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伊普尔攻势代表了现代人对第1次世界大战的经典印象：炸碎的树木、积水的沟壑、泥泞的弹坑。帕斯尚尔战役作为其高潮，是两次大战中（zui）惨烈的战役之一。对1917年的英国而言，它可谓是一场“失去的胜利”。
在这个比利时小村庄里，7—11月间死伤人数超过50万，许多人尸骨无存。英军付出惨重的代价才将帕斯尚尔攻下，但整个佛兰德斯战场的攻势*终却被叫停。
尼克·劳埃德在这本书中对此次战役做了详细的展示，而尤为难得的是，通过从前被忽视的德军档案等史料，他发现这场战役并非毫无意义，英军将士在战斗中摸索出的战术本可以帮助英军卓有成效地在堑壕战中打破僵局，但英军却在作战过程中受到拙劣战术的束缚，导致战斗陷入僵局，错失尽早结束大战的机会。
作为新一代第1次世界大战学者中的佼佼者，尼克·劳埃德对这场存在极大争议的战役做了全面彻底的考察和严谨的研究，并以清晰和冷静的叙述将这一战争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简介】
尼克·劳埃德（Nick Lloyd），军事史博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研究员、伦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系军事与帝国历史方向高级讲师，常驻威尔特郡施莱文汉姆英国国防学院联合部队指挥部和参谋系讲学。主要研究方向为第1次世界大战、现代战争发展和英帝国历史。著有《卢斯，1915》《阿姆利则大屠杀：灾难的一天》、《*后一百天》等。
【媒体评论】
【名人推荐】
这是一段相当写实的历史，清晰投射出一系列内容：从战略规划到对双方而言都相当残酷的战役本身，再到战役复杂的（zui）后阶段对整场战争的影响，等等。
——艾米丽·梅休博士（Dr. Emily Mayhew）
对1917年7—11月发生的事件进行一次全新的彻底审视是*有必要的。尼克·劳埃德博士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叙述既具有学术性又极其引人入胜。
——格林·哈珀教授（Professor Glyn Harper）
尼克·劳埃德的写作简洁、清晰、切中要害，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价帕斯尚尔以及与帕斯尚尔有关的一切。
——保罗·格罗斯，电影《帕斯尚尔》的导演兼影星（Paul Gross, director and star of the film Passchendaele）
【目录】
导言
引子 尼韦勒攻势
第1章 战争的调遣
第2章 黑格和“北部行动”
第3章 “一片火海”
第4章 “我们有时间完成吗？”
第5章 “在持续的炮火下”
第6章 “真是个该死的诅咒”
第7章 “就像加尔各答黑洞”
第8章 “问题在于集中”
第9章 “艰苦作业的开始”
第10章“惊天大混战”
第11章“重大的战争”
第12章“势不可当的打击”
第13章“欲速则不达”
第14章“不值得流一滴血”
第15章“冲向铁盾”
尾声
致谢
【前言】
《 导言 》
“天哪！我们真的把人送到这种地方来打仗？”
朗斯洛特·基格尔爵士（Sir Launcelot Kiggell）是英国远征军总部的一位高级参谋军官，他造访帕斯尚尔战场之后说的这段话在战争史上臭名昭著。这段话尖锐直白又骇人听闻，似乎完美总结了1914—1918年间战斗的触目惊心。话语出自“堡垒中的将军”，他们玩忽职守到了几乎犯罪的地步，身在后方，对前线境况毫不知情，却将一代青年送向污秽而恐怖的死亡。相关描述（zui）先出现在英国（zui）著名的军事思想家之一巴兹尔·李德·哈特（Basil Liddell Hart）的《大战真相》（The Real War）一书中。该书出版于1930年，是对第1次世界大战的一次爆炸性揭露。书中并未提及基格尔的名字（李德·哈特只在基格尔于1954年去世后才曝光了他的名字），李德·哈特在提到他时说的是“英军总部的一位权重位高者，首次踏上了前线”：当车子接近战区沼泽地带边缘时，他愈发不安。（zui）后突然流泪道：“天哪！我们真的把人送到这种地方来打仗？”他的同行者回答说，再往前走情形更凄惨。如果这番感叹出自他的良心，就显示了他所坚持的“攻击”是基于一片错觉与不可原谅的无知。
李德·哈特认为，1917年的佛兰德斯战役完美诠释了英国统帅部的短视及其带来的可怕后果。他写道，帕斯尚尔的情形“有如1世纪以前‘瓦尔赫伦之役’，是英国军事记录上，该用黑框框起的‘战败’同义字”。
