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浅出，讲明白大众关心却困惑的热门话题：
何为政治伦理？
古往今来，道德、权力与统治术如何协调？
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西方的公民意识有何异同？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到马克思，关于政治有哪些精辟的观点？
以1972年美国“水门事件”为代表的政治丑闻，为何重新唤起人们对政治伦理的关注？
等级、人治、法治、集权、强权、分权、限权，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容简介】
政治伦理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政治正当性及其操作规范和方法论的价值哲学，对人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规范和价值关怀的意义，对提升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围绕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政治与“优良的生活”或“善的生活”的关系，以及现代政治的五个重大问题，深入揭示现代政治伦理呈现出的发展潮流，旨在为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提供新的理论探索和智慧支持。
【作者简介】
戴木才，1965年生。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曾任中宣部政研所研究员、副所长，《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师范大学教授、“赣鄱英才555工程”高端柔性人才等。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政治伦理等研究。
2014年2月24日，为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讲解“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专题。
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近百篇，主编有《中国政治文明研究丛书》《政治伦理学前沿丛书》，出版著作近10部。
著有《中国特色政治伦理》《铸就人民信仰》《政治文明的正当性》《兴国之魂》等，先后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出版政府奖正式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入选2014年向全国青少年百种优秀图书等。
【媒体评论】
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作序：即使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极为繁荣的欧美学界，有关政治伦理的研究也并不多见，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就更为稀少了。综合而论，戴教授大概是时下*有政治伦理研究资质的学者之一了。这部规模相当可观的政治伦理专著，正是他这些年来躬身耕耘、播种培植所得来的理论硕果。
【目录】
一 现代政治伦理的兴起 1
现代政治伦理的复兴 1
政治伦理的两种致思取向 3
政治伦理的三个层面 5
政治与伦理“对立论” 6
政治伦理的工具论模式 10
政治伦理的价值论模式 13
价值正当性和工具正当性 16
价值、制度和集体 18
二 政治伦理三要素 21
政治价值理念 21
政治价值理念具有优先性 24
政治制度伦理 28
政治制度的关键是落实 31
政治组织伦理 34
国家和政府是政治的“舞台” 36
三 政治伦理的主体承担 43
政治主体与政治主体伦理 43
政治形而上学与政治进步 47
人类具有自决能力 49
基本价值观具有普遍性 52
政治之网与民众力量 55
公民美德 58
政治主体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标尺 62
四 政治伦理的现代意蕴 64
政治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64
西方公民文明和文化的兴起 70
制度伦理是政治伦理的关键 73
更加重视人类整体素质的意义 75
现代政治的五大基本问题 77
五 从共同体到人民社会 80
共同体及其特征 81
西方公民意识的萌芽 87
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89
马克思对“公民社会”的分析批判 92
社会的原子化趋势 100
公民身份的“平等化” 105
人民政治的基本问题 108
人民政治的首要价值：“优良的生活” 110
六 从等级政治到平等政治 117
保障公民平等的基本权利 117
宪法政治的首要价值 119
公民权利学说 120
公民权利入宪 122
公民权利、宪法与政府 125
国家公民一律平等 128
古雅典的直接民主 129
古罗马的间接民主 131
“主权在民”理念的形成 133
“主权在民”的理论及其实践 138
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 141
七 从人治政治到法治政治 145
“法治”概念的源流 145
现代“法治”的实质 150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政治模式 153
国家政治的“法治化” 156
现代“法治”是一套政治价值体系 161
现代“法治”是一套政治原则体系 166
现代“法治”是一套政治制度体系 171
现代“法治”是全体公民的事业 176
八 从全能政治到限权政治 180
政治权力必须被限制 180
宪法是社会契约的确权 184
宪法政治的本质在于限权 187
宪法至上是现代政治的正当性来源 191
国家职能从全能走向权限 196
九 从集权政治到分权政治 200
人民社会是现代分权制的基础 201
代议制民主何以成为必然 203
对权力的监督与限制 208
代议制是“人民主权”的制度性表达 212
分权与制衡相辅相成 213
分权与制衡原理的源流 215
分权与制衡的辩证法 219
分权与制衡理论的贡献 221
分权与制衡理论的实践 223
分权与制衡的多种制度化形式 227
