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作者家族三代与故宫渊源颇深，掌握大量关于故宫的一手资料，其中有许多从来不曾为外人知的内幕，都在本书中一一呈现。
2.跳出学术探究路线，围绕影响故宫乃至中国历史走向的人、事、物，谈历史、话文物、聊掌故，赏建筑、解科技、品艺术。
3.弥补大陆关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发展过程诸多空白，以及台北故宫藏品迁徙、保护、展览内幕。
4.深度聚焦故宫在文物保护、文创产品创新、市场化运营等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的种种努力，向读者展示故宫是怎样一步步成长为“网红”的。
5.台北历史博物馆前馆长、台湾博物馆学会前理事长张誉腾作序推荐。
6.装帧精美，设计独具匠心，封面、内文大面积使用故宫红 帝王黄，以呼应天子“九五至尊”的尊贵与独特。
7.随书附赠郎世宁宫廷画选集，精选雍正、乾隆及其后妃的“证件照”“生活照”，及融合了中西画法的山水花鸟画，展现封建时代帝王、后妃们在紫禁城内生活细节及其艺术品味。
【内容简介】
故宫是传统古老的，她已走过600年，经历明清两代的封建社会、走过民国，经历了分裂、出走，又进入大踏步发展的现代。故宫是与时俱进的，她的每一步成长无不经历脱胎换骨式的阵痛，它的每一次变化都是当时*的思想文化科技的体现。
《故宫简史》将故宫600年的历史划为九章，每章又分五节，以呼应“九五至尊”之说。《故宫简史》也不是简单的编年纪事，而是有选择的描述牵连故宫的重要人、事、物。故宫不仅仅是书中每个故事不可少的部分，更是故事主角，和故事中的情节环环相扣，始终如一，展现了一个既古老又青春、既传统又现代、既神秘又开放的故宫。
【作者简介】
马毓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博士，台湾大学法学士，企业人事，收藏家。
【目录】
目录
壹 北京紫禁终建成（1420）
明朝三座紫禁城 3
先移皇陵到北京 10
后洿其宫而潴焉 18
紫禁风水不过期 24
汉人京师头一回 32
贰 明朝从此当皇宫（1421—1644）
新宫雷劈遭天谴 45
嘉靖不走东华门 54
万历自困紫禁城 65
前朝后宫那些事 73
崇祯苦守朱家院 80
叁 白山黑水新主人（1644—1911）
清宫变身有原因 89
正大光明皇家猜 101
三希堂主狂收藏 108
战乱祸延皇家苑 123
紫禁告别天命论 130
肆 溥仪经营小朝廷（1912—1925）
国中国里似神仙 141
复辟称帝白折腾 147
国家宝贝攒着花 153
一时政变促离宫 159
小朝廷回归梦碎 165
伍 皇宫变成博物院（1925—1949）
故宫初期历险难 175
故宫院长光环沉 180
宝藏颠沛不流离 187
文化侵占行不通 194
国宝从此分两地 203
陆 故宫迎来新纪元（1950—1965）
开国收整残帝宅 211
大小宝贝找回家 218
主席牵挂紫禁城 228
时代考验旧皇宫 233
故宫文物再出发 238
柒 风雨飘摇故宫挺（1966—1976）
心系书画故宫人 247
故宫茶壶小风暴 253
皇宫旧店新开张 256
文物外交亮高招 259
天摇地动试宫魂 262
捌 继往开来新格局（1977—2019）
库藏增减总有时 269
文物代表争出场 277
雍正拉近两岸情 285
宫廷风情入镜头 292
故宫新姿迎大众 297
玖 六百岁风华绝代（2020）
百年大修迎大庆 307
文化遗产属世界 316
科技古法求永恒 322
故宫学方兴未艾 330
两岸共筑故宫梦 337
注释 343
故宫大事记 357
【前言】
推荐序
紫禁城，封建王朝的象征；故宫，世界文化遗产重镇。
本书作者马毓鸿努力爬梳史料，以抽丝剥茧的考据功夫，从历史、地理、城市规划、建筑庭园、美学艺术、文物典藏、朝廷斗争、君臣心理等多元观点切入，脱离传统平铺直叙的窠臼，以侦探推理和创新想象手法，利用18万余言和丰富的统计数据，透过9章共计45回合的精彩叙事，重新复原紫禁城和故宫六百年来千丝万缕的互动历程，为读者打开一个引人入胜、前所未有的崭新视野。
我与马毓鸿相识于2013年底，当时我是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他经友人推荐来本馆举办 “神壶奇技——鸿远阁珍藏·索振海内绘鼻烟壶精选展”，在二楼展出他精心收藏的冀派内画大师索振海内绘鼻烟壶遗作158件，引领观众细品内绘鼻烟壶的精丽雅致，悠游于索振海壶中舞墨的方寸世界。我问他为何会有这批收藏，他说缘起于13年前为岳父马汉宝先生挑选生日礼物，看到索振海所作老虎内画鼻烟壶后，惊为天人，从此迷上内绘这一绝活，开始搜购古董鼻烟壶，并成为国际中国鼻烟壶学会理事。
毓鸿兄是位勤奋的收藏家，凡有所藏，必悉心搜罗相关历史、艺术或文化文献，深入研究，并多方请教专家，因此能在短期内卓然有成，并自成一家之言。以鼻烟壶为例，他在北京家里庋藏近500件，大部分出于索振海之手。他结合收藏实践心得著成《盈握神奇：鸿远阁藏索振海内画鼻烟壶》和《鼻烟壶收藏入门百科》二书。前者7万余言，中英对照，以近500幅精美图片，逐一介绍自己的收藏。后者则从鼻烟壶背景开始，逐步探讨壶的辨真认伪、制作工艺的高低评价、相关资料的搜集归纳，以迄市场行情调查和预测等收藏执行步骤，成为一部关于鼻烟壶收藏的系统、科学的工具书。
毓鸿兄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早年执业律师，之后成功转型为企业家。他年轻时曾习国画和西洋画，岳祖父马寿华也以书画著称，在世时一直是台湾美术家协会主席，其书画作品两岸故宫博物院都有收藏；2017年台北历史博物馆还曾出版马毓鸿为他写的艺术史传记《台湾传统水墨画的振兴者：马寿华》。马毓鸿本身也收藏书画，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和副院长李文儒都有私交。他也因为喜好文物和历史的关系，一直很关心两岸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因此，本书写作虽然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其实是他多年积累文献、交游广阔和博闻强记所展现的璀璨成果。
毓鸿兄兴趣广泛，喜欢阅读，为人幽默，雅好各类收藏，不拘一格。他在北京的家“鸿远阁”，被友人昵称为“小故宫”。而我喜欢的，是听他畅谈政治，从国际变化到台海局势，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每次一谈就是两三小时，非常过瘾。
欣闻他即将出书，与社会大众分享多年研究故宫的成果，我有机会在付梓前拜读初稿，并草就此序，深感荣幸。现在，容我试举几个书中例子，一则借以展现马毓鸿一流的说故事技巧，以及他对两岸故宫博物院的真诚关心，一则也聊尽为读者导读的责任。
在本书开宗明义章《北京紫禁终建成》的回合《明朝三座紫禁城》里，他引述了明朝权臣刘伯温的预言：“南京紫禁城人是打不进来的，鸟倒是飞得进来，比如燕子就可以飞进来。”结果，后来飞进来的正是燕王朱棣，也是日后建造北京紫禁城的明成祖。接着，他就告诉我们：“其实，明朝总共有三座紫禁城，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打造了两座。事实上，朱元璋刚开始打造的并非南京紫禁城，而是位于家乡凤阳的紫禁城，直到1375 年，朱元璋放弃营建中都的计划后，才集中力量完成南京紫禁城的建设。如果说北京紫禁城是南京紫禁城的改进版，那么凤阳紫禁城就是明朝紫禁城母版。”短短几句话，就清楚交代了三座紫禁城的来历。
在第五章《皇宫变成博物院》他是这样开头的：“1925年10月10 日，就在这一天，紫禁城乾清门广场前聚集了3000多位重要人物，神武门的门洞上悬挂了一个新匾额，是李石曾写的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大家都是为了这一天的开幕典礼前来。皇室宫殿，这数百年来的禁地，从这一天起，将对外正式开放。从紫禁城到故宫，这个名称的改变，意味着从今以后，这里不再是皇宫， 而成了一座博物院。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此可以走进昔日神秘的皇家宫殿。这浓缩中国建筑艺术精华的宫殿群，这庋藏深宫里的大量历代珍贵书画瑰宝，原属于过去明清皇室的专享，从这一天开始，一一展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之前。”这段话展现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与法国卢浮宫从皇家宫廷转变为公共博物馆的历史如出一辙，正可中西映照。
后，让我们看他是如何为本书收尾的：在第九章《六百岁风华绝代》第五回合《两岸共筑故宫梦》里他这样写道：“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原是同一个故宫，藏品品类极为相似，互补性强，尤其又经过数十年的积淀和发展，真正才是彼此合适、有力的帮手。只是不知道哪一天，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才能够按图索骥，把故宫珍宝放回它原来的位置，而不是在你我的梦里。大家心里都明白，那将是美好的一天。”
马毓鸿笔带真情，畅言紫禁城六百年风华，对于紫禁城关爱者来说，将是一场不同凡响的阅读飨宴。
张誉腾博士、教授
台北历史博物馆前馆长
台湾博物馆学会前理事长
【免费在线读】
明朝三座紫禁城
刘伯温说：“南京紫禁城人是打不进来的，鸟倒是飞得进来，比如燕子就可以飞进来。”
皇帝一定是要和其他人不一样，他的尊贵帝位是上天注定，所以，一诏令天下就说“奉天承运”［1］。
中国人向来以龙的传人自居，龙的图案在唐以前，并未被皇室所独占，但是到了宋朝，龙已经成为皇权的象征，皇宫器物常用龙的图案来装饰。北宋哲宗元符年间，政府次颁布禁令：除了皇帝之外，五爪金龙的图案禁止其他任何人使用。
皇帝不但要大家相信他当上皇帝是天命，他是天帝之子，是龙脉传承者，一切礼法、典章制度，所用器物，都围绕着这个前提做文章，甚至他住的皇宫也离不开这个命题，处处讲究。从周、秦汉一直到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的近三千年中，皆是如此。
中国封建社会阶级意识形成后，建筑模仿星象的权力也被统治者垄断——结合天文星象将“天人合一”“唯我中心”体现在都城和宫殿建筑理念之中。战国人石申所著《石氏星经》指出天空的中央是紫微、太微、天市三垣，所以，“中天三垣”的概念常被考虑在都城的建筑中——紫微垣处中心，往往被视为天帝居住的天宫和天帝之子所住宫殿的完美标志。《周礼》中天子“明堂”在概念上指的就是在天空中央的紫微宫。秦始皇的咸阳宫也被称为“则紫微，象帝宫”，效法取象天帝的紫微宫，端居中央。
秦朝的都城设计深受天象影响，在京城营建整体上多方面模拟天象。秦都咸阳的宫殿分布于渭水南北两岸，渭水贯穿国都。波光粼粼的渭水，仿佛星光灿烂的银河，在河上架建宽广的桥梁连接两岸，恰似鹊桥衔接天界，因而在《三辅黄图》中留下了“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记载。渭南的信宫也被更名为象征天极的“极庙”，在阿房宫殿前设置同是奎宿星名的“阁道”，经过正殿的大路当作天文中的“本初子午线”，将这些天象一一体现在都城之中，俨然形成以天下正中、唯我独尊主宰者身份自居的氛围。
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之后，鉴于渭水北岸的秦朝皇宫已成废墟，便选在渭水南岸秦朝兴乐宫一带奠都，命名为“长安”。高祖七年（前200年）开始由丞相萧何主持修建长安宫殿，但萧何自作主张，在秦朝兴乐宫的基础上再扩建后并改名为长乐宫，又在秦朝章台上兴建了规模宏伟的未央宫。
高祖东征归来，见状，勃然大怒，责问萧何：“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萧何答曰：“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刘邦也觉得萧何的这番说辞颇有道理：只有把皇帝居住的宫殿建得壮丽，才能彰显其威严，而且要成为完美的，使后人没有办法再改进、超越。现在虽然已经见不到汉朝宫殿群的全貌，但是从其十余米高及占地五万多平方米的宫殿遗迹可以想见，这些宫殿当年是何等壮丽辉煌。
秦汉时期，礼制上规定皇宫称作“禁中”，到了唐代，人们更是强调皇宫就是天帝之子所居紫微宫的属性，于是，人们开始称皇宫为“紫禁”［2］。从此以后，不再像秦汉偏重京城整体上模仿天象，皇宫不仅要壮丽宏伟，令人敬仰，还要在皇城本身尽量模仿紫微垣星象上下功夫，在建筑规范、名称、尺度及细节上体现天子紫微垣般的尊贵地位。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做得比明朝还要认真。
其实，明朝总共有三座紫禁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打造了两座。
朱元璋出身农民，还当过和尚、乞丐，自然更迫切地希望证明他是上天赐命，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一统天下的皇帝。而容易“晒”其天命尊贵地位的方式，无异于建造符合礼制又讲求龙脉风水的紫禁城，可以无时无刻形象地巍立在皇城之上，让百姓景仰信服。
事实上，朱元璋刚开始专心打造的紫禁城并非南京紫禁城，而是位于他和许多期盼衣锦还乡的开国功臣的家乡——临濠。临濠因位于凤凰山之南，后改名凤阳（今安徽凤阳）［3］。凤阳乃当时的中都，为了取法唐、宋、元都城，朱元璋还派专人前往三朝故都实地考察。凤阳紫禁城之营建可谓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其营建所用材质及华丽程度，远超南京紫禁城及后来的北京紫禁城，不仅“令天下名材至斯”，还遣使到尚未归入图籍的附属国“求大木”。城内木构建筑穷极侈丽，画工彩绘鲜艳夺目，石构建筑华丽奇巧，雕镌图案精美绝伦。重要的是，其规划是遵循《周礼·考工记》中王城制度的规定，严格按照传统的对称原则及中轴线上宫阙的建筑布局。
如果说，北京紫禁城是南京紫禁城的改进版，那么凤阳紫禁城就是明朝紫禁城的母版。虽然凤阳紫禁城曾经是以吴王新宫（南京紫禁城的前身）为原型进行改进的，但终还是凤阳紫禁城建造进度超前。所以吴王新宫在增建成南京紫禁城时，是完完全全以当时的凤阳紫禁城为蓝本。经过前两座紫禁城的建造，北京紫禁城得到了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从而使其成为所有紫禁城中的版本。同样的营建经历，在世界中外历史上都不曾再见过。
吴王新宫及南京城的肇建，离不开一位被传颂为“诸葛亮再世”的人——刘基。刘基，即刘伯温，他是朱元璋极其倚重的开国元勋，在朱元璋还是吴王之时，他已被吩咐主持吴王新宫的堪舆营建，《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随着朱元璋称帝及定都南京，南京城的堪舆及营建重任，还是落在了他身上。民间传说一直以为是刘伯温主持修建的北京都城，其实，北京都城及紫禁城开始修建已是他死后三十余年的事。
相传刘伯温为寻觅龙脉宝地建造南京紫禁城，堪舆南京风水，几乎踏遍南京的每一寸地，但是他对如何向朱元璋报告勘测结果伤透脑筋，原来，他发现南京的“龙头之地”竟然在钟山之南的燕雀湖，而且是五百余丈宽、深有百余尺的大湖，湖中如何建造帝王之居？
姑且不论刘伯温是否真的算出龙头是在燕雀湖中，朱元璋终确实动用数十万民夫和士兵，日夜不停地，硬是把偌大的燕雀湖填平了，然后用了大量的石块和木桩填塞成地基，在上面建起了中国历史上一座经过填湖盖成的皇宫。
现代人若观研南京城布局，再综合历史因素考虑，也将惊人地得出与刘伯温相同的结果。
南京城在明代以前一直是沿着玄武湖至聚宝山这一南北轴线发展的，北部是六朝都城旧址，南部是南唐至元代始终繁荣的原南唐故都。朱元璋攻占南京后，暂用南唐皇宫为吴王府，但是此处腹地狭窄，又接近闹市，搬迁大量居民不易，且将宫殿置于南部闹市区，也不合规制，实在不适合规划帝制规模的宫殿。若将帝宫置于六朝故都宫城旧址，朱元璋又忌“六朝国祚不永”。在玄武湖至聚宝山轴线上的任何位置建造帝宫，均无法跳脱旧城形制的束缚，也难以达到帝宫规模的要求，更何况北部六朝故址和南唐故都旧址皆犯“国祚不永”的大忌，均不可取。南京城西北太接近山区又濒临长江，而明初主要军事威胁来自长江以北地区，建帝宫于此方位将不利防卫。所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位于南京城东北（玄武湖东南）的燕雀湖成为合理的选择。
另一个关于刘伯温神机妙算的传说也替南京紫禁城的历史发展留下了伏笔。
南京城修建完成之后，朱元璋带领刘伯温、李善长、宋濂等一批文武大臣，一起查看刚修好的南京城墙。朱元璋看到城墙修得如此雄伟高大，十分高兴，兴之所至，他对着在场的文武大臣说：“这城墙修得如此雄伟高大，可谓固若金汤，这天底下还有谁能打得进来？”
李善长和宋濂异口同声：“皇上英明，大明基业定能永传子孙千世万代，永垂不朽。”其他臣子亦争相附和，唯有刘伯温在旁一直沉默不语。朱元璋纳闷，就问刘伯温：“贤卿也参加了设计和修建南京城的工作，为何默默不语，你觉得这城墙修得如何？”
刘伯温沉思片刻后说：“陛下，这南京城墙确实坚固无比，任何人都打不进来，但是……”
朱元璋和周围的人听到“但是”两个字，都竖起了耳朵，想听下去，朱元璋马上接着问：“但是什么？赶紧说。”
看了一眼朱元璋，再看了一眼其他人，刘伯温说：“南京紫禁城人是打不进来的，鸟倒是飞得进来，比如燕子就可以飞进来。”
大家一听，哈哈大笑，以为是玩笑话，唯独刘伯温还是没笑。他没笑是因为他话中有玄机，朱元璋和当时到场的一些人一直到死都不明白，倒是当时在场的活到朱棣打进南京那天的人，他们才明白刘伯温的话不是说着玩的——刘伯温说的燕子，就是燕王朱棣。
朱棣，也是日后建造北京紫禁城的明成祖。
嘉靖不走东华门
紫禁城作为重要的礼仪上演场所，它的建筑也处处显示了规范礼仪的作用。
朱厚熜准备继承皇位，一路疾行到北京，到了宣武门外，忽然不走了。
马上就要登上皇帝宝座，还有什么需要犹豫的？原来，礼部安排的继位礼仪是要朱厚熜由东华门进入紫禁城，而不是由午门。
只有非常细心的人才会注意到，东华门的门钉只有八行，而其他三座门——午门、西华门、神武门——的门钉却有九行。这一细微的差别，在将近五百年前，曾经引发了一场撼动朝野的政治风波。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他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所以，皇太后决定由他的堂弟湖北藩王朱厚熜继承皇位。而礼部安排他由东华门进入紫禁城，先到文华殿追认武宗的父皇为父，获得皇太子的身份，然后再继承皇位。
东华门的门钉少了一行，在等级上低于午门、玄武门，也低于西华门。这道门因为接近作为太子宫的文华殿，是太子出入紫禁城的当然通道。皇帝本人，几乎从来不走东华门。
强硬的朱厚熜甘冒失去皇位的风险，断然拒绝礼部的要求，坚持自己是来当皇帝的，怎能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宫，而固守礼仪的大臣也敢于和即将继位的皇帝抗争。双方僵持不下，后来皇太后考虑皇位不能久虚，妥协了。朱厚熜如其愿由大明门正中御道经午门进宫继位，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
到底是什么魔力让双方如此固执己见？不就是一套为继位设计的典礼仪式吗？
封建帝王的家世脉络必须非常清楚，继位皇帝跟前任皇帝必须形成直系关系，如此才是一脉相传。朱厚熜与武宗朱厚照同辈分，如果他想得到继承皇位的资格，就必须先过继给孝宗为子。
嘉靖从东华门进宫，就意味着他愿意先认武宗的父亲孝宗朱祐樘为父，成为过继给伯父的儿子、武宗的弟弟，自己的父亲朱祐杬反而成了叔父。而朱厚熜偏偏又是一个孝子，还打算把自己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这在明朝显然是违反祖制的。当时大臣们就分为两派：一派以张璁为首，支持嘉靖的这个想法，为议礼派；另一派以首辅杨廷和为首，他们坚决反对嘉靖的想法，认为祖制绝不可破坏，为护礼派。
两派为了嘉靖过世的父亲和在世的母亲的称谓和其他礼仪形式争议不休。当议礼派逐渐占据上风时，护礼派决定用非常手段向皇帝进谏。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一支包括了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和御史三十人等共二百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嘶声呼喊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呼天抢地，一时声震阙庭。
嘉靖皇帝闻之大怒，派人将员外郎马理等四品官以下一百三十四人逮捕入狱，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姑令待罪。在抓捕现场，锦衣卫瞬间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左顺门前血迹斑斑。这些血迹清楚地表明一个事实：十八岁的嘉靖皇帝心意已定，而且是不能被逆转的。
结果，五品以下受杖者一百八十多人，其中十七人因伤势过重而死，四品以上夺俸。又将杨慎、张原等纠集者施行廷杖，张原当场被杖死，其余或被削职为民，或被发配边疆。
嘉靖十五年（1536年），太子宫文华殿被改成皇帝的便殿。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三殿重建落成，正殿名称不再用“奉天”，改为“皇极”，“华盖”“谨身”二殿也改为“中极”“建极”。再将奉天殿前的“奉天门”更名为“皇极门”，奉天门前的“左顺门”“右顺门”更名为“会极门”“归极门”。