基格尔到底有没有说过这些话经常引起争论，很多历史学家都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并质疑以道听途说而闻名的李德·哈特在这种问题上是否值得信赖。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指挥官不可能如李德·哈特所称的那样对前线情形一无所知。那些描述（zui）初似乎来自詹姆斯·埃德蒙兹爵士（Sir James Edmonds），他当时正致力于第1次世界大战多卷本官方历史的写作。李德·哈特经常与埃德蒙兹通信，将自己的书稿寄给埃德蒙兹。两人常常共进午餐，讨论过去的事情。李德·哈特的论文里还包含他1927年10月和埃德蒙兹谈完话后所做的注释，简要描述了该事件，只是引语稍有不同（“我们真的命令别人在这样的地面上行进？”）。这一定引起了李德·哈特的共鸣，因为他的《大战真相》一书讲到了这一事件，当然他也顺手将基格尔的话改得更富戏剧效果。一个传说就此诞生了。
关于这位“哭泣的参谋”的描述已经根植在大众的关于第1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中。基格尔的话出现在军事引语集和心理学课本上，还成了时事评论员们渴望激起大众情绪化反应时现成的套用语。事实上，对一些人来说，基格尔的故事虽然不够可信，却揭示了一个更大的真相。文学学者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仔细研究过这句引语，认为它听起来“因文学性过强而显得不太真实，好像（zui）初是由某个熟悉古希腊悲剧可能还有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人杜撰或速记下来的”。虽然如此，这句话却“在精神实质上是真实的”。本书从一方面来说，是对基格尔这段萦绕于心的话进行的一场调查，是为厘清20世纪（zui）声名狼藉的战役之一进行的一次尝试。这场战役因何而起？又是怎样可能的？人们是如何在这样糟糕的环境下，为了看起来如此可怜的利益战斗并死亡的？有关帕斯尚尔战役的问题，包括这场战役为何打起来、怎样打起来以及意味着什么，仍然有待回答，或者说在过了100年后，还是常说常新。
这场战役发生于1917年7月31日—11月10日，在伊普尔（Ypres）镇以东几千米的地方。1914年德军的强势推进就在这里停滞。战役留下了屠杀的历史和苦痛的记忆，几十年后仍然历历在目。在4个月高强度的战斗当中，超过50万人阵亡或者受伤、致残、中毒、溺亡，抑或深埋于这个比利时的小角落。伊普尔梅嫩门（Menin Gate）令人痛彻心扉的失踪者纪念碑提醒着我们，很多人的尸体从来都没被找到。他们只是消失在佛兰德斯地区厚重、粘腻的泥土当中。事实上，在一场纯属徒劳无益的战争中，帕斯尚尔尤其成了毫无意义的工业化屠杀之终极表现。据历史学家丹·托德曼（Dan Todman）所述，这场战役现在是“总结一切战争罪恶的文化标准——战争意味着或不意味着什么，战争开展的方式，（zui）重要的是关于目的与手段的分割所带来的风险”。
英国官方称帕斯尚尔战役为“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德国人称之为“佛兰德斯战役”。不过，这场战役现在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作“帕斯尚尔战役”。以这个小村庄命名，是因为它标志着那年英军推进的高峰。英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元帅原本希望这场进攻会对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但这个被炮火彻底摧毁的村庄却（zui）终成为失望和遗憾的代名词。这场大规模进攻（zui）初设想的是突破德军防线、解放比利时大部，并且占领敌人海军沿海基地。但到1917年11月军事行动停滞为止，英军只推进了5英里（约8千米）。如果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尤其是该战役恐怖的第1天）可以被比作某种失落的纯真——彼时一代不列颠人面对着进入全面战争的可怕现实，那么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就是绝望的泥潭——他们陷入但丁《地狱篇》（Inferno）中的绝境，没有丝毫被救赎的可能。历史学家A.J.P.泰勒（A.J.P.Taylor）写道：“第三次伊普尔战役是一场盲目战争中（zui）盲目的屠杀。”
就在进攻开始的那天，《泰晤士报》刊登了战争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表示反战的“公开信”，这在事后看来仿佛是个预兆。萨松“任性地违抗军事权威”，质疑这场战争是否已成为征服之战，是否“被那些有权力结束战争的人故意延长”。萨松从没有在伊普尔打过仗，但是他将写出关于这场战役（zui）动人的诗篇之一——《纪念碑》（Memorial Tablet），用萧瑟的笔触描写了突出部的死亡景象：