十 从强权政治到联合政治 231
理想政治的人类性 231
马克思的人类主义 235
政治是人性的舞场 237
竞争与合作是*重要的政治智慧 239
全球化的竞争与合作 243
全球性问题呼唤联合政治 246
全球化“联合政治”的现实 253
主要参考资料 256
后 记 263
【前言】
序 / 万俊人
（万俊人，中国伦理学会会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
政治历来就是一个严肃的论题或论域，于今尤甚，而将政治延展到伦理，或者从政治与道德、伦理之间的交叉视野来讨论政治问题，则无疑大大加重了这一论题的严肃性和复杂性，可这偏偏是政治伦理所欲探究的主题。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极为繁荣的欧美学界，有关政治伦理的研究也并不多见，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就更为稀少了。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政治伦理研究看作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交叉研究，因为它标榜的是将政治与道德两者关联起来，甚或打通政治（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学科界限，以期揭示人类政治生活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面向。可是，造成政治伦理研究冷僻的原因，远不只是因为它所具有的跨学科或多学科交叉的“知识图像”之复杂多维，更主要的是在于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现代分隔，以及由此分隔所带来的几乎无穷无尽的理论“麻烦”，这种“麻烦”有时候真的就像《红楼梦》里的万千情愫那样“理不清，理还乱”，其“烦”如此，又能指望学界有多少痴男痴女擅入梦中，胆敢泣血葬花呢？
感谢戴木才教授！在万千期盼中为我们奉献了一部难得的《从优良生活到理想政治——现代政治伦理潮流》（以下简称“戴著”）。综合而论，戴木才教授大概是时下*有政治伦理研究资质的学者之一了。他躬身耕耘政治伦理领域多年，从执教中央党校数年，到浸润中宣部这样重要的党政机关工作实践又数年，既有经年累月的理论研究准备，又有较长时段的政治伦理教学与实践经验的积累，可以说，这部规模相当可观的政治伦理专著，正是他这些年来躬身耕耘、播种培植所得来的理论硕果。氏著策十题十数万字，前四题考究政治伦理的缘起、基本要素或要义、政治的“主体承担”和“现代意蕴”，可视之为作者对政治伦理之基本理论原理的纲要式概论。后六题则集中检视了现代政治伦理发展的六大趋势或潮流，即“从共同体到人民社会”“从等级政治到平等政治”“从人治政治到法治政治”“从全能政治到限权政治”“从集权政治到分权政治”“从强权政治到联合政治”的现代政治伦理的理论演变图景。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宏大而富于洞识的政治伦理叙事。我们知道，眼下的学术界多风行或流行典型个案或经典文本的微观研究，这样的宏观研究已然很少见到了。可是，对于政治哲学或政治伦理这类学科交叉或跨学科研究来说，由于多学科跨越之难，尤其是论理证明与价值追究的双重学理要求，微观研究常常不足以胜任其“难”其“重”，反倒是宏观研究更能敞开研究空间，因而更适宜于理论纵横和义理深究。因此，戴著采用的这种大刀阔斧式的论说方式确乎是比较合理的，从氏著的实际效果来看，也是比较成功有效的。
作者将政治伦理看作是“一门研究人类政治正当性及其操作规范和方法论的价值哲学”，并侧重关注其价值导向、操作规范和价值关怀等价值理想意义与价值实践意义。从原则上说，作者对政治伦理及其研究的这种理论定位是周延的，也为全书的逻辑展开确立了一个纲领性的前提或基点。进而，作者明确地指出并论证了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这就是政治与“优良的生活”或“善的生活”的关系问题。这一定论十分关键，作为“基本问题”，它关乎所有其他政治伦理问题的“选题”和论理开展。将政治与“善的生活”的关系问题定义为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也确有思想史、政治哲学史的理据和“现时代性”或现实依据。早在古希腊（雅典）“极盛时期”，柏拉图（《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就明确把“城邦正义”和“城邦之善”视为政治与伦理的共同“始基”（arche）。所以，让政治聚焦于“优良的生活”或“善的生活”无疑是一种准确的理论定位。因为“善的生活”既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根本目标，可以直接回答为什么人类要采取社会的方式过其政治生活这一本源性问题，同时也是人类用以检视和评价其政治生活是否有意义，且具有怎样的意义的根本价值标准，因之也是建立和检审人类政治生活行为之基本规范的根据或“普遍理由”，回答或解释了人类社会应该如何过好其政治生活等实践问题。由此而论，与其说政治与“优良的生活”或“善的生活”的关系是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毋宁更直接地说，后者本身便决定了政治的伦理本质，因而即可视之为政治伦理的中心主题。
以此为起点，作者检讨了学界对政治与道德（伦理）之关系的几种主要看法，对某种工具主义的倾向做出了批评性分析，从而反证了坚持一种价值论或价值学之政治伦理研究立场的重要性。循此思路，作者确认，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组织伦理乃是政治伦理的“三要素”，实际上是以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治操作三个层面作为其政治伦理研究的基本架构，而把政治主体（政治行为者或“政治人”）作为与此相配应的内部“要素”而单独展开讨论。这一理论构想或学理思路与我们通常习惯的“理念—制度—人”三位一体的构思理路既相通又略有不同。学理路径和学术表达方式的选择常常带有较为强烈的学者主体性或学者个性，非但不必强求一律，反而可以显示作者的学术自主性，甚至是学者思想与理论创新的方便法门。就此而言，戴著的这一架构安排自然是很好理解的，也是值得关注和学习的。