这些举措表面上似乎无关礼仪，其实也是嘉靖礼仪改革的一环，完全从维护自身帝位的合法性着眼。不过，这一举措更像是在“左顺门”事件发生多年以后，嘉靖送给护礼派的告别礼。
登基大典是紫禁城重要的仪式，在明清两朝的500多年里只出现了二十多次。所有的大典细节在《明会典》里都有明晰的规定。嘉靖因藩王入承大统，登基大典本就与其他皇帝的继位大典有所不同，且由于他的临场发挥，更让尊崇道统的大臣们几乎是以生命来捍卫祖制。其实，嘉靖还是按规矩走完了大典的大部分程序。当上皇帝后，他也基本上行礼如仪。
对于紫禁城来说，每年都有三个重大的节日，这三个节日的典礼，皇帝都必须亲力亲为，不能假于他人。
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在新年开始的天，王公大臣、外国使节都会向皇帝进献贺表，其礼仪程序与登基大典大致相同，但因为少了祭悼先帝的环节，整个气氛喜庆轻松许多。
冬至，紫禁城的一个大节日，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气。因为是北半球太阳高度角小的一天，所以阳光照射进皇极殿（清太和殿）的光线也深，甚至可以直接反射到大殿正中央的匾额上，这是一年中难得一见的景观。古人认为，冬至是阴阳转势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以后，阴气渐消，阳气渐长，在阴阳理论中有其特殊地位。中国自古即有“冬至大似年”的说法，它一直被当作另一个新年来过。在这一天，皇帝必须亲自到天坛祭天［1］，第二天就在大殿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皇帝的生日，即万寿节，是紫禁城的另一个大日子，也是一个普天同庆的节日。在这一天，京城中的拜寿场景随处可见：百官分队而列，望阙叩头；匠人们已经用彩画、布匹等把主要街道装扮得绚丽多姿，到处是歌舞升平的景象。京师及直隶省都，各建道场，诵经祝寿。各地的文武百官设置香案，向京城方向行大礼。把天子的生日与“朝岁”“祭天”的节日并列起来，便增加“万寿节”的庄严气氛和实际分量，使其有了更加崇高的意义。
封建社会须要礼制来界定阶级行止，中国自周朝礼制即大备。《周礼·大宗伯》将礼仪总括为吉礼、嘉礼、凶礼、军礼和宾礼五类，涉及社会生活层级的方方面面。紫禁城作为重要的礼仪上演场所，它的建筑也处处显示了规范礼仪的作用。
沿着中轴线的御道进出午门中门，是皇帝专享的特权，皇后和皇帝大婚时也能走一回。不过，这个特权每隔三年就会有一次破例。
每三年举办一次的殿试，皇帝是主考官，参加殿试的考生已经在先前的过关斩将中取得了贡士的称号，这场在皇宫里举行的考试，会让每位考生感受到成为天子门生的无上光荣。在1790年之前，明清两代的殿试都是在太和殿广场露天举行，到了乾隆年间才改在保和殿内举行，以显示皇帝对考生的关怀。
考生以楷书完成皇帝亲自拟定的题目，在太阳下山前交卷，考卷严密封存后，先由读卷大臣挑选出十份好的，再呈交皇帝亲自审阅，由皇帝钦定终名次，从中选出状元、榜眼和探花。
中状元的有时未必是秀的，可能只是因为随机的不公平待遇。嘉靖二十七年那一次的殿试，原本应该是吴情中状元，因“吴”与“无”同音，嘉靖便说：“无情”岂宜得。当天夜里，嘉靖听到雷声轰鸣，就不再犹豫了，决定让另一位叫秦鸣雷的考生做状元。
殿试后的第五天是公布成绩的日子，叫作传胪。传胪是紫禁城中重要的典礼。
五鼓拂晓时分，所有殿试考生都跪在大殿前等候传胪。开始后先喊甲名即状元，第二名即榜眼，第三名即探花，每喊一次名就奏乐一番，然后这三位幸运儿便跟随礼部官员捧着黄榜，沿着御道，从午门中门出宫。只有这一次，他们能享受皇帝和皇后才能走过的途径，从午门中门出宫。这一定是天下读书人梦境中美妙的一段路。
午门［2］是紫禁城的正门，是颁发皇帝诏书的地方，也是很多有特殊意义的典礼仪式举行的地方。皇帝在立春时节赐春饼、端午节赐凉糕、重阳节赐花糕；十月初一颁发次年历书；腊月初一举行“颁朔”典礼颁布次年历书；遇有重大战争，大军凯旋，也在此举行向皇帝敬献战俘的“献俘礼”。但是民间误以为有“推出午门斩首”的惩处方式，却从未发生过。
午门在明代只是皇帝处罚大臣，施以“廷杖”的地方。当大臣触犯了皇家威严，皇帝便会以“逆鳞”罪名，命人将其绑出午门前，在御道东侧打屁股，叫作“廷杖”。起初只是象征性地责打，后来发展到真的打死人。嘉靖因“左顺门”事件廷杖一百八十多人，当场毙命的就有十七人，说不定“推出午门斩首”的传说就是由此开始。
不过，天子也有敬畏而且绝不能得罪的对象。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其兴衰往往依托于上天的恩威。皇帝自称天子，自然是人世间得到上天恩泽多的人，一旦上天动怒，个应该遭殃受罚的，非皇帝莫属。所以与上天对话，成为皇帝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而皇帝与上天的对话方式就是各种祭祀活动。因此，皇帝对于祭祀格外重视，祭祀礼仪对所有细节都有完整的规定。
宫廷祭祀总共有八十多种，分大祀、中祀和群祀三个等级。
大祀多由皇帝亲自祭拜，中祀一部分由皇帝亲祭，但大部分派官员祭祀，而群祀则完全由官员代劳。绝大多数的祭祀都有一套几千年一脉相承下来的规矩，而且到了明代，已呈现儒、释、道并用的政策，但是嘉靖非常突出的偏重道教，其来有自。
嘉靖之父兴献王封国安陆（今湖北钟祥市），此地道教盛行，兴献王一生笃信道教，年幼的朱厚熜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之下，很早就对道教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入京继承皇位后，忙于政务，一时无暇从事道教活动，但他体质弱，又不适应北方寒冷天气，加上大婚之后纵欲过度，多次生病，有时甚至不能上朝视事。对于位极天尊的嘉靖来说，如何健康长寿变成他的追求，而他以为可以从道教的方术中得到解答。
于是嘉靖在宫中大搞斋醮活动。宫中不仅到处设醮坛，祀祷活动也非常频繁，“或连日夜，或间日一举，或一日再举”。嘉靖二十一年，他听从方士陶仲文的意见，在西苑建“大高玄殿”，作为宫中演习所谓“科仪”的道教法事、进行祷祭的道场。同年秋天，陶仲文又怂恿嘉靖建造“祐国康民雷殿”。他吹嘘，此殿建成后，皇帝的愿望就可以借助雷声直达天庭。嘉靖也言听计从。嘉靖成天修炼拜神，把朝政“承包”给了擅写天神祝文的严嵩、夏言等“青词宰相”，也让嘉靖在历史上留下“神仙皇帝”的外号，以呼应他如痴如狂的拜神行径，但这远不足以反映他为求长生不老所采用的种种荒诞不经的方法。
嘉靖听信道士之言，计划用“静摄”的方法养生，每日早起后，嘉靖必面对初升的旭日，吸收日华，然后饮用甘露以健身。所以宫女们得天将亮就在御花园采取晨露，左手拿玉杯，右手拿玉簪，从花叶上一滴一滴地摘取露水。这样天天采露，宫女们十分劳累，有的生病，有的逃走，半年内就有近百名宫女病倒。终于，一群积怨已深的宫女，密谋在嘉靖到爱妃寝宫就寝时，以结绳勒死他，未料错打成死结，嘉靖没被勒死。他在昏死了七八个小时，吐出几升紫血后，又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参事者及有关系之人共二百余人，自然都没有好下场。由于此事发生在壬寅年，史称“壬寅宫变”。
壬寅宫变后，嘉靖再也不敢住在紫禁城内，从此移居西苑（燕王旧宫），终日修玄道、求长生，不理朝政，与大臣隔绝，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不再上朝。
嘉靖应该也是位选择“有家归不得”的朱家大院主人。
朱家大院在嘉靖之后换的新主人，却是另一个的例子，自己决定三十多年不出紫禁城一步。这位新主人，就是明神宗，年号万历。
崇祯苦守朱家院
此时，合理可行之计，就是——南迁。
仿佛所有的问题都要由他来承受。他其实很努力，也不是一个昏君。
崇祯十七年（1449年），到处都弥漫着死亡的味道，连紫禁城都像一座被遗弃的空城，北京城十室九空，元凶是鼠疫，即曾经夺去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陕、豫、冀地区深受其害，死亡人数超过千万。
鼠疫之前，蝗害已肆虐华北多年，天灾更是从他登基的年即开始，像被诅咒了一样，接连不断。《汉南续郡志》有记载：“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无。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流离失所。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陕北驿站正式被裁撤，驿站有一名名叫李自成的兵士也失业了。
崇祯朝天灾年年，已经到了“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啃树皮，掘草吃，树皮野草也吃光了，只得人吃人，那时大多数饥民追随的就是“闯王”李自成。
在紫禁城里，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同父异母兄长、天启皇帝朱由校没有子嗣，所以由朱由检继承皇位。从继位天起，崇祯就励精图治，希望大有作为，几乎天天上朝，是太祖、成祖以来勤政的皇帝。
刚继位，崇祯就提倡“文官不爱钱”，务求节俭，而且一直以身作则，当政十七年，他对朱家大院紫禁城没有进行过任何营建，对自己的吃穿也完全不讲究。
他继位后先对付的就是阉党，尤其是在熹宗朝权倾一时的太监头目魏忠贤。
他刚开始异常小心，不动声色，照样礼遇魏忠贤，但是不敢吃宫里准备的东西，而且逐渐用他原来信王府的宫女太监置换掉身边的宫女太监。魏忠贤为了试探崇祯，献上四位美艳女子，崇祯对女色虽然兴趣不高，仍然假意收下，仔细搜身后竟然在她们的裙带发现了宫中称为“迷魂香”的药丸，这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春药。魏忠贤见此计不成，进而安排一个小太监在宫中暗墙内，手中端着“迷魂香”，使室内自然弥漫着一缕缕奇特的幽香，以达到催情的效果，但是同样被崇祯识破。崇祯也因此不禁感叹：“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
崇祯终于找到合适的时机，先除魏忠贤右臂亲信、官居兵部尚书的崔呈秀，然后在众多参奏弹劾魏忠贤的声浪中，派他去凤阳祖陵司香。魏忠贤竟大铺排场，带着卫兵一千人和大车四十辆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彻底激怒了崇祯。崇祯派人将其押回京治罪，他在回京途中就投缳自尽。崇祯接着很快清除了阉党党羽二百五十八人。
治理阉党的同时，崇祯也逐步将一些被阉党迫害的东林党成员复职。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由来已久，但是“东林未必都君子，而阉党未必皆小人”。崇祯一心整顿朝纲，他采取的所谓抑恶扬善的举措，反而成为党争此消彼长的帮手，直到明朝终了之时，党争一天都没停过，始终让崇祯头痛不已。
名将袁崇焕也在复职之列。当初他因魏忠贤不公，心存不满而辞职回乡。崇祯派他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并支持他的主战思想。袁崇焕骁勇善战，曾经把后金的努尔哈赤打得落花流水，也曾大败皇太极，对关外的后金入侵有遏阻之功。
崇祯三年（1630年），对大臣将领们始终无法信赖的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以为袁崇焕通敌，对其施行惨无人道的凌迟磔刑，家人流放三千里外，进行抄家。抄家后却发现袁崇焕家无遗财。
袁崇焕一死，有如明朝长城失守，清军的忌惮被扫除，他们放马中原已指日可待。
而另一方面，李自成带头的农民军内乱却是越演越烈，崇祯十七年的元旦，崇祯皇帝的后一年，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大顺，国号永昌，他称帝以后的件事就是冲着北京城一路杀过来。
华北地区经过旱灾、蝗害、瘟疫多年，早已是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李自成大军直指北京，一路所向披靡，只遭到少数城市极力抵抗，很多城市闻风即开门投降迎接，所以其实更像是一路摧枯拉朽。
前线的败报不断被带进紫禁城内，崇祯皇帝意识到明朝已经到了危急的时刻。西北防线基本是空的，没有任何一支能抵挡李自成大军的军队，有可能阻挡李自成大军的军队还在宁远顶着，那是东北方防清军入侵的后一道屏障，调用不得，否则，到时两面夹攻，灭亡会更快。
此时，合理可行之计，就是——南迁。
《明史·后妃传》就有记载：“周后尝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问之，遂不语，盖意在南迁也。”这段崇祯与皇后的对答其实就是，周后看着皇帝因为流寇闹得太凶而着急，就提醒他说：我在南方还有一个家。皇帝问这是何意，周皇后就不答了。崇祯皇帝心领神会，应该是明白皇后的意思。不过，这个故事还有后半段。
前朝天启皇帝的皇后，崇祯的寡嫂张皇后听说此事，她就找到周皇后问了一句话：“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意思是说，你们都跑了，那列祖列宗怎么办？
背弃祖宗的罪名，一般人都承受不起，更别说是一国之君。
其实，对南迁之事，崇祯皇帝不是没有心动过。
崇祯十七年的正月初三，新上任的左中允李明睿到德政殿觐见皇帝，为感谢皇帝的知遇之恩，他先请皇帝撤下内侍，然后直接切入正题，以贼寇马上逼近京城，生死存亡之际，请皇上赶紧南迁。
崇祯对李明睿道出自己的顾虑：“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但是李明睿的真诚终使崇祯皇帝同意了他的看法，不过，崇祯后警告他不可泄漏此事，“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洩，洩则罪坐汝”。
君臣之间就迁都的各种事项开始讨论，甚至连护送军队、资金、路线等问题都一一谋划好了。
三月初四，可能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崇祯便对众臣说：“李明睿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于社稷，朕将何往？又劝朕教太子先往南京，诸卿以为如何？”
崇祯语毕，一片哗然，内阁首辅陈演立即带头反对，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慷慨陈词，极力谏阻，全是冠冕堂皇、不切实际的高调。甚至有言臣激动到痛哭流涕，好像只要崇祯南迁就是明朝罪人，就是昏君，是弃天下于不顾。接着还出现了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人心的言论。
崇祯一看，反对声太大，只好作罢。
第二天，崇祯对南迁一事正式发表了讲话——
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逆贼虽披猖，腾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仔细体会崇祯说这些话时的心情，真是满满的苦涩和无奈。
崇祯一心期望南迁，他清楚与其拎着北方一片焦土迎战，苦守一座孤城，不如南迁，韬光养晦，以偏安换取时间，再图他日中兴。但全因这所谓的文臣清流，不切实际的道德高标，硬生生地把崇祯这位非亡国之君逼成亡国之君。而这些大臣表面口口声声仁义道德，心里打的却完全是另一番算盘。
陈演这些内阁大臣明明知道崇祯皇帝需要他们表态支持南迁，却选择反其道而大加反对。真正的原因无非是以下几点：
首先，他们不愿意承担责任，既有崇祯皇帝日后问责的顾忌，又有身后历史留名的考虑。如果他们同意南迁，中途出状况自无好下场，即便偏安成功，皇帝也可能杀他们以谢天下，由他们承担背弃祖庙皇陵之责。
其次，是不愿舍弃自身的利益。朝廷中不支持南迁的多是北方籍官员，不愿意南迁多半是不想轻易放弃自己在北方占有的大量良田美宅，在当时官场自我意识强烈的风气之下，明朝即使灭亡，他们一样会想办法在新朝廷讨得一份差事，这更让他们犹豫为即将亡国的明朝尽忠是否合算。
而更等而下之，则为言臣光时亨之辈，只是徒为留下诤谏之名，他们言辞激愤却毫无建设性的实质内容，到后只能误国害己。
也许因为这种种一切，所以人们总说，明实亡于嘉靖，亡于万历，亡于清流，亡于阉党，却不愿面对明朝其实是亡于崇祯的事实，而且更愿意说出心里的感想，“天子守国门，国君死社稷”，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都做到了。
他守护这座朱家大院，好辛苦。后，他死在煤山，紫禁城的镇山， 就是那座用拆元皇宫建筑垃圾压在元帝寝宫上堆成的小山——本是用来灭元朝王气的开始，没想到也成了明朝的结束。
紫禁城又将开始另一个新的局面，朱家大院马上准备换新主人，这次是满族姓氏，爱新觉罗，一住又是两百多年。
肆
溥仪经营小朝廷
（1912—1925）
国中国里似神仙
这个小朝廷依然称孤道寡、封官赐谥，保持着帝王气派和排场，很多地方都能和民国政府分庭抗礼，俨然“国中之国”。
1912年2月12日，清朝这个当了268年紫禁城主人的封建王朝，在养心殿内又进行了一次御门听政，但是和以往都不同，它其实已经很难再被叫作上朝，因为这次政务活动的内容，就是隆裕皇后带着六岁的溥仪颁布皇帝退位的诏书。从这一刻起，中国的封建王朝永远成为历史。
武昌起义的枪声唤醒了民众对民主共和的向往，绵延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像腐朽的旧厦，虽然在一夕之间被推倒，但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帝王思想并未能马上彻底根除。许多清室遗老剪下发辫即为中央要员，地方旧吏褪下朝服则成民国新贵，而紫禁城作为几百年来维系亿万民心的精神支柱，也史无前例的成了前朝逊位皇帝的避难所。
中国历朝的末代皇帝，结局无不悲惨。就拿近一千年来说，北宋的徽、钦二帝成为金的俘虏，受尽凌辱。南宋末帝被元军追杀，大臣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跳崖而亡。元顺帝被明军追杀，逃亡于大漠。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下场更惨。唯独清末帝溥仪以童稚之年，未经任何苦难，还能和平交接，逊位于民国，不仅能安居故宫内廷，还享有种种优遇。
其实，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清廷政府早已处于朝不保夕、摇摇欲坠的形势下，和民国政府根本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袁世凯却能穿针引线，软硬兼施，拨弄其间，促成了于1912年1月17日议定的对清廷极其优惠的《清室优待条件》。但清廷亲贵还不知足，想更进一步的讨价还价。后，袁世凯授意段祺瑞等将领通电，迫使清廷接受了条件退位。这份《清室优待条件》的主要条款有：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数额俸饷仍如其旧。
这种对待败弱前朝的承诺是旷古绝今的，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袁世凯的真正意图。或许是清朝刚被推翻，各地虽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但地方群吏转身即变新贵。中央如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等皆曾为前朝重臣，他们内心深处怕被人以封建礼制相责，所以特别宽待清室。又或许袁世凯在身居民国大总统之后，挥不去深植心中的对帝位的念想，反而在更大权欲贪念的驱使之下，给予溥仪小朝廷优厚待遇，一方面冀望以其微型封建朝廷的存在持续影响人心，另一方面也能替他守着这一摊，便于自己将来顺利接替登上皇位。
后来，紫禁城就以乾清门为界，以南的外朝部分为民国政府所有，而以北的内廷部分仍由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那一套人马居住。他们虽无实际发号施令的职能，但仍能过着一切以皇帝为中心的小朝廷生活。当时的京城既有在紫禁城内廷的清朝小皇帝，又有在中南海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而且这个小朝廷依然称孤道寡、封官赐谥，保持着帝王气派和排场，很多地方都能和民国政府分庭抗礼，俨然“国中之国”。
末代皇后婉容的亲弟弟润麒回忆当时他进宫和大他7岁的溥仪玩耍的情形，说他清楚地记得，他将自行车带到溥仪那里。溥仪学会了以后，先后买了很多自行车，连婉容也学。当时，溥仪为了保证骑自行车时通行无阻，把门槛都给锯掉了。
但是，不能离开紫禁城一步的溥仪，觉得自己一点也不自由。他曾说：“我这一生啊就是高墙，在宫内，一生下来是王府，三岁就进宫当皇帝，一眼看到的就是高墙。”
不过，高高的宫墙已经阻隔不了他和外界的联系。他订阅各种报纸杂志，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变化。他还受到英国教师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的影响，不仅取了个“亨利”的英文名字，还接受了一些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先进思想的熏陶，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写道：
