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伯林书信集（卷一）》本书为四卷本伯林书信集的首卷，时间跨度近二十年，涉及伯林求学、学术生涯早期及政治外交活动，全面展现伯林的早年生活，以及其杰出心灵的成长历程，并为了解二战时期西方政治外交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史料。
【内容简介】
伯林一生交游甚广，且是一位无可比拟的多产书信作家，他存世的书信达数千封，时间跨度近七十年。这些书信既展示了他独具魅力的人格风貌，亦呈现出他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以及对文学、音乐和艺术的情有独钟。作为伯林四卷本书信集的首卷，《伯林书信集》（卷一）的时间跨度自1928年至1946年近二十年，这是伯林个性和事业成长和绽放的关键时期，涉及求学、学术生涯早期及政治外交活动等。“飞扬年华”一词不仅适合伯林的战时经历，更适合他整个早年生活，其多方面的趣味性在此得到了生动展示。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国革命，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39年借撰写《卡尔·马克思》的契机转向观念史研究。1957年就职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1965年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院长。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
【媒体评论】
贯穿所有信件的是一种颇似社会喜剧的基调，真实反映出伯林奔放乐观的性格：他是一个好伙伴，一个杰出的谈话高手，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个热爱多彩生活的人。他常常自嘲：“我总是喜欢以丰富多彩的笔调描写普通平淡的事件。”他的信很少干巴巴地探讨学问。比起思想和事件，他更多时候是在写人——人是他感兴趣的对象。……他甚至热衷于蜚短流长。在一封信中他写道：“人只有做到可以在好朋友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活着才有意义。” ——亨利·哈代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伟大的书信作者之一，他机敏、坦诚、热情、睿智、无拘无束。他亲身经历了这个世纪历史中的一些特殊时刻，并记录在其书信中。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
伯林对一切人一切事充满了洞见，他是一位闲谈者，天才式的，与他的交谈充实而富有智慧，你绝不想结束。 ——迈克尔·派
读《伯林书信集（卷一）》，几乎放不下手来。厚厚两册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字正体现了伯林所敬仰的赫尔岑的风格——“机智、恶意、想象力、人性、无拘无束”。——陆建德
【目录】
征信启事
序言
对以赛亚·伯林的个人印象
家谱
书信
伦敦
牛津
纽约
华盛顿
莫斯科
列宁格勒
华盛顿（再访）
附录
论自由
为费伯出版社写的报告
华盛顿快讯
战时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
补注
年 表：1909—1946
重要人物生平
索 引
译后记
【前言】
序 言
没有序言的书向来令我失望。这就好比到某人家赴宴，进门便直接被带到餐厅。序言是私人的，充满个性特点，而书的正文却往往相反。通过序言，我们可以了解作者对著作所倾注的情感，至少是部分情感。那些希望与作者保持距离的读者尽可以跳过序言不看而没有任何损失，但对有心近距离了解作者的人而言，我觉得，他们是应该得到这个权利的。
——迈克尔·达米特
我次向以赛亚·伯林提起出版其书信集的事，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们俩在牛津大学的全灵学院刚吃完午餐。两人一边喝咖啡，一边交谈，话题是我打算离开牛津大学出版社，专门来整理出版他的书信文集。谈到书信时，我说要出版的话得经过精心挑选。主要出于几点考虑，一是信件数量庞大，二是出版商对该书投放市场可能持有的想法，再就是一些书信比较乏味，或有重复，没有必要收入面向普通读者的集子。当时他的回答不假思索，令我颇感意外，因为这完全不像他惯有的作风。过去对待有关出版其学术著作的意见，他总是态度谦和，耐心听取。而这次不同，他对我精挑细选后再予出版的建议完全置之不理，说此事要做就一定要做彻底。书信集“必须有大容量”，绝不让步。
总体而言，此后我便根据他这一明确的态度开展工作，当然也不是轻率地盲目依从。以上提到的那些编选因素确实不得不加以考虑，但是具体贯彻起来可以灵活掌握，既可严苛死板也可委婉巧妙。死板的做法是按照一些出版商的要求，出一卷本的选集。但那样不仅有悖伯林的愿望，也有损原始素材的质量。即便是目前这样的编选，也已经要求极大的自我克制了。
目前的出版计划暂定为三卷本。以1966年沃尔夫森学院成立，或者也可能以1975年伯林从学院院长一职退休为界，分为第二、第三卷。但这些计划均未后确定。事实也确实如此。以此卷为例，初我打算以1940年伯林离开英国首次赴美作为结尾，但出版商的想法与我不同，他们都倾向于少出几卷，把伯林战时与战前的书信一起收编进来，使读者对伯林有更完整的印象。因此，我把收入年份延长至1946年。
书信来往
[伯林]之所以享有国际威望，不仅因为他身为哲学家、知识分子、教授、作家和公众人物所做出的赫赫成就，还因为他跻身于众多不同领域，与众多同时代的杰出人物有接触往来，同时还参加过许多意义重大的政治与文化活动。对许多人而言，他是一位受人敬爱的朋友和导师。
毋庸讳言，伯林是20世纪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之一。作为一位他所在时代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更确切地说是战后时期著名的英国思想家之一，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普遍关注和探讨的焦点，是各种会议以及许多用不同语言撰写的书籍和出版物的主题—这不仅是因为他的重要思想以及记录这些思想的别具一格的文章，还在于伯林其人的风范。这里不是要讲他的生平故事—稍后会有一篇小传交代他的主要生平情况，此外，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得到普遍认可的传记以其富有洞察力的笔触，已经为我们奉上了一部经典之作—不过，这里还是要谈谈伯林通信往来的情况。
伯林终其一生，都是一位无人可比的多产书信作家。至今仍有数量浩大的书信幸存于世，使我们得以出版一套多卷书信选集，全面反映他视角纷呈的书信话题和多姿多彩的人格面貌。我知道的封现存书信写于1928年3月，当时的伯林是圣保罗学校的一名十八岁男生，信是写给作家G.K.切斯特顿的，请他为新创办的校刊投稿。后一封信则写于1997年10月底，离伯林去世前不到一个星期，收信人为诗人阿纳托利·奈曼。在两者之间大约七十年的跨度中，共有数千封其他信件，贯穿伯林充满活力、著述丰硕的漫长一生，涉及其中各个阶段和方方面面：牛津大学的本科生、研究员、教师、讲师、教授，直至沃尔夫森学院成立时的任院长；对北美、欧洲、巴勒斯坦/以色列及其他地区进行过的多次访问；二战期间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从事的工作；作为行政管理人员、作家、批评家和广播员开展的各种活动。贯穿于信件中的主题有些是反复出现的，包括父母在世时伯林与他们的关系，特别是与母亲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起与妻子艾琳的关系；庞杂而广泛的社交圈子；评头论足、讲述趣闻逸事的爱好；以及后来越来越多就他的作品与学生和批评者展开的交流讨论。这些信件远远超越了牛津大学和学术问题，进入许多国家的许多其他领域，尤其是艺术和政治领域。
