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晚明史大家樊树志有关万历帝传记的经典力作。呈现万历帝及万历朝数十年历史，情节、对话有根有据，同时引入心理分析，尝试将万历帝的内心活动展示出来。在真实性压倒一切的前提下，这部历史传记吸取了文学传记的优点，既可靠又有趣，雅俗共赏，引人入胜。
- 从普通人性视角再现了亲政前唯命是从、备受压抑，亲政后一意孤行报复官僚系统的矛盾而复杂的帝王形象。给万历帝贴上“平庸之辈”“昏君”的标签很简单，但真实的历史往往更复杂。万历帝的政治色彩、权力欲望、个人素质以及宫闱生活，内廷与外朝大臣的微妙关系，当时*为敏感的政治事件的幕后活动，等等，都是全面解读其复杂形象的抓手。
- 在权力与欲望无制约的情况下，接受儒家圣贤教育的帝王如何在外在规范与个人选择间博弈，万历帝是一个典型案例。他既不是雄才大略的帝王，也不是艺术气质明显的帝王，貌似平庸的特性*能代表大部分帝王。本书写出了普通帝王的心灵成长史与蜕变史。
【内容简介】
万历帝十岁登极，少年天子励精图治，与张居正联手打造万历盛世。张居正死后，却对其抄家清算，掀起数十年党争。其后二十几年不上朝，被大臣痛批“酒色财气”。运筹“万历三大征”，战果辉煌，*后岁月却为辽东战事所困。在位四十八年，一生分为黑白分明的两段，心灵在成长中蜕变。是什么导致了他的压抑、偏执与报复？他的人性弱点为他的王朝带来了哪些厄运？
古代帝王操控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自己何尝不被“高处不胜寒”的身份操控？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从普通人性的视角，以专业的史学修养与生动的文学叙事，真实再现了万历帝和他的朝代。
【作者简介】
樊树志，复旦大学教授。代表著作有：《重写晚明史：王朝的末路》（2019）、《重写晚明史：内忧与外患》（2019）、《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2018）、《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2018）、《晚明大变局》（2015）、《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明史讲稿》（2012）、《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大明王朝的后十七年》（2007）、《国史十六讲》（2006）、《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05）、《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国史概要》（1998）、《崇祯传》（1997）、《万历传》（1993）、《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等。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晚明大变局》入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新浪网等二十余家媒体2015年度好书。
【目录】
章 十岁登极的小皇帝
一、短暂的皇太子生涯
二、十岁登极的小皇帝
三、冯保与高拱斗法：顾命大臣内讧
四、王大臣案——内讧的延续
五、小皇帝视朝
六、日讲与经筵
第二章 万历新政的展开
一、“元辅张先生”
二、万历新政的展开
三、击退逆流
四、捍卫新政的非常措施
五、新政的深化
第三章 大婚
一、大婚
二、张居正归葬
三、耕藉礼与谒陵礼
第四章 亲操政柄
一、张居正之死
二、斥逐冯保
三、亲操政柄
四、刘台的平反
五、辽王案与查抄张府
六、并非庸主
七、万历三大征
第五章 宫闱生活
一、宫闱生活
二、酒、色、财、气
三、册立东宫之争
四、“三王并封”之议
第六章 皇太子常洛
一、皇太子常洛
二、妖书案
三、梃击案的前前后后
四、福王常洵
第七章 怠于临朝
一、怠于临朝
二、矿税太监横行
三、辽东战事吃紧
四、后的岁月
五、驾崩后的政治闹剧：红丸案与移宫案
第八章 地下宫殿——定陵
一、寿宫的营建
二、地下宫殿——定陵
三、定陵的发掘
跋
“中华版”后记
【前言】