自从我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大家的眼里成了不好应付的皇帝。我剪下了辫子，因为庄士敦说中国人的辫子像猪尾巴，急得太妃大臣们捶胸顿足；当师傅们一起劝阻说，若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这可是祖制向来没有的时候，我还吵闹着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安上了电话。
溥仪有了电话，就像笼中的小鸟终于和外界有了沟通的机会，四处打电话。有一次，溥仪给胡适打电话，他也不先说自己是谁——“你是胡适吗？胡适说是啊，说这个这个你是谁，我是谁？说，那你猜猜，他说那猜不着，然后呢，溥仪哈哈就一笑，我告诉你，我是宣统。”
其实，逊帝溥仪在小朝廷里真是无所事事，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也只能花在吃喝玩乐上。
不过，溥仪一点也没有因为亡国末日和寄人篱下的现实而节衣缩食，小心过日子。他在饮食方面不但继续维持皇帝的气派，有时甚至超过了慈禧太后的奢华排场。
按清室规矩，皇帝吃饭叫进膳。进膳时间没有限制。只要溥仪吩咐传膳，便有十几名太监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进入养心殿。御膳平日有菜肴两桌，冬天则加设一桌火锅。此外还有各款点心、米饭、粥品三桌以及咸菜一小桌。
可这些传统膳食对溥仪来说还不够，他还把丽景轩用精雕隔扇拆改布置成一个大西餐厅，好供他进食西餐时使用。
在衣着方面的花费，他也是毫无节制。据一本当时的清室旧账簿所载，仅一个月内，清廷就给溥仪做了皮袄11件、皮袍挂6件、皮紧身2件、棉衣裤和紧身30件，共计近50件。这些衣服的工钱和料钱姑且不算，光边饰、子母扣、针线等零星杂项就已花费银元二千一百三十多元。而且单就平常穿着的袍褂，一年照单就需准备28种，这还未算上遇到节日、大典所需的特殊华丽服饰。
他的玩法更是土洋结合。除了传统的骄奢享乐外，还特意引进了许多洋玩意，例如打网球、弹钢琴、养百余条洋狗、骑自行车、用重金购买西洋玩具和小太监玩，等等。
1922年12月1日，逊帝溥仪和荣源之女婉容举行了大婚典礼。按清旧制，皇后凤舆应从大清门、天安门、午门经御道直达坤宁宫，但因外朝已归民国政府使用，因此皇后凤舆由东华门进，路过箭亭彩棚区，再到坤宁宫。民国大总统派遣特使到场祝贺，国会议员也联名祝贺，合赠白银炉鼎一件，上刻恭贺大清皇帝婚礼，下款刻众议院议员名单。为增声势，民国政府还派岀步骑兵2000人作为仪仗队，大清遗老和外国使节都前来皇宫祝贺，当时彩棚筵宴、冠盖云集，热闹非凡。
这场世纪婚礼声势浩大，其奢华程度令人咋舌，费用高达40万元。如以当时面粉2元一袋的市价计算，可以购买20万袋面粉，足供10万户三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
小朝廷消费如此奢靡，又不事生产，民国政府一年400万元的费用拨款，虽然数目巨大，但也入不敷出，缺额不少。溥仪只能另外打算，朝宫中的珍宝文物动脑筋。这个变卖典当下来的宝贝的主意，不只是为了贴补不足，溥仪在宫中的后几年，它竟成了非常认真执行的保命行动。
复辟称帝白折腾
这是一群为保皇复辟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顽固守旧分子，他们一得到机会，就像饿狼麇集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奔向长久以来的共同目标——复辟。
大清亡国，并不是被革命起义的浪潮骤然淹没，而是被“好说好商量”亡掉的。
1912年1月6日，溥仪在养心殿看见隆裕太后坐在炕上擦眼泪，她面前跪着的一位老臣也满面泪痕，但溥仪当时并未认出那位老臣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请求，一个多月以后，隆裕太后带着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年仅六岁的溥仪在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之后，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换来的是，清皇室有一个安享尊荣的居所和《清室优待条件》里的种种承诺。原本希望从此能相安无事，永远在小朝廷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是后来的发展证明，袁世凯野心勃勃，而且从一开始就有当皇帝的念头。
袁世凯透过权力整合和阴谋手段，窃取了革命的果实，于1913年10月10日在紫禁城太和殿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一方面假惺惺地宣布永远不再让君主政体出现在中国，另一方面又对清室表现忠心，还曾在《清室优待条件》末尾亲批：“先朝政权，未能保留，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
袁世凯保留逊帝在内廷，很可能是为自己树立一个奋斗目标，憧憬着自己日后有一天能合并内廷，恢复紫禁城皇宫的地位，堂堂正正地登基，建立新王朝。
小朝廷的继续存在，不免给拥护旧制、有心复辟的封建余孽以无穷的希望，他们甚至假借尊孔、礼孔，以恢复伦常礼制为正途，企图替旧朝“重光”铺平道路。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笼罩之下，袁世凯很难不怦然心动，心里一直盘算着，与其小皇帝复位，不如自己上位。他便授意其部属运作此事，经过一番忸怩作态的表演之后，当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的名义提出恢复帝制之议，他立即欣然接受，这时离他初任总统还不到三年。
1915年12月19日，“大典筹备处”在太和殿西庑正式对外公开，积极进行赏封爵、定年号、制国旗朝服、册立亲属等为称帝作筹备的种种事宜，准备在1916年1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年号洪宪。
大典的筹备极为奢侈，宫内铺陈御用冠服，务求美极。御座早经雕镌，12月中旬即已完成，价值40万元；袜一双，值80元；金质御宝五颗，价值60万元；玉玺一方，价值12万元……全部费用有账可查者达3000万元之多。
袁世凯坐上太和殿的宝座后，就下令把外朝三大殿匾额上的满文抠下来。清皇室惶恐不安，打算让出皇宫迁居颐和园，身为清朝旧臣的袁世凯为了安抚他们，在《清室优待条件》上批示保证承诺的条件将永不变更。
于是，在短暂的83天里，两个“皇帝”共有一个皇宫，相安无事。
袁世凯沉浸在追逐皇帝梦的狂热中，完全没有察觉“洪宪帝制”已经是违逆潮流而动的行为，是众人无法接受的。全国各地各界反对帝制的声浪日渐高涨，甚至袁世凯若干亲信将领也起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也各怀鬼胎，态度模棱两可。
如此恶劣的局势，迫使袁世凯不得不在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他的皇帝梦总共只维持了83天。
之后，他痴望继续大总统位置的美梦也被彻底粉碎。
6月6日，一代枭雄袁世凯在万众唾骂声中抑郁而终。这场封建王朝的复辟行动也就此真正闭幕了。但当时有谁能料到，才过了一年，复辟的戏码竟然又重新上演，只是主角换了人。
溥仪作为封建王朝标本的小朝廷主人，“洪宪帝制”失败之后，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庇护下，依然毫发未损。若干顽固的复辟分子错误地认定“洪宪帝制”的失败，恰好证明新朝难以“奉天承运”，所以只有光复旧朝才能真正传承道统、顺应天命。他们深信复辟的主角只能是溥仪。
这些满腔忠诚热血为复辟奔走的保皇人士，与谋求私利的各路军阀政客，积极串联勾结，阴谋复辟。在1916—1917年，他们举行过多次“徐州会议”，共谋复辟大计，而且取得了一定的共识。顽固复辟分子张勋是结盟中的灵魂人物，他和他带领的辫子军成为将复辟付诸行动的急先锋。他借调停北洋政府中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机会，于1917年6月7日率领辫子军4000余人进京。
这是一群为保皇复辟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顽固守旧分子，他们一得到机会，就像饿狼麇集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奔向长久以来的共同目标——复辟。
7月1日一大清早，复辟帷幕正式揭开。
张勋身着朝珠蟒服，头戴红顶花翎，率领一干大清遗老大臣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等涌进内廷，拥戴溥仪重新登基。内廷顿时热闹非凡，各方复辟分子蜂拥而上，个个沐猴而冠，现场谢恩之声不绝于耳。当日清廷还连下多道预先准备好的上谕，其中即有《复辟诏》，宣布“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企图为复辟正名，而且公布更改民国六年7月1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又恢复了整套的封建官制。
沉潜已久的前清遗老遗少纷纷粉墨登场，几成殓服的朝服冠靴又成为新贵们争相抢购的热门货，马尾编成的发辫也被人抢购一空，街头巷尾遍插龙旗。一时之间，北京城里百丑登场，群魔乱舞，在一片诡异的气氛中，上演着让全天下看笑话的闹剧。
在一旁冷眼观看的段祺瑞等了两天，看到各地民众反对复辟的呼声日高，反对者日增，便决定背弃当年与张勋支持复辟的约定。他于7月3日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举兵讨伐辫子军，借此制造他“三造共和”的个人功绩。6日，双方接战。12日，辫子军以落败收场，战事结束。张勋狼狈走逃荷兰使馆。
坐了12天龙椅的溥仪，黯然下台。
仍旧因为北洋政府的庇护，无人追究溥仪的罪责，他依然在他的小朝廷里发号施令。但是，他心里清楚，经过这次复辟，小朝廷的命运一定会有所改变，只是迟早的问题，他必须采取行动，准备应对这不可知的未来。
戊戌变法的推动者康有为，即便在大清改朝换代之后，也一直是保皇党中的活跃分子，参与了张勋的复辟行动。段祺瑞和张勋两方交战之时，他见形势不妙，避居北京美国美森书院，得以渡过险境，但是复辟之心未有丝毫稍减。
张勋复辟失败以后，溥仪虽深居宫中，开始和康有为及其英文教师庄士敦密谋再次复辟。为此，康有为风尘仆仆地在全国各省游说实力派军阀。而居住御花园养性斋的庄士敦则成为将康氏信息传递给溥仪的信使。日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查溥仪养心殿住处时，发现了一批他们密谋二次复辟的信件，其中就包括康有为、徐良给庄士敦的函件。清室善后委员会虽曾以此为复辟确凿证据向北洋政府司法机关提告，但这次未能实现的复辟事件，再次因为政府内的清朝遗老的保护而不了了之。
小朝廷因清朝遗老的庇佑，屡屡从政治险境边缘安然走过。但是，经过“洪宪称帝”和“张勋复辟”两次重大政治变故，民众对小朝廷的危害已渐渐有所认识，开始理解小朝廷其实就是复辟的根苗，只要小朝廷存在一天，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就断不了对封建王朝的眷恋，老是妄想“光荣”复辟。
小朝廷一直是复辟思想和行动的基地，若想真正实现民主共和，应该尽早除之。
溥仪已经警觉到大环境对小朝廷越来越不友善，他的这个“觉悟”来的并不算太迟，所以已经开始做准备，但对紫禁城来说，这却是另一次掠夺的开始。
国家宝贝攒着花
这些财宝每一分钟都在被赠送、出售或典押，甚至被偷窃。
1917年，溥仪在乾清宫被拥立当了12天的皇帝，又匆匆下台。在政权交替中，人们不慌不忙地把合适的旗子挂上，老百姓家中干脆同时准备了共和旗和龙旗，好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动。与此同时，社会进步的脚步没有因此停下来，期盼民主和重视科学的思想已经在民间广泛地传播开来。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和民众觉醒正在此时的中国悄然发生着。
外界的变化在紫禁城内廷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溥仪已经警觉到，《清室优待条件》和袁世凯的保证已经不能依靠，清皇室享有的优厚待遇总有一天会结束，而且这一天可能比想象中会更早到来。
溥仪为了给自己出宫后的生活留后路，开始将宫中大量珍藏以赏赐的名义给了自己的弟弟溥杰，以便将其名正言顺地带出宫去。溥仪和溥杰的“一赏一受”， 其实就是“监守自盗”，而且是按着计划执行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渐渐懂事，溥仪已经十分清楚，复辟大清帝国的愿望和出宫后维持像样的生活都需要大量金钱。于是他未雨绸缪，打起了宫里值钱的字画和古董的主意。
当内务府大臣和自己的老师们清点宫中字画时，溥仪就从他们选出的上等字画中挑出好的，以赏赐溥杰为名，将其运到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一所房子里。所以，从1922年7月13日到12月12日，整整五个月，溥杰每天到内廷上课后回家时，必定带走一个大包袱。
利用这种途径，偷运出宫的都是不可多得、极其珍贵的古董字画，其中就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钟繇、怀素、欧阳询、宋高宗赵构、宋徽宗赵佶、米芾、董其昌、赵孟頫等人的真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稿，还有唐阎立本、王维的人物画，宋马远、马麟的画及夏圭的《江山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名作。他们趁机还把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宋元明版古籍书珍本全部运走了。
就这样，他们前后总共运出大约1000多件字画，200余种宋元明版古籍。
以赏赐的名义流失的珍宝字画，也有不是溥仪蓄意为之的。溥仪过去经常将一些名贵的字画珍籍赏赐予人，主要是他身边的老师们，如宣统八年十一月十四日（1916年，溥仪当时11岁）的单子记载着：
赏 陈宝琛 晴岚暖翠阁手卷一卷
伊克坦 米元章真迹一卷
朱益藩 赵伯驹玉洞群仙图一卷
梁鼎芬 阎立本孔子弟子像一卷
溥仪后来回忆说：“这类事情当时很不少见，加起来的数量远远要超过这几张纸上的记载。”他又说：“我当时并不懂什么字画，赏赐的名目，都是这些内行的专家自己提出来的。”南唐顾闳中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和顾恺之《洛神赋图》的宋摹本就是这样被溥仪随手赏给了梁鼎芬和朱益藩，他的两位老师。
这些老师还常以“借”的名义，借出珍贵字画，可往往有借无回——他们借机将宫中之物据为己有。曾有一份《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古玩等糙帐》，是宣统庚申年（1920年，溥仪时年15岁）记的，“诸位大人”指的是陈宝琛、朱益藩，下面或有注“收回”，未注“收回”字样的应该就是已被大人们占为己有了。
溥仪对于北京城里掌有实权的人物一点也不敢怠慢，总是借着他们的生日或新年，以馈赠宫里收藏的古玩字画，作为巴结笼络他们的手段。1923年，曹锟当上大总统之后，溥仪就送给他一份丰厚的生日礼物，包括哥窑天盘口大瓶2件、嘉靖青花果盘2件、玉雕云龙大洗1件、白玉双管甲扁瓶1件、白玉诗意山子1件等21件珍玩，礼品确实琳琅满目，出手的派头就是要令人印象深刻。诸如吴佩孚、徐世昌、张作霖等显赫政治人物自然都是他巴结的对象。
他也曾刻意向日本示好。1923年9月东京大地震之后，溥仪特别选了一批价值不菲的古董字画，送交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代替现金作为赈灾之用。那批捐赠的价值估计绝不低于30万美元，约相当于100万银元，在当时是极大的一笔数目。为同一次震灾，和日本政府关系友好的北洋政府也只不过拿出了20万银元来赈灾。当时，表面上看起来只是溥仪个人的一次义举，但是从后来日本政府包庇溥仪和帮助他进行“满洲国”的复辟行动，可以推测出他讨好列强，应该早已是他深藏心中的复辟计划的重要步骤之一，只是宫中的宝物又成了被利用的无辜工具。
小朝廷开销繁重，虽有民国政府一年四百万银元的拨款，仍是入不敷出，为维持小朝廷的排场，溥仪不惜拍卖或典押宫中的珍贵文物，典当珍品从来也没有赎回的打算，许多稀世珍宝就这样流落民间，有些从此永远回不了家。
广为人知的一次典押，莫过于由溥仪岳父荣源经手的那一次。抵押合同日期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31日，签字双方的一方是内务府的绍英、耆龄、荣源，另一方是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甘斋，抵押品有金钟、金册、金宝和其他金器，抵押数额80万银元，期限1年，月息1分。合同内规定，40万银元由16个金钟（共重111439两）作押品，另40万银元的押品则包括金宝10个，金册13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共重10969.796两）；不足十成的金器36件（共重883.8两），嵌镶珍珠1952颗，宝石184块，另外还有玛瑙碗等珍品45件。单就这后一笔的40万银元抵押来说，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物件以金块价折卖，其余的珍宝则完全白送。
押品中的16个金钟，就是乾隆为庆祝自己的八十大寿，下令从全国各地征敛黄金，铸造的16枚精美绝伦的纯金编钟。作为昂贵之乐器，当之无愧。它不但不同于以往的编钟使用青铜铸造，发音原理也非按编钟大小而有高低不同，这组16枚金钟基本上大小一致，完全是依照钟壁的厚薄不同来调节声音的高低，厚度的变化仅仅在1.2到2.2厘米，钟壁越薄，音调越低，反之则音调越高。铸成之后，每逢紫禁城的重要典礼，乐师都会敲击这组金钟演奏。在宫中的100多年间，它见证了清朝的荣盛与衰败。这样的国宝，就这样被典当出去了。
这一切的一切，宫里的人看在眼里，自然人心惶惶，也不得不担忧自己的前途，各自在暗地里替自己未来的生计打算。
紫禁城表面平静，里面却混乱失序，盗窃活动异常猖獗。溥仪大婚刚过，“皇后”凤冠上的全部珍宝就都被偷换成了赝品。他回忆说：
那简直是一场浩劫。参加打劫行径的，可以说是从上而下，人人在内。换言之，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人不偷的，而且尽可放胆地偷。偷盗的方式是各有不同的，有拨门撬锁秘密地偷，也有根据合法手续，明目张胆的偷。太监大都采用前者方式，大臣和官员们则是用办理抵押或标卖，借出鉴赏，以及请求赏赐等等，即后者合法的方式。至于我和溥杰采用的一赏一受，更是的方式。
庄士敦溥仪的英文老师在《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中对这个现象曾经有这样的描述：“这些财宝每一分钟都在被赠送、出售或典押，甚至被偷窃。”
庄士敦告诉溥仪，在北京地安门内的烟袋斜街新开了许多古董店，店内卖的古玩几乎都是货真价实的内府珍品。稍加打听，就知道这些店的老板不是宫里的太监就是内务府的官员，溥仪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紫禁城当时藏宝多的地方是建福宫。溥仪说他曾经在16岁那年，出于好奇，要太监打开了其中的一座库房，他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随便打开一个，全是手卷书画和非常精巧的玉器，这些都是乾隆皇帝喜爱的珍玩。后来，连他自己大婚时用的物品和全部礼品也都存放在这里。
他意识到自己究竟有多少财宝，没有个数目，“这就给偷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他当时就下令清查宫里的藏品。
建福宫的清点才刚开始，宫里就着火了。据说那场火还是东交民巷的意大利公使馆消防队发现的，消防车开到紫禁城叫门的时候，守门的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结果大火将建福宫花园及其附近的宫殿建筑烧成了焦土，大量文物珍宝毁于一旦，究竟烧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个谜。
据内务府所说，烧毁金佛2665尊，字画1157件，古玩435件，古书几万册。但是光灰烬里被烧熔的金、银、铜、锡，内务府找北京的金店来投标，一家金店终以50万元的价格中了标，据说只是从熔化的金块、金片中就整理出17000多两黄金。内务府把剩下的灰烬装了许多麻袋，分给内务府里的人，其中有人把从麻袋的灰烬里提炼出的金子，做了两个直径和高度都是一尺上下的黄金坛城，送给北京的两座寺庙。可见这场火灾损失之巨，实在难以估算。
结果，逊帝溥仪的反应就是，下令把火场清理后，将那里改成供他个人消遣的网球场。
一时政变促离宫
他了解情况后，心里已经有数。虽然他一向担心、怕发生的事终还是发生了，但是突如其来的变故，还是让他们上上下下惊慌失措。