他的通讯录中包括众多杰出人士，这些人不仅活跃在学术界，而且活跃在政治、新闻、社会、文学、音乐和艺术等领域：这中间包括美国著名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作家诺埃尔·安南、英国语言哲学家艾耶尔、美国著名女演员劳伦·巴考尔、英国摄影大师塞西尔 ·比顿、美国思想家马克斯·贝洛夫、社会活动家薇奥莱特·伯纳姆·卡特、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牛津大学教授兼校长莫里斯·鲍拉、奥地利钢琴家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英国苏俄史专家E.H.卡尔、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英国家装业潮流领先人物西比尔·科尔法克斯夫人、美国女富豪爱默拉·卡那夫人、历史学家阿巴·埃班、美国诗人T.S.艾略特、英国女芭蕾演员玛歌·芳婷、美国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及其遗孀玛丽安·法兰克福特、英国哲学家汉普希尔爵士、美国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导演泰迪·科莱克、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小提琴大师耶胡迪·梅纽因、作曲家尼古拉斯·纳博科夫、英国史学家L.B.纳米尔、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牛津大学全灵学院院长约翰·斯帕洛、英国诗人兼批评家斯蒂芬·斯彭德、美籍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著名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威尔士亲王、作家艾娃·韦弗利、以色列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博士、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美国文学和社会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等许多人。但往往还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富有真知灼见的信件的收信人只是一些无名之辈，这表明，伯林是一位不问来头、有信必回的慷慨之人，待
人诚恳，细致认真。当然，对挚友近交他更是不惜笔墨。
贯穿所有信件（和几百张明信片）的是一种颇似社会喜剧的基调，真实反映出伯林奔放乐观的性格：他是一个好伙伴，一个杰出的谈话高手，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个热爱多彩生活的人。他常常自嘲：“我总是抱有偏见地描述次要现象。”他的信很少干巴巴地探讨学问。比起思想和事件，他更多时候是在写人—人是他感兴趣的对象。这一点在本卷书信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像闲聊一样写道：“人只有做到可以在好朋友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活着才有意义。”他常常下令说“把这封信撕掉”，幸运的是，这种命令往往被置若罔闻。
在初的这段时期里，伯林从坐落在伦敦哈默史密斯区的圣保罗学校毕业，来到牛津大学的圣体学院。在那里，他分别于1931年和1932年获古典学课程和PPE综合课程一等学位。1932年10月，伯林在新学院得到了哲学讲师的职位，后来，很快又在全灵学院举行的绩优奖学金考试中获奖——他是首位获选进入该学院的犹太人。1938年，在完成了《卡尔·马克思》的写作后（这是他在全灵学院从事的主要工作），他成为新学院的研究员。1940年7月初，伯林与朋友盖伊·伯吉斯前往美国，打算从那里前往莫斯科，但终留在了美国，直至1946年4月初。本卷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告一段落。中间他回过几次国，并在1945—1946年完成了著名的访苏之行。
战前的书信均为伯林亲笔书写，不过在美国，他学会了使用秘书。而他的秘书也必须学会如何为他工作。以下这些文字可以为证，它们摘自一位叫蕾丽亚·布洛德森[1]的秘书给朋友的信件，信写于1952年：
他说话带牛津口音，口齿不清，不会发r音，delivery（发信）一词说得飞快，除了急口歌，在其他场合我还从未听到有谁说得这么快。[……]星期二，我手里提着打字机，满心绝望地来到他所在的院长办公室。[……]我直接在打字机上敲入他口述的信件内容，这样可以让他不得不稍加停顿，因为打字机的声响本身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他很高兴看到内容写上去，或者画掉，几乎所有信件他都亲自签名。他的书信妙语连珠，偶尔哀婉动人。他害羞无助，文质彬彬，总是主动认错。星期四，我再次去他办公室，正好他出去接电话，于是我拿起他放在书桌上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重印本翻看。立刻被书中内容吸引。他回屋后，我问他是否可以借阅几天。“尽管拿去，拿去，”他满口答应着，一边手忙脚乱地翻找文件，“我拿来就是送人的，拿去吧，留着。”于是我拿走了书。读完之后，我彻底被折服。此人即便不是真正的伟人，但至少与伟人相差无几，这一印象从此铭刻在我心中。[……]
我越来越喜欢他，这种感觉颇为奇特。结束秘书工作我不会感到遗憾，但他的离开却令我依依不舍。在他身上，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温文尔雅和非同寻常的魅力，让人在几乎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喜欢他。那的确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经历。
工匠与管家
我看不惯你家仆人的举止。[……]他谈笑风生，仿佛与我们平起平坐……
要想说服编辑，让他相信自己无足轻重，这是办不到的。
—威廉·哈兹利特
英国散文作家兼评论家哈兹利特以上针对编辑所说的话不无道理。然而，这个让人烦恼、靠文字过活的寄生虫，只要牢记自己的位置，有时却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至于这一位置意味着什么，答案可能千差万别，大不一样。确实，编辑这一概念无所不包，有时不由得让人惊叹它的作用究竟能有多大。一个激扬文字、指点国际大事的《泰晤士报》编辑，与整理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剧作的编辑，或是出版社孜孜矻矻地校对标点的编辑之间，有何相似之处？所幸的是，各个编辑所处的环境大致能决定他在广阔的编辑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当然，对具体工作职责的进一步详细阐述，会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职责。