历史著作的不景气，已引起有识之士的感慨。然而，历史人物传记却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这种充满矛盾的现象表明，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里，人们对历史的关注热情并未衰退，甚至恰恰相反，存在着巨大的潜在能量。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并不仅仅注视眼前方寸之地，更着眼于未来，而历史的回顾，有助于人们理解现实，展望未来。人们要求于历史学家的是，必须雅俗共赏，以引人入胜的手法表述历史，把丰富多彩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生动而形象地再现在读者面前，切忌高头讲章式的、经院学究式的八股文章。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此话于偏激之中蕴含着一种颠扑不破的哲理。任何历史作品，都是当代人以当代意识写出来给当代人看的。再现历史，不可能重复历史，而且再现的视角、方法，由于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不同也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题材，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笔下，也不会是一模一样的，历史学家所要阐明的思想，强调的侧重点，给予读者的启示，势必有所不同。然而，历史还是历史。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帝王被神圣化，号称真龙天子。御用文人们又给他们涂上光怪陆离的油彩，罩上神秘莫测、令人眩目的光环。于是，帝王便成了神坛上的偶像。对于老百姓而言，“天高皇帝远”，仰头望去，只见一片混沌迷离，难识庐山真面目。这就给撰写帝王传记增添了难度。近几十年来，把帝王将相赶下历史舞台，这使得人们对他们的研究与了解，反倒比前辈更生疏了。在人们脑海中的帝王，几乎都是一幅幅脸谱化的漫画，都是一副副骷髅般的骨架，毫无个性可言。
诚然，帝王是一种制度或一个时代的象征，但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帝王传记，既不能神圣化，也不能脸谱化，而要还他一个凡人的本来面目。我写这本书，试图把万历皇帝这个人的真实而全面的形象，活生生地再现于读者面前，并且透过万历皇帝这个人，复原一幕幕早已逝去了的历史场景。
要把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历史加以复原，谈何容易！一位西方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对于历史长河而言，何尝不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复原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学家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为此，必须博览群书，做到言必有据，虽然不能说无一字无来处，但至少要做到书中所有的人和事，所有的情节、对话，都有根有据，有案可查。这大概是历史传记和文学传记的区别所在吧。一言以蔽之，真实性压倒一切。它与虚构、杜撰、想象之类无缘。历史传记要写得生动活泼，向文学传记借鉴一些方法是可取的，但一切都必须在保持真实性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否则就不成其为历史了。
人们阅读帝王传记，有兴趣的莫过于那个专制时代神秘而森严的宫廷。在这个狭小而又无限的天地中，帝王有时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操纵、玩弄芸芸众生的命运，演化、改变时代前进的步伐。人们不一定对这一时代发生的一切事件感兴趣，却有理由要求历史学家提供帝王的政治色彩、权力欲望、个人素质以及宫闱生活，帝王的内廷与外朝大臣的微妙关系，当时为敏感的政治事件的幕后活动。而这恰恰是一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著作所难以做到的。帝王传记的魅力就在于，以个案分析的方法，从微观研究着手，反映出宏观的视野，给读者以深沉的历史启示。因此帝王传记切忌写成某个帝王在位时期的断代史，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无所不包的历史切片。否则，传主就将被淹没于历史的汪洋大海中，帝王传记也就丧失其存在价值了。