然而，有关政治伦理之基本理论的讨论并不是戴著的重点和主要特色。我的初读直觉告诉我，氏著的后六题才是作者潜心用力的地方，也是其*特色和寄意之所在。作者对政治伦理演变之六大趋势或潮流的系统刻画与分析，实际上呈现了政治伦理之传统与现代的分野，或曰，政治伦理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主要特征或取向，亦即从传统社群（即英文中的“community”，作者译作“共同体”）转变为现代人民社会、从传统等级制政治转变为平等的民主政治、从传统政治的“人治”转变为现代法治政治、从传统的全能政治转变为现代有限政治、从传统封建的集权政治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分权政治，以及从传统的强权政治转变为现代联合政治的基本转向和特征。初略读来，戴著的这些理论刻画应该说还是比较具体客观的，虽然这种“粗线条”的理论刻画并不能十分周到，也难免挂一漏万，甚或有可能面临某些个案例证的挑战乃至否证，但总体上仍然是可以证成的。当然，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描述刻画所表达的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及引导读者理解这些意义的理论力量。
我没有来得及深读细品木才教授的雄词大义，故而对其“六大趋势或潮流”的论述分析与结论判断不敢妄加言说。我只想就我极为有限的政治伦理学识，提出几个问题，以请益于木才教授和方家、读者。比如说，“全能政治”与“集权政治”是否有某些内在关联或者思想纠结？进而，它们两者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依然流行的“精英政治”或“强人政治”之间究竟有哪些分别？又该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些分别？还有，现代民主平等政治中有关“主权在民”或公民权利的理念和制度实践，与作者已然了解的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和古代罗马的“间接民主”是否存在根本性的差别？若是，究竟如何理解这些差别？若否，又是为什么？此外，关于政治平等本身的理解，除了“政治身份”的平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甚至更为重要的平等方面？譬如，现代人津津乐道的“机会均等”问题；实质性的社会“基本善品”（the primary goods）的公平分配问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关于传统社会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析比较，是一个十分复杂困难的学术议题，很难取得较高的学术共识。这不独因为“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两大范畴本身极为笼统，用以描述和刻画它们的许多概念也相当模糊暧昧，而且还由于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很难画出一条清晰无疑的界线。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人类社会依旧行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这也不只是说，我们的世界还有许多国度或地区尚处于“前现代”发展阶段，即使是一些公认的所谓现代国家，也还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方面有着某些甚至不少的传统政治的“残留物”。不难明白，政治文化，尤其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的转变，并不像社会经济结构或生产方式的转变那样清晰可见、决然而然，更不用说诸如“社会心理”和某些政治行为习惯之类的因素了。
就现代政治来说，情形也许更为复杂，这其中，**复杂难理的是政治结构与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让我有些意外的是，木才教授在是书中似乎讨论政治结构和政治意识形态不多，有关方面甚至尚付阙如。我想，这可能与作者对全书的主题、架构和学术目标等方面的考虑有关，又或许与氏著的篇幅、风格有关，抑或还有一些我们无法了解的因由。若从近代欧洲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算起，现代社会已有五百年的历史，若从英国“光荣革命”——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上*个现代性政治国家诞生的标志——算起，现代政治仅仅经历了三百余年，然而现代政治的经验、事件、形态和面貌之复杂多变，绝不逊于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政治生活史。例如，由民族或国家的利益之争所导致的民族战争和“世界大战”，旷古未有；由政治意识形态的分野与竞争所导致的国际政治集团的紧张对峙，同样是旷古未有！如果说战争是*的政治或政治的*，那么，短短三百多年的现代世界政治史上所发生的战争，无论是次数、规模还是所造成的灾难，都是前所未有的。凡此种种，都表明了现代政治的复杂严厉，若不给予充分的反思和呈现，有关现代政治伦理的研究就会出现明显的遗漏。这是我想就此机会表达的一种学术判断，很可能是主观的、有偏颇的。
*后，我想再次感谢和祝贺戴木才教授！他的这部作品的隆重出版确乎是当下中国伦理学界的一个难得的喜讯。仲春时节，木才教授约我在咖啡西餐聚谈，其间令我为此著一序。真诚地说，为序不敢，但坚辞不宜，因此我将之看作是一次表达学术友谊的机会，遵嘱写下如上文字，仅表我为氏著之刊布流行鼓之呼之的美意，万一言之不确或失诸公允，还请木才教授和方家、读者不吝赐教是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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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问题呼唤联合政治
不仅一些老问题，诸如社会不公、人权问题、种族歧视、宗教偏执、歧视妇女，以及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贫富差距等，引起人类政治的共同关注，要求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人类也密切关注一些新问题，诸如人口剧增、核武器、对自然环境持续不断地掠夺和破坏，对空气、土地、水的污染，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人变成机器的奴隶、庞大而冷漠的官僚体系、恐怖主义等等。