每当思忖自己所承担的编辑任务，我总会想起两个大相径庭的比喻。在我看来，它们似乎体现了我所从事的工作中许多重要的特征，至少按我个人理解是这样。一个比喻是把我的工作比作石匠，他用一块块石头，速度缓慢地建造着某座宏伟大厦，例如大教堂。给他的石料中有切割齐整的，也有需要修琢加工的。另一个比喻是把我的工作比作管家，他总是沉默寡言地藏身于绿色粗呢门之后，由于局限于家中的有限空间，他目光狭窄，但同时又因为专注于某一领域而格外敏锐。
建造一座教堂，虽然石匠比不上建筑师（当今而言更是如此），但建筑师的思想必须靠建筑工人领会，在实际建造中利用所给的材料予以实现。例如，建筑用的石料可能是事先准备好的，但需要石匠砌得严丝合缝；一旦有什么预料之外的问题出现，有时还必须反复调整加工；接合处的砂浆必须按比例调配，边角要磨平，不容许出现一点缝隙。工作完成之后，若是石匠活儿干得出色，整个建筑将成为一座纪念碑式的作品，展示的不仅是使之成为可能的艺术构想，同时还有赋予这种构想以形体的精湛技艺。换一个石匠也许一样能够把活儿干好甚至更好，但耸立在众人眼前的这座建筑却是“这一位”建造的。
管家的活动范围在楼下，这既给了他特权，同时也使他目光受到局限，所见失真变形。主人家发生的一切，除了纯属隐私的部分，多数他都能目睹或耳闻。但视野狭窄的他往往只能关注到自己小圈子里林林总总的细节，不会以巧妙或神通广大的方式将其与广阔的外界联系起来，那对他而言不要说难，简直完全不可能办到。他对自己操办的各类社交聚会的程序了如指掌，无所不知，但往往容易就此断定所有宴会都是同一模式，因为他根本没见过别人家如何操办。主人的所作所为，他无不了解，就连微小的细枝末节也悉数尽知。但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地简单看待，体会不到其内在含义，无法感受它的弦外之音，也不能与之产生共鸣。再有，和主人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管家是可以替代的，但是，要保证整座房子的基础设施正常运转，却全都得靠他一手掌控。
至于说编辑，至少是本书编辑，本质上而言是作者的副手，负责处理作者的作品。在编辑履行职责的时候，他不希望过分突出自己的作用，因为这不是他行使职责的目的。编辑者的目的，是建构一座精神大厦，实现设计者内心怀有的梦想，即便有些设想直至设计者去世，还只是些模糊的碎片。编辑者的目的，是安排一场社交聚会，充分展示主人的个性，而不是极尽夸张，耍噱头突出自己，分散客人们的注意力。聚会上的酒杯，似乎是自动斟满。谁会欢迎一个打断客人谈话的侍者？而倘若这个侍者企图加入谈话，那更是无法容忍，除非他的话别开生面，并且说的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谁又会邀请一位建筑工匠来主讲一场关于建筑学的讲座，或者邀请一位管家来讲授家政管理课程？
在本卷书信集中，看不到一只强有力的批评之手引导读者，除了全然不胜任而外，以上所述便是根本原因。比如说，有些人或许会试图通过简介性文字寻找20世纪30年代牛津生活的美妙插曲，或者是战时美国社会的概况。即便此类辅助确有用处，我也无从提供，因为我不是一位社会历史学家，甚至什么类型的历史学家都不是。此外，在本书附录中收入的两篇文章里，伯林本人已经详细描述了他在战时所从事的工作及背景，而信件本身则不但清晰地展现了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揭示了作者的性格。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我都不愿在文本和读者之间设置眼镜，这么做仿佛意味着我能够教他们如何阅读伯林的文字。我的目的，如下文中将要稍加详述的那样，就是要消极地而不是积极地“解放”读者（这是伯林的说法，同时也是伯林的精神），使他们多元的意愿能够在伯林的著作中得以实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为读者提供了他们所需的限度的真实信息，以帮助他们理解伯林的著作，让读者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做出反应。本书提供的是原始素材，而不是一本经过预先加工的评论文集。
电子革命
我认为，有两个要素构成了20世纪的人类历史，其中之一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毋庸置疑，这是当今时代伟大的成就。
—以赛亚·伯林
以上这句话是1988年伯林题为“追求理想”的遗嘱式演讲的开头。自那时起，技术进步不断发展和扩大，其中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之一就是因特网和电子邮件这样包举一切的发明。二者早已从根本上影响了人类彼此交流的方式，同时也改变着我们对通信者的选择，以及有效开展各种研究的手段。如今，个人书信急剧减少（这既是由于电脑的影响，也是由现代生活日益加剧的压力所致），从前在图书馆寻找研究资料要花上数小时，如今运用电脑搜索引擎只需数秒即可完成。
伯林的书信，以及为出版他的书信所做的全部编写工作，顺乎天意而又适逢其时地遭遇了这一人类学分水岭所划分的两个时代。在书信艺术遭受电子时代的突变性影响之前，伯林是这门艺术后也是好的支持者。而编辑这些信件，则是批从电子研究和电子交际方式的不断变化发展所激发的潜能中获益匪浅的工程之一。对此，我深感幸运：一方面，我所使用的素材的质量，不仅是由作者非凡的天赋，也是由这些素材形成于电子革命到来之前这个因素决定的；另一方面，倘若在准备出版这些书信时，这场革命尚未积聚势能，那么整个工作就很可能大大减缓，甚至大打折扣，无法像如今这样进行得迅速、及时、充分。
给批评者
我书桌前面钉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精准／切题／简洁／有趣；这些就是我的目标。
—安娜·奥利维尔·贝尔
理解他书信的困难之一，就是信中旁征博引极多，含义难以捉摸。如果不详加注释，普通读者恐怕难以把握精髓。
—约翰·希尔顿
要编辑出版这样一位多产且涉猎广泛的写信者的信件，尤其是在他的信件还没有搜集整理完整的时候，所要进行的准备工作，绝非一位耐心不足或有着完美主义性格的人可以担任。这一 工作耗时长，进展缓慢，整个过程充满了永远也找不到答案的探寻和疑问，对那些习惯于一切按部就班、习惯于让每个细节都各得其所的人而言，这些探寻和疑问几乎会令人绝望，甚至精神崩溃。要找到多少封信件才算足够？关于信件中提到的人物、地点和事件的背景信息，要提供多少才算可以？如果对这些事实根据附带一些点评或议论，那么这个度要如何把握才算合适？在信件中，作者说了关于一些人的不那么中听的话，可能会伤害到这些当事人或是他们仍然在世的亲友们，这样的段落，又该如何处理？
这些只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众多难题中的主要几个，对于这些难题的处理，我做了既是实用主义又带有原则性的选择，这么做可能不会令所有的评论者都感到满意。为了方便这类评论者，同时也为了引入接下来要做的有关本书编辑过程的介绍，这里有个段落，来自一篇假想的持批判态度的书评，这类评论者会乐于借鉴的：
读者从编辑那里获取的帮助少之又少。这一点表现在几个重要方面：脚注中提供的信息，绝大多数都干巴乏味，就事论事，这使得注释越发空泛苍白；书中零散出现的一些背景知识或介绍性的段落，也存在同样问题，看不出编辑是在何种原则的驱使之下如此操作。具有传记性质的一些细节单调死板，叙事淡而无味，就像一份官方报告，全然不像出自传记作家之手。我们本该读到苏格兰著名散文家詹姆斯·鲍斯韦尔风格的文字，可是我们却遭遇了苏格兰“糟糕”的诗人威廉·麦戈纳格尔支离破碎的散文诗，就仿佛用报纸充当桌布，准备上桌的却是烹饪大师烧制的佳肴。对于这位常常被过高估计和过度赞扬的作家，编书者可以使用人性的眼光来看待他，可以做出感性的反应，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此书弥漫着使人腻味的、丝毫不加批判的谄媚气息。就算是按照编书者自己的标准，其编辑也缺乏一致性：所提及的个人言论，多数都有相关日期说明，但不是所有的都有；信件中提及的地位同等的人物，编者所给的相关资料数量不一；少量的遐想猜测和逸闻趣事好比零星的葡萄干，随意而莫名其妙地嵌入事实的生面团里。还有无数错误，使人们不敢轻信编辑工作的可靠性。［这里可插入两三个错误例子，好是令人难堪、滑稽可笑的错误。不过，终归是聊胜于无，但是错过了把这样一本书编好的机会，的确是一个莫大的遗憾。一旦编纂者听任自己信马由缰，某种程度的平庸便不可避免，但即便是平庸也有高下之分。