本书的传主明神宗朱翊钧，人们习惯于用他的年号称他为万历皇帝。他是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既没有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事迹，又因他的后半生疾病缠身，长期难于视朝，导致颇多非议。如果据此断定他是一个平庸之辈，是一个昏君，那也未免太过于简单粗暴了。其实，他在位的万历一朝四十八年，在明代历史上乃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很辉煌的一段，令世人瞩目：经济迅猛发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文蔚起，能人辈出。仅就这一点看，万历皇帝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对万历皇帝进行深入研究，便会发现许多难解之谜。在他即位的第十一年，对之前尊崇备至、言听计从的顾命大臣内阁元辅张居正，以及另一名顾命大臣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居然一下子翻脸，不但政治上予以否定，而且抄了他们的家。这是为什么？他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亲政以后，独断专行，到了晚年却怠于临朝。这又是为什么？他本人是宫女所生，却瞧不起宫女所生的长子，迟迟不愿册立他为皇太子。这又是为什么？他的臣下直言不讳地批评他迷恋于酒、色、财、气。这种个人的秉性素质，对于一个皇帝有什么影响？这些都值得细细地加以讨论。
本书除了常规分析之外，还仰赖了心理分析。把心理分析用于历史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到了六七十年代，几乎成了国际学术界的一种时髦风尚，人们甚至称此为心理历史学。现在回过头去审视，这种时髦的全盛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但它毕竟给历史学家开启了一条新思路，借助心理学来扩大历史解释的范围和途径。美国历史学家奥托·弗兰茨对俾斯麦的心理分析便是一个颇具影响的例子。我在写作本书时，借鉴了这种方法，尝试对万历皇帝作些心理分析，把他的内心活动展示出来，力图对一系列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史无定法，历史传记的写法是多样化的：有的重思辨，有的重实证；有的以生动取胜，有的以严谨见长；有的是年谱式的，有的是叙事式的。我则倾向于以白描的笔法，把传主的形象立体化地再现出来，至于功过是非，全可由读者去评判。在我看来，既然是传记，就应该尽量客观地把传主介绍给读者，避免把空洞的说教强加于人。
本书的谋篇布局颇费心思，在不太长的篇幅中，要把传主五十多年的生涯再现出来，是相当难的。这就需要由作者加以剪裁取舍，把作者认为值得写、应该写的东西写出来，把一些重要而精彩的场景细腻地展现出来。这要比面面俱到的平铺直叙好得多。
关于书名，我要作一点说明。本拟题作《明神宗传》，但他毕竟不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那样声名显赫，人们会感到陌生；如果直呼其名，题写为《朱翊钧传》，就像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那样，人们会感到更加陌生，不知其何许人也。因此，采用《万历传》。
【书摘与插画】
朱翊钧即位伊始，曾下诏在建文朝尽节诸臣家乡建告祠庙祭祀，并颁布《苗裔恤录》，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又在南京建表忠祠，祭祀徐辉祖、方孝孺等人。【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四年（1402年）攻破首都南京，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一说焚死，一说潜逃）。朱棣取而代之，是为明成祖。建文帝的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及其家族，或被杀，或发遣为奴，罪人转相牵连，称为“瓜蔓抄”。】看来，他对被明成祖朱棣赶下台的建文帝颇有一点追怀景仰之情。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讲读完毕后，他在文华殿与辅臣从容谈起建文帝的事，提出了一个思虑已久的问题：“闻建文当时逃免，果否？”寥寥数语，却揭示了明代历史上一桩搞不清楚的无头公案。
张居正对此也不甚了了，既然皇上问起，便如实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桩公案，当时人已搞不清楚，张居正当然只能姑妄言之。但朱翊钧并不把它当作传闻，姑妄听之完事。他兴致十足地必欲追根究底，竟要张居正把建文帝题壁诗全章，统统背诵给他听。听罢慨然兴叹，又命张居正抄写进览。全诗如下：
沦落江湖数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张居正遵命录其诗以进，但以为是萎靡之音，规劝皇上：“此亡国之事，失位之辞，但可为戒，不足观也。臣谨录圣祖《皇陵碑》及御制文集进览，以见创业之艰难，圣谟之弘远。”他不愿意小皇帝纠缠于建文帝这个不幸的人物，力图把他的注意力引开。