乡绅的纠缠和欺凌到我从戎而终止（应征于德比勋爵的全国登记制）。
我死于地狱（他们称为帕斯尚尔之役）：
我伤势轻微，蹒跚着回家，
一颗炮弹却在垫路踏板上炸起泥花；
于是我堕入无底的泥潭，光明尽失。
用污泥来定义这场战役并不令人惊讶。英国战时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在他的《战争回忆录》（War Memoirs）第二卷中就称之为“烂泥战”。这本书出版于1936年，劳合·乔治将战役中黑格的短视看作大错（“这场战争中（zui）重大的灾难之一”），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同时还谴责了黑格和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爵士（Sir William Robertson）,指出他们在很多重要议题上误导了战时内阁，包括法国军队的处境、（表面上看起来）处于弱势的敌军数量，以及地面情况。“取得的胜利被过分夸大了。无论这些胜利前面加了多少限定词，其背后都是事实上的战败。我方的伤亡数量比上报的要多，敌方的损失却呈金字塔状……所有会使人慌乱和泄气的事实都被压了下去”，而“我们却在脸上不遗余力地沥粉贴金”。黑格已经“完全心态失衡”，同时“刚愎自用地坚持他的进攻”而不是承认他的失败。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就是一场“无意识之战”，这场战役“危及（zui）终胜利的可能性”。
劳合·乔治对该战役通篇否定的叙述深受李德·哈特的影响（李德·哈特曾被聘为《战争回忆录》的顾问），矛头不偏不倚直指总参谋部中的仇人。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叙述，总是有一些人，包括高级指挥官和军事史学家在内，辩称这场仗值得一打，也很有必要打。其中一人便是保守党议员达夫·库珀（Duff Cooper，1936年版黑格传记的作者），他试图逆转这个“烂泥与鲜血”的潮流，强调佛兰德斯地区——无疑是英国西线（zui）重要的防区战斗背后的逻辑和道理，还有为法国军队减压的必要性。库珀认为，这场战役固然恐怖，但战役结束时，英军在伊普尔周围占据了更有利的阵地。他们的盟友法军恢复了元气，而德军“没有得到一点疗伤或制订新计划的喘息时间”。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第三次伊普尔战役的官方叙述才得以出版，那时，阵营的划分已十分明显。在《英国官方历史》（British Official History）的所有卷本当中，没有一本如《军事行动1917：第二卷》（Military Operations 1917: Volume Ⅱ）那么棘手，遭遇千弯百折才诞生。这本书的编写工作开始于1939年9月，但是进展缓慢、不断重写，内容也争议纷纷。终于在1948年得以出版——《英国官方历史》中（zui）后完成的一本。该书作者詹姆斯·埃德蒙兹爵士尽己所能地消除人们对这场战役的一些误解，尤其是“烂泥传说”，即被他称作“监听政府的知名平民批评家们”所兜售的内容——这些人指的正是劳合·乔治和李德·哈特。尽管埃德蒙兹并没有回避对总司令的批评——尤其在选任休伯特·高夫爵士（Sir Hubert Gough）为将军（第5集团军总指挥官）来指挥主攻的问题上，但是他对黑格发动战役的做法很是支持，包括战场和军事目标的选择。他的结论重申了其著作的主题之一：1914年以前缺乏对欧洲大陆大规模作战的准备，这在战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毁灭性后果。“除非一个国家准备好了战略、人员和物资，”埃德蒙兹警告说，“否则就不能指望立刻取得伟大的胜利”。
也许正如预期的一样，《军事行动1917：第二卷》从未获得过一致的评判。该书问世时，读者来信如疾风一般。弗朗西丝·劳合·乔治［Frances Lloyd George，娘家姓史蒂文森（Stevenson）］指责埃德蒙兹在为帕斯尚尔战役“洗白”；前空军参谋长特伦查德勋爵（Lord Trenchard）却不赞同，称该书“详尽而准确”；约翰·戴维森爵士（Sir John Davidson，曾就职于英军总部）说该书“公正而理性”，让读者能够“以恰当的视角审视黑格勋爵的责任和决定”。对李德·哈特来说，他认为尽管有正当证据，埃德蒙兹还是有意对战役进行了更中庸、更亲黑格的阐释，很显然是因为他的官职和他紧密的战争情谊意味着不可能“把无情的真相”拿去付梓（或许正因如此他才热衷于将“哭泣的参谋”的轶闻分享出来）。无论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埃德蒙兹尝试去站在黑格一边讲故事，或至少尝试着摒除一些对该攻势的古怪批判，但这种尝试注定要失败。《军事行动1917：第二卷》始终没能转变劳合·乔治和李德·哈特所促成的对帕斯尚尔战役的主流观点——这块高地已经被占领了。
