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四大奇书“中，ZUI能表现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当属《水浒传》。关于《水浒传》内容的解读，却随着时代的变化、语境的不同而不断发生着改变。作为一部同时带有“教化”与“反抗”特质的“奇书”，在今天商业文明盛行的环境下，其相关话题又再次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而本书即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以《水浒传》为蓝本，研究与探讨了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古今之争”以及当代社会变革与发展等诸多问题。
※《水浒传》作为政治小说，是否具有政治哲学意涵？应从政治哲学的哪些方面对《水浒传》的人物、事件进行分析？探讨《水浒传》与政治哲学的关系，可以有哪些进路？本书即能满足读者对这些问题的疑惑。
※本书脉络清晰，论述深入浅出。在研究《水浒传》的故事背景下，不乏能拾到学者们颇富趣意的人物解读。比如：作者将宋江设定为“准君王”，但在遭遇阎婆与婆惜的纠缠时，却极为含糊，对日常困境毫无办法。其后更是毫无自制能力，误杀婆惜，惹上官司，在县府官员一阵“反说”保全下，被“逼”得弃官出走，不算是原本小说意义上的官逼民反……
【内容简介】
《<水浒传>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是2016年6月在重庆大学高研院古典学中心举办的“《水浒传》与政治哲学”研讨会的论文结集。会议主办者没把研讨会题目定为“《水浒传》中的政治哲学”，因为《水浒传》肯定是政治小说，但其中是否有政治哲学意涵，则有待探讨。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来看，探讨《水浒传》与政治哲学的关系，可以有各种“进路”，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阐释。通过一系列的探讨，我们从研讨会收到的十余篇论文中挑选了7篇，结集为这本小书，算作一次《水浒传》“会饮”的成果。
【作者简介】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文艺学学科带头人。著有《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这一代的怕和爱》等著作，主编三联书店“西方学术文库”“经典与解释丛书”等。
【目录】
刘小枫 编者说明 / 001
刘小枫 成为《水浒传》的“高明”读者可能吗？ / 001
邹 羽 “忠义”《水浒传》：文学批评与政治哲学 / 047
雷欣翰 《水浒传》的一种复合结构—以鲁达、宋江为中心 / 091
冯 庆 从军师吴用与梁山聚义看“江湖知识人” / 141
杨运筹 士与世变：《水浒传》所见“士”之问题 / 169
吴明波 从宋江和李逵看《水浒传》的“革命”逻辑 / 195
孙大坤 *与《水浒传》的当代读法 /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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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水浒传》的“高明”读者可能吗？（节选）
刘小枫