至此，人们应该已经清楚，本书中低调的解释性文字是编者的有意之举，这些低调的解释性文字的不足之处，在上面的段落中被夸大了（希望这样的夸大仅仅只是我的假想），用伯林的话来说，这是“让挑剔的读者接受或者反驳”。依照我所奉行的编辑者的首要原则和解释惯例，这些低调的解释性文字仅供介绍有关章节和段落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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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赛亚·伯林的个人印象以赛亚·伯林是其时代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20世纪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这位俄裔英籍犹太人，既是一位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思想史家，也是一位散文家、评论家和教授。他充满智慧，对人类的各种动机、希望与恐惧有着与生俱来的非凡洞察力；他精力充沛，善于享受生活，喜欢结交各类朋友，研究他们的思想和气质。对文学、音乐和艺术也情有独钟。他捍卫并发展了在他看来是自由思想的精髓，并使之取得了经典地位。这一思想在现代思想界享有的地位和声誉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他还率先提出和发展了关于人类终极理想的多元主义观点，这个观点支持了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也值得我们将它牢牢植根于自己的世界观中。与人类已产生的大多数思想和信条相反，他认为，并非所有的价值观都可以在人的一生中，或是在某个社会或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同时实现，许多理想甚至根本无法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比较，因而也就不存在客观的目标等次和正确的生活准则。基于以上这一点，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应该有选择自己的指导思想和人生观的自由（在纯粹由人性需求所设定的重要而广阔的范围之内）。同时，或许更加的看法是，一个完美和谐、没有摩擦的社会原则上应该是以各种不同观点并存为理想的，虽然现实中不可能有这样的社会。类似观念对今天的一些人来说可能不足为奇，但是正如伯林所言，它们并未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早就提出来，也没有那么广为人知和牢不可破。这些观念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其中伯林功不可没。像其他伟人一样，伯林有一种促成事物趋向完美的才能。有幸认识他的人都可以证明，与他相伴，倾听他滔滔不绝的精彩谈话是一种特别鼓舞人心、催人向上的愉快经历。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谈话者，一方面是因为他那语速飞快、音节含糊的讲话方式，这是可以模仿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广博知识，这个谁也模仿不了。他阅读过大量的各国作品，认识（并深深影响了）英国本土和本土之外的许多名人雅士，他的谈话和作品中经常夹杂着众多人名，多到令人困惑（但不是借此抬高身价，而是为了方便起见，用人名来代表他们的观点）。除了二战期间为政府服务的一段经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以一位牛津学者的身份度过的，但他从来不把自己束缚在这个领域。他常常同时活跃在许多其他领域，游刃有余，却不事张扬。他的日程总是被各种不同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他日复一日，毫不倦怠。他曾经在许多国家向学识渊博的名人发表演讲，与学生社团（不仅是牛津大学）、教育学院和大学预科班的学生进行交谈。向他求教的人越来越多，他总是毫不吝啬自己的时间，乐于回答。在这些人中，有正陷于困境的他从前的学生，有研究他作品的学者，有就自己从事的工作向他征求意见或寻求帮助的陌生人。他经常在广播里做演讲，特别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三套节目，他频繁接受采访，尤其是外国记者的采访。对于其他人觉得难以承受的压力，他总能积极面对，在需要的场合他会一本正经，但也会时不时调侃一下。他不是圣人，也从未想过成为某一类圣人。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充满了在别人身上他会称之为“道德魅力”的东西。这种魅力在他的谈话方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有时这会使不了解他谈话方式的人感到局促不安。他在谈话时不会紧扣一个话题，他会时不时地往椅背上放松地靠靠，抬起头，然后随兴而至地谈下去。他总是饶有兴致地岔开话题，漫无边际地扯开去，然后猛地又回到原来的话题，或者干脆换个话题，显然完全忘了对方在这期间所说的话，即便是颇为深入的交谈也是如此。以上这个特点放在别人身上也许会显得缺少礼貌，但他显然完全出于无意，同时也反映出他全神贯注于思考头脑中的问题。他总是以玩笑的方式进行思考，经常不循常轨。与他交谈，你需要飞速思考，但你要是想搞清问题，进而得出清晰的结论，只会感到沮丧。他并不总是认真倾听别人讲话，有时这是因为对方尚未开口，他已经清楚知道对方要说什么。他不喜欢（也不善于）玩弄文字游戏，不过总的来说他的智慧无人可比。他理解问题异常迅速，而且能够同样迅速地给出富有启发性的答案。他直言直语，令人耳目一新；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他的思想格外开放。牛津体制中某些过于谨慎的做法与他比起来显得那么小家子气和缺乏活力。他喜欢说东道西，满肚子逸闻趣事，但都不带恶意。实际上他不善于讽刺挖苦，也不想在这方面有所表现。即使他发表不喜欢某人的议论，对他来说也更像是棋局中的一步，而不是什么诋毁性的断言。他喜欢评价别人，并将他们分门别类。众所周知，他将人分为两类：刺猬和狐狸—刺猬指那些自以为无所不包、自成一统的人，狐狸则指那些乐于兼收并蓄的人。事实上，他这种轻松随意地将人分类的爱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善于挖掘和展示一个人或者一个深奥作家的本质的能力。作为一位演说家，他对所讲内容了如指掌，他的演说引人入胜（令人庆幸的是他的部分演说留有录音，可以在伦敦的国家声音档案馆听到）。[1]他始终牢记自己是犹太人，但从不对此感到不自在。他终生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对以色列的建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是伦敦皇家歌剧院的监事，是一位忠实的歌剧迷，也是国家美术馆董事会的成员。