张居正所谓《皇陵碑》，就是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所写的自传体碑文。这篇碑文，十分率直真切，毫不避讳，叙述了他的家世及开国经过，用近乎口语的韵文写出，读来朗朗上口。
碑文中写到朱元璋家贫穷得父母病死无法安葬的事：“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写到他在皇觉寺当和尚，四方云游的生涯：“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扬。”写到小时放牛的伙伴汤和劝他投奔红巾军而踌躇再三的事：“住方三载，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颍，次及凤阳之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傍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 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默祷以阴阳。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碑文写得颇具个性，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
朱翊钧读了他的老祖宗写的《皇陵碑》，感慨系之。第二天在文华殿对张居正谈了他的读后感：“先生，《皇陵碑》朕览之数遍，不胜感痛。”
张居正乘势引导：“自古圣人受艰辛苦楚，未有如我圣祖者也。当此流离转徙，至无以糊口，仁祖、文淳皇后（按：指朱元璋的父母）去世时，皆不能具棺敛，藁葬而已。盖天将命我圣祖拯溺亨屯，故先使备尝艰苦。正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故我圣祖自淮右起义师，即以伐暴救民为心。既登大宝，衣浣濯之衣，所得元人水晶宫漏，立命碎之；有以陈友谅所用镂金床者，即投于火。孝慈皇后（按：指朱元璋发妻马氏）亲为将士补缝衣鞋。在位三十余年，克勤克俭，犹如一日。及将仙逝之年，犹下令劝课农桑，各处里老、粮长至京者，皆召见赐官，问以民间疾苦。臣窃以为我圣祖以天之心为心，故能创造洪业，传之皇上。在皇上今以圣祖之心为心，乃能永保洪业，传之无疆。”张居正滔滔不绝地向小皇帝讲述这些，无非要他明白祖宗创业艰难，子孙守成不易。
朱翊钧虽是孩子，但长期在群臣熏陶下，似乎已经早熟，对此当然心领神会，便答应道：“朕不敢不勉行法祖，尚赖先生辅导。”
朱翊钧已日渐明白读书的好处。十月二十二日，当他赴文华殿讲读完毕，便对辅臣说：“今宫中宫女、内官，俱令读书。”这比他的老祖宗朱元璋要高明多了。朱元璋即位后，为了防止宦官干政，不准他们读书识字，这其实是一种愚民政策。朱元璋根本不曾料到，在他的子孙后代当政时，宦官势力日趋嚣张。问题不在于是否读书识字，关键在于皇帝自身。张居正深明个中利害关系，听了皇上的这一主张，立即表示赞同：“读书好，人能通古今，知义理，自然不越于规矩。但此中须有激劝之方，访其肯读书学者，遇有差遣，或各衙门有管事缺，即拔用之，则人知奋励，他日人才亦如此出矣。”
对于读书，朱翊钧是认真而用心的。有一天，讲读完毕，宦官拿了一本《尚书》，走近辅臣身边，翻开《微子之命》篇，指着黄纸条插入处，对辅臣说：“上于宫中读书，日夕有程，常二四遍覆背，须精熟乃已。”辅臣及讲官听后，相顾嗟异不已，连声称赞：“上好学如此，儒生家所不及也。”
有明一代列朝皇帝，大多对日讲、经筵很马虎，敷衍了事。经筵有固定日期，而日讲则不拘日期，一切礼仪比经筵简单得多，仅侍班阁部大臣与词林讲官、侍书等供事。皇帝常借口身体不适，宣布暂停，值日词臣照例送上讲章，仅备皇上一览而已。而且，究竟“览”了没有，只有天晓得。朱翊钧则不然，一登极，就根据张居正的安排，每天天刚亮就到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少憩片刻，又御讲筵，再读史书，直至午膳后才返回大内。只有每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停，此外即使隆冬盛暑也不间断。如此坚持达十年之久，因而学问日新月异，成为明代诸帝中的佼佼者。时人惊叹道：“主上早岁励精，真可只千古矣。”此话并非阿谀之词。他写过一首《咏月诗》：
团圆一轮月，清光何皎洁。
惟有圣人心，可以喻澄澈。
此诗颇见文字功力，对于当时的朱翊钧来说，是很了不起的。