明代中期，《水浒传》开始流传肆中，频频获得极高评价。高到什么地步？与《史记》相提并论！ “《史记》而下，便是此书 ”……《水浒传》与《史记》一样，是作者 “发愤之作 ”——至清人金圣叹，施耐庵的地位已与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并置，被誉为中国文史 “第五才子 ”。甚至将《水浒传》比附孔子所作《春秋》者，也不乏其人。 如果《水浒传》一致获得如此好评，中国文史就又添一部一品经典。吊诡的是，自流传以来，《水浒传》也不断遭 受攻讦：《水浒传》 “倡市井萑苻之首 ”；“乱行肆中，故衣冠窃有猖狂之念 ”；《水浒传》 “奸盗脱骗，变诈百出，坏人心术 ”——论者甚至说，编撰《水浒传》者因此 “子孙三代皆哑，夫亦天道之报乎！ ”a同一部书得到决然对立的评价，在中国文史上实属罕见。如此情形也许表明，中国读书人的智识旨趣正在发生一场裂变 ——这既非战国时代智识人关于如何重建华夏国家的分歧，也非佛教入华引发的信仰分歧，而是 “雅”与“俗”的分歧。据袁宏道记叙， “里中有好读书者 ”，“捡《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呼呼欲睡 ”，若捧《水浒传》则 “不能释手 ”（同上，第 197页）。所谓 “雅”指的是以《十三经》和正史所代表的 “名教 ”，所谓 “俗”则指的是民间趣味 ——如袁中道所言，虽然《水浒传》俗， “是天地间一种闲花野草，既不可无，然过为尊荣，可以不必 ”，否则， “崇之则诲盗 ……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 ”？（同上，第 198页）倘若如此，推崇《水浒传》岂不是叛逆 “名教 ”意识形态？然而，推崇者的主要理由之一恰恰是：《水浒传》传扬的是忠义报国精神。
还有一种折中观点，其基本理据是：问学不可离俗。毕竟， “经史子集之外，博闻多知，不可无诸杂记录。今人读书，而全不观小说家言，终是寡陋俗学。宇宙之变，名物之烦，多出于此 ”（同上，第 195页）。经世必先通俗，所谓通晓俗世就是认识人世本相。好读书者既要读经书，也要阅人世，似乎经书与人世已然了不相涉。因此，即便《水浒传》所记之事琐碎可厌，仍然值得观之 —如一位明代读书人所说：
有言看《水浒传》可长见识者，曾借观之。其中皆倾险变诈之术，兵家用诡之道也。施耐庵真奸雄也！然人生何处不相逢，此意叠叠而见，亦处世者所当知也。（同上，第190页）
贬抑者和折中者的观点都仅仅是可以理解而已，推崇者的观点则让读书人于心难安。毕竟，针对贬抑者的论调，推崇者轻蔑地说，《水浒传》之妙 “可与雅士道，不可与俗士谈”…“村学究见识，如何读得《水浒传》 ”？这类观点认为，《水浒传》以 “俗”见“雅”，“以人情为辞 ”， “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其于人文之治，未必无小补”（同上，第200页）。换言之，《水浒传》传承了孔子《春秋》和马迁《史记》的春秋笔法， “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学史之妙者也 ”（同上，第 167页）。明代沙弥怀林甚至断言，《水浒传》 “玩世之词十七，持世之语十三。然玩世处亦俱持世心肠也，但以戏言出之耳。高明者自能得之语言文字之外 ”（同上，第 184页）。后世历代读书人都面临这样一个尴尬：如果你轻蔑《水浒传》甚至《金瓶梅》，读不出 “戏言 ”中的 “持世心肠 ”，你就成了不 “高明 ”的读书人。怀林之言迄今仍具有挑战性：我们得有能力分辨哪些是持世之语、哪些是玩世之词！更棘手的是，我们还得有能力从玩世之词中看出持世心肠。
倘若如此，要搞清这种关系，首先得面对自明代以来迄今都没有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水浒传》是否属于孔子《春秋》和马迁《史记》一类春秋笔法。这让我不禁想起整整二十年前（1996）与捷克汉学家高一乐教授的一次闲聊。当时，高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做访问学人，有一天他从山上下到我在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办公室，事先并未预约，进门就说： “老刘，《水浒》的确难读……”高一乐比我年长20多岁，却喜欢称我 “老刘 ”。他说话幽默，也懂中国江湖习惯 ……
一