他荣誉等身：曾被授予爵士称号、英国功绩勋章和许多名誉博士头衔，任过梅隆讲席教授和不列颠学会主席，获得过耶路撒冷奖、伊拉斯谟奖、阿涅利奖和利平科特奖，但他总是谦虚地认为这些荣誉大于自己的实际成就，觉得人们高估了他。他超越生活，特立独行，是一位无法替代的杰出人物。以赛亚·门德列维奇·伯林1909年出生于里加，父母是讲俄语的犹太人。里加当时归俄国统治，后来才成为拉脱维亚的首都。他父亲门德尔开了一家木材公司（主要是为俄罗斯铁路提供枕木），母亲玛丽性格活泼，富有教养，对艺术特别痴迷，她把这种痴迷全部传给了自己活下来的儿子。伯林对音乐的偏爱，尤其是歌剧，当然不仅是歌剧，是从孩提到长大成人贯穿他一生的一条主线，对他起着深刻而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明显。1915年，德军包围了里加，伯林一家于是搬到俄国境内其他地区，先是住在安德烈亚波尔，从1917年起住在彼得格勒。那一年，以赛亚先后目睹了社会民主党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惊恐万分、脸色苍白的人在街上被一群暴徒又拉又打，这次经历使他后来痛恨任何形式的暴力。1920年，伯林一家与共产党人签订了协议，重新回到里加。但是父亲决定将全家迁往英国，他在那里有朋友和生意伙伴。1921年初，他们到了英国，先是住在瑟比顿，后来搬到伦敦，住在肯辛顿区，几年后搬到汉普斯特区。他先在一所预备学校上学，后来进入圣保罗中学。在保持自己俄裔犹太身份的同时，他将自己完全融入英国社会，这使他能够成为那个时代英国文化界的一位重要人物。1928年，他进入牛津大学的圣体学院学习，1931年和1932年，先后在古典人文学科课程和PPE综合课程上获一等学位。之后他去《曼彻斯特卫报》面试，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又准备攻读法律。但是时任牛津大学新学院教授的理查德·克罗斯曼给了他份差事，让他教哲学。几乎同时，他被遴选为全灵学院的研究员，他一直在此工作，直到1938年成为新学院的研究员。正是在全灵学院的初几年，他为霍姆大学图书馆出版社写了著名的马克思传记（《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193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系列丛书的编辑在挑选作者时，首先考虑的对象并不是伯林。二战初期，伯林继续教书。1941年他被英国情报部派往纽约，1942年又被转派到位于华盛顿的英国使馆，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1946年（中间在莫斯科待了几个月）。他领导一个团队，负责起草有关美国政治舆论变化的报告。从华盛顿寄往白厅的报告虽然没有署他的名，但大部分都由他起草，这些报告一直以文笔优美著称，并引起了丘吉尔首相的注意。报告的部分选集于1981年出版（《华盛顿快讯，1941—1945》，H.G.尼古拉斯编）。伯林曾经深情地追忆那段经历，其中有关他在苏联之行中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等作家会面的描写尤其感人。他和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对他影响特别深远，而阿赫玛托娃在其诗作的许多段落中提到他也证明了伯林对她的深刻影响。她写道：“他不会成为我深爱的丈夫/但我们共同完成的作品，我与他/将惊扰20世纪。”她坚信斯大林对他们1945年会面的反应与1946年开始的冷战有直接关系。到二战末，伯林决定放弃哲学，改为研究思想史—“一个你在生命结束时有可能比在生命开始时了解更多东西的领域”。抱着这个想法，1950年他回到了全灵学院，并于1957年接替G.D.H.科尔成为牛津大学社会学及政治理论齐切利讲席教授。他的就职演说《自由的两种概念》是他著名的作品之一，当然也有影响力。在演讲中他以奔放的热情和巧妙的言辞，明确表态支持“消极”自由，即免受他人干涉以及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择的自由，并向我们展示了“积极”自由，即自我控制的“自由”（人们通常向往的自由），如何轻易地转变为根据那些自认为是人类生活目标的仲裁者所制定并强制实施的标准而进行“自我实现”的“自由”。他对自由的讨论成了此后其他人思考自由时必不可少的参照，并且已经渗透到对这个话题的所有讨论当中。但是，或许他过于低调，或许他的思想有意不成体系，或许他拒绝提供任何类型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灵药，严格来说，他没有思想继承人，也没有创立什么思想学派（他自己对此深感欣慰）。在当选齐切利讲席教授的前一年，他放弃了显然已经习惯的独身生活，娶艾琳·哈尔本为妻（婚前姓德·甘茨堡）。在将近五十岁时，他找到了人生伴侣，妻子从此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的三个继子（他自己没有生育）也使他体会到了家人之间的关爱之情。他经常建议别人结婚。1966年，伯林成了牛津大学新成立的研究生院沃尔夫森学院的首任院长，并于次年辞掉了教授职位。这之后，他一直在沃尔夫森学院工作，直到1975年“退休”。要不是他善于筹集资金，积极倡导建立新的体制，发扬优良传统和忠诚作风，沃尔夫森学院不会有如今这个规模，也不会有现在这个院名（初叫作伊夫雷学院）。沃尔夫森与福特基金会能够慷慨捐资兴建教学楼，捐赠物品，都与他个人的亲自参与有直接关系。除了沃尔夫森学院，伯林留给后人的主要遗产是他的著作：他写了大量风格各异、个性突出、富有洞察力的作品。据他自己客观评价，他主要的工作是对四个领域进行研究探索，即自由主义、多元主义、19世纪的俄罗斯思想以及浪漫主义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他在这些领域里阐明了许多问题，即使在今天，他阐述这些问题的方式仍像当年他的观点首次公开发表时那样令人振奋。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伯林作为作家的声望远不及他的实际成就，大多数作品只是应景之作（他说，“我就像一辆出租车，等着人们招手搭载”），而且匿名发表。以书的形式出现的很少，主要有《卡尔·马克思》、《刺猬与狐狸》（这是一本关于托尔斯泰历史观的长文）以及《自由四论》，这本文集里收录了他的就职演讲。但他在1976年出版了《维柯与赫尔德》，之后不久又出版了四卷选集（1978—1980）。基于这些力作，当伯林在1971年被授予英国功绩勋章时，他的朋友莫里斯·鲍拉说：“他就像耶稣和苏格拉底一样，问世的作品不多，但是思考得很多，讲得也很多，他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其他作品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包括两部当初写完后没有马上发表的作品，还有一部在他去世那一年的年初出版的回顾性文集，书名叫《人类的恰当研究》。令人高兴的是，与莫里斯·鲍拉不同，伯林的许多讲话方式记录在他已发表的论著当中。他讲话很有个性，经常通过分析别人的思想来阐述自己思考的重要问题，而且条理清楚，新论迭出。其著作吸引人的一个特点是，他从来不超然世外，始终牢记思考探索的终目的是增进理解、深化对道德的认识。他的朋友诺埃尔·安南说，“在一个词不够的时候，他总是要用两个词”，如果不去掉他的表达特色，就根本无法总结出他所要传达的信息—他不喜欢“信息”这个词。但中心内容还是显而易见的。伯林曾经说他作品的主旨是“不相信任何宣称掌握全部有关人类行为已知事实和理论的言论”。他的基本观念是，对于“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个至关重要的道德问题，不存在什么统一的、普遍的、终的、完全的、显而易见的答案。