即使公众对战役的记忆开始消退，争论也还在继续。20世纪50年代末，历史学家约翰·特瑞恩（John Terraine）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尝试，试图恢复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名声；到现在黑格都首当其冲地被骂为“蠢驴”。特瑞恩认为，劳合·乔治和李德·哈特应该为“曲解历史”和“极不公正地判决”那些谋划和实施战役的人负责。特瑞恩反对过分感性地解读所发生之事（他从不使用“帕斯尚尔战役”这个术语，而倾向于更严肃的“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他沿袭埃德蒙兹划定的路线，强调比利时海岸的战略重要性，给法军减压的紧迫必要性，以及佛兰德斯地区的战斗给守军带来的可怕后果。这场战役在宏大的军事目标面前也许是失败的，但它标志着从那一刻起德军在西线的士气开始萎靡不振。而且，英军在这场战役中发展了战术技巧和军备制造，并在日后的战争中将其发展到*，尤其是1918年8月的亚眠战役。特瑞恩认为，这能让人们在合适的语境中去理解伊普尔战役如何成为胜利之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李德·哈特和特瑞恩多年来一直互争上下，从黑格日记的可信度争论到英军和德军的伤亡统计数据。他们的辩论继续成为作家日后写作的话题，尽管总是作品热度很高但亮点很少。利昂·沃尔夫（Leon Wolff）是一位美国空军军官，他在书中叙述了这场战役的始末，广为人知。书名叫《在佛兰德斯战场》（In Flanders Fields，1958），叙述模式与李德·哈特十分相像，把帕斯尚尔战役描述为缺乏理解力与想象力的指挥官们实施的无谓屠杀。尽管沃尔夫声称本来想以所谓的“与人性无关的中立”来写这部书，但还是承认“我无法相信我所写的东西”。1978年，琳恩·麦克唐纳（Lyn Macdonald）的《他们称其帕斯尚尔》（They Called It Passchendaele）出版，一切依然如故。麦克唐纳的书以超过600名目击者的叙述为资料，向新一代读者呈现了那些在伊普尔服过役的“英国兵、澳新兵以及加拿大兵”的故事。尽管作者总的来说避免了对劳合·乔治和黑格的直白谴责，但还是在一些地方提到。她的书读起来更像是小说或恐怖故事，而非严肃的军事历史作品。而且这部书的畅销更进一步坚定了大众对于帕斯尚尔战役的理解：“浴血奋战……超乎想象。”
到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有英国的也有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开始重新审视英国军队在西线的表现，传播更加积极的“学习曲线”观点。不过这一修正主义浪潮仍未触及帕斯尚尔。1996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罗宾·普赖尔（Robin Prior）和特雷弗·威尔逊（Trevor Wilson）出版了《帕斯尚尔：不为人知的故事》（Passchendaele: The Untold Story）一书，但远远没有恢复这场战役的名声。他们描述了一个更加黑暗的故事。虽然劳合·乔治和黑格的捍卫者们多年来一直在一较高低，就这场战役的责任归属彼此责备、相互打击，但普赖尔和威尔逊对“军事指挥的错误判断”和“政治领导的任性自私”都进行了强调。英国首相被描绘为精力充沛与了无生气、决心坚定和事不关己的古怪结合——他勉强支持佛兰德斯战役却拒绝为其承担责任，而必要的时刻也不愿挺身而出终止战事。同时，黑格因为始终未从以往的战役中吸取教训以及面对顽敌抵抗时近乎病态的过度乐观而受到批判。正如作者所总结的，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军事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
那么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帕斯尚尔战役的新书呢？尽管有着标志性地位，但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与第1次世界大战的其他一些战役相比，仍然算是相对着墨较少的。20世纪90年代，当普赖尔和威尔逊钻研自己的书时，发现对于该战役的历史研究“单薄得令人震惊”——只有有限的几部作品问世，在这期间填补这个空白。新近的作品已经聚焦于该战役帝国主义的一面，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历史学家则使我们理解到帕斯尚尔战役的重大影响能波及多远多广。然而，第三次伊普尔战役的种种重要元素仍然有待探究。德军的故事是（zui）大的遗漏，大多数叙述几乎都没有花时间讲述德军如何战斗，尤其是他们如何适应佛兰德斯地区战斗中变化的战术和行动需要。