“昨天我读完我的美国同行浦安迪写的《明代四大奇书》，书中有句话让我不安，所以没打招呼就来打扰您，请多多包涵 ”。高一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定，回头看看门是否关好，然后慢条斯理地说： “浦安迪断言，《水浒传》这部‘小说是针对一批想来能透过通俗素材的表面描写深入领会内在问题的老练读者写的 ’。a我不得不想这样的问题：我是能‘深入领会内在问题的老练读者 ’吗？谁是这样的 ‘老练读者 ’？您能说说看吗 ……”
“这本书的中译本刚出版，我前不久翻了翻，译笔极佳”。我点燃一支烟，猛吸一口，又吐到空中，然后说， “浦安迪的观点不仅说的是《水浒传》，而且针对的是明代四大古典小说，首先谈的是《金瓶梅》。据说这四书无不 ‘反映了晚明那些资深练达的文人学士的文化价值观及其思想抱负 ’，绝非仅是 ‘通俗说书素材摘要 ’（《奇书》，第 1页）。您知道，这种观点并不新鲜，明代就有人说过《水浒传》作者 ‘诙诡多智 ’嘛。有意思的是，浦安迪把我们所说的流俗小说称为 ‘文人小说 ’，推测其作者与明代制作 ‘文人画 ’‘文人剧 ’的文人学士是‘同一批人 ’。您对谁是这类‘文人小说 ’的‘老练读者 ’感兴趣 ——我国古人称这类人为 ‘高明者 ’，我感兴趣的首先是：这类 ‘文人小说 ’的 ‘诙诡多智 ’的作者是谁？显然，首先得有 ‘诙诡多智 ’的高明作者，才有可能说他们想要通过改塑通俗传说寻求 ‘高明’读者，对吧。您知道，西方文史上很早就有长篇叙事作品，作者无不是高明的文人学士，你们不会把他们的作品视为流俗写作，而是视为寓意写作。相比之下，中国的长篇叙事作品出现的很晚，但这不等于中国古人不懂寓意写作。明代已经有文人学士将《水浒传》与《庄子》相提并论，表明他们懂得，《水浒传》作者的笔法有来头。我们对《水浒传》作者的身世茫然无知，即便五十年代初发现了他的墓地仍然无济于事，要断定他是否就是 ‘诙诡多智 ’的高明作者，唯有凭靠他留下的言辞。可是，要判断他的言辞是否高明，又要求作为读者的我们自己 ‘高明 ’。这真是一个悖论，您和我都不敢妄称 ‘高明 ’吧……“老实说，我在 20多年前的 1974年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水浒传》这样的小说有需要 ‘深入领会的内在问题 ’吗？如果有的话，这 ‘内在问题 ’是什么呢？您知道， ‘文化大革命 ’后期有著名的批判宋江 ‘投降主义 ’的文化运动，当时我已经高中毕业，因此也把《水浒传》读了好几遍。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鲁迅说过，《水浒》 ‘不反对天子’‘替国家打别的强盗 ……终于是奴才 ’。鲁迅肯定是 ‘高明 ’读者，可您想想看，当时的 ‘天子 ’是谁啊？ ”
我笑了笑说： “所以我说，浦安迪这个外国人提醒我们，与现代批评家相较，明末清初的 ‘文人小说 ’批注者 ‘犹胜一筹 ’（《奇书》，第 4页）。不过，这话恐怕仅说对一半。明末清初的文人学士读《水浒传》即便比现代批评家‘犹胜一筹 ’，也未必等于他们把需要‘深入领会的内在问题 ’直白地呈露给了读书人。 ‘文化大革命 ’之后，我把 ‘文化大革命 ’前的《水浒传》研究文献找来看，才知道*为 ‘高明 ’的《水浒传》读者非清人金圣叹莫属。他不仅仅是读者，除了相当于注疏的 ‘批注 ’，竟然还敢损益原作。作为 ‘高明 ’读者，金圣叹首先致力于探究作者的高明。在 ‘ 《水浒传》序一 ’中，金圣叹下笔就谈自古以来作者的 ‘德’与‘才’的区分： ‘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人之能事 ’者仅 ‘古人之才 ’——《水浒传》作者传承的是古人之 ‘才’。金圣叹将作者的 ‘高明 ’定位在 ‘人之能事 ’的‘才’的范围，为的是让自己有资格理解作者的 ‘高明 ’：既然 ‘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 ’。“在‘《水浒传》序二 ’中，金圣叹进而提出，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 ’，他的逞 ‘才’在于明 ‘耐庵之志 ’（同上，第 211页）。在金圣叹看来，作者表面上描写梁山好汉的 ‘忠义 ’，其实意在揭露梁山好汉无‘忠’无‘义’。
