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之间对集王字碑的批评，何以从品格化的“俗书”转向“集字”工艺的缺陷？刻帖在保存家族文献与塑造身份上有怎样的意义？文本的功能如何影响书家的态度，并在形式上产生巨大的差别？有意识的“作品”对日常书写有着怎样的冲击？为什么王铎旅途中的书作常常显得怪异？一个面目张扬的艺术家是否就对工具、材料不加选择？本书即能满足读者对这些问题的疑惑。
※在本书中，作者研究与探索了明末清初zhu名书家王铎的艺术世界，从王铎与集王字碑、王铎刻贴考论、王铎诗文稿的文献价值与艺术趣味以及工具、材料与王铎的书作四个方面入手，为读者展现了关于王铎的研究旨趣。
【内容简介】
《王铎四题》为艺术史研究著作。作者一直致力于研究明清书法篆刻史，其中，关于王铎的相关研究至今已有15年。本书所收录的四篇文章，写作于不同时期。作者依据新出现的图像、文献资料，对之进行了增补与修改，为读者学习和了解王铎的书法提供了详实且生动的文本资料。
在本书中，作者除了对王铎本人的书作、刻帖、手稿、信札等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考证，还将其同时期的书家、友人的大量诗文集、笔记、信札等做了搜集与细读，使该书的内容更加充实也更具客观性。与此同时，本书对于王铎的书法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史，而是突破了美术的范畴，开始了历史学的转向。透过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即可窥见一斑，如宋明之间对王字碑的批评，何以从品格化的“俗书”转向“集字”工艺的缺陷？除了传刻书法，刻帖在保存家族文献与塑造文化身份上有怎样的意义？文本的功能如何影响书家的态度，并在形式上产生巨大的差别？有意识的“作品”对日常书写产生怎样的冲击？为什么王铎旅途中的书作常常显得怪异？一个面目张扬的艺术家，是否就对工具、材料不加选择？这些问题，无不体现了作者的研究旨趣。读者通过阅读本书，即可对这些问题了解一二，也可体味作者严谨、新颖的学术思考动向。
【作者简介】
薛龙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艺术史系系主任。2008—2009年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青年学者学术奖金，访学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2013年再任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访问学者一年。2015年获香港利荣森纪念学人计划奖金，访学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18年秋学期，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主要研究16—17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史、尺牍文献，著有《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王铎年谱长编》《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等。
【目录】
壹 王铎与集王字碑
〇〇三 引 言
〇〇四 一、《圣教序》与唐宋集王字碑
〇一三 二、晚明学者对古代集字碑的寻访与评价
〇二二 三、以王铎为中心的集王字碑
〇四三 四、王铎书法与集王字碑
贰 王铎刻帖考论
〇五九 引 言
〇六五 一、传世的王铎刻帖
一一七 二、记载中的王铎刻帖
一四一 三、王铎刻帖与家族文化身份
叁 王铎诗文稿的文献价值与艺术趣味
一五三 引 言
一五八 一、文献价值
一七一 二、艺术趣味
一八九 余 论
肆 工具、材料与王铎的书作
一九三 引 言
一九八 一、工具与材料
二三八 二、对书作的影响
二六〇 余 论
二六三 参考文献
二八〇 后 记
【免费在线读】
王铎与集王字碑
引言
唐高宗咸亨三年（ 6 7 2 ），僧怀仁奉敕集内府所藏王羲之（303—361）书，刻《大唐三藏圣教序》成，是为中国书法史上集字刻石的开端（见图1）。《集王圣教序》包括附刻的《心经》，
篇幅超过2000字，尽管不是王羲之手书，但成为后世学*氏行书的重要范本，历代书家无不奉为临池圭臬。
受此影响，唐代自玄宗朝以后，各种集王字碑踵武登台，一时至有“十八家”之说。不过这一风气在北宋后期开始衰歇，其原因或与宋代文人习书不重石刻有关。加之翰林待诏多习此书，士人目为“俗书”，在舆论上对集王字碑也有消极的作用。明末清初，沉寂已久的金石学重新振起，集王字碑再次受到学者与书家的重视，碑刻、拓本的发现、考证与研究渐成气候。在这样的学术史背景下，以河南书家王铎（1593—1652）为中心，中国北方出现了新一轮集王字碑的活动。
《圣教序》与唐宋集王字碑
怀仁集王书刻《圣教序》，迎合了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同时也具有强大的示范作用。《集王圣教序》立石之后，很快出现众多模仿者，且以缁流为多。传世的碑刻以僧大雅集、玄宗开元九年（721）所立《兴福寺》（见图2）与唐玄度集、文宗大和六年（832）所立《六译金刚经》*为知名。《六译金刚经》本为宦官杨承和分书，立于兴唐寺，后因“读者多误”，文宗诏取其本，使翰林待诏唐玄度集王羲之书（见图3）。三块著名的集字碑，都集中于唐代的都城长安。