《帕斯尚尔：碎入泥沼的希望》（Passchendaele: A New History）尝试重新讲述这个声名狼藉的战役，在一个世纪的学术知识积累之上，以新鲜的视角审视这场战役。较之以往的历史研究，本书以一系列更为完善的原始资料为基础，包括交战双方的个人叙述、信件、回忆录、官方报告和战争日记。本书致力于呈现对该战役一次崭新的叙述：这场战役是怎样的体验，以及它对于为战争付出全部努力的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来说意味着什么。本书在战略、军事行动和战术层面对该战役进行了全新的讨论，花了可观的笔墨来审视“山的另一边”。本书约1/3都关乎德军士兵，以及他们怎样在伊普尔突出部守卫其阵地。他们有着非凡的故事、在面对几乎不可想象的恐惧时展现出了勇气和智巧。事实上，只有把英德双方的经历结合起来，我们才能以新的方式再次评估这场战役，才能意识到黑格的军队在1917年9月和10月离决定性的成功曾有多近。甚至可以说，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从某些方面来说，是这场战争中“失去的胜利”之一。
“决定性的成功”或是“失去的胜利”，这样的概念与帕斯尚尔放在一起，第1眼看去似乎古怪又反常。不过，再看一遍这场战役，我们会惊讶于1917年10月英军离迫使德军在比利时大面积撤退有多么的近。通过加快军事行动以及让德军蒙受越发难以承担的伤亡率，英国军队为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成果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也许甚至能达成某种妥协下的和平。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个故事之前从未被全面地讲述过，这场战役也绝非主流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徒劳，缺乏意义与目标。相反，1917年的夏秋，重大的成功对英国来说触手可及，若这场战役的指挥方式能稍有不同，不难想象整个战争的进程将会发生戏剧性改变。
帕斯尚尔战役有着复杂而漫长的历史。战役的谋划与展开便耗时数月。它还经常跟其他战役交织在一起，与这些战役同步进行，（zui）终于1917年的夏末和秋天成为整个战争的焦点。故事开始于1916年末至1917年初的冬天，当时新的协约国军政领导层试图挽救徘徊在危险边缘的战争运筹。1916年在凡尔登和索姆河进行的大战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只是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伤亡名单上增加了数十万的名字。战争在法国和比利时眼看陷入永恒的僵局，必须做出重大决策——如何赢得战争，必要情况下给予其他战线怎样的增援。在东线，俄国军队马上要接近忍耐的极限了，越来越无力抵御同盟国；而意大利的战争投入显然已经超出了维持国家运转的限度。就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势下，西线（zui）令人恐惧、也（zui）令人入神的一役即将打响。
100年过去了，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依旧值得我们关注。
【免费在线读】
《历史必须做出裁决》
◆ 蒂姆·哈林顿爵士
1917年11月11日，帕斯尚尔（zui）后的进攻结束后第二天，德国（zui）高统帅部（当时已迁往比利时蒙斯）举行了一次绝密会议，讨论下一年的行动计划。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当时称“彼得格勒”）夺取政权，这意味着苏俄现在事实上退出了战争，德国在东线的领土野心已无人遏制。问题仍然是西线这边可以做些什么。德国是否应该接受和平妥协——这对一个多年来由胜利故事滋养起来的民族将造成巨大冲击——还是要发起决定性的一击。正如人们预料的，德国军队选择了忠于自己的传统。出席会议的赫尔曼·冯·库尔以后指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德国打算把一切都押在对西线的大规模进攻上，目的是在美国人进行武力干预之前摧毁协约国。潜艇战已经失败了。现在德国将再次把命运交到陆军手中。