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一直是民主共和的隐患，帝制复辟的温床。建福宫大火之后，在国人的一片谴责声中，溥仪搬出紫禁城已经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这个历史必然的真正发生，却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而命运把这改变历史的机遇留给了冯玉祥。
1924年11月4日的北京寒风凛冽、黄尘蔽天，一辆黑色小汽车疾速驶抵旃檀寺门口。这里在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之后，已经成为倒戈军的总司令部。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调动亲信鹿钟麟部队秘密回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据所有北京要冲和重要机关，推翻了直系军阀政府，将总统曹锟囚禁于南海延庆楼。新任京师警察厅总监张璧从车上下来，飞快地进入大厅。
冯玉祥正在大厅等着他。
“打电话叫你来，就一件事，过去跟你谈过。明天你就去办吧！”冯玉祥开门见山地布置任务。但是张璧想不起来是什么事情。
冯玉祥哈哈大笑，直接点明了说：“怎么，忘了？就是那个小孩的事嘛！”
张璧想起来了，原来冯玉祥指的是要他驱逐逊帝溥仪出故宫。
冯玉祥接着愤愤不平地说：“我心里搁件事，这次非抓紧不可！”“民国六年张勋复辟，破坏共和，捣乱虽在张逆，祸根实在清廷。看样子不取消《清室优待条件》，不把逊帝那小孩请出宫，今后难免有人再搞复辟，今后共和政体势难安宁！”
张勋搞复辟时，冯玉祥曾经率军讨伐过张勋的辫子军。结果，张勋逃进荷兰使馆，逍遥法外。段祺瑞以讨逆名义，赶走张勋恢复共和后，身为前清旧臣的段祺瑞，重揽政权当上国务总理，溥仪也得以继续安居廷内，不曾受到干扰。冯玉祥当时就十分不满，曾两次通电，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取消《清室优待条件》，段祺瑞也只随便敷衍，发了一道通缉复辟诸犯的电令后，就不了了之。1918年徐世昌继冯国璋就任大总统后，竟明令赦免张勋，就更成为冯玉祥一直心中纠结的一件憾事。
他趁着自己可以左右北京政局，黄郛摄政内阁刚组成之际，就抓紧操办这件事了。
冯玉祥继续向张璧交代：“摄政内阁今天下午六点开会决定，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即日起请溥仪出宫。由瑞伯（鹿钟麟）、你、李煜瀛（李石曾）三个人明天一早就到故宫执行。”
鹿钟麟时任京畿卫戍总司令，自北洋新军学兵营与冯玉祥相识后，追随冯玉祥戎马生涯近40年，成为其麾下一员名将。因其人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故有“鹿小鬼”之绰号。李煜瀛，字石曾，是晚清大学士李鸿藻第三子，早年留学法国，后与张人杰、吴稚晖等创办《新世纪周报》，宣传无政府主义。1917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20年任中法大学董事长。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为当时京城教育文化界名流。有人认为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是觊觎宫中珍宝或另有政治目的，用意多有不可告人之处，冯玉祥等人就是看重李氏的国民代表身份和社会影响力，力邀其参与行事，可表明“逼宫”合乎民意，出于公心，借以杜绝可能出现的流言蜚语。
同一时间在紫禁城内，溥仪和他的后、妃、皇室人员自从7年前张勋复辟失败后，从不曾如此忐忑不安过。曾经全力维护清室的总统曹锟竟然垮台，还被这位反大清、反帝制、讨张勋的冯玉祥拘禁起来。长久以来一直驻守故宫和景山的1200多个士兵，今天也刚被冯玉祥的国民军缴了械，即将被改编到北苑部队，追究原因，京畿卫戍总司令鹿钟麟只表明是为了“统一军权，维护治安，别无他意”。
溥仪只能强作镇静，拿《清室优待条件》和袁世凯的手谕承诺自我安慰。如果做坏打算，即便这护身符真的不管用了，在过去的13年里，曾经费煞苦心的用“赏赐”“借出”种种名义，偷偷从紫禁城运出的不少珍贵古玩字画，就是防着被赶出紫禁城的这一天，能为将来的生活派上用场。
可是，这晚他还是翻来覆去，无论怎么睡也睡不着。
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宝熙和侍卫大臣荣源准备前往养心殿参加溥仪的“御前会议”，刚离开隆宗门附近的值房，转了个弯，朝北走，远远地望见十几名身着灰色军服的士兵和二十多名警察从西侧雨花阁前绕过来，带头的三个人就是鹿钟麟、张璧、李石曾。
平时，不要说是大批军警进不了内廷，就是民国政府政要进宫，也要通过宫内太监先行禀报，断无未经禀报擅自入内之事。所以，看到这批军警，他们不仅吃惊，应该说是恐惧万分。
隆宗门是通向内廷要地养心殿的要道，在清代一次被强行进犯，还是在嘉庆年间，林清起义军攻打紫禁城时，就曾攻进西华门、隆宗门，后来受阻于内右门外，才未能直取养心殿，隆宗门上的牌匾至今还看得到当时的箭镞，是嘉庆皇帝为警示后人特意下旨留下的。
这些日子，为了保护溥仪、婉容、文绣及同治皇帝两位遗孀居住的养心殿和西六宫一带的安全，平日总是加锁加封，严禁出入。这也是绍英等人朝北绕路走的原因。他们万万没有料到鹿钟麟等无声无息地已经深入到禁卫要地隆宗门附近。
其实在此之前，鹿钟麟等一行人早已来到北侧神武门和北上门一带，继前一天缴了故宫、景山守卫士兵的军械，他们又缴了两门卫兵及神武门外营房里共480名警察的军械，留下带来的少数军警看守神武门和内廷主要通道，随后才率领其余军警直奔隆宗门值房。
到了值房，主要目的就是向内务府传达摄政内阁修正《清廷优待条件》决议的内容，而决议大致内容是：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宣统尊号，与公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政府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特支200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优先收用旗籍贫民。溥仪即日移出宫禁，可自由选择住所。一切私产归清室，公产归政府。执行者为京畿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和国民代表李石曾。
绍英等四人读完决议，互相对看，好久说不出一句话，脑中可能已闪过将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悲惨日子，剩下50万远不够溥仪过日子，哪还有他们的油水可揩，更别说马上得离开他们熟悉的宫禁。老于官场世故的绍英强作镇定后说：“好！好！我们这就转达皇上。”
鹿钟麟喝住：“慢！都这时候了，你还‘皇上皇上’的！你看过修正条件，还能再叫‘皇上’？”
绍英对着李石曾：“您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难道您忍心有此一举？”李石曾只是淡淡一笑，没做声。
绍英又朝着鹿钟麟：“您和故相鹿傅霖是一家人，求您个情，务请不要逼迫过甚！”
鹿钟麟声严厉色道：“我们是前来执行内阁命令。何尝逼迫你们？要知道，原来的优待条件根本不合情理，如今的修改条件，对清室仍属破例照顾。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
绍英一行人这才急忙赶去向溥仪报告情况。这时的溥仪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苹果，他了解情况后，心里已经有数。虽然他一向担心、怕发生的事终还是发生了，但是突如其来的变故，还是让他们上上下下惊慌失措。
他们找尽理由哀求宽容搬家的时限，从一个月、十天，后要求三天。几次交涉，鹿钟麟坚持废帝必须“当日”出宫！
李石曾还表明：“凡属私产，先可不必收拾，门上加锁加封，日后来取。至于宫内所藏历史文化物品，均系国宝，只能封存宫内，收归国有，不能归爱新觉罗一人一姓所有。”
见绍英还在犹豫，鹿钟麟对着副官大声吩咐：“传我的话到景山，事情尚在磋商，要他们两个钟头内切勿开炮！”接着掏出怀表，看了一眼说：“现在是一点多钟，等到三点为止！”话虽是对副官说的，其实是说给绍英四人听的，显然是当时鹿钟麟为逼宫耍的小心机。
就在这个时候，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收到宫中有变的消息，正好赶到，绍英等就随着载沣直奔溥仪处。
一个多小时后，绍英等人回到值房，作了大清、民国交接年代很容易理解的一个动作。他向鹿钟麟交出了两方宝玺，一方是“皇帝之宝”，一方是“宣统之宝”。
没多久，溥仪及其妻妾、载沣在前，绍英、耆龄、宝熙、荣源、太监宫女等在后，缓缓走出御花园，登上国民军开到顺贞门前等候的五辆汽车。鹿钟麟、李石曾乘辆，溥仪、载沣等乘第二辆，溥仪妻妾及宫女乘第三辆，张璧等人乘第四辆，绍英等人乘第五辆，依次驶出神武门，径赴醇王府。
从宣统元年元月元日起就挂在宫内，逐日按宣统纪年更改日期的日历牌子，也被摘了下来，牌子上写的正是这天溥仪出宫的日期。
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
到此，帝制总算彻底走进了历史。从此，皇室也永远告别了紫禁城。
小朝廷回归梦碎
这封义正词严的复信发布后，一时洛阳纸贵，人人争睹。不但重挫清室遗老妄想恢复优待条件的企图，粉碎溥仪重归小朝廷的梦想，也间接批评了执政府从中维护清室利益的言行……
皇帝走了，皇宫仍在，皇宫紫禁城的未来何去何从？这一次又轮到由谁来做主？
溥仪被驱逐出宫，北京城里到处响起了鞭炮声。但是局势变化之快，不由得让人觉得这次逼宫的胜利纯属侥幸。因为冯玉祥很快失势，黄郛的摄政内阁也仅仅维持了22天便结束，取而代之的，仍旧是十分眷顾大清皇室的段祺瑞，他对逼宫一事便极其反感。
这一切起因于冯玉祥希望能改善军阀割据局面，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临行前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割据。这恰好刺痛皖系段祺瑞和奉系张作霖两个军阀头目的切身利益，为保持割据局面，两人决定联合抵制孙中山与冯玉祥势力的发展。张作霖违背先前对冯玉祥的许诺，调奉军入关，又和段祺瑞共邀冯玉祥天津会晤。
结果，冯玉祥鉴于自身军力单薄无力对抗，被迫同意与张作霖、卢永祥等共同推举段祺瑞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由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11月24日张作霖率兵进京，段祺瑞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宣布“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段祺瑞的上台，张作霖的进京，冯玉祥的失势，让原来对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一直怀恨在心，伺机反扑的清室遗老王公旧臣们欢欣鼓舞，开始为恢复优待条件、溥仪回宫明里暗里的大肆活动起来，不但频繁奔走于段祺瑞、张作霖府邸之间，还到处散播流言蜚语，造谣中伤冯玉祥，攻击反对为处理清宫遗绪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
冯玉祥辞职第二天，逊清皇室人员马上出来声明“所有清室修正优待条件，不能认为有效”，溥仪本人更是登报声明出宫时的签字是因为受到胁迫。
逊清皇室离开紫禁城之后不久，黄郛摄政内阁即公布通过《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该条例公布6天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长为李石曾，除清室代表，委员会同时聘请了汪精卫（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陈垣、沈兼士、鹿钟麟、张璧、俞同奎等名流担任委员，其职责就是进行清宫公产私产的认定及一切善后事宜。中国历代各朝更替，都有前朝宫中收藏文物为新王朝接收的传统，所以清室善后委员会认为清宫中历代宫廷传世之宝，都应归于全民，属于民国政府所有。
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召开的次委员会，身为清室代表的五名委员不但拒不到会，还以清室内务府名义致函临时执政府，公然声明“碍难承认”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后委员会如有决议事件，亦不能认为有效”。
清室遗老敢如此公然抵制清室善后委员会，是仗着有段祺瑞这个不忘故主的大靠山和他的秘书长梁众异，梁众异和清室遗老陈宝琛等私交甚笃，不但成为他们在府中的耳目，暗地里还常替他们出点子。他们也因此自信稳操胜算，越加肆无忌惮，更不把清室善后委员会放在眼里。
清室善后委员会原定在12月22日进行的点查预备会，因执政府内务部公文的阻挠而被迫停止。
这时，一位叫庄蕴宽的人挺身而出。当年袁世凯称帝时，全国六十位议员有五十九位支持，只有他一人冒死反对，从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威望。后来他被民国政府委任为审计院长，此时也成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监察员，参与推进清点宫中财物的工作。他极力保证清室善后委员会执行的公允和正当性。
内务部总长龚仙洲也认同庄之见解，呈摺段祺瑞说明清室善后委员会所订清查规则“均尚缜密周妥”，建议“不妨仍照该会原议办理”。他因病住院，及嘱其次长王耕木面陈段祺瑞，商量解决之道。
阅了呈摺，秘书长梁众异依然坚持要清室善后委员会停止点查。段祺瑞对溥仪出宫及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立一直不满，早就迁怒于冯玉祥和李石曾。虽然李石曾在他就任临时执政的第二天，特意拜会他并对此二事有所解释，但二人言语来回之间多次冲撞，更加深了他对李石曾的不满。李石曾在这次清室善后委员会不执行执政府停止点查的命令，更是令他恼火。
但是，当着内务部次长的面，他又不便驳回龚总长的建议，一时忍住没有发作，只是吩咐说：“可以就适才大家谈到的几点，用内务部名义，再补充几点办法，送清室善后委员会执行。”
补充办法拟了五条，段祺瑞这才在龚总长呈摺上亲笔批下“可，如拟办”四个字。
这四个字，就等于在法律上确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存在。这样李石曾这些人，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带着一批北大系的学者进入故宫。
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工作的正式开始，就在1924年12月24日这一天，在李石曾的带领之下，首先从乾清宫开始，按规定，每一个宫殿的物品按千字文次序，编一个字，然后依次编号。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木踏凳子，就把它登记下来，成了天字号文物，当然也成了日后茶余饭后的笑料。
当时对参加点查的工作人员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一要有铺保，即商家为其作保，若人员有窃盗等不轨行为，商家承担赔付责任，二要有人保，即商家换成社会人士，亦承担出问题后的赔偿责任。
当时把点查叫“出组”，工作完毕叫“退组”。出组时大家必须在一个地方一起工作，绝不能单独行动。点查初期正是隆冬时节，宫内又不能生火，为预防偷窃情事，他们用带子扎紧袖口，结果两手在寒风中根本无处可藏，有时点查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墨盒里的墨，毛笔的笔尖常被冻成冰块。而清点工作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毫无前例可循的情况下制定出一系列严谨的规定。每次出组的名单都印着组长和组员的姓名，具体流程包括查报物品、登记、贴票、事务记载。每次退组都要贴封条上锁，同时要求所有退组工作人员留下影像，以备日后查档所需。经初步清查，清廷遗留下的文物有117万件之多。清宫宝物的未来，值此多事之秋，注定一时还摆脱不了命运多舛的起伏。
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成立一周后，孙中山先生抵达北京。清室遗老旧臣绍英、耆龄、宝熙、荣源四人联名给中山先生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溥仪被逼仓促出宫，违背《优待清室条件》，即不合约法第六十五条，因此，请求中山先生维护民国信用，保守信义，为逊清“主持公道”。此信攻击矛头直指已经倒台的黄郛内阁及冯玉祥将军。
1925年1月6日，孙中山要汪精卫按其意起草，用秘书处名义回复，逐点驳斥绍英等四人的无理要求。复信开头即言：“凡条件契约，义在共守。若一方既已破弃，则难责他方之遵守。民国元年之所以有优待条件者，盖以当时清室既允放弃政权，赞成民治，销除兵争，厚恤民生，故有优待条件之崇报。”
信中列举逊清皇室所为事实，直指清室已将民国元年《清室优待条件》及民国三年《优待条件善后办法》“毁弃无余”——
“乃自建国以来，清室既始终未践移宫之约”。
“而于文书契券，仍沿用宣统年号”。
“对于官吏之颁给荣典赐谥等，亦复相仍弗改”。
民国六年复辟罪人张勋既死，清室又予以“忠武之谥”，明示“复辟之举，实为清室所乐从。”
复信接着明确表示：“综斯数端，则民国政府对于优待条件势难再继续履行，吾所以认十一月间摄政内阁之修改优待条件及促清室移宫之举，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议！”
这封义正词严的复信发布后，一时洛阳纸贵，人人争睹。不但重挫清室遗老妄想恢复优待条件的企图，粉碎溥仪重归小朝廷的梦想，也间接批评了执政府从中维护清室利益的言行，对黄郛内阁修正优待条件及冯玉祥促成溥仪出宫的举措给予支持，这对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有鼓舞肯定的作用，更是为故宫博物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清室善后委员会认为，依照国际惯例对皇室宫殿处理的方式应该尽早对公众开放，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故宫应该成立博物院，而早提出这个动议的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在这20世纪初期西风东渐、新旧交接、矛盾机遇共存的时代，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带领北京大学迎接五四运动，真正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此时的北京大学，培养的不再是封建官场的候补官僚，而是充斥着自由思想，向往全新社会发展的“现代公民”。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是追求革新的戊戌变法仅存的成果，刚好坐落在紫禁城北侧紧邻的马神庙和嘉公主府旧邸。
溥仪出宫前，固守着紫禁城，维持着他宣统年号。每逢初一、十五，身着朝服的清室遗老招摇过市入宫“朝觐”的情景，民国老百姓见多了也只是见怪不怪，但在仅一街之隔的北大教授学生看来，却是一件极其荒唐可笑的事情，对于旧皇宫内种种荒诞戏码很难不生发出改变的欲望。
处在如此蓬勃发展的思想激荡中心，将故宫建立为博物馆［1］已经呼之欲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非常重视为公众服务的博物馆，也极力推崇西方将注重实物的博物馆作为教化公民之地的重要手段。鉴于清室不断以赏赐、出借等方式将故宫历代珍藏盗运出宫，招致原属国家文化遗产流失，经蔡元培等学者的倡议，终于在1913年冬，北京政府决定接收清廷在热河、辽宁两地行宫的文物20余万件，开始在故宫南半部的武英殿、文华殿分批轮流展出，是为古物陈列所，开故宫博物院之端。
应该说，古物陈列所的开设为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开了先河，它既创造舆论氛围，也积累了相关经验。只是民国乱世，政局不稳，溥仪小朝廷仍在，博物院的真正成立没想到竟是12年之后的事。
搁置十多年的故宫博物院，因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才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很凑巧但不意外的是，在故宫博物院建立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石曾来自北大，当时他是北大生物系负责人。不仅如此，故宫博物院建院之初的中坚力量，多是北大的重要教职员，如代替蔡元培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的蒋梦麟是北大代理校长，还有李玄伯（法文系）、沈兼士（国学研究所）、俞同奎（化学系）、袁同礼、徐鸿宝、马衡等，延请的顾问如文史大家朱希祖，史学大家陈垣，胡适、鲁迅等都是北大资深教授。