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同上） “金圣叹不外乎说，无论推崇还是贬斥《水浒传》，如果把作者的用意理解为视 ‘宋江等一百八人 ’为‘高山景行，其心向往 ’，显然大错。的确，今人读《水浒传》若稍加留意就不难看到， ‘义’在书中既是关键观念又是个 ‘滑溜溜的 ’观念。在梁山泊人那里，这种德性甚至演变为对自己一伙有 ‘利’就叫做 ‘义’。a‘义’若如此， ‘忠’不过是所谓 ‘愚忠 ’，‘起’什么 ‘义’呢？可是，若要揭示梁山好汉的 ‘忠义 ’真相，需要如此琐细的叙事吗？在‘ 《水浒传》序三 ’中，金圣叹又进一步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行迹，伸其神理者，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而举其神理，正如《论语》之一节两节，浏然以清，湛然以明，轩然以轻，彼岂非《庄子》《史记》之流哉？（同上，第215页）
“这里所说的 ‘神理 ’是什么呢？金圣叹并无隐瞒，他在文前已经明言：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之君，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余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同上，第 213页） “可见，所谓识 ‘神理 ’指的是识人之性情、人之气质差异，也就是辨识人性之幽微。由此才能够说，《水浒传》堪称《论语》《庄子》《史记》之余流。倘若如此，通过阅世而知人性之幽微或通过知人而阅人世之幽微，才是《水浒传》作者希冀读者 ‘深入领会的内在问题 ’。但问题仍然在于，作者为何要化用民间 ‘起义 ’的历史传说 来展开这一 ‘内在问题 ’呢？你们欧洲人阅读中国的人世远比中国人阅读欧洲的人世要早，休谟虽然对中国的历史所知不多，他却敏锐地看到，中国历史中的 ‘起义是多么频繁和危险 ’：
如果有人问，我们怎么能把上述幸福和富裕的原则同中国人的优良文化协调起来呢？中国人一直由君主统治着，几乎从来没有形成一种自由政府的观念。我想可以这样来答复：虽然中国政府是纯粹君主制，但确切地说，它不是*专制。这是由于中国有如下特点：除了鞑靼人之外它没有什么邻国；对鞑靼人，中国由于建造了万里长城，还由于人口极多，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安全保证，至少看上去有安全感。因此，中国人总是非常忽视军事训练，他们的常备军不过是些*差的国民军，无力镇压广大乡村中人数极其众多的农民起义。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认为，人民手中总是握有武器，它是一种足以限制君权的力量，能迫使君主命令他的官吏们或各级统治者必须按照一般法律准则行事，防止起义的发生。我们从历史知道，在这种政府治理之下，起义是多么频繁和危险，如果这种纯粹的君主政权能抵御外敌并能保持王权和国家的稳定，以及民众集会的平和与自由，那么它也许就是一个*好的政府了。
“休谟这段关于中国的议论大多不靠谱，但他的如下说法倒像是在总括《水浒传》的 ‘内在问题 ’：‘人民手中总是握有武器，它是一种足以限制君权的力量，能迫使君主命令他的官吏们或各级统治者必须按照一般法律准则行事，防止起义的发生。 ’明清之际，《水浒传》成了遭严查毁禁的 ‘教诱犯法 ’之书，可见君权确实畏惧《水浒传》教唆 ‘起义’。何况，中国历史上 ‘起义 ’频繁，的确堪称中国文明的一大 ‘内在问题 ’——民间的 ‘自由 ’是否太多？金圣叹自己也说： ‘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 ’倘若如此，施耐庵以民间 ‘起义 ’的历史传说来展开他所看到的中文明的 ‘内在问题’，恐怕自有其道理。金圣叹略去 ‘起义 ’行迹，又何以能自称 ‘善读 ’《水浒传》并能 ‘伸其神理 ’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