他在别人的作品中看到这个观点，十分认同，于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采用并发扬光大。西方思想界古老、重要的命题之一，是18世纪在法国启蒙运动的旗帜下以一种毫不妥协的姿态提出来的，而他的观念否定了这个命题。与启蒙家们认为存在一个终囊括所有目标和理想的不受干扰的有序综合体不同，伯林坚持认为存在无限多的相互竞争、互不相容的终极价值和理想，每个人经常不得不在其中做出选择。我们无法为这些选择做出终的理性辩护，因此不管我们多么相信自己的选择，都不能将其强加于人。“人们可以透过多扇窗户观察生活，并不存在哪一扇看得更清楚，哪一扇看得更模糊，xlii哪一扇看到的更真实，哪一扇看到的更失真的问题。”每个人，每个文化，每个国家，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目标和标准，不管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不能将这些目标和标准合并为一个能够实现全部目标而不引起任何损失、妥协和冲突的包罗万象的统一体系，每个人的意识里也存在着同样的矛盾冲突。更多平等意味着不够优秀，或不够自由；正义会阻碍仁慈；坦白会排斥善良；自知会危及创造和幸福；高效会阻碍自然。这些都不是暂时的局部问题；它们是道德领域里普遍的、无法回避的，有时甚至导致悲剧的特征；悲剧实际上远不是由可避免的错误引起的，它是人生状态的一个特有现象。不存在完美的统一体系，存在的只是一个永恒的、有时令人痛苦的、对各种互相冲突的观点进行无序选择和审慎权衡的渐进过程。人们有时将他的多元主义误认为相对主义，对此他予以否认，实际上两者差别很明显。与多元主义密切相关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自由不应该受到干涉，特别是不应受到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可以替我们做出更明智选择的人的干涉。伯林的多元主义佐证了他一直以来奉行的态度，坚决反对由任何独裁者和极权者进行的压迫和操纵，包括法西斯分子、官僚主义者、传教士、恐怖主义者、革命者、暴君、平均主义者，以及“有组织的幸福”的组织者和提供者。伯林眼中的英雄之一是俄罗斯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他自己身上也体现出很多赫尔岑的特点，跟赫尔岑一样，他害怕为实现在遥远未来的某一未知时刻才能实现的乌托邦理想而做出牺牲：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不应该为了终的共同幸福这个幻想而受苦乃至送命。伯林知道观念只有能影响人们的生活才有意义，因此他总是从具体的个体而不是从抽象的角度来阐述自己以上这些观点。他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能够在思想上认同那些彼此之间观点迥异、同时也与自己观点悬殊的人，这使他受益匪浅，使他能够对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进行丰富翔实的描述，这些人包括别林斯基、哈曼、赫尔德、赫尔岑、马基亚维利、迈斯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维柯、丘吉尔、纳米尔、罗斯福、魏茨曼等。他对那些与自己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的描写经常带有自传的味道。写别人时他总是称赞有加，对自己却十分低调，似乎觉得自己不具备这些优点，其实他对别人的称赞有时完全适合他自己。只要他对自己的一生和言行予以足够的关注，他完全可以成为替自己生平立传的合适人选；不过，这样的话，他也许就不成其为我们认识的以赛亚·伯林了。人们常常用的形容词来描述以赛亚·伯林，特别是在他晚年岁月里，称他是“世界上伟大的谈话者”、“本世纪富于灵感的读者”、“当今时代贵的心灵之一”，人们甚至说他是“天才”。也许现在相信这些盛誉为时过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从多个角度向人们展示了人类潜力的无限可能，展示了人类正确使用聪明才智，以一种既不故作正经，又不含糊其词的方式阐明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道德问题的巨大力量。亨利·哈代
【书摘与插画】
对以赛亚·伯林的个人印象以赛亚·伯林是其时代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20世纪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这位俄裔英籍犹太人，既是一位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思想史家，也是一位散文家、评论家和教授。他充满智慧，对人类的各种动机、希望与恐惧有着与生俱来的非凡洞察力；他精力充沛，善于享受生活，喜欢结交各类朋友，研究他们的思想和气质。对文学、音乐和艺术也情有独钟。他捍卫并发展了在他看来是自由思想的精髓，并使之取得了经典地位。这一思想在现代思想界享有的地位和声誉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他还率先提出和发展了关于人类终极理想的多元主义观点，这个观点支持了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也值得我们将它牢牢植根于自己的世界观中。与人类已产生的大多数思想和信条相反，他认为，并非所有的价值观都可以在人的一生中，或是在某个社会或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同时实现，许多理想甚至根本无法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比较，因而也就不存在客观的目标等次和正确的生活准则。基于以上这一点，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应该有选择自己的指导思想和人生观的自由（在纯粹由人性需求所设定的重要而广阔的范围之内）。同时，或许更加的看法是，一个完美和谐、没有摩擦的社会原则上应该是以各种不同观点并存为理想的，虽然现实中不可能有这样的社会。类似观念对今天的一些人来说可能不足为奇，但是正如伯林所言，它们并未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早就提出来，也没有那么广为人知和牢不可破。这些观念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其中伯林功不可没。像其他伟人一样，伯林有一种促成事物趋向完美的才能。有幸认识他的人都可以证明，与他相伴，倾听他滔滔不绝的精彩谈话是一种特别鼓舞人心、催人向上的愉快经历。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谈话者，一方面是因为他那语速飞快、音节含糊的讲话方式，这是可以模仿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广博知识，这个谁也模仿不了。他阅读过大量的各国作品，认识（并深深影响了）英国本土和本土之外的许多名人雅士，他的谈话和作品中经常夹杂着众多人名，多到令人困惑（但不是借此抬高身价，而是为了方便起见，用人名来代表他们的观点）。除了二战期间为政府服务的一段经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以一位牛津学者的身份度过的，但他从来不把自己束缚在这个领域。他常常同时活跃在许多其他领域，游刃有余，却不事张扬。