春季攻势（zui）终于1918年3月21日在浓浓的晨雾中展开，这是英国军队历史上（zui）糟糕的一天。鲁登道夫大规模进攻的先头部队由70多个师组成，分布在3支集团军中，有6000多门火炮支援，在充满恐怖的一天里袭击了英国防线。休伯特·高夫爵士的第5集团军承担了一项艰巨任务：在佩罗讷（Péronne）周围守住前线的南部战区。结果却遭铁蹄蹂躏。在那天据守前线的21个师中，有19个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中参与了行动，它们失去了官方历史学家所称的“一大批（zui）优秀的士兵，他们的位置由未经训练的新兵和转调兵填补（如果真的能填补上）”。虽然高夫数月来一直警告说部队防御能力差，后备力量太少，但他的阵地终归是失守了。这需要一个替罪羊。4月3日黑格告诉高夫他将被解职，必须立即返回英国。
不久，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和德军进攻的规模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英国是否可能从伊普尔发起新一轮攻势？赫伯特·普卢默爵士在意大利度过了一个冬天后，现又回到第2集团军。他在伤痕累累的帕斯尚尔岭上察看了英军阵地，这里即使在（zui）好的天气条件下也难以防守，他想知道该怎么办。当蒂姆·哈林顿建议他们撤退时，普卢默走出了房间。
他所能说的只有：“我不同意。”
不久，这位将军又返回，把手放在哈林顿的肩上。
“你说得对，”他心情沉重地说，“下命令吧。”
普卢默讨厌这样做。“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哈林顿回忆说：“有这样一个人，他凭着坚定的决心和勇气，多年来一直坚守着伊普尔突出部，打退了所有来犯者。他赢得了梅西讷战役和帕斯尚尔战役，现在却被迫撤离。”
那天晚上，英国军队悄悄溜出了帕斯尚尔岭。以如此代价赢得的阵地现在留给了德国人（如果他们想要的话），而第2集团军则回到了千疮百孔的伊普尔城附近，在那个熟悉的地方他们再次被鬼魅般的山岭俯视。帕斯尚尔在没有放一枪一弹的情况下丢失。从许多方面似乎可以总结出，1917年夏天伊普尔的整个战役都是徒劳无功、毫无意义的。（zui）后，借用保罗·格罗斯（Paul Gross）2008年执导的剧情片《帕斯尚尔》中的一行文字概而言之：“1917年10月26日，加拿大军卷入帕斯尚尔战役。一周之内，他们以5000人的生命为代价占领了这座千疮百孔的村庄……第二年春天，敌人不到一周的进攻又夺回了这片来之不易的阵地……”如果流了那么多鲜血去征服的山岭这么快就能被放弃，那意义何在呢？倒不如一开始就别去夺取它，不是吗？
对第三次伊普尔战役的这种判定仍然司空见惯：一场彻底令人失望的悲剧战役，一个完全徒劳的结局。但是对这个问题应该仔细考虑——那些德国指挥官断不会这么认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山岭的意义所在。虽然这场战役在德国并没有引起特别的争议，但人们普遍认为它是整场战争（zui）严峻的考验之一。1917年12月5日当天，鲁普雷希特王储发布命令，向所有参加“迄今为止（zui）惨烈战斗”的人致敬。86个师在佛兰德斯进行了接替换防，其中22个师完成了两轮作战，同时大多数炮兵部队也曾参战。对鲁普雷希特来说，战争结果是德国取得了完全胜利。“尽管敌人动用了大量的人员和物资，但他们却一无所获。”德国军队在佛兰德斯的勇猛防御使德国军队能够对俄国军队和意大利军队进行毁灭式打击，令彻底的胜利近在咫尺。罗斯伯格同意这一说法，称这场战役为“大战中（zui）可怕的防御战”，并为德国军队的英勇行为感到自豪。他们在敌人飞机的监视下，在沼泽和弹坑的战场上“顽强地战斗”数月。
谱写一段成功的防御战传奇（这是德国传记作家热衷宣传的）离不开一个话题——对德国军队来说第三次伊普尔战役有多么难打。历史学家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英国（zui）高统帅部的错误和弱点上，有时会淡化“佛兰德斯大屠杀”给守军带来的可怕经历。然而，我们不应低估德军的压力，尤其是1917年9月和10月。在这样潮湿的天气里，露天作战已经够糟糕了，德军士兵还不得不面对看起来无穷无尽的猛烈炮火、毒气和低空掠过的飞机，同时只能依靠送到前线的微量食物和水来维持生存。即使是（zui）优秀的部队，在战场上待几天后，也会变成步履蹒跚、虱子满身的散兵游勇。当第465步兵团（第238师）于10月30日撤离时，没有一个连的兵力超过30人。威尔克（Wilcke）少校望着细长的纵队从身旁艰难走过，看到这些“瘦骨嶙峋、饱经风霜、肮脏不堪”的士兵，他情难自已。他颤抖着，眼含泪水，双手摘下头盔，向帕斯尚尔的英雄致敬。