唐人集王字碑远不止此三种。高明一先生据南宋陈思（约1200前—约1267年后）《宝刻丛编》所引欧阳棐《集古录目》，统计出《集古录目》所收唐代集王字碑六种，除《六译金刚经》之外，其余五种后代皆湮没不存。《宝刻丛编》除移录《集古录目》之外，还收集到一块《唐休光寺真法师行业赞》，立于天宝十五年（756）。赵明诚（1081—1129）《金石录》也收录两块集王字碑，分别为卫秀集《唐岷州司马梁思楚碑》，开元十五年（727）立；胡沛然集《唐大智禅师碑》，天宝十一年（752）八月立a。此外，米芾（1051—1108）《书史》提到一块《右军越州碑》，为洪元慎所集。
除高氏已经指出的之外，唐代集王字碑尚多。如王奂之集《尊胜经幢》，在丹徒县焦山c。《四十七字残碑》，林侗发现于西安d。山西《慈林寺碑》，亦唐人集右军字e。晚清叶昌炽（1849—1917）著《语石》，对于唐人集王字的风尚颇多关注，在他的阅历中，所见集王字碑尚有洛阳白马寺僧怀义集《心经》、大历六年（771）田名德集《田尊师碑》和元和六年（811）《周孝侯碑》f。此外，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在明中叶曾为史鉴收藏。
《宣和书谱》卷十一《行书五》提到唐代一位善集字的僧人：
释行敦，莫详其世，作行书仪刑羲之笔法。当天宝间，寓安国寺，以书名于世。尝录傅玄乐府，字画遒媚，富于绳墨，视王氏其犹得其门者。然羲之真行，论者谓入神品。王如庖丁之技，轮扁之斫，手与心会，不容外入，岂学者步趋能要其至耶？故行敦之书，虽竭智力作意仿效，而气骨精神终不似真。后有“集王羲之书”一十八家者，行敦乃其一也。
这里提到的沙门行敦，就是《西崇福寺怀素律师碑》的集字者。从这则记载来看，唐代自玄宗朝后，集王字已经成为一种专门技能，至有“十八家”之目。由此亦可推知其时集王字碑的兴盛。值得注意的是，集王字碑不仅出现在佛教碑刻，唐代的宫廷墓志也往往具有类似的样式，其字体可以在《集王圣教序》中找到来源，虽然石刻本身并未明确标明其为集字。
《集王圣教序》的出现，不仅促进了集字弥漫为一时的风气，也带动行书入碑成为时尚。在此以前，这一字体很少用于铭石书。在叶昌炽的研究中，唐代书家李邕、萧诚、范的、张从申、苏灵芝等以行书书碑，皆从《集王圣教序》夺胎。他曾见到萧诚所书《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记》，立于天宝二年（743），认为开元以后学王书者，当推萧氏为*。在唐代，工行书碑的也多是缁流，如怀恽《隆阐大师碑》弹丸舞剑，而有浏漓顿挫之妙，不在《圣教序》之下；勤行所书《灵运塔铭》、温古所书《景贤塔铭》，亦传铁门限家法。僧人工行书碑与怀仁的身份不无关系，而唐代的集王字碑多与佛教有关，亦与*块集字碑《圣教序》的文本性质有关。
虽说《圣教序》被认为是“后学之宗”b，但宋代文人却没有临摹此碑的记载，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宋人尚可多见晋唐真迹，故认为石刻不可学，米芾是这一观念的典型代表。欧阳修（1007—1072）与黄庭坚（1045—1105）也持类似的看法。二、《圣教序》与院体有关，故有俗气。取法主体的身份，竟然影响到对于一件艺术品的评价，在中国艺术史中并不是个例，清代馆阁体的盛行，也曾影响到人们对于唐代名家书法的评价。对此，黄伯思（1079—1118）颇不以为然，他辩护说：
近世翰林侍书辈多学此碑，学弗能至，了无高韵，因自目其书为院体，由唐吴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学者弗至，自俗耳，碑中字未尝俗也。
他认为，《圣教序》“碑中字与右军遗帖所有者，纤微克肖”， 翰林侍书如吴通微、吴通玄兄弟学不到它的高韵， 浸成俗体， 并不是《圣教序》本身的问题。宋代门阀崩溃之后，士人于雅俗之辨极为当意，苏轼（1037—1101）强调“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庭坚强调“俗便不可医”，都是前代未曾有过的现象b。《圣教序》因院体俗书的拖累而不受士人爱重，也就不难理解。
然而集王字碑的生产，并未因为士人对它的轻视而消歇。高明一从《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与《新中国出土墓志》中整理出宋代集（习）王字碑五例。此外，见诸记载的还有《法果教寺记》，天圣二年（1024）十一月，沙门仲林记，沙门有交集。《金陵栖霞寺碑》，宋僧怀则翻刻，拟怀仁集右军书体。大中祥符九年（1016）王鼎文集《忻州建东岳庙碑》，天圣十年（1032）趺跌望集《解州盐池新堰箴》等。
集字风气并不止于王羲之，也不止于行书。叶昌炽注意到宋以后集王之外的集字现象，如宋政和三年（1113）《上清宫牒》，蔡仍记，汤纯仁集欧阳询（557—641）楷书。元至正十年（1350），杨维桢（1296—1370）撰《长洲县重修学宫记》，危素（1303—1372）集欧阳询楷书。《隋番州宏教寺舍利塔》也是《默庵记》，都是集颜真卿（709—785）字。金《沂州普照寺碑》则是集柳公权（778—865）字。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峨眉山普贤金殿碑》，吴士端集褚遂良（596—659）行书。有趣的是，集字碑中亦有杂体现象，如赵明诚《金石录》收唐景龙二年（708）《太子中舍人杨承源碑》，为王献忠撰集王、欧、褚等人真行书，既非一人，又非一体。《关中金石记》收宋任谅《于真庵记》，为集虞、欧、褚诸家楷书。
集字风气还曾辐射到朝鲜半岛。如《沙林寺宏觉国师碑》，为沙门卫澈集王字；《獜角寺普贤国师碑》，集王字；晋天福五年（940）的《兴法寺忠湛塔》，为崔光胤集唐太宗书。由此可见唐代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