他的日程总是被各种不同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他日复一日，毫不倦怠。他曾经在许多国家向学识渊博的名人发表演讲，与学生社团（不仅是牛津大学）、教育学院和大学预科班的学生进行交谈。向他求教的人越来越多，他总是毫不吝啬自己的时间，乐于回答。在这些人中，有正陷于困境的他从前的学生，有研究他作品的学者，有就自己从事的工作向他征求意见或寻求帮助的陌生人。他经常在广播里做演讲，特别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三套节目，他频繁接受采访，尤其是外国记者的采访。对于其他人觉得难以承受的压力，他总能积极面对，在需要的场合他会一本正经，但也会时不时调侃一下。他不是圣人，也从未想过成为某一类圣人。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充满了在别人身上他会称之为“道德魅力”的东西。这种魅力在他的谈话方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有时这会使不了解他谈话方式的人感到局促不安。他在谈话时不会紧扣一个话题，他会时不时地往椅背上放松地靠靠，抬起头，然后随兴而至地谈下去。他总是饶有兴致地岔开话题，漫无边际地扯开去，然后猛地又回到原来的话题，或者干脆换个话题，显然完全忘了对方在这期间所说的话，即便是颇为深入的交谈也是如此。以上这个特点放在别人身上也许会显得缺少礼貌，但他显然完全出于无意，同时也反映出他全神贯注于思考头脑中的问题。他总是以玩笑的方式进行思考，经常不循常轨。与他交谈，你需要飞速思考，但你要是想搞清问题，进而得出清晰的结论，只会感到沮丧。他并不总是认真倾听别人讲话，有时这是因为对方尚未开口，他已经清楚知道对方要说什么。他不喜欢（也不善于）玩弄文字游戏，不过总的来说他的智慧无人可比。他理解问题异常迅速，而且能够同样迅速地给出富有启发性的答案。他直言直语，令人耳目一新；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他的思想格外开放。牛津体制中某些过于谨慎的做法与他比起来显得那么小家子气和缺乏活力。他喜欢说东道西，满肚子逸闻趣事，但都不带恶意。实际上他不善于讽刺挖苦，也不想在这方面有所表现。即使他发表不喜欢某人的议论，对他来说也更像是棋局中的一步，而不是什么诋毁性的断言。他喜欢评价别人，并将他们分门别类。众所周知，他将人分为两类：刺猬和狐狸—刺猬指那些自以为无所不包、自成一统的人，狐狸则指那些乐于兼收并蓄的人。事实上，他这种轻松随意地将人分类的爱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善于挖掘和展示一个人或者一个深奥作家的本质的能力。作为一位演说家，他对所讲内容了如指掌，他的演说引人入胜（令人庆幸的是他的部分演说留有录音，可以在伦敦的国家声音档案馆听到）。[1]他始终牢记自己是犹太人，但从不对此感到不自在。他终生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对以色列的建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是伦敦皇家歌剧院的监事，是一位忠实的歌剧迷，也是国家美术馆董事会的成员。他荣誉等身：曾被授予爵士称号、英国功绩勋章和许多名誉博士头衔，任过梅隆讲席教授和不列颠学会主席，获得过耶路撒冷奖、伊拉斯谟奖、阿涅利奖和利平科特奖，但他总是谦虚地认为这些荣誉大于自己的实际成就，觉得人们高估了他。他超越生活，特立独行，是一位无法替代的杰出人物。以赛亚·门德列维奇·伯林1909年出生于里加，父母是讲俄语的犹太人。里加当时归俄国统治，后来才成为拉脱维亚的首都。他父亲门德尔开了一家木材公司（主要是为俄罗斯铁路提供枕木），母亲玛丽性格活泼，富有教养，对艺术特别痴迷，她把这种痴迷全部传给了自己活下来的儿子。伯林对音乐的偏爱，尤其是歌剧，当然不仅是歌剧，是从孩提到长大成人贯穿他一生的一条主线，对他起着深刻而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明显。1915年，德军包围了里加，伯林一家于是搬到俄国境内其他地区，先是住在安德烈亚波尔，从1917年起住在彼得格勒。那一年，以赛亚先后目睹了社会民主党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惊恐万分、脸色苍白的人在街上被一群暴徒又拉又打，这次经历使他后来痛恨任何形式的暴力。1920年，伯林一家与共产党人签订了协议，重新回到里加。但是父亲决定将全家迁往英国，他在那里有朋友和生意伙伴。1921年初，他们到了英国，先是住在瑟比顿，后来搬到伦敦，住在肯辛顿区，几年后搬到汉普斯特区。他先在一所预备学校上学，后来进入圣保罗中学。在保持自己俄裔犹太身份的同时，他将自己完全融入英国社会，这使他能够成为那个时代英国文化界的一位重要人物。1928年，他进入牛津大学的圣体学院学习，1931年和1932年，先后在古典人文学科课程和PPE综合课程上获一等学位。之后他去《曼彻斯特卫报》面试，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又准备攻读法律。但是时任牛津大学新学院教授的理查德·克罗斯曼给了他份差事，让他教哲学。几乎同时，他被遴选为全灵学院的研究员，他一直在此工作，直到1938年成为新学院的研究员。正是在全灵学院的初几年，他为霍姆大学图书馆出版社写了著名的马克思传记（《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193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系列丛书的编辑在挑选作者时，首先考虑的对象并不是伯林。二战初期，伯林继续教书。1941年他被英国情报部派往纽约，1942年又被转派到位于华盛顿的英国使馆，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1946年（中间在莫斯科待了几个月）。他领导一个团队，负责起草有关美国政治舆论变化的报告。从华盛顿寄往白厅的报告虽然没有署他的名，但大部分都由他起草，这些报告一直以文笔优美著称，并引起了丘吉尔首相的注意。报告的部分选集于1981年出版（《华盛顿快讯，1941—1945》，H.G.尼古拉斯编）。伯林曾经深情地追忆那段经历，其中有关他在苏联之行中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等作家会面的描写尤其感人。他和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对他影响特别深远，而阿赫玛托娃在其诗作的许多段落中提到他也证明了伯林对她的深刻影响。她写道：“他不会成为我深爱的丈夫/但我们共同完成的作品，我与他/将惊扰20世纪。”她坚信斯大林对他们1945年会面的反应与1946年开始的冷战有直接关系。到二战末，伯林决定放弃哲学，改为研究思想史—“一个你在生命结束时有可能比在生命开始时了解更多东西的领域”。抱着这个想法，1950年他回到了全灵学院，并于1957年接替G.D.H.科尔成为牛津大学社会学及政治理论齐切利讲席教授。他的就职演说《自由的两种概念》是他著名的作品之一，当然也有影响力。在演讲中他以奔放的热情和巧妙的言辞，明确表态支持“消极”自由，即免受他人干涉以及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择的自由，并向我们展示了“积极”自由，即自我控制的“自由”（人们通常向往的自由），如何轻易地转变为根据那些自认为是人类生活目标的仲裁者所制定并强制实施的标准而进行“自我实现”的“自由”。他对自由的讨论成了此后其他人思考自由时必不可少的参照，并且已经渗透到对这个话题的所有讨论当中。但是，或许他过于低调，或许他的思想有意不成体系，或许他拒绝提供任何类型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灵药，严格来说，他没有思想继承人，也没有创立什么思想学派（他自己对此深感欣慰）。