由于这些变化和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从范围上讲是全球性的，又具有普遍性，因此，没有哪个国家，也没有哪种类型的政治，能够逃脱其影响。国际上的很多问题，单靠一个或几个国家采取行动，已无力解决，必须依赖各国的协调一致。当问题的范围和程度达到了国际水平，就需要有相应的国际政策及国际机构。不依靠超国际机构，世界就不可能解决这些共同面临的问题及其带来的弊病和危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同时，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也日益增多。这些问题或现象，有的涉及部分国家和区域，有的则涉及全球所有国家。显然，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例如：
生态环境恶化。近几十年来，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面临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耗损与破坏、酸雨蔓延、生物多样性减少、全球森林锐减、土壤资源退化、大气污染、水资源状况恶化、海洋污染和危险性废物越境转移等十大全球环境问题，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全球生态系统正向危险的临界靠近。生态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被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保护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9•11”恐怖袭击事件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既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矛盾不断累积的结果，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等交互作用所生成的毒瘤。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没有国际的密切合作，不可能赢得反恐的胜利。
全球毒品泛滥。世界毒品形势严峻，并出现一些新动向，全球黑社会组织与毒品集团正以不同形式联手，成为威胁全球的不安定因素，毒品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已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毒品问题跨越国界，并非某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毒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毒品问题的*途径。
贫富差距悬殊。就全球而言，北富南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悬殊，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同时，贫富差距悬殊，也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诱发社会不安定的潜在的社会问题，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据有关国际组织统计（2014年），全球*富有的85位富豪所拥有的财富，与*贫穷的35亿人口的财富总额相当。在104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2亿人口的日平均收入不超过1.25美元。如果按照多维贫困指数（MPI）来衡量，估计在91个发展中国家有15亿多维贫困人口。多维贫困指数在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被首次提出，用于衡量人类发展指数的三个维度（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遭受的剥夺程度，按照该指标来衡量，全球有22亿人口生活在多维贫困或准贫困（共10种剥夺）之下。一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和“攻击性”行为不断出现，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中下层的不断贫困化。
民族分裂主义，或称民族分离主义。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族纠纷骤增，民族冲突加剧。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分裂主义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形势于己有利的变化，力求扩大原有事态，谋求国际支持和干预，促使其要求国际化。民族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各国的内部团结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这是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根源，也是影响21世纪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因素。