特别是北大文学院的“三沈二马”。“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两兄弟。沈士远是《庄子》专家，沈尹默讲《诗经》《楚辞》；沈兼士讲小学音韵，《说文》释义。马裕藻当时是文学系系主任，马衡研究金石学。他们五人在民国初期学术界名噪一时，都在故宫博物院创建初期参与工作。如沈兼士先担任文献馆馆长，后又兼任图书馆馆长；沈尹默担任古物馆专门委员；马衡担任古物馆馆长，后又任院长。他们参加初的文物点查工作天天出组，毫不怠慢。其他年轻些的工作人员，也多来自北大文学、史学、法学院和国学研究所，如：单士元、庄尚严、朱家济、董作宾、傅振伦……，实在无法一一列出。
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北大的精神，还竭尽所能地丰富完善博物院的一切：陈垣要求整理文献要“秤不离砣”，过程中连档案包装都不许丢失；马衡带领古物馆进行传拓，所有专门的技术人员都从北大借调；沈兼士极力强调将新发现史料文献迅速出版，并将书画珍玩结集出版以飨大众；庄尚严从故宫次对外展览就洞悉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弱点，呼吁学界直视问题所在；傅振伦利用故宫文物出国展览的机会，汲取国外博物馆经验，提供有效改良建议……诸如此类，故宫博物院一开始就能架势不凡，真是得益于这些精英的力量。
回顾故宫建院初期的历史，可以大胆地说，故宫博物院建立初的精神准备，正是来自以李石曾为代表的北京大学。90多年前，正是这些人，以及他们在学术和工作上的成就，将刚诞生的故宫博物院和北大联系起来；将90多年前故宫博物院所能达到的状态，和北大联系起来；也因为北大人的介入，故宫博物院才能更加独立于北洋政府的控制，得到自我的充分发展。
翻开紫禁城的下一章——故宫博物院，新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
伍
皇宫变成博物院
（1925—1949）
故宫初期历险难
在故宫博物院的挣扎萌芽期，有一批忠诚的守护者……即使在千军万马之前、生命危急之时，他们仍旧大义凛然从容抗拒恶势力，为的就是把故宫完完整整地呈现给大家，传承给下一代。
1925年10月10日，就在这一天，紫禁城乾清门广场前聚集了3000多位重要人物，神武门的门洞上悬挂了一个新匾额，是李石曾写的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大家都是为了这一天的开幕典礼前来。皇室宫殿，这数百年来的禁地，从这一天起，将对外正式开放。
从紫禁城到故宫，这个名称的改变，意味着从今以后，这里不再是皇宫，而成了一座博物院。
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此可以走进昔日神秘的皇家宫殿。这浓缩中国建筑艺术精华的宫殿群，这庋藏深宫里的大量历代珍贵书画瑰宝，原属于过去明清皇室的专享，从这一天开始，一一展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之前。
为了这一天的早日来到，一批幕后工作人员，其中大多是北大师生，完全不计较工资微薄，尤其像李石曾、易培基、庄蕴宽、陈垣等特聘无酬领导们，无不积极参与工作，每次点查必到，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成立博物院，因为他们知道，溥仪为能回归紫禁城，处心积虑，博物院一天不开，他们就无法不担心，而且后来点查中的发现，证实他们的担心是对的。
1925年的7月31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溥仪养心殿卧室时，发现清宫遗老梁金、康有为和溥仪串通密谋复辟的文件，文件中有要清室“速自设博物馆，连合中西，共同筹办”。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清室遗族打算极力先争取故宫的主控权，以待配合复辟的良机。鉴于当时北方时局动荡不安，应尽早开放宫禁，杜绝觊觎者之心，成立博物院迫在眉睫。清室善后委员会遂决定不等点查全部完毕，立即成立故宫博物院。清室善后委员会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李石曾担任理事长，暂不设院长，由理事长主持院务。
就这样，故宫才开放两天就涌进了50000多名参观者。其实，这时的故宫博物院只开放了故宫的后半部，除了展现旧礼制维持原状的重要宫殿，其他配殿及原来空闲的宫殿则特设古物、图书、文献等多处专门陈列室。这让民众有机会透过实物接近皇家文化及经典艺术精髓，同时此举实际上阻断了清室遗族重返故宫的计划，故宫博物院主事者也成了他们的心头大恨。
五个月后，“三·一八”惨案［1］发生，段祺瑞执政府枪杀多名示威爱国志士，示威原本是抗议八国不合理撤防要求的爱国行动，被转嫁为李石曾、易培基等鼓吹共产主义引起的暴动，导致惨案的发生，而他们被嫁祸通缉的真正原因，就是在故宫问题上长期跟段祺瑞执政府对立。
李石曾、易培基走避通缉，故宫博物院顿时群龙无首，只得推举德高望重的庄蕴宽实际负责院务。由于当时故宫无人负责，鹿钟麟派驻故宫的部队也因奉军战场失利必须撤退，故宫将陷于无部队保卫的困境，庄蕴宽才毅然接下“维持员”这个苦差事，结果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难题不断，而且一个比一个难对付。
他先借调内务部的警察队承担故宫保卫的任务，又以私人名义向银行贷款以维持院里开销。直鲁联军进京后，提出故宫腾出房子供军用的要求，他又周旋京畿警备总司令部出面制止，当大军开到神武门前准备进入，冲突即起之际，幸亏总司令部参谋及时赶到，化解危机。
代理总理杜锡珪走马上任后，因为他既是吴佩孚系人物，又是原清朝海军宿将，逊清遗老认为有机可乘，一方面以清室内务府名义上书国务院，一方面由康有为致函吴佩孚，公然提出“恢复优待条件，并迎逊帝回宫”的要求，希望借吴佩孚之力，推翻冯玉祥先前不利于清室的种种安排。当时报纸揭露了清室遗老的这些活动，也发表了大量各界谴责清室意图的消息。直到吴佩孚迫于形势，撇清自己帮助“复辟”的嫌疑，不再插手，杜锡珪内阁终否决了清内务府的上书，这次策动溥仪返宫的活动才有所收敛。
但是，另一批清室遗老又开始蠢蠢欲动。杜锡珪内阁经过秘密磋商，决定结束清室善后委员会作为故宫博物院维持员的工作，另外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来接管故宫，前清遗老赵尔巽、孙宝琦分别被推举为正、副委员长。在赵尔巽、孙宝琦的鼓动下，迎接溥仪回宫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代表清室善后委员会的陈垣、庄蕴宽坚持不退缩，强烈要求仔细点交清楚才能交接，而赵尔巽、孙宝琦只希望一切从简办理，好立刻交接。
企图依附赵、孙回宫的投机分子自然对陈垣怀恨在心，竟然暗地里勾结军阀宪兵逮捕陈垣，借机报仇，同时施加压力，迫使庄蕴宽尽快办理交接。庄蕴宽四处奔走营救陈垣，国务院仍持续施压催促交接，终因陈、庄的坚持，赵尔巽、孙宝琦没能顺利接管故宫，愤而辞职，杜锡珪这时也辞了代理总理之职。好不容易，故宫又一次脱离了险境。
杜锡珪内阁解体后，故宫终于摆脱保管委员会的纠缠，但又再次进入无人负责的状态。为了保卫新生不久的故宫博物院，李石曾发起组织“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并致函国务院，未料等待回函期间，赵尔巽因交接不成，对庄蕴宽的不配合耿耿于怀，怂恿军阀张宗昌下令逮捕庄蕴宽，围困庄宅直到深夜一点，幸亏张作霖部属解围。惮于时事多变，李石曾不再徒劳等待国务院回复，遂于1926年12月9日成立“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吸纳学者、官吏等各方人士共同参与，集合群力，暂时继续主持故宫博物院院务，但是维持会所遇难题和维持员时期相比，也不遑多让。
张作霖就曾三次染指故宫，插手故宫事务。首先是清室要求发还寿皇殿清帝后像风波。寿皇殿在景山之北，是供奉清帝后像所在，因年久失修，有漏雨毁损帝后像之虞，所以移放至宫内，后此事虽以帝后像放回寿皇殿告终，清室也视之为胜利。其实，寿皇殿也是归故宫博物院管理的宫殿，自无所谓交还。但此风波全因清室载涛恳请张作霖施压而起，借张之手伸进故宫之序幕。
几个月后，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严重短缺，职工薪津无法按时发放，工作无法展开，所以决定出售永寿宫的银锭、金砂、茶叶，以解燃眉之急，却因张作霖一纸命令暂缓执行，就一直被耽搁无法执行下去。事隔许久之后，才由原清宫内务部人士透露：有人密告这是为南京政府北伐筹措军费之举，所以向故宫展开侦查工作，终因诬告内容并非事实，毫无所获才结束侦查。而安国军政府对故宫的猜疑，导致势必接管故宫的决心从此更加重了几分。
一直到了1927年的8月，张作霖又促使国务院决议清太庙、堂子改归内务部管理，存于大高玄殿的军机处档案则归国务院保管。维持会决定放弃清太庙、堂子，而力争有史料价值的档案。
在维持会正设法保留档案之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务院又下令彻查故宫历年清查及保管文物的情况。他们表面上从“彻查”入手，实际是寻找借口推翻维持会，好把管辖故宫的大权抓到手中，而“彻查”源于张作霖的翊卫长载涛声称故宫藏有金锭三百万。他们打算查个究竟是否真有藏金，但彻查结果证明此举纯属捏造事实，彻查过程中也没有发现管理上有任何弊端或缺失，连带军机处档案之事也不了了之。但是安国军政府早已下定决心准备改组故宫人事。
1927年9月20日国务院成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取代各界人士以私人资格组成的“故宫博物院维持会”，王士珍为委员长，王式通、袁金凯为副委员长。不过，院内负责事务人员无多大改动，规章、制度、工作仍照旧，因为得到了安国军政府的支持，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一切都比较安定，虽无多大建树，也没有发生大事故，寿命也不长，成立八个月后，到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就告终结。
故宫博物院从1925年建院到此时，虽只有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却已经经历临时理事会、受“三·一八”惨案通缉牵连无人负责、维持员、保管委员会、维持会、管理委员会等多次人事改组和无人负责的空窗期［2］，物换星移，时光流转，牵动着这一切变动的主旋律终究是政局的不稳定。在力保小朝廷的袁世凯死后的12年间，故宫见证了五位总统、一个执政、一个大元帅，他们轮番粉墨登场，但不管是谁在台上，都把目光对准了故宫。
在故宫博物院的挣扎萌芽期，有一批忠诚的守护者，他们是高素质、爱文化的知识分子，怀抱着严谨而又极富人文色彩的建院理念，能吃苦又不怕苦，更不畏惧军阀的张牙舞爪，即使在千军万马之前、生命危急之时，他们仍旧大义凛然，从容抗拒恶势力，为的就是把故宫完完整整地呈现给大家，传承给下一代。故宫博物院因为有他们和他们的初创精神，一开始便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虽然几经风雨摧袭，依然生生不息，并且在几番波折后，迎来了个黄金时期。
故宫院长光环沉
故宫博物院在易培基的领导之下，短短几年的改革建树颇多，已经将故宫博物院带进个黄金发展时期。但是他在不断努力推进故宫博物院一切工作的同时，没防到背后被人放冷箭，终落得身败名裂。
北洋军阀的主脑轮番上阵各领风骚的这台戏，终于在1928年6月3日北伐军兵临北京城下，末代统治者张作霖被迫退出北京，而戏终人散、落下帷幕。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同一个月的18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派易培基前往北平接管故宫博物院，同时议定其组织法和理事会组织条例。
故宫博物院上下无不欢欣鼓舞，期盼就此结束北洋政府统治下的混乱飘摇的状态，能让院里各项工作早日步上轨道。
不料一个星期后风浪骤起，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议案，认定故宫为逆产，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并分别拍卖或移置院内一切物品。国府会议讨论过后，竟然通过这一荒谬提案，同时决定重新复议先前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决定和法令。
短短时间内，好坏落差如此之大，故宫博物院上下各人的心情像跌落谷底一样冰凉。他们震惊又气愤，但是立马又开始分头筹划对策。易培基当时生病，不便出面。北平方面，由沈兼士、吴瀛等邀请招待各界人士，散发建院宗旨的书面说明，制造舆论和社会影响力；南京方面，易培基和李玄伯一起征得张继的同意，由李玄伯拟稿，请张继出面呈文给中央政治会议并到场参会，呈文针对经亨颐所提谬议一一驳斥。
尤其应对经亨颐提案中：“皇宫不过是天字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将拍卖大宗款项，可以在首都建一所中央博物馆。”
张继呈文中即批驳道：“故宫已收归国有，已成国产，更何逆产之足言？故宫建筑之宏大，藏品之雄富，世界有数之博物院也。保护故宫，系为世界文化史上尽力，无所谓为清室逆产尽力也。且故宫诸藏物，皆由明清两代，取之于民，今收归国有，设院展览，公开于民众，亦至公也，与拍卖之后，仅供私人之玩弄者，孰公孰私，不待辩而即知矣。”“至经委员以为拍卖古物，可以建筑博览会；是直如北京内务部之拍卖城砖以发薪矣，尤而效之，总理在天之灵，亦必愤然而不取也。”
易培基也是中央政治会议成员。在这次会议上，他反复强调故宫博物院单独建院的必要性，从多方面指出经亨颐提案的不当，也补充了张继呈文中立论不足的地方。讨论结果，经亨颐提案被否决，中央政治会议成员一致决议维持有关故宫博物院原议决案。
1929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易培基对故宫并不陌生，他曾经和故宫一起共苦难，同欢笑。对于如何补强设施、完备博物院功能，使其迅速步上正轨，他知之甚详，有太多想法，好不容易等到承平时期，他巴不得都能马上执行。
在1928年6月国民政府派易培基接管故宫博物院时，除参观路线上的主要宫殿，不少宫殿仍是破旧不堪。光绪皇帝的宠妃珍妃居住的景仁宫，在珍妃冤死之后，就已经不曾有人住进来，如今已破败得不成样子。承乾宫和景阳宫也因长久闲置，残坏破旧。许多殿顶都杂草丛生，瓦琉破散，到处漏雨，宫门、殿墙、陛阶、栏杆颓倾倒塌，随处可见，至于油漆彩画脱落，黯淡无光的，和需要小修小补的地方，更是不计其数。再不抢修维护，他们就将一天天朽坏下去。
当时故宫博物院所需事业费用，主要依靠庚款基金会临时拨给的三万元维持，并未从国民政府领到分文。因此能用于维修古建筑的经费十分有限。正当此时，蒋介石、宋美龄来到故宫参观，知道古建修葺抢救缺乏资金，蒋当场写了手谕，捐款六万元，作为抢修古建专款，成为故宫有史以来笔捐款。
开先例以后，来故宫参观的军政要人、各国公使、外宾为维修古建捐钱的也日益增多，其中如英国大维德爵士捐款626440元，用以修葺景阳宫作为瓷器陈列室；美国盐业大王摩登先生捐款3625元，修葺景仁宫作为铜器陈列室；美国柯洛齐将军夫妇捐款6500元，中山公园董事会、周作民、倪幼舟两位先生捐款6500元，等等。有了这些捐款，再加上处分故宫物品、出售门票及发行出版物的盈余，这才能开始有重点地陆续修好一批急需修葺的宫殿。
易培基心中的另一件急事就是尽快完成故宫文物的点查。1924年溥仪出宫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已完成大部分的点查并且将其报告公之于世。未清点的部分，因建院后动荡的政局一再受干扰而迟迟未能完成。
易培基一上任就责成秘书处联合各馆处人员从1929年3月4日起，每天分两组或四组，继续清点尚未入账的清宫物品，到1930年3月全部点查完毕。马上跟着制定严密的提取库藏文物的制度。过去提取库藏文物陈列或整理研究时，一般由各馆处自行派员进库提取，手续简单，管理不严，常出差错。新定制度提取手续虽较繁复，但杜绝了过去存在的缺失，责任划分清楚，便于事后稽查，从此成为各馆处一律遵行的制度。
至于故宫开放参观路线和区域，由于守卫人员有限，仍大致沿用过去分三路轮流开放的方式，每周每路定期开放两天，每逢星期二休息。但是随着宫内古建筑陆续修葺油漆一新，各个展览陈列内容逐渐增加充实及开放参观区域的扩大等种种因素，吸引了更多观众进入这座皇家宫殿博物馆。院里也以多元的方式举办经营活动，如盛大举办游园会招待各界来宾及每次重大展览邀请专家、学者、各界来宾前来观赏等新尝试，同时显示故宫操作模式已更加接近现代博物馆的经营理念。
根据《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成立了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和总务、秘书两处，这两处乃处理院里事务性工作，不直接涉及故宫藏品的研究和管理。古物、图书、文献三馆都开始对当初只是点查过就进入库藏的文物、图书、文献进行分类、编目、鉴定工作，图书部分还对外开放阅览以供学者研究。
易培基还秉持故宫资源全民共享的信念，深信出版故宫有关文章图像是唤起民众对艺术和固有文化爱好的途径，鼓励发行出版多种故宫刊物，开办了《故宫周刊》《故宫月刊》《故宫旬刊》《史料旬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等期刊，他以为“周刊者，取资既微，流传自易”，看好它“普及”“民众”的前景，《故宫周刊》也果真成为这些期刊中读者多、影响，刊期长的故宫期刊，前后总共出版了510期之多。
故宫博物院在易培基的领导之下，短短几年的改革建树颇多，已经将博物院带进个黄金发展时期。但是他在不断努力推进故宫博物院一切工作的同时，没防到背后被人放冷箭，终落得身败名裂。
他先是1932年8月间被人控诉盗卖古物，消息传开，一片哗然，顿时成为国内外十分瞩目的事件。虽提出申辩，又有北平记者以相同事由向法院控诉，南京政务官惩戒委员会也对其启动调查，他依要求分别进行答辩。
1933年5月，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故宫博物院，他就是南京法院检察官朱树森。朱树森连着两天在故宫开庭侦讯，查看账目、单据，还特别抄下一位名叫尹起文的职工指出有舞弊的售物单据，目的显然是在搜集不利于易培基、李玄伯的证据。故宫博物院高层决定由吴稚晖、李石曾向蒋介石和行政院长汪精卫发电报报告此事，告知“日寇进逼，北平形势日危，古物南迁，方第五批……顷有自称法院检察官朱树森……临时开庭侦讯，声称奉有密令，不肯宣示案由。恐系前清余孽，蒙蔽法院，有意捏案控诉，以图阻止古物南运。恳迅予彻查，并告法院勿为所矇，以重文物续运”。
蒋介石不在，汪精卫把电报转给了法院检察署检察长郑烈。没想到因此牵扯出层层内幕。由郑烈收到电报后发急电给朱树森的内容可知两者共谋陷害易培基、李玄伯，郑烈嘱其暂缓行事，以免因影响文物南迁，上级追究查出共谋内情，急电又嘱朱树森筹费贿买证人尹起文，而且暴露张继要尹起文即刻来南京作进一步陷害谋划的黑幕。这封电文朱树森没收到，却经吴瀛和易、李二人，后到了吴稚晖手里，一张欲罗织易、李入罪的关系网突然清晰了起来。
张继及其夫人崔振华与易培基、李玄伯早有嫌隙，过去曾经发生不愉快之事，圈内人皆知。张继认为他当不上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易培基从中作梗，于是迁怒。他也怀疑原由他负责西迁文献有肥水的差事，却被李玄伯搅黄了，是有意不让他“分肥”。而易、李在一些事情上确实得罪了张继夫人、监察委员崔振华，所以崔振华利用她介绍进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尹起文搜集易、李处分物品时营私的证据。再往远的说，就是李（石曾）、张（继）两家都是河北巨阀，李玄伯是易培基女婿，又是李石曾侄子，张继对李玄伯嫉妒极重，要打击李玄伯，必先打击易培基。
后来，吴稚晖对质张继和他夫人时，夫妻二人也对自己插手此事坦承不讳。崔振华甚至声称不把易培基、李玄伯拉下来，她绝不罢休。
易培基鉴于先前种种申辩及说情努力都没有下文，而攻击、诬蔑仍接踵而至，他揣度情势，决定辞去院长一职，以平民身份对郑烈等人提出反诉，却因李玄伯劝说未出庭到案，失去反诉和说明真相的机会，也失去了民众对他的信心。各报均登载其未出庭的消息，纷纷推测其真有犯罪行为，所以避不出庭。而崔振华、郑烈继续制造舆论，又将案子转移到便于控制的南京地方法院办理。
1934年10月13日江宁（南京旧称）地方法院检察官对易培基、李玄伯等9人提起公诉。起诉内容已从原先仅仅是盗卖文物的指控，变成“盗换”、侵占故宫珠宝，提起反诉是对朱树森执行职务“妨害公务”的举措，“散发传单”是对证人尹起文“妨害名誉”的行为；其他罪名还扩展到易培基任农矿部部长期间的几个问题。
起诉期间，易培基、李玄伯二人一直住在上海租界，无法传唤他们到庭受审，也无法通缉到他们。易培基在北平、南京、上海的其他住所都被查封，财产也被没收。
1937年淞沪会战大规模对日抗战开始不久，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又对易培基、李玄伯、吴瀛三人提起公诉。这次起诉是针对故宫博物院封存在上海及北平的书画和铜器，他以清宫古物在乾隆时期及后朝词臣多已品定，不应再有赝品；何况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专家都点查鉴定过，更不应有伪作。如果现存古物中有赝品和伪作，就是后来故宫博物院主管古物的人以伪易真，如有数量上短缺，就是被主管人盗走，而兼任古物馆馆长的正是易培基。起诉书虽措辞强烈，却没有提出任何足以证实易培基盗卖、盗换文物的真凭实据。