在当选齐切利讲席教授的前一年，他放弃了显然已经习惯的独身生活，娶艾琳·哈尔本为妻（婚前姓德·甘茨堡）。在将近五十岁时，他找到了人生伴侣，妻子从此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的三个继子（他自己没有生育）也使他体会到了家人之间的关爱之情。他经常建议别人结婚。1966年，伯林成了牛津大学新成立的研究生院沃尔夫森学院的首任院长，并于次年辞掉了教授职位。这之后，他一直在沃尔夫森学院工作，直到1975年“退休”。要不是他善于筹集资金，积极倡导建立新的体制，发扬优良传统和忠诚作风，沃尔夫森学院不会有如今这个规模，也不会有现在这个院名（初叫作伊夫雷学院）。沃尔夫森与福特基金会能够慷慨捐资兴建教学楼，捐赠物品，都与他个人的亲自参与有直接关系。除了沃尔夫森学院，伯林留给后人的主要遗产是他的著作：他写了大量风格各异、个性突出、富有洞察力的作品。据他自己客观评价，他主要的工作是对四个领域进行研究探索，即自由主义、多元主义、19世纪的俄罗斯思想以及浪漫主义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他在这些领域里阐明了许多问题，即使在今天，他阐述这些问题的方式仍像当年他的观点首次公开发表时那样令人振奋。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伯林作为作家的声望远不及他的实际成就，大多数作品只是应景之作（他说，“我就像一辆出租车，等着人们招手搭载”），而且匿名发表。以书的形式出现的很少，主要有《卡尔·马克思》、《刺猬与狐狸》（这是一本关于托尔斯泰历史观的长文）以及《自由四论》，这本文集里收录了他的就职演讲。但他在1976年出版了《维柯与赫尔德》，之后不久又出版了四卷选集（1978—1980）。基于这些力作，当伯林在1971年被授予英国功绩勋章时，他的朋友莫里斯·鲍拉说：“他就像耶稣和苏格拉底一样，问世的作品不多，但是思考得很多，讲得也很多，他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其他作品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包括两部当初写完后没有马上发表的作品，还有一部在他去世那一年的年初出版的回顾性文集，书名叫《人类的恰当研究》。令人高兴的是，与莫里斯·鲍拉不同，伯林的许多讲话方式记录在他已发表的论著当中。他讲话很有个性，经常通过分析别人的思想来阐述自己思考的重要问题，而且条理清楚，新论迭出。其著作吸引人的一个特点是，他从来不超然世外，始终牢记思考探索的终目的是增进理解、深化对道德的认识。他的朋友诺埃尔·安南说，“在一个词不够的时候，他总是要用两个词”，如果不去掉他的表达特色，就根本无法总结出他所要传达的信息—他不喜欢“信息”这个词。但中心内容还是显而易见的。伯林曾经说他作品的主旨是“不相信任何宣称掌握全部有关人类行为已知事实和理论的言论”。他的基本观念是，对于“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个至关重要的道德问题，不存在什么统一的、普遍的、终的、完全的、显而易见的答案。他在别人的作品中看到这个观点，十分认同，于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采用并发扬光大。西方思想界古老、重要的命题之一，是18世纪在法国启蒙运动的旗帜下以一种毫不妥协的姿态提出来的，而他的观念否定了这个命题。与启蒙家们认为存在一个终囊括所有目标和理想的不受干扰的有序综合体不同，伯林坚持认为存在无限多的相互竞争、互不相容的终极价值和理想，每个人经常不得不在其中做出选择。我们无法为这些选择做出终的理性辩护，因此不管我们多么相信自己的选择，都不能将其强加于人。“人们可以透过多扇窗户观察生活，并不存在哪一扇看得更清楚，哪一扇看得更模糊，xlii哪一扇看到的更真实，哪一扇看到的更失真的问题。”每个人，每个文化，每个国家，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目标和标准，不管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不能将这些目标和标准合并为一个能够实现全部目标而不引起任何损失、妥协和冲突的包罗万象的统一体系，每个人的意识里也存在着同样的矛盾冲突。更多平等意味着不够优秀，或不够自由；正义会阻碍仁慈；坦白会排斥善良；自知会危及创造和幸福；高效会阻碍自然。这些都不是暂时的局部问题；它们是道德领域里普遍的、无法回避的，有时甚至导致悲剧的特征；悲剧实际上远不是由可避免的错误引起的，它是人生状态的一个特有现象。不存在完美的统一体系，存在的只是一个永恒的、有时令人痛苦的、对各种互相冲突的观点进行无序选择和审慎权衡的渐进过程。人们有时将他的多元主义误认为相对主义，对此他予以否认，实际上两者差别很明显。与多元主义密切相关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自由不应该受到干涉，特别是不应受到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可以替我们做出更明智选择的人的干涉。伯林的多元主义佐证了他一直以来奉行的态度，坚决反对由任何独裁者和极权者进行的压迫和操纵，包括法西斯分子、官僚主义者、传教士、恐怖主义者、革命者、暴君、平均主义者，以及“有组织的幸福”的组织者和提供者。伯林眼中的英雄之一是俄罗斯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他自己身上也体现出很多赫尔岑的特点，跟赫尔岑一样，他害怕为实现在遥远未来的某一未知时刻才能实现的乌托邦理想而做出牺牲：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不应该为了终的共同幸福这个幻想而受苦乃至送命。伯林知道观念只有能影响人们的生活才有意义，因此他总是从具体的个体而不是从抽象的角度来阐述自己以上这些观点。他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能够在思想上认同那些彼此之间观点迥异、同时也与自己观点悬殊的人，这使他受益匪浅，使他能够对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进行丰富翔实的描述，这些人包括别林斯基、哈曼、赫尔德、赫尔岑、马基亚维利、迈斯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维柯、丘吉尔、纳米尔、罗斯福、魏茨曼等。他对那些与自己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的描写经常带有自传的味道。写别人时他总是称赞有加，对自己却十分低调，似乎觉得自己不具备这些优点，其实他对别人的称赞有时完全适合他自己。只要他对自己的一生和言行予以足够的关注，他完全可以成为替自己生平立传的合适人选；不过，这样的话，他也许就不成其为我们认识的以赛亚·伯林了。人们常常用的形容词来描述以赛亚·伯林，特别是在他晚年岁月里，称他是“世界上伟大的谈话者”、“本世纪富于灵感的读者”、“当今时代贵的心灵之一”，人们甚至说他是“天才”。也许现在相信这些盛誉为时过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从多个角度向人们展示了人类潜力的无限可能，展示了人类正确使用聪明才智，以一种既不故作正经，又不含糊其词的方式阐明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道德问题的巨大力量。亨利·哈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