因此亦逐渐提高。现在许多人常常说中国行政效率太低，但这只是和目前西方若干国家比较的结果。西方国家在若干世纪以前的行政效率是极低的。如果以任何一个西方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来和古时那个国家的政治组织对照一下，中间的进步诚有不可思议之处。西洋诸国在十八世纪以前，政治组织的规模很小，没有什么制度可享，西洋各国行政组织的现代化，实在都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十八世纪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开其端，其他国家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才陆续仿效。由上所述，现代化表现在政治方面的有四种结果可见：一是平等，二是知识普及，三是民主制度，四是行政改革。我虽不敢断定它所表现的就只有这四点，但是这四点是缺一不可的。如果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点，现代化的资格也就没有具备。
至于现代化在物质方面的表现，*的可以说是在现代化以后，人类就可以控制自然，以前的人类是无法控制自然的。在这方面大致可有三种结果：*是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以后，生产制度焕然一新，规模扩大，方法进步，于是人类渐能控制自然。第二，由于产业革命，经济单位也就扩大。以前的经济制度乃是小单位内的经济自给制度。产业革命的结果，小单位的经济自给制度便被打破。只靠本单位以内的生产品，不够消费，于是单位逐渐扩大。到后来，就连在一国之内，也还有许多东西要仰给国外，国家自给经济制度亦即打破。这种小单位的经济自给制度打破以后，人民的财富便大为增加，以前贫穷的人，如今多变成富有。不但如此，财富的分配，也比较普遍得多。本来产业革命以后，新经济制度产生的结果，形成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之下，往往贫者极贫，富者极富，贫富之间，极为悬殊。但是尽管贫富益形悬殊，而富有的现象较之封建制度时期却要普遍得多。第三，因为富有的普遍化，于是就产生些比较有闲的阶级——这里所说的有闲阶级，是指工作之余，比较有闲暇的人。他们在比较有闲以后，对于科学的倡导，自由的争取，俱能多所致力。以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而言，那时新兴的工商阶级是有闲的，因为有闲，他们便有兴趣去倡导科学，去争取政权。愈倡导科学，愈争取自由，一切的进步就愈大，政治的表现就愈彻底，物质方面的进步也就愈快。
由上面所说的，所为现代化，必定要看它的哲理的背景、政治上的表现和经济上的表现如何而定。能够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那么才有真正的现代化。如果欠缺其中一个，那么那个现代化一定是假的现代化，或者说是现代化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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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要现代化，眼光一定要远，一定要在各方面同时并进，平均发展，那么基础稳固，不虞动摇；要是急功好利，有所偏重，即使某一方面可以在短期内得到效果，但是基础是不稳固的，一经打击，便有崩溃危险。现代化是要各方平衡的，我们的努力必须同时并进，切不可因为环境关系而有所偏重。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文化建设运动委员会编：《文化建设论丛》*辑，1946年6月；原刊《中国青年》第10卷第6期，1943年6月15日）
元强按：钱端升先生期望战争结束后，为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寄语与青年。他明确指出现代化是全方位的，不只有物质，必须有思想和政治的现代化，才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现代化”。
他认为思想现代化须有科学发达、自由传统的养成和相信进步的观念为基础；政治现代化也要表现在平等、知识普及、民主制度和行政改革理念中。倡导科学，争取自由，进步就大，政治越现代化，物质现代化就更快。他分析到，法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均衡的发展，德国则是畸形的，只体现在物质方面，思想和政治现代化表现只有一半。日本和苏联也都在半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科学的欠缺。总之，现代化要在哲理、政治、物质三方面都均衡发展，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