事实上，清宫藏品中原来就有不少赝品、伪作，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点查也只是粗点，专家少，外行人多，不用说鉴定真伪，清室善后委员会编印的《点查报告》连不少藏品的名称都弄错了。
在这次起诉之前，申辩无门的易培基已经含冤病死于战火包围的上海。随着上海抗战的败势已定，南京告急，南京政府机关纷纷西迁，司法行政部门已顾不上审理这个案子了。
1948年1月9日，南京四开小报《南京人报》发出一则“易培基案不予受理”的简短消息。前后历时十六载，距易培基病死也有十二年，昔日轰动一时的易培基盗宝案就如此含糊收场，再也没有下文了。
宝藏颠沛不流离
在漫天战火中，运送人员不为逃命，而是拼了命维护着宝物的安全，穿山越岭，出生入死，历险患难，只为了将这代表中华文化精华的国宝完完整整地保留下来。
民国二十年（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我东北，平津局势紧张，一旦日本入侵华北，故宫文物就有在战火中被毁或被劫的风险。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选择院藏精品迁往上海保存，国民政府也批准了这个计划，为这次迁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悄悄地准备了一年多。
也只能尽力从大量故宫文物中挑选精品集中装箱，但这个打算事实上也未能完全实现。各宫殿库藏品往往数以万计，绝大多数都堪称精品，但大部分只能留存不动，有的库房甚至整库文物未动。同时，为维持各陈列室照常开放，供人参观，还得保留一定数量的展品。而且忙中有错，由于装箱人员对文物缺乏研究，常有留下真品，选走伪品的情况；也有虽被认定是精品却因故未及装箱的，如唐韩滉《文苑图》、《雍正款锦鸡牡丹盌》等；也有当时被视为伪作，故意不装箱的，如宋徽宗的《听琴图》、西周铜器追簋等；也有虽系珍贵文物，过去不为人知，或藏置在不起眼场所，当时未找出来装箱运走的，如《兰亭八柱帖》、五代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墨迹》、元赵孟頫《绝交书卷》等；由于包装和运输条件的限制，凡是大件物品（书画、陶瓷、玉器、西洋钟等皆有）都未运走。
即便如此，故宫博物院这次挑选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能收罗的精品都装箱准备南迁，这其中囊括书籍、档册、书画、铜器、陶瓷、玉器及其他工艺美术品各类别的精品，共计13427箱64包。和古物陈列所、颐和园、中央研究院、国子监、先农坛、内政部等单位装箱准备一起南迁的文物加起来，共计19816箱及其他包扎100件。
1933年1月军进入山海关，华北局势更加险恶，南迁计划眼看着必须马上启动，没想到报纸一刊登消息，竟引起了轩然大波。毕竟这是几百年来次对如此大批量的国宝有计划、主动地带离紫禁城。
支持者认为日寇得寸进尺，很有可能继续南侵，为免故宫重要文物遭兵燹，有必要将其转移到南方安全地带；反对者则认为外敌当前，文物离京，会动摇人心，引起社会不安，而且文物“一散不可复合”，又是战乱时期，运到何处安全，是否能归还，谁都无法保证。反对声浪日益高涨，抗争行动也变得更加激烈，故宫博物院职工不断收到匿名恐吓信，社会上甚至谣传说：只要文物列车启动，就会有人在铁路沿线埋炸药，把列车炸毁。所以，这些文物被运出紫禁城的当夜，是以非常隐秘的方式进行的。故宫博物院职工那志良后来回忆那夜的情景说：“当时非常寂静，除了车辆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没人说话，也没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因为没人知道这些国宝何时才能够再运回来。
第二天清晨，满载文物的火车，驶出了前门火车站。人类历史上规模、历时长的文物大迁移就这样开始了。
这次文物列车总共走了四天。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在站上迎接的是张继和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原来张继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将宋子文存放文物至上海租界的决定，以在租界受洋人保护是国耻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趁宋子文不在，改成运往洛阳和西安存放。但是不论是上海或西安、洛阳，两方都没安排好具体存放的地方。那志良形容：“这是抬着棺材找坟地。”
就在等待和多方交涉中，经过半个多月，终于等到宋子文出差回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了临时会议，经过一番争论后，直到3月中旬，才决定文献档案留在南京，其余的运往上海。
在后来的三个多月里，又有四批文物陆陆续续被运到上海，存放在法国租界的天主教堂和英租界的业广公司的仓库里。靠着租界的庇护，故宫的国宝在这里安然地度过了三年多。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觉得将国宝藏放在火警频繁、治安堪虑、人烟稠密之处并非长久之计，便决定在南京设立分院和修建文物保存库，地点选定南京的重要古迹朝天宫。1936年9月26日，库房落成，随后，南京分院也正式成立，由于马衡已于1934年接替易培基成为故宫博物院院长，这次文物迁运到南京和此后的文物迁移都是马衡负责。当年存放在上海的文物又陆续运到了南京。但谁也没料到国宝在这里只停留了半年就不得不再次迁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南京岌岌可危。南京政府命令故宫博物院立即将存放在南京的文物向大后方转移。在漫天战火中，运送人员不为逃命，而是拼了命维护着宝物的安全，穿山越岭，出生入死，历险患难，只为了将这代表中华文化精华的国宝完完整整地保留下来。
19000多箱文物分三路进行疏散。南路文物80多箱由水路转陆路运往长沙；中路文物9000多箱经水路运往陪都重庆；北路文物7000多箱装火车沿着来时的路线，准备经郑州运往宝鸡。在所有文物离开南京仅仅十天之后，日军就已占领了南京，犯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罪恶。
南路文物先起运，在往长江边运送时，东边仍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码头挤满逃难的人，雇用的英国“太古轮”不愿靠岸。文物运送人员向逃难群众说明真相，岸边同胞深明大义，自动让开码头，装载文物的轮船缓缓开走后，码头只留下逃不走的难民和他们爱国的心意。
参与当时抢运的牛德明回忆说：“包括中路西迁文物在内，都堆在长江码头上，等候装船。后几天，敌机在码头上空盘旋扫射，子弹雨点般打到文物箱件周围，押运人员只好匍匐在木箱附近，扫射一过，快速装运。”
吴瀛也回忆说：“蒋介石坐了飞机在长江上空巡视，见到地上人荒马乱，江岸却有大堆箱件，王世杰告诉他那是故宫文物，蒋介石十分着急，即刻派杭立武催办，后来听说蒋介石还用自己的汽车运送文物。”
南路文物运到长沙后，暂时存放在湖南大学的图书馆里，当时准备在岳麓山爱晚亭附近开洞储藏文物，还没开工，日军已经开始轰炸长沙，刚停留不到一年的这批文物只好再次迁移。一星期之后，图书馆就被夷为平地，爱晚亭也被炸毁，南路文物又逃过一劫。
这一路颠沛流离，这批文物刚离开贵阳一个月，贵阳又被日军轰炸，几乎全毁。文物运送人员终于在贵州的安顺安顿下来，将文物存放在一个叫华严洞的溶洞里，在这里一放就是六年。后来又因日寇西侵，桂黔告急，这批文物不得不再进行一次更为艰难的转移。
当时负责押运的古物陈列所所长徐森玉带领队伍向昆明前进时，途中遇到“山大王”阻挡运送队伍继续前进，徐森玉亲自会见西南势力的匪首“袍哥”，袍哥挑明说：“要过路可以，但要你上海的儿子作抵押，我要收个有钱的人做徒弟。”这种对一般人无须考虑的问题，却让徐森玉在儿子和国宝之间权衡再三，后他决定冒险用儿子作抵押，以解困境。他的儿子徐伯郊从昆明径赴险地，并凭借自己的机智说服了匪首，这批文物才得以平安运抵昆明，后又重新安置于四川巴县。
中路开始也是走水路，但比南路晚出发，起运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并且转移目标集中轰炸南京。当中路文物还剩后一批时，码头已经没有其他船只了，情急之下，押运人员牛德明和一艘英国船紧急交涉，不放弃这后希望，一再地努力，直到后关头，对方才同意将这批文物运到汉口。不久，汉口又有被炸之虞，这批文物继续西上，分19批用船转运到宜昌，然后再用小船一小批一小批地运到重庆。
1939年，日寇轰炸重庆，文物被迫迁往乐山，而且限期完成。当时轮船不足，只得加雇条件较差的民船连夜装运，黎明时分，正当江上曙光微茫，舱中仍昏暗不清，文物运送人员朱学侃先到船上检查舱位，心里只想着赶装文物，却未留意舱盖已打开，结果一脚踏空，身坠舱底，脑部重创，虽紧急送医，仍不治身亡。同仁感念他保卫文物光荣殉职，将他安葬在重庆狮子山，并立碑永存纪念。
北路文物是迎着日军进攻的方向前进，在三路中，北路文物的命运似乎为坎坷。运送文物的火车刚到郑州就遭遇敌机的轰炸，到达宝鸡不足三个月，宝鸡也遭敌机轰炸，不得不又开始西迁。由宝鸡到汉中，装运时正值二月，虽然解决了运输车辆的问题，但是冬天翻越秦岭才是大问题，雪一下就深数尺，又常遇塌方，路滑寸步难行，困难重重。那志良回忆当时情景时说：“车开出时，已经落雪，不久，路被雪盖满了，车子在轮胎上挂着铁链行驶，大家都是不寒而栗。”
在汉中期间，一名守护士兵身上的手榴弹不慎坠地引爆，炸死士兵三人，弹片击中窗边文物四箱，一箱炸碎一件乾隆款白地青花瓷器，另一箱炸伤一件彩花龙瓷瓶，还有两箱仅箱皮受损未伤及文物。
不久敌机轰炸了汉中机场，文物被迫三迁成都。文物刚刚搬完，汉中保存文物的南郑文庙就被炸毁，留下来结账的梁廷炜九死一生，差点成了敌机扫射下的冤魂。汉中到成都550公里，全靠汽车运输，途中要过几条河，一律没有桥，只得想办法以木船运载汽车，一船一船地运到对岸，还不时有敌机空袭，一切都是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进行抢运。走到绵阳附近，有一司机开车不慎，车翻到桥下去，车上文物皆“文”字号，即文献馆档案图书，不怕摔，翻下去的河段也刚好没水，文物才因此未受损害。
文物刚到成都，由于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升级，运送人员未雨绸缪，又决定将成都文物四迁峨眉。果真，文物一运完，成都市区就被夷为平地。经过无数波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北路文物经汉中、成都后运到了四川的峨眉县。
1943年峨眉县发生大火，城内没有自来水，火势迅速蔓延，马上就要波及武庙存放的几千箱文物。那时那志良正在武庙库房，就和当地保长商量拆除与库房毗邻的草房，形成隔火墙，因救急得法，使武庙文物幸免于难。但那场火让城内县城、邮局、银行等无一侥幸，全部化成灰烬。
当年从故宫运出的13000多箱文物，除一小部分留在南京外，其余都安全转移到大后方。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7年的时间里，带着这批文物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在这期间，没有一件文物丢失，损坏也极少，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个奇迹。
从1933年开始离开故宫博物院南迁，1937年又西迁的国宝，终于在抗战胜利后结束漂泊，于1947年重聚南京，历时整整14年之久。多少次经历险境，化险为夷，多少次出生入死，绝处逢生，仿佛“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破，烧不得，其实真正完成使命的是这群坚韧不拔、誓死捍卫国宝的勇敢守卫者，他们的勇敢并非不恐惧，而是心里虽然恐惧，但仍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行。
文化侵占行不通
在20世纪上半叶，具有中国文化象征意义的故宫，同时发挥其对外和对内的号召力，重新扮演起历史的文化使者。
文化的力量强过侵略者的武力，是中国多次上演的历史脚本。再一次的，在20世纪上半叶，具有中国文化象征意义的故宫，同时发挥其对外和对内的号召力，重新扮演起历史的文化使者。
即便在战火硝烟中，敌寇侵占我疆土，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刻，故宫博物院依然不放弃在危难的缝隙中，抓住每个绽放中国文化光芒的机会。仔细琢磨那段国宝颠沛流离的时期，辗转于南迁、西迁过程中的国宝，虽然遭遇种种艰难危险，故宫对外交流、对内展出的脚步不但从未停止，而且更加活跃。
中国文物次出国，是在故宫文物南迁后的1935年，从一箱一箱逃避兵燹的文物中挑选出精品，远渡重洋到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这次展览是5名爱好中国艺术的英国人发起的，他们还要求世界各大博物馆提供所藏中国珍品参加展出。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对此事十分热心，立刻报告行政院，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认为这是在国际上宣传中国文化的一次重要活动，决定在存沪文物中提选735件文物参加，加上古物陈列所、河南博物馆等单位提供的，共1021件，包括铜器、瓷器、书画、玉器、家具、文具、珐琅、织绣、折扇等。由于这次展览是英国继举办法、德、意、比各国艺术展览之后，观众十分踊跃，甚至有特别从欧洲、美洲赶来观展的，加上24场有关讲演，媒体的广为宣传，使它成为一次非常成功的文化交流。
1939年的另一次出国展览，更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在艰苦的战争时期，不顾危险艰难，从贵州安顺溶洞运出铜器、玉器、书画、缂丝等百件文物参加莫斯科的“中国艺术展览会”。这是应苏联艺术委员会的邀请参加的，同时展出的还有中苏友好协会、中央研究院及苏联国内收藏家收藏的一千多件中国艺术品。中苏友好协会对促成此事起了关键作用，而故宫的参展对战时促进两国团结更是具有特殊意义。
故宫对内除举办了英、苏展览前后的国内展览，还在战事正酣的间隙于贵州、四川数度展出，包括重庆的第三次全国美展、一次书画展，贵阳的一次书画展和成都的两次书画展，在抗战期间，起到程度上鼓舞人心的作用。
故宫的大本营紫禁城，则是天天在担惊受怕中继续做着文化的守护者。“七七”事变后，北平陷入敌手，留守故宫博物院的职工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中苦撑了八年。
沦陷初期，留院职工曾请示国民政府行政院，但只得一纸回复：“该院留平工作人员处境艰危，自属实情。目前应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仰即遵照。”自此，留院人员只能自生自灭。当时，马衡院长及院内主要干部中的大部分人员都已离开北平，或南下，或转往他处。院内工作幸亏有这些留守职工维持，文物照常开放展出，一切遵循原有体制和工作方式，未作太多改动，沦陷后头一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度过的，院内古建筑和庋藏文物也未遭受损失。但第二年夏天，日伪宪警的黑手就开始伸进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太庙分馆。
太庙在天安门东侧，亦归故宫博物院管理，当时被用作故宫所藏图书对外开放供外界研究阅览的场所。日伪宪警先后于1938年6月15和1939年3月31日两次闯进太庙图书馆分馆检查书籍及期刊，带走和当场毁灭图书期刊共达6千多册。
1942年6月30日，故宫博物院被日伪接收，祝书元被任命为代理院长。
在后来日伪强征铜制品以制造武器发起的“献铜运动”中，故宫博物院职员凭着区别文物价值差异的职业本能，费尽心思地隐瞒着珍贵的鼎炉及较有年代文物价值的救火大铜缸等金属制品，但日伪终还是掠夺了不能断定年代的铜缸54座、铜炮4尊、铜灯亭91座，将其运往天津冶炼，以制成杀人的武器。不过，抗战胜利后这些文物中的大部分都被追回了。
日军占领南京时，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同样遭到日伪的掠夺。原保留在库房中的2954箱文物被日军移存于北极阁的中央研究院，易培基当院长时为故宫印刷所购置的先进印刷设备，被日伪劫掠一空，但日本投降后已无从追回，所幸2954箱文物经追查被全数归还。
日军未大肆破坏掠夺故宫，应该是看在日本和溥仪的结盟。既然已经扶植溥仪在长春成立 “满洲国”，再捣毁盟友的“祖厝”，抢劫他的“祖产”，道义上确实说不过去。再者，故宫文物精品已被搬走，转移到大后方，再抢一座几乎空荡荡的故宫，落个历史臭名，也着实划不来。或许日伪也算计以自己的兵力来统治一个平静的北平，总比老是需要镇压一群因毁了故宫而同仇敌忾的怒民上算得多。总之，也是天佑我中华，就在这种诡谲难测的恐怖平衡中，故宫又一次逃过了历史的劫难。
紫禁城在蒙尘八年后，终于又等到它绽放异彩的那一天。
原本北平受降大典被安排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但是日军试图保留仅有的所谓“面子”，竟厚颜无耻地要求在投降仪式中佩带军刀和勋章，中方当然立即严词拒绝。或许是被此无理要求激怒，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将军甘冒背负“独断专行”的责任，自行将受降地点改在可容纳万余人的紫禁城太和殿广场，在中国象征意义的殿堂前，与万民共同庆祝这个历史的时刻。
典礼准时在1945年10月10日10点10分开始，“双十”是国民政府的国庆纪念日，取“十”字连续重叠更显国庆重生普天同庆的含义。也是在这一天，故宫博物院迎来第二十个院庆。
故宫博物院浴火重生后，重要的工作就是找回失散的宝贝。实际负责的单位正式名称是“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的平津区办事处，沈士兼是平津区代表，王士襄当时也是清损会工作人员。故宫博物院作为平津区重要的文物单位，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陆续接管了大批散失在外的清宫旧藏文物，而且很多失散文物和溥仪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溥仪在抗战的几年中一直住在长春的伪皇宫里。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身为日本人傀儡的溥仪感到大势已去，仓皇中，他从作为文物存放仓库的小白楼只带走了120多件书画和一些珠宝，准备逃亡日本。几天后，他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这批文物后来被交给了东北博物馆，也就是辽宁博物馆的前身，其中五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和欧阳询的《仲尼梦尊帖》，成了今日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但是他来不及带走的，被留在小白楼的大量文物被看守的卫兵一起哄抢，许多字画在争抢中被损坏，其余的随着四散的士兵流落民间。北宋画家李公麟传世作品只有三件，其中之一的《三马图》就是在这次哄抢中被撕成碎片。北平琉璃厂在清朝已是有名的文化街市，抗战胜利后又有了一段异常繁荣的时期，就是因为当年在小白楼被哄抢的大批书画开始在此出现，古董商们把它们称为“东北货”。
美国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一幅南宋大画家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就是一位收藏家在琉璃厂买走后捐出的。据统计，美国至少有六家博物馆藏有“东北货”，其中尤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多，总共有430多件。
1946年底到1947年前半年，故宫博物院也曾拨专款26770万元，购买了一些所谓的“东北货”，都是清宫旧藏，其中重要的有宋版《资治通鉴》一部（共100册，另目录16册）、米芾《尺牍》一卷、唐国诠写《善见律》一卷、宋高宗书《毛诗闵予小子之什》、马和之绘图一卷、宋版《四明志》一册、元人《老子授经图书画合璧》、《明初人书画合璧》等诸多书籍和书画。
溥仪搬进长春伪皇宫前，曾在天津日租界张园、静园居住过。抗战胜利后，美军于张园发现铁锁紧锁的保险柜，清损会开箱后发现其中所藏多为玉器和珍玩，皆为精工巧匠所为，类似宫廷之物的小件物品，总计1085件。由于上面多有黄色号签，和故宫博物院由清廷接管的同类物件上的号签完全一致，而且还在宫内保存若干乾隆时为古玉特制的玉形挖槽匣盒，这批玉器和槽形也密合无缝，证明这些文物皆是清宫旧藏。这些精巧文物中有古月轩珐琅烟壶、痕古斯都宝石玉碗，嵌珠宝珐琅怀表等，皆为后来故宫展馆中的藏品。另有书画五件，包括著名的宋马和之《后赤壁赋图》、元赵孟頫《秋郊饮马图》卷、元邓文原《章草》卷等。