1917年，对德军来说，很少有战役像佛兰德斯战役那样对军队的精神和肉体提出了双重挑战。德军的战术在战斗初期非常奏效，当时高夫试图深入德军防线，这种情况完全适合使用反应师。但普卢默在1917年9月和10月采取了有限的“咬住不放式”进攻，抵抗起来要困难得多。德军指挥官在战斗这一阶段面临的重大挑战，长期以来要么不为英语世界作家所知，要么就被他们忽视，因而扭曲了我们对这场战役的理解。德文资料来源（无论是部队报告、个人日记还是公开发表的报道）非常清楚地表明，无论是抵抗普卢默的进攻，或是在英军阵地巩固后对其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打击，都是多么的困难。帕斯尚尔战役揭示了自1914年以来，由防守者一方明显占据的战术优势是如何转移到进攻者一方的。
与德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这场劳合·乔治称之为“烂泥战役”的争论在英国及其前自治领从未平息过。黑格于1928年1月去世。人们在伦敦为他举行了一场纪念游行，并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了悼念仪式。有数千名哀悼者到场，之后他被安葬在离祖籍贝尔斯德不远的德莱布格大教堂。他似乎至死都没有后悔，因为他确信已经尽力，别无他法。战争结束后不久，莫里斯·汉基举行了一次小型宴会，黑格应邀出席。当晚，汉基一再询问佛兰德斯的战况，以及进攻和持续进攻的决定是否正确，但黑格的反应从未动摇。汉基晚上走出来时确信“黑格心里完全没有任何自责”。对黑格而言，正如他在1917年的作战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尽管战役令人失望，但是“我们已大大推动了敌人野战部队走向（zui）终毁灭”。赫尔曼·冯·库尔1929年发表的报告强化了这一结论，该报告指出，如果英军不进攻伊普尔，“德国人就会掌握主动权，从（zui）薄弱的地方进攻协约国”。
因此，英军“缓解了法军的危机”，吸引了德军的预备队力量，让法军的士气有时间从春季的崩溃中恢复过来。
黑格将帕斯尚尔战役合理化，形容为一场（jue dui )成功的消耗战。事实上，这完全可以预见；毕竟，一年前他在索姆河也说过同样的话。1916年，黑格精心筹划的战事未能取得突破，但这一失利被寥寥几笔带过，视作对预先计划的适当而审慎的演练，并未被视为行动思路上的原则性错误。约翰·特瑞恩也同意黑格对第三次伊普尔战役的评论，认为这是“疲惫不堪的斗争”中（zui）关键的时刻。他也同样认为德军对进攻的反应（zui）能证明进攻的意义。（wei yi ）的问题是，这种判断只可能是事后做出的。黑格在佛兰德斯的战斗初衷不是为了粉碎德国军队，也不是为了夺取重要的山岭（不管他后来怎么说），而仅仅是为了取得重大突破，解放比利时海岸。至于库尔认为第三次伊普尔战役阻止了德军进攻，这似乎不太可能。很明显，德国情报部门已了解到法军出现了严重问题，但更大的战略背景使他们不可能对贝当的部队发起任何进攻——毕竟，贝当的部队刚刚在西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撤军。
休伯特·高夫的职业生涯在1918年4月中断，他一直清楚地知道黑格多么想在伊普尔进行战斗。“黑格一直梦想着骑兵部队能推进到底，”战后他写信给詹姆斯·埃德蒙兹爵士，“从1915年的新沙佩勒战役到索姆河战役，他从未放弃过这个梦想”。这种以骑兵部队为先锋的大规模突破，并不只是一种空想，毕竟，黑格曾于6月在战时内阁提出过使用“大规模骑兵部队”作战的诱人前景。他打仗依据的是参谋学院灌输的那套对战争的理解，即打仗重在大胆的调遣、决定性攻势和终极进攻。正如历史学家罗宾·普赖尔和特雷弗·威尔逊所指出的那样：“黑格的首要决心是充分利用假想中德军开始瓦解的士气，完成一次直达海岸线的大规模扫荡，这种决心扭曲了每个阶段的行动方针。”黑格的确在9月和10月同意在普卢默指挥下进行有限的行动，但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即迟早会取得重大突破。如果黑格愿意按照战时内阁的指示，完全采用消耗性或“循序渐进”的方法进行战斗，他很容易就能这样做。
几十年来，历史学家都能指出黑格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中的错误：他相信自己能扫清比利时海岸的敌军，乐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梅西讷战役之后致命的拖延；决定任命高夫这样一名不合适的指挥官；未能研究好计划的细节就命令高夫夺取葛路维高原；在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希望破灭后执意继续进攻。科雷尔利·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在1964年BBC电视系列片《大战》中与约翰·特瑞恩合作过，他发现特瑞恩对帕斯尚尔战役的分析（载于1963年的著作《道格拉斯·黑格——受过教育的战士》）可能是“一本优秀传记中（zui）令人怀疑的一段”。对巴尼特来说，黑格决定“攻击这场战争中（zui）强大的陆军，自己却只有一个集团军群，而盟友之一处于解体状态，另一个则因士气问题而瘫痪”，这样的决定是无谓且愚蠢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后见之明显示出黑格思虑的不合理，”他写道，“毕竟当时另有一位总司令正确地解读了形势，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那就是贝当。”