朱翊钧的聪明好学，还表现在他酷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他的书法，初摹赵孟頫，后好章草。因为他的字写得好，因此后人传言，文华殿的匾额“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是朱翊钧御笔。《定陵注略》这么说，《明实录》也这么说。一个十岁少年能写如此擘窠大字，实属不易。不过，据在内廷当太监多年的刘若愚说，文华殿后殿匾额“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十二字，“乃慈圣老娘娘御书，后人以为神宗御书”。据他说，文华殿前殿匾额“绳愆纠谬”也是慈圣老娘娘御书。刘说似较为可信。慈圣老娘娘即朱翊钧的生母慈圣皇太后。即便如此，这一传闻本身已经说明朱翊钧的精于书法殆非虚言。
隆庆六年十一月十日，朱翊钧在文华殿讲读毕，突发兴致，当场提笔写了几幅盈尺大字，赏赐给辅臣，给张居正的是“元辅”及“良臣”，给吕调阳的是“辅政”。张居正接到皇上的宸翰，激动不已，特地上疏称赞他字写得好，“笔意遒劲飞动，有鸾翔凤翥之形”，“究其精微，穷其墨妙，一点一画，动以古人为法”，对皇上的天纵睿资表示钦佩。
过了几天，朱翊钧又引用《尚书·说命》篇赞美宰辅大臣功业的词句，写了“尔惟盐梅”“汝作舟楫”大字二幅，命文书房宦官王宦送到内阁，赐给张居正。张居正再次上疏称赞皇上“墨宝淋漓”，“琼章灿烂”。
万历二年三月某天，朱翊钧当面对张居正说：“朕欲赐先生等及九卿掌印官并日讲官，各大书一幅，以寓期勉之意。先生可于二十五日来看朕写。”到了二十五日，讲读完毕，张居正等一行来到文华殿，但见太监捧泥金彩笺数十幅，朱翊钧纵笔如飞，大书“宅揆保衡”“同心夹辅”各一幅，“正己率属”九幅，“责难陈善”五幅，“敬畏”二幅，字皆逾尺，顷刻即就。次日（二十六日），是视朝的日子，早朝后，朱翊钧郑重其事地命司礼监太监曹宪在会极门颁发御书，把“宅揆保衡”一幅赐给张居正，“同心夹辅”一幅赐给吕调阳，“正己率属”九幅赐给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掌印官，“责难陈善”五幅赐给日讲官，“敬畏”二幅赐给正字官。张居正事后称颂皇上“翰墨之微”，“臻夫佳妙”，“二十余纸，八十余字，咄嗟之间，摇笔立就。初若不经意，而锋颖所落，奇秀天成”。
朱翊钧毕竟是个孩子，字写得好，未免沾沾自喜。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十七日，朱翊钧讲读毕，召张居正至暖阁，又挥笔写了“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赐给张居正。次日，张居正上疏委婉地批评皇上，不必过分花费精力于书法。他先是肯定皇上数年以来留心翰墨，现已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逾。接下来话锋一转，说“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者”，便举汉成帝知音律、能吹箫度曲，六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宁宗，皆能文章善画，然无救于乱亡。于是，他规劝皇上，“宜及时讲求治理，以圣帝明王为法。若写字一事，不过假此以收放心，虽直逼钟、王，亦有何益？”话说得直截了当，也很不客气，显示了这位权臣的铁腕性格。诚然，话是不错的，作为皇帝应该把精力放在大事上，书法再好，对于治国平天下毕竟无所裨益。何况有前车之鉴，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宋宁宗之流，莫不小有才华，却于朝政无补，朱翊钧当然不能陶醉于书法。不过，这对于一个正在求学的孩子而言，未免过于苛求。然而，皇帝终究是皇帝，未可与常人一般顺其天性行事。尽管皇帝权大无边，却受着无形的拘束。此后，朱翊钧便不敢再向群臣炫耀他的书法了。
不过他的书法却日臻完美。晚明人沈德符（字景倩，又字虎臣，号邠子，浙江嘉兴人）是万历年间的举人，对“今上御笔”推崇备至。他说：“今上自髫年即工八法，如赐江陵（张居正）、吴门（申时行）诸公堂匾，已极伟丽，其后渐入神化。幼时曾见中贵手中所捧御书金扇，龙翔凤翥，令人惊羡。嗣后，又从太仓相公（王锡爵）家，尽得拜观批答诸诏旨，其中亦间有改窜，运笔之妙，有颜柳所不逮者。真可谓天纵多能矣。”由此一斑也可窥见朱翊钧并非一般王孙公子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之辈，英年才华横溢，实非列祖列宗所可比拟。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元辅王锡爵仰慕皇上书法精妙，敦请赐字，有幸得到皇上御笔大字。此后，朱翊钧再不轻易以书法赏赐大臣。令人遗憾的是，这位书法奇才的墨宝，流传至今极为罕见，人们难以一睹风采。世人仅知宋徽宗善书，而不知明神宗也是一位书法大家。
（摘自樊树志著《万历传》章《十岁登极的小皇帝》，中华书局2020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