清损会关注的整批文物有德国商人杨宁史（Werner Jannings）在沦陷期间大量收购的出土青铜器，清损会虽要求予以没收，但杨宁史多方推诿，不愿交出，后宋子文亲赴天津与其交涉，杨宁史才终于同意以“呈献”名义送交故宫博物院，但要求有专门展室展出。这批藏品包括铜器121件、兵器120件，其中宴乐渔猎攻战纹战国青铜壶、商饕餮纹铜钺、玉柄钺等都是艺术价值极高的重要器具。
郭葆昌也是声名远播的大藏家，所以清损会和故宫博物院对其收藏极有兴趣。他是古玩铺学徒出身，因为袁世凯管理总务而成巨富，由于识货又多财，他收藏的瓷器及书画都极其精良，曾任故宫博物院瓷器及书画审查委员，于抗战时期去世，藏瓷归其子郭昭俊等人所有。王世襄与郭昭俊交涉，其即表示若公家能收购正是求之不得，但院方并没有进一步行动，实因无此经费，而且郭葆昌不同于杨宁史，其收藏并非敌产，不能强行没收或接管。这次后还是宋子文出面，由行政院付给郭昭俊奖金美金10万元，并在中央银行为其安插工作，才使郭昭俊于1946年2月25日以“捐献”名义交给故宫博物院427件藏瓷，其中有举世稀有的汝窑器和连故宫都没有的清官窑古铜彩牺耳尊。
还有一批著名的存素堂丝绣，是经过原藏家朱启钤和清损会的共同努力，才将其归为故宫博物院所藏。朱启钤于民国前期搜集大量宋、元、明、清缂丝和刺绣品约200多件，其极珍爱之，还一一著录撰成《存素堂丝绣录》，后因创办中国营造学社缺资金，忍痛以20万元割爱给张学良。这些丝绣被置于东北边业银行，东北沦陷后，遂为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占有，日人甚至视之为伪满洲国之“国宝”，还曾将一部分运往日本展出，并印成巨型图录出版，名为《纂组英华》，一时成为享誉国际的热门文物。日本投降后，这批丝绣继续存于吉林长春。随着东北局势诡变，朱启钤急忙与王世襄联手，设法将丝绣运至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存储，随后故宫博物院接收了其中80余件精品。
比收回宝贝更令人高兴的事，莫过于紫禁城的收回。古物陈列所比故宫博物院成立在先，和故宫博物院像是一对共患难的兄弟，平时共用紫禁城这个大院子，文物迁移躲避战火时也一起突破万难，转移到大后方，屏息静待和平曙光的来到。抗战胜利后，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1946年12月3日作的决议，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将合为一体，由故宫博物院接收古物陈列所的北平宫殿房舍及其留在北平的所有文物，其已经转移到南京的文物则拨交给中央博物院。
从此，前三殿和后三宫不再是两个单位，紫禁城终于走完南北分裂的日子，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也变得更加殷实，好像分散已久的骨肉终于又团圆了。但是，另外一件有如骨肉分离的大事马上就要发生了。
国宝从此分两地
因为形势急转直下，指定的文物只运走了一部分，而且只是那漂泊半个中国后在南京集合的文物中的一部分。
为躲避战火南迁又西迁的文物，抗战胜利之后，从四川巴县、乐山、峨眉分头出发，先集中到重庆，在1947年年底前全部运回了南京。曾被日军移到北极阁的2954箱文物，这时也全部由故宫南院接收过来。当这批南迁文物还没有机会被运回北平，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就已经在迅速变化中。
1948年9月下旬，济南被解放，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眼看着马上就将解放东北全境，全国战局急转而下，南京已岌岌可危，南京的国民政府准备逃往台湾。11月10日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翁文灏（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邀集朱家骅、傅斯年、王世杰、徐森玉、李济等常务理事，商议决定选择故宫文物精品，尤以曾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后来迁川南路文物的80箱为主，600箱为范围，优先运往台湾。在会上，朱家骅以*长身份提出“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身份提出该所所收藏的考古文物亦应随同迁台。迁运的筹划工作指定由理事会秘书杭立武负责，杭立武当时既是*政务次长又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自然也有想法。所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决定挑选精品120箱，会同故宫文物运台。
接下来，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理事会联合会议又共同决定：“批文物运台之后，应尽交通工具之可能，将两院其余藏品，一并疏运台湾。”但因为形势急转直下，指定的文物只运走了一部分，而且只是那漂泊半个中国后在南京集合的文物的一部分，当然这也不是原来的计划。
撤移国宝自然不能忽略远在北平的故宫。南京方面一决定精华文物迁台后，行政院就函电人在北平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启程赴京，并嘱其选择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菁华迅速装箱，分批空运南京，以便和南京分院的文物一同运往台湾。
在国民政府的高官中，马衡是有所不同的，他始终是无党无派的，接到这个命令，在此重要关头，他必须抉择，而且这个抉择将关系故宫的未来。
当南京那一头大家都在仓皇失措地打包装运准备赴台时，马衡在北平仍是镇定自若，继续推进院内各项重要业务，向各部门分派工作，如清除院内历年积存的秽土，修正出组与开放规则，把长春宫等殿保持原状辟为陈列室，增辟瓷器、玉器陈列室及敕谕专室，修复文渊阁，继续交涉收回大高殿、皇史宬等，他似乎已经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同一时候，南京分院运往台湾的文物已经开始分三批从南京起运。
批是由海军调派“中鼎轮”载运。海军部人员听说有船开往台湾，就携家带眷地带着行李赶来搭便船逃难，船上挤满了人，但是押运人员担心这将对文物安全造成威胁，请杭立武先生出面请海军司令桂永清帮忙解决此问题。桂永清上船后，百般劝慰，说明将另有专船护送眷属，他们才同意下船。“中鼎轮”是一艘平底的登陆艇，遇到风浪，船身便摇摆颠簸不定，船上的箱子又没固定好，船向左倾，箱子便滑到左边来，向右倾时，箱子又滑到右边去，木箱滑动敲击之声，不绝于耳。据当时在场的人描述：“海军司令又托船长带了一条狗，它又在那里不住地狂吠，加以风声、涛声，这些押运人员，直觉得是世界末日要到了。”
“中鼎轮”于1948年12月20日离开，同月27日到达基隆。
第二批和批一样，是由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图书馆合办运输，再加上外交部把部里的档案也随同迁运，一共是五个单位合作，雇用商船运送，由招商局派了一艘“海沪轮”装运，因为是花钱雇用的船，没有其他人员强搭上船的问题发生。
“海沪轮”于1949年1月6日离开，3天后到达基隆。
第三批运台文物因为雇不到商船，只好由海军部派遣的“昆仑号”运输舰载运。这时更是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船一到岸，海军部人员的眷属就挤满了舱位，箱子搬上船都有困难，而且箱子和搭船的人都混杂在一起。押运人员再次请杭立武先生商请海军司令桂永清出面解决。这次桂司令向大家开导，希望大家下船，大家都哭了，都向他求情，请他通融，那种凄惨的场面，惹得司令也陪着直掉眼泪，无法可想，只好让他们随船而去。这也是运输情况乱的一次。结果，准备运往台湾的728箱故宫文物、28箱中央图书馆的古善本，因此没有被搬上船，留在了南京。
“昆仑号”于1949年1月29日启航，因不时停靠下人，2月22日始抵基隆。
故宫博物院在这三次运输中，运台文物的箱数是——
批 320箱，第二批 1680箱，第三批 972箱，合计2972箱。
这三批运往台湾的合计2972个箱子里总共装着约60万件文物，其中器物、书画5万余件，善本书籍近16万册，清宫档案文献38万册。虽然这只是故宫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都是筛选过的精品。
而北平本院的文物托运工作，自始至终，走的是慢板加拖泥带水加倍的慢。马衡先是争取高层干部和职工警联谊会的支持和配合，然后才布置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的工作人员编写可以装运的文物珍品目录。目录编写完后，还报请南京行政院审定，接着又让人准备包装材料，而且向有关人员强调“不要慌，不要求快”，要求绝不能因装箱而损伤文物，至于装箱工作进度，他却从未催问，应该说是一点也不关心。后还使出撒手锏，于1948年年底下令将故宫出入通道全部封锁，严禁通行，以致精选装箱文物根本无法运出故宫。南京分院虽有函电催促，马衡则以“机场不安全，暂不能运出”的理由拖延。
那时，解放军已经进关，大势已定，北平几乎已成一座孤城。又过了几天，东西长安街的牌楼被拆了，准备用长安街的路面作飞机跑道，让飞机在城内起降。但这个城内机场还未启用，北平就已经和平解放了。结果，北平的故宫文物一箱也没有运出去。
1949年1月，北平对外的交通基本已经断绝，南京政府特别安排专机，准备接运北平的文教界名流到南京。这时马衡致函杭立武，称自己因患心疾卧病两周尚未康复，医生嘱咐勿乘飞机，暂时无法离开北平。接着又指出批抵台文物有书画21箱遭雨淋湿，须急速晾晒处理，否则将有毁损之虞，而抵台三批文物辗转基隆、新竹、台中，仍无定所，已有两周，若还有新的第四批文物送到，势必耽误晾晒之安排，所以为了保护文物，就不要再运第四批了。
马衡信中语气不卑不亢，但已表明留在北平和不再续运故宫文物的决心。
此时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也已下令阻止故宫文物运出，第三批真的成了后的一批。之后，不到三个月，百万雄师过长江，南京也解放了。
负责故宫文物迁台的负责人杭立武用后一班专机，准备护送国画大师张大千及他的收藏和画作到台湾，因为张大千随身所藏数量颇丰，机舱空间不够放，杭立武后决定将毕生积累的黄金储蓄和自己的行李留下，腾出位置给张大千的画作和藏品。这些画作和藏品在张大千过世后，大部分都捐给了后来在台北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捐赠的画作中还包括张大千在台湾时呕心沥血的绝笔之作——《庐山图》。
《庐山图》长10公尺，高1.8公尺，是张大千临终前来不及落款但综其所能的泼彩写意工笔青绿山水画，也是其尺寸的绘画作品。绘画过程历时一年多，张大千作画期间往往舌下含着硝酸甘油片，在家人的扶助下，爬上订作的高桌作画，甚至为了营造画中山水的磅礴气势，坚持锯掉“摩耶精舍”画室的两根梁柱，以便全盘掌握画面，但是他画的竟是他毕生游遍名山大川却遗憾未曾去过的庐山。
没想到他搭上那班飞机的那一刻，竟然是和祖国山川大地的生离死别，从此他再也无缘见到庐山真面目。跟随迁台的故宫文物和他们的守护者也一样，这一别恍如隔世，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到如今依然无缘回到它们在北京的家——紫禁城。
故宫文物再出发
有了这段厚积薄发的潜伏期和各方面拓展博物馆业务的准备经过，这时已经来到正式建造一座有模有样的博物院的时刻。
故宫迁台文物，待在库房里将近16年的时间，才重新有了一个新家，它仍然叫作“故宫博物院”。这16年，是一个相对平静但是蓄势待发的潜伏期，这些文物一登场就无法再掩盖自身宫廷收藏的光芒四射。
北平故宫博物院迁台文物的确实数目是2972箱，当初南迁及后来迁台的筛选原则都是尽量精中求精。迁台文物中善本及文献档案占极大部分，著名的莫过于原藏于故宫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和御花园摛藻堂的《四库荟要》。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皇帝下诏搜罗天下良书，依惯例编纂分成经、史、子、集四部，凡3460种，计79339卷，一共抄写了七部。文渊阁的是部也是好的一部。目前还存留的有一部在沈阳，一部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四库荟要》是从《四库全书》中挑出重要的473种，抄成11178册，分成2001函，准备给皇帝随时取阅的。这部书只抄了两部，分别存在大内御花园的摛藻堂和圆明园的味腴书室。圆明园那一部已毁于英法联军的野蛮行径，目前台北这一部是存世的。
装箱迁移时，《四库全书》是536箱，《四库荟要》是145箱，后来全部运到台湾。在台中雾峰乡北沟库房存放时，都放在西边的库房里，每七个箱子堆成一摞，几乎接近屋顶。
有一次例行检查时，工人特别爬到顶上去看，发现一个水箱上有水渍，是库房顶有破洞渗漏下来滴在箱上的水迹。开箱仔细检查后，发现箱内《四库荟要》几十册有受水浸湿黏和发霉的现象，高层十分重视，立即追查漏雨原因，后推测为小孩玩耍抛石块打碎屋瓦所引起，马上着手改善堆放及防雨罩护的条件，损毁的善本也尽量依原样修复完全。
即便在仓储取件不方便的情况之下，管理团队也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开箱抽查，分别是1951年的1011箱，1952年的520箱，1953年的777箱及1954年的1115箱。清点时根据原有清册，如核对无误即注明“核对无误”，对于文物真伪及年份若未经鉴定审查，则注明“未审查”。清点委员则多为学者专家，完全秉持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让管理层清楚掌握库藏明细。
但是文物存放在台中乡间的雾峰乡吉峰村时间久了，各界要求参观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尤其以外国人远道而来，只要求看看汝窑瓷的为多。
其实，这时的参观条件是很困难的。每逢有人参观，工作人员就在库里面两列箱子的夹缝中支起木板，然后从堆得高高的箱件中，把所要的箱子抽出来，开箱提出文物放在木板上给人家看，看完之后，还要装回原箱堆起来，是烦不胜烦的。
后管理部门决定筹措资金在库房边建一个陈列室，作一些小规模的展览。1957年3月陈列室修建完成，陈列室占地只有600平方尺（不到70平方米），分隔成四个房间，每次能展览文物200余件。规定每三个月要换一次展品，每星期展览6天，星期一休息。
这个过渡时期的陈列室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地点偏远，没空调，天热难熬，展间面积狭小，展品件数不足，内行看不过瘾，外行又看不出精彩来。虽然刚开始一个星期，室内拥挤不堪，室外也站满了人，可是好景不长，一个月后参观的人数就少得可怜，公路局特别开通的直达陈列室的班车，天天开着空车来回跑。
1955年，负责管理库藏文物的联管处准备在清点管理文物的基础上，以编辑出版方式系统性地介绍文物藏品，本出版的就是《中华文物集成》。当时为定书名，不同意见很多，有人认为这五册包括铜器、法书、名画、瓷器、版本五类，共计文物不过五百余件，怎么称得上“集成”？理事长王云五认为书名可以影响销路，用“集成”是为了“以广招徕”。他是理事长，大家不便多说，书名就这么定了。因为经费不够，只能凑合使用劣等印刷，效果也如预期一样的差。但在那时，这一类的印刷品不多，出版不久，就完全售罄，是不是“集成”二字发挥功效，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本出版的《故宫书画录》是作为检索运台故宫书画极为有用的参考书。故宫所藏书画，在乾隆年间，编辑了《石渠宝笈》［2］和《秘殿珠林》［3］，把这些书画著录起来。有关宗教的书画，都著录在《秘殿珠林》里，一般的书画则著录在《石渠宝笈》里面。后来两书都分别有了续编和三编。这两书三编的编辑方式，所记内容繁简程度和体例都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它们的分类，既不以作者的姓名分，也不以时代或作品性质分，而是按照字画当时所存的地点分，所以查找十分不便。《故宫书画录》针对这个问题，把故宫运台的4650件书画，经专家评鉴，分为“正目”和“简目”两部分。“正目”为价值较高或流传有绪的精品，要有详细记录，内容大致是摘抄《石渠宝笈》及《秘殿珠林》的原文；其余则列入“简目”，只写品名，不多作其他描述。
《故宫书画录》只有文字记载，没有图版，所以为了满足艺术爱好者的需要，又印了《故宫名画三百种》。接着又印行《故宫铜器图录》、《故宫藏瓷录》及《故宫藏瓷》、《故宫法书》等图录。在这个阶段，管理高层已经意识到需要以英文促进国际交流的重要性，尤其台湾当局还多方仰赖以英文为母语的美国，所以《故宫英文周刊》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还将院藏文物概括写成一本名叫《中国文物图说》的中英对照的小册子发行。
中国文物赴美展览，是酝酿已久的事，早在1935年的伦敦展览之后，就有赴美展览之议，但未成功。1952年美国生活杂志社亨利鲁斯（Henry R. Luce）来台访问时旧事重提，台湾当局内部商量协调后，与美方协议决定于1961至1962年间，在华盛顿国家博物馆（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波士顿美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Fine Art， Boston）、芝加哥美术博物馆（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旧金山杨格纪念博物馆（The M.H.De Young Memorial Museum），以每馆展览期限不超过六个星期，展览中国艺术品共计253件，其中214件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39件来自“中央博物院”。
这次有心安排的文物旅美之行，除了在各站以中国文物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眼光，布展交涉中虽曾迸发文化差异的火花，故宫文物守护者有礼有节地和强势美国折冲，让这些故宫文物圆满成功地担当了一次“无声”的文化使节。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Dr. Cooke 和 Mrs. Elizabeth Ostertage对布展帮助很多，但改不了那种自负的优越感。在书画展览陈列柜里，有几只小虫死在玻璃上，大家琢磨这些虫子的来路，美方说博物馆的建筑四周是厚厚的墙，室内有空调设备，虫是无法飞进来的，一口咬定是中方运来的木箱里有虫卵，带进来后孵化成虫的。中方怀疑虫是随着陈列室摆饰的鲜花进入陈列室的。双方各持己见，只好请美方把死虫带去研究，看看是美国虫子还是中国虫子。第二天，美方电话称：“也许”是你们对了。全场花木自即日起一律搬走。
到了纽约，美国《生活》杂志（Life）为了扩大宣传，准备在杂志中刊印不少照片，照到“清康熙莹白脱胎大碗”时，觉得这瓷器出奇得薄，为凸显它的“薄”，便打死了一只苍蝇放在碗里，从碗外照去，苍蝇的脚和翅膀都很清楚显现出来。这原本不失为一个对比的好方法，但是为何放苍蝇读者会以为是中国人不爱干净，连国宝上面也有肮脏的苍蝇。争取了许久，总算换上了一只草虫。
英国的大卫德爵士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中国古瓷收藏大家，也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好朋友，曾经捐赠巨款修葺台北故宫博物院。他这次，特地飞来纽约看展，而且要求展前亲手把玩一下瓷器，因为真正玩家不上手是不过瘾的。他托了许多有力人士说情以遂心愿，但是在场的那志良和李霖灿坚决不肯，因为爵士已十分年迈，手抖得很厉害，让他亲手把玩，是非常危险的。后由李霖灿拿着瓷器，准他摸一摸，才总算解决这个难题。
有了这段厚积薄发的潜伏期和各方面拓展博物馆业务的准备经过，这时已经来到正式建造一座有模有样的博物院的时刻。
1962年6月18日，台北外双溪出现了一个奠基石碑，石碑上只有“故宫博物院”的字样，早先在四周树立界石上的另一个“中央博物院”字样已经不见了。原来台湾当局已经决定在这里成立台北故宫博物院，把“中央博物院”的东西拨交给台北故宫博物院代为保管。
台北故宫博物院建筑快完成时，台湾当局领导人蒋介石来参观，问起何时可开幕？旁人回答将在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开幕。蒋介石说：“这个博物馆若是叫中山博物院，多好！”
经办人如奉谕旨般，就把那建筑上的牌匾做成“中山博物院”。直到正式落成时，经确认，新馆建筑取名为中山博物院，馆的主人将其重新确定为台北故宫博物院。
当年运台的2972箱文物，清点后包括“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合计608985件。从1965年开幕以来，台北故宫博物院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尤其是大陆“文革”期间成为院藏文物的代言人，让中华皇家宝物的精华绽放璀璨耀眼的光芒，而且享誉国际，历久不衰。
文物外交亮高招
基辛格每次来到北京，几乎一定要到故宫转一转，一次次的重新感受它的文化魅力。他曾经对人说：“到北京不看故宫和天坛，等于没来。”