移民席卷全球。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的流动，人们也以创纪录的数量跨越国界，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此外，地区性冲突不断和自然灾害频仍，难民人数急剧增加，导致种族冲突、劳动力市场压力、对移民的限制等，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人道主义谴责。妥善处理移民（难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维护国际安全。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国家安全局势和世界和平依然存在威胁。核武器、地区乃至全球军备竞赛，依然存在，军费开支依然高昂，一些地区大国走向军事大国，引起邻国严重不安，严重影响地区安全局势。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势力相互配合，活动猖獗。为抑制不安全因素的蔓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大环境，需要全球范围坚持《反导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公约的有效性和严肃性，防止破坏国际战略平衡；需要进一步建立行之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地区安全机制、国家政治联合机制，加大维护世界秩序与和平的力度。除军事安全以外，还有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等，这些问题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内政干涉主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信息技术打破了空间限制和国界壁垒，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所独有的至高无上的内政、外交权力，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和对外事务，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来运作。传统主权观念是否过时？是否还应该承认国家主权在国际秩序中的首要地位？国际法是否应该向干涉权、国际监护权、有限主权等概念演变？这种以经济全球化为理论依据“弱化”主权的论点，必将使国际关系更为复杂，必须通过国际的协商、谈论和合作，制定国际的相关规则，才能得到合理解决。
政治体制改革。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为寻求解决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的思潮，并进行一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同时，在国内外因素的推动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进行着形式多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些国家恢复和改行多党制，有些国家在一党制范围内进行某种改革，有些国家准备或实行新体制。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许多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乱，甚至流血冲突。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但究竟如何进行，既要保持社会安定又要促进经济发展，仍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国家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看似一国内部之事、内政之事，然而，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信息日益交融的背景下，实乃地区间、国际间之事，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而且一国的动荡冲突，不仅事涉一国的稳定与发展，也事涉地区间、国际间的稳定与发展。
人道主义干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人权问题已从国内法的一个领域，越来越大量地进入国际法的领域。由于国际人权文书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特别是由于各国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民族传统的不同，有关人权的解释和运用是不同的。一方面，国际社会的确存在公认的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借口”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国际社会应拥有“合法的人权和人道干预权”等等，推行其对外政策，干涉他国内政，种种行为使得人权问题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更具复杂性和尖锐性。特别是近年来某些国际势力，一方面加紧其实质是以“人权”之名，干涉别国内政和欺压别国人权的借口；另一方面，或避而不谈，或漠不关心。在全球化时代，人权观念如何结合本国实际，有效地与国际人权文书相协调，必须通过国际的联合政治才能解决。
面对人类许多共同的全球性问题，现代国际政治必须为没有先例的问题设计没有先例的制度，在新的层面和新的水准上对国际政治做出相应的调整。个人和国家都可能同时成为几个共同体的成员，从地方性的到全球性的，必须随着地理意义上的问题而决策。
全球化政治为本土化政治走向国际化联合政治提供了可能。戴维•赫尔德等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深刻指出：
全球化可以被定位在一个具有本土、国家以及区域特征的连续统一体（continuum）上。
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
全球化使得整个世界的时空维度、组织维度、逻辑维度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为政治的影响力范围、决策变量、模式和手段给予了崭新定位，提出了新的诉求。
如果政治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发挥作用，就必须正视这一转变和诉求，以全球化规则体系和政策环境作为背景，对本土化政治进行全面反思，找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及其因果联系，提出假设；根据假设寻找由本土化政治转向全球化政治的途径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