也许第三次伊普尔战役的真正悲剧不在于打了这场仗，也不在于英军没有取得突破，而在于他们并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到1917年夏天，英国远征军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能赢得战斗的作战方法：猛烈火炮辅以“咬住不放式”攻击就可夺取阵地（尽管数量有限），并给任何不幸挡路的守军造成沉重的伤亡。如果天气好且时间充裕，英国人对敌造成的伤亡至少能和自己遭受的一样多。普卢默将军是“咬住不放”战术（zui）伟大的缔造者。然而黑格决定让高夫牵头，在7月31日首先发起高风险的突破性尝试，接着还决定让部队在整个8月卷入一次又一次的小规模进攻。这些进攻逐渐削弱了各师的力量，却几乎没有任何效果。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这反映了*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3年来，黑格几乎从未反省过自身以及对下属的选任问题。这与1916年他在索姆河战役犯下的错误如出一辙（尽管那次涉及的是亨利·罗林森将军，而不是高夫）：寻求雄心勃勃的突破，而当突破未果时任由战斗在组织缺乏和结构混乱的情况下坎坷推进。只有在行动濒于失败时，黑格才会被迫干预，改变做法。
当普卢默终于得到机会时，他牢牢把握住了。与高夫的手足无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卢默在突出部的指挥为*次世界大战中的成功作战提供了3个（zui）突出的范例：梅嫩路战役、波勒冈树林之战和布鲁德塞安德战役（除此之外，还有早先在梅西讷岭的胜利）。这些攻击或许只夺取了少量地盘，但就连敌方也认为它们的价值（zui）高。这几次重锤打击的结果是粉碎性的：扭转了德国人自战争开始以来（依靠纵深防御和反应师）占据的有利局面，并促使他们进行反复的浪费式反击。事实上，人们很少意识到这些行动的效果，以及德皇的军队由此陷入的艰难处境。德军指挥官很懊恼，正如他们所承认的那样，实际上，他们无法阻止实施得当的有限攻击。此外，在两周内策划一系列这样的战役不仅展现了英军出色的后勤水平和组织管理能力，而且创造了（至少是暂时的）更快的作战节奏，让德国人措手不及。作为解决堑壕战困境的一种方案，它几乎和预期中一样奏效。
整个机制当然还是崩溃了。当普卢默无法获取成功的两个关键要素——时间和好天气时，不可避免就要恢复军队常态，暂停进攻。虽然他必须接受一些批评，因为他没能更坚决地告诫黑格，把攻势维持到10月和11月是徒劳的，但是普卢默已经指明了方向。如果这位第2集团军指挥官从一开始就全权负责，如果进攻是在1个月前开始的，如果“咬住不放”成为英军行动的指导原则，谁知道会取得什么成果呢？或许1917年夏末和秋天就能取得重大胜利。虽然比利时海岸未必会因此而彻底解放，但不难想象，英军的持续施压、德军的更大损失，以及经常性的重击，可能会迫使德国（zui）统帅部选择止损。一旦德军决定撤退到一个更适宜防御的位置，这意味放弃一些港口和鲁莱斯的铁路枢纽，那么他们对比利时西部的控制就会越来越不稳定，从而将一场重大胜利拱手让与英国。这势必会促使德国呼吁就比利时的状况重启谈判，增加妥协和平的可能性。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第三次伊普尔战役是1917年英国军队一次“失去的胜利”。普卢默在9月20日—10月4日间指挥的战役从未得到应有的承认，未能在战斗早期发起这些限制性攻击，标志着失去了一个巨大的机会。黑格必须为此负责。在他眼里，重大突破势在必行，“咬住不放”即使具备什么重要性，也只是用于暂时应付战场条件。这便是黑格公认的形象：一位冷漠的指挥官，4年来毫无想象力地遵循陈腐的消耗战理论。这一名声掩盖了他嗜赌成性的事实——赌徒心理使人习惯于输钱之后一次又一次地追加筹码。他确信，这一次的牌终会到位，他会大比分赢得胜利。悲剧的是黑格明白赌注有多高，而他的胜算又是多么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