1971年7月10日上午，故宫博物院出现了一位外国人的身影，为了他，院方采取了规格的保密和安全措施，还特意关闭了部分景点。这离故宫博物院重新对外开放才刚过了五天的时间。不禁让人联想到故宫这个时间重新开放，莫非是为了接待这位神秘贵宾？
这位贵宾来自美国，当时中美还处于敌对状态，但是中苏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美国在美苏争霸中渐居劣势，急需一个强有力的新盟友来平衡劣势，只是中美两国终究属于不同意识形态的两个社会阵营，双方的交往不能贸然行事，为了打开中美交往之门，必须铺垫、准备，而且必须秘密进行。所以这位神秘贵宾就是绕道巴基斯坦，来华秘密访问的。他就是时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
基辛格一行人的故宫参观行程，是他此次在华停留期间的外出活动。他也成了故宫重新对外开放后位外国参观者。在现场陪同参观的只有外交部副部长黄华等少数人员，基辛格参观时特别提到故宫显得格外幽静和宽敞，也看不到什么参观的游客。
摄影记者忙着给大家拍照留念，基辛格带着幽默的语气说：“还是少照一些为好。否则白宫知道后，以为我在这里只顾游山玩水，不务正业。”说完引起大家一阵大笑。
紫禁城金碧辉煌的宫殿，雕梁画栋的景致，布局典雅的花园，哪怕单单是殿前的鎏金狮子，汉白玉丹壁上的精工雕琢，就足以让人大开眼界，目不暇接，流连忘返。虽然无法具体说明在这微妙的外交进程中，故宫和它的文物代表们发挥了多少作用。不过，据说后来基辛格每次来到北京，几乎一定要到故宫转一转，一次次的重新感受它的文化魅力。他曾经对人说：“到北京不看故宫和天坛，等于没有来。”
七个月后，美国尼克松总统次访华时，北京故宫也盛情接待了这位难得的贵宾。
1972年2月25日，那天上午空中飘着雪花，中方紧急出动警卫人员和部队到故宫和沿途扫雪。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陪同下，来到了故宫。
当时现场有趣的一景是，美方的警卫人员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中式打扮：身穿蓝布棉大衣，头戴两耳下垂的棉帽，足蹬黑色深帮的布棉鞋。他们在故宫大院的人群中穿来穿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事后还说，这种棉布又软又暖，在美国是买不到的，所以他们不仅自己买，还给家人和朋友买了不少。
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参观了故宫和出土文物展后，当日合众国际社（UPI）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在堂皇的太和殿，尼克松停下来观看着图形错综复杂的木台上的纯金色宝座。在他观看并通过翻译与叶（剑英）交谈时，他突然现出满脸笑容，这位中国元帅向他讲了故宫的一些历史。”
从此以后，善加利用故宫及故宫文物进行外交工作已成司空见惯之事，外国国家领导人来京必不可缺的活动就是参观故宫。故宫文物因借展出宫也时有所闻，每次出宫，每件文物，都像肩负着重要的外交使命，奔赴前线，同时难免也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1973年出国那一次，是故宫博物院筹备了一个中国出土文物展览，预定在法国巴黎展览四个月。这次出国展览文物是由耿宝昌护送，500多件国宝全由飞机运送出国。临行前，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还特别交代耿宝昌：“人在物在。”没想到在阿联酋的迪拜机场中转加油时，果真遇到了劫机事件。幸好劫机事件终圆满解决，有惊无险，国宝完整无损，安全运送到目的地。展览也顺利完成，参观人数共达36万人次。
雍正拉近两岸情
为了呈现一个完整的雍正，台北故宫博物院迈出了步，两岸故宫数十载头一回的投石问路。
用“故宫”在网上搜索，会出现两个故宫，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两个都称自己“Palace Museum”，意思是“皇宫”博物院。知道历史的人，都知道1949年以前，它们是同一家博物院，收藏的内容种类也相似，因为原本都是同一个“皇宫”的收藏，只是为了躲避两次战火，次是抗日战争，皇宫收藏出了宫；第二次是解放战争，部分收藏就来到了台北，而且一分开就是数十年，直到今天。
人们一直期待着两个故宫合体的那一天。为了这一天，两岸的故宫都需要准备，等待时机，踏出那非常不容易的步。
这个时机来得十分不容易，2008年台湾政党轮替，两岸紧张关系有明显缓解的迹象。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换上了周功鑫院长，她一上任就讨论向来在院庆举办的跨部门大展，原本属意2009年先办“南宋大展”，讨论着，讨论着，大家都倾向于先办“雍正文物大展”，但是，想举办一个面面俱到的关于雍正皇帝的大展览，如果少了雍正的肖像画、行乐图、朝服像等文物，总觉得不是那么的全面，而这些都在北京故宫这边。
就这样，雍正皇帝这位在世时励精图治奠定后代盛世的清朝皇帝，身后又意想不到地成了两岸故宫交流的牵线人，他被分藏两地的遗绪成了诉说他生平的鲜活资料，为了呈现一个完整的雍正，台北故宫博物院迈出了步，两岸故宫数十载头一回的投石问路。
2008年12月17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借参加“北京文化创意博览会”，派教育展资处处长朱惠良等来北京，初次接触北京故宫，就借展、合作出版等事项进行对话。这些在故宫记录里轻描淡写地记载下来的内容，却是故宫在分隔两地后接近一甲子的时间中，次的正式交流［1］。
北京故宫为了有这个机会说“好”，似乎也等了太久，马上给予积极的回应，希望双方院长能尽快见面研究落实步骤。这个双方院长的初次见面，可是比中国传说中的牛郎织女会还要困难得多，牛郎织女每年七夕得以相会一次，两岸故宫院长这次相会，足足等了快六十年。
故宫在两岸都有独特的地位。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在蒋介石时期，是他的亲信幕僚，现在仍是政界要员；北京故宫隶属于文化部，院长是部党组成员之一，相当于副部级，而时任院长的郑欣淼，是文化部副部长兼院长。两位院长不只是世界著名博物院的院长，同时也有政治身份，动见观瞻，一举一动，不能只是文化人的洒脱，更多的是会有各种的政治解读，尤其重要的是，大家会将故宫视为政治的风向标，一点风吹草动，即知两岸关系寒暖。
故宫过去总和政权起落息息相关，如今，故宫还是有关政治。院长的互访不但是媒体追相报道的新闻，而且更适合放在政治新闻版面。当时台湾当局对两岸关系的态度是，“搁置争议，创造双赢”，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全面正常化，“大方向‘由上而下’，各部会‘由下而上’突破困难，打开僵局。”
台北故宫博物院借展雍正文物之事，北京故宫很快就于当月的30日正式回复：“供贵院雍正大展展品选件经检视状况良好，可以参展。”同日《台湾地区公务员及特定身份人员进入大陆地区许可办法》修正发布，也在当天下午，周功鑫院长接受媒体访问时，她便郑重宣布：“将于2009年2月中旬带团访问北京故宫。”
2009年2月15日，两岸故宫在相隔六十年后首度在北京故宫会面，野岛刚是随团采访的外国记者。他回忆说：“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周功鑫院长与北京故宫的郑欣淼院长一起，并肩走在紫禁城的午门，那一瞬间令我非常感动。”
这趟破冰之旅虽然是在北京寒气逼人的深冬，台北故宫博物院一行人感受到的是北京故宫暖暖的情义，处处给方便，为的就是共同解决难题，务实达成交流目标。
这次选在寒冬二月到访，其实是为了配合台湾“立法院”2月20日开议会期，周功鑫作为部级主管必须出席备询，大家关注的焦点自然会是两岸故宫的交流情况。她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博物馆的全名载示和文物有关的法令问题并非两院所能自行决定，若严格要求遵守和过分钻牛角尖，势必走不下去。若采博物馆一般的借展合作模式，走合作联展，台北故宫博物院如何署名就是一个大问题，甚至签约合同上的称谓，都将会是各有关单位关注的重点。除文物借展，原计划北京故宫配合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台北共同举办“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然后配合展览两院在北京共同召开“为君难——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学术研讨会”。这两项合作也都牵涉台北故宫博物院全名载示的难题。
不过路是人找出来的，“曲线救展”成了两院共同的心愿，在北京故宫极大程度的配合之下，双方决定避开称谓问题，由第三方分别和两院签约完成文物借展来台的安排，展览研讨会也改在台北召开，两岸故宫次“联展”，就在双方展现诚意，相互体谅，和种种限制之下，办成了。
在这次互有默契的合作交流中，同时也谈成了一件不广为人知的文物“合璧”的盛事。
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部《泥金藏文写本龙藏经》，是康熙奉孝庄太皇太后钦命御制的，孝庄太皇太后是康熙的祖母，发起人身份的特殊、装帧的庄严华丽和制作动员的耗费惊人，使这部《龙藏经》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佛教法典中受瞩目的一部。
完全没料到的是，这部经在海峡对岸早已是掌管满文《总管内务府档案》的李保文魂牵梦萦的对象，因为档案中详细记载了一部非凡经书的制作细节，而这部经在清宫典藏佛道书画著录书《秘殿珠林初编》也占据极重要的位置，但是他遍寻多年都不得此经的下落。终于看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发布这部《龙藏经》的出版消息，他联系确认后大喜过望，马上承诺将有关满文档案资料翻译提供给台北故宫博物院，补充了《龙藏经》产生经过这块空白。
根据李保文的翻译，这部重达五十多公斤的《龙藏经》“从发起到完成，孝庄太皇太后都倾注心血。她在年仅十四岁的孙儿康熙皇帝支持下，力排众议，突破人、财、物各方面的阻力和困难，并在娘家蒙古科尔沁部族的支援下，费时两年终于完成她的写经夙愿，达成她为孙儿皇帝祈福及期盼‘利乐众生，国泰民安’的宏愿”。翻译接着仔细将制作过程、人力、物力的投入一一说明。
虽然过去历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都曾或多或少地动过将这部《龙藏经》付梓发行的念头，藏传佛教直贡噶举派尊胜的直贡澈赞法王甚至出资赞助，希望能早日印行面世，但迟迟仍未能成事，原来这背后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痛。
当初文物迁台暂时存置台中雾峰北沟时，因山洞库房渗漏，致使《龙藏经》第九十一函受潮，部分经叶粘黏迄今无法揭开。本有计划让精通藏文且善于书法的故宫人员胡进杉按康熙朝刊印本《藏文大藏经》抄写所缺的第九十一函，但古今混搭总让人觉得不甚合适，所以冯明珠（后也成为院长）建议当时的院长林曼丽，以清高宗仿效康熙《龙藏经》制作的《乾隆朝泥金藏文写本甘珠尔经》中的第九十二函（即康熙版第九十一函），同函复制递补较为理想，但此乾隆版《龙藏经》一百〇八函分藏两院，所需的第九十二函属北京故宫所有，须得其图像授权，未获林曼丽的采纳。
第二年，恰逢两岸关系有了明显改善，这项授权就成了破冰之旅的重要任务之一。双方协商同意“合作出版《龙藏经》，台北故宫博物院以《龙藏经》二套交换北京故宫博物院影像”。康熙《泥金藏文写本龙藏经》得以顺利印行，文物影像“合璧”，又找回历史，可以想见，多少两岸故宫的收藏彼此间还有许许多多剪不断的、千丝万缕的关联。
这时两位院长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有很多巧合，例如两位院长名字的后一个字，一位是“淼”，一位是“鑫”，水和金都是中国阴阳五行之一，从五行来说，水消火、火熔金、金生水，金火不克，所以郑欣淼说：“我和周院长，完全没有相克的地方，我们很合。”郑欣淼和周功鑫，听起来是“双欣（鑫）会”的谐音，两人又刚好同岁。
周功鑫离京前，两岸故宫互赠礼品，双方选的竟然都是《清明上河图》的复制品。北京的是张择端版本，台北的是清院本。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冯明珠笑着说：“《清明上河图》是桥多，我们需要桥来沟通嘛。”无意中的巧合和随口的一句戏言，点出双方对两岸的共同期望——“交流”和“沟通”。
2010年，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20余位人员，共同踏上了长达半个月重走文物南迁的“温故知新”之旅，行经四省八市，探寻了过去37个重要的故宫文物存放地点，拼凑出当年部分不确定的运输路线，重温昔日故宫人共患难的历程，展望今后再度携手合作的新归途之旅。
破冰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岸文博的交流盛况空前，不只是两岸故宫，许多文博单位的各种交流和合作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其中到如今仍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共同合作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这幅元代文人画宗师黄公望的旷世代表作，在遭焚画殉葬劫难一分为二，成了《无用师卷》和《剩山图》之后，前者在清乾隆误定为伪画沉睡紫禁城，真伪画反成正品，此真伪二件皆随文物迁台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剩山图》流落民间终辗转进入浙江省博物馆。为了《无用师卷》与《剩山图卷》再次山水合璧的这一刻，我们已经等待了数百年，终于跨越了两岸和时空的阻隔，印证了文化交流的决心和凝聚力。
2008年之后，随着大陆民众赴台旅游的大幅增长，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陆游客从2009年的250多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344万多人，2011年的384万多人，到了2012年更超过436万多人，而且与日俱增，直到2016年的那次政党轮替，一切突然又好像快回到2008年以前，但是人们内心深处，老是惦记着两岸故宫曾经有过的破冰之旅。
宫廷风情入镜头
人们对揭开紫禁城神秘面纱的兴趣，被一股方兴未艾的清宫电影风渐渐提升到了潮。
1983年，香港李翰祥导演借《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两部电影将华语观众带进清宫故事的世界，电影里咸丰皇帝的颟顸荒佚、兰贵人因同治华丽转身成慈禧太后、恭亲王弈的内心挣扎促成辛酉政变和垂帘听政，原是杜撰的电影情节，却成了大部分人对那段清宫历史的了解，那时剧中人物无止境的钩心斗角，无论手段是多么的阴险下流，李翰祥的镜头却一开始就仰视着紫禁城的大门，因为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也是由此，人们对揭开紫禁城神秘面纱的兴趣，被一股方兴未艾的清宫电影风渐渐提升到了潮。
蜚誉国际的意大利导演贝尔纳多·贝尔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有一天从高处把镜头朝下，俯视着故宫的大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紫禁城，次在西方电影大师的镜头里，成了电影主人翁的精神道具，在不同情节中配合演出，不再只是一成不变地作为皇家起居朝政的电影空间，让全世界观众以视听感官效果体验到紫禁城的体温和情绪。这是中国政府次允许在故宫内实景拍摄的故事片，后来在1988年赢得了9项奥斯卡金像奖，这部电影名为《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
爱新觉罗·溥仪在他洋人老师庄士敦所写的《紫禁城的黄昏》和他写的《我的前半生》所折射出的，是一个在时代风暴中颠沛流离而不能自主命运的无助生命，这个故事题材深深地打动了贝尔托鲁奇的心。
镜头随着小溥仪次进入的宫殿，是一个怪异的场所，空旷而阴暗的罗汉堂正中央，放着一座豪华的大床，屋顶藻井中间悬挂着硕大的夜明珠，屋中圆柱盘绕着飞龙张牙舞爪，两侧的罗汉雕像面目狰狞。整屋子阴森森的气氛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当小溥仪走到大床前，镜头中出现了一张面具般的人脸，浓重的白粉盖住了肉色，眉眼和嘴唇的形状都是极不自然的油彩勾勒出来的，一旁的太妃、宫女、太监们，面无表情，毫无血色，如同僵硬可怕的陪葬陶俑，可他们还会走动，就显得更加恐怖。濒死的老慈禧简单地向溥仪交代了宫中的概况并且宣布他成为皇帝的决定后，便张着嘴咽了气。太监于是将一颗黑色珍珠塞进了她的嘴里，她的嘴当然就永远合不上了。
接着，不谙世事的小溥仪走回父亲跟前：“阿玛，回家吧。”跪在地上的父亲却没做声，朝着他深深地磕下头去。
镜头从阴暗的罗汉堂转到了肃穆的太和殿里。殿外司仪的唱诵声更衬托出殿内的一片寂静，宫殿里小溥仪高高在上，摄影用固定镜头和小全景捕捉到他坐不住不耐烦地爬上爬下的镜头，然后覆住宫殿大门的黄色绸缎缓缓升起，宫殿外，司仪的喊声和如海潮般跪拜的人群，从宫殿平台、广场、密密麻麻跪满庭院的臣子们，摄影机移动拍摄着，由全景、大全景，甚至到远景……景别、运镜以及声音处理的极大反差，产生宫殿内外的段落效果，好像蕴含着一种看不见的精神力量，以视听形式作用于人的感官知觉，让观众体验到巨大的压迫感，从而对小溥仪的处境和未来的命运感到担忧。
宫殿、平台、台阶和广场，这些故宫的客观存在实体在大导演的镜头里被赋予了“压迫”和“隔绝”的意象，小溥仪日夜思念的“家”被重重宫殿和茫茫人海阻隔，遥不可及。
镜头接着转到寝宫内，小溥仪一边蹲尿盆一边看着太监摆弄着紫禁城的模型。太监拿起一个个宫殿模样的小木块：“这是大内……”小溥仪突然发问：“我今儿回家吗？”太监愣了一下：“回家？还不回去呢！”怕小皇帝再纠缠，他赶紧再拿起一个模型：“这是太和殿，皇上就是在这儿登基的……”讽刺的是，紫禁城固然威严坚固，这时真的就好像一个玩具，被人摆布把玩着，也像是它的主人一样，身不由己。
7年过去，10岁的溥仪已经认不出他的亲生母亲，亲的人是喂他奶的二嬷，他还吃着她奶的情景被寡居的太后们看到，她们“为了皇帝的成长”，将二嬷送出宫去，溥仪绝望地追着二嬷小轿的场景，影像深入人心。
他从小院子冲出来，向着狭长的甬道尽头追去，二嬷小轿的影子依稀可见，甬道很窄很长，夹在高耸的两道红墙之间，墙是那么的高，那么的冰冷无情，只留下天上长长的一条蓝色间隙，须臾间，他已经处身太和殿广场，偌大的广场，空无一人，他还在追着，显得格外的渺小——尽管他是这里的主人，是广袤中华帝国的皇帝，但当他亲的奶娘被夺走时，却束手无策。
镜头对准长大的溥仪，他听到知道亲生母亲吞食大烟泡自杀的消息，纵身骑上自行车，想飞奔回家去看望。那时刚下过雪，他沿着宫墙骑过了广场，又拐进了那条甬道，依然是两堵高耸的红墙，依然是延伸远去的窄道和被切割成一线的天空，依然是溥仪迫不及待的追寻着亲爱的人，只是，上次是奶嬷的离去，这次是亲娘的永别。
午门内站岗的卫兵队长已经看到便装推车的皇帝，当溥仪笔直地向宫门走去时，两扇大门轰然关闭，已经展现在眼前的宫外世界被巨大的红门隔绝在溥仪的小天地之外。面对溥仪“开门”的恳求，卫兵们只是以沉默地跪下作为答复。
溥仪将心爱的小白老鼠狠狠地摔死在宫门上！
糅合镜头切换、运镜快慢和场景变动来突显溥仪内心当下的强烈感受，演绎矛盾冲突情结，毫无疑问的，紫禁城也成为参与其中的角色。
接下来，溥仪采取了一个近乎疯狂的举动——爬上宫殿的屋顶，高喊着“我要回家！”他将层峦叠嶂的金色琉璃瓦当作道路，企图翻越出去。当他滑倒在琉璃瓦的时候，他侧头望向远方，那里一片模糊。他的眼睛重新聚焦——模糊的变得清晰，那是另一座宫殿的屋脊，高高的，挡住了他的视线，这座城里有太多的宫殿，时时阻挡在他前面，任凭他望眼欲穿。
贝尔托鲁奇以他独特的视角，让紫禁城来参与演绎溥仪的精神存在状态。毫无疑问的是，他真正地把紫禁城推向世界，一时之间，他的电影《末代皇帝》成了全世界认识故宫的窗口。
他的摄影队得到特许进入故宫拍摄，并不意味着让他享有在紫禁城内的特权。故宫方面对片场的管理非常严格，扮演庄士敦的国际巨星彼得·奥图（Peter Seamus Lorcan O’Toole）有一次因为忘记带通行证，被故宫警卫拒之门外。故宫内不允许机动车辆进入，即便奥图也只能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进出片场。
拍片期间有一次刚好遇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参观故宫，摄制组因为得到故宫对其拍摄紫禁城先有政府承诺的尊重，确保了影片的正常拍摄，完全不受干扰。但是故事性商业电影想进故宫拍摄紫禁城从此以后就永远不可能得到相同待遇，不论是国内或国外的影视公司，故宫的回应是一视同仁的“闭门羹”。
1998年初次热播的《还珠格格》捧红了饰演小燕子的赵薇，小燕子居住的漱芳斋一度成了故宫建筑物中当代知名度的所在。《还珠格格》剧中的漱芳斋其实是借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雨楼拍摄而成的，故宫里真正的漱芳斋在乾隆时已经改建为皇帝听戏宴请的招待所，今日的漱芳斋也是不对外开放的贵宾休息招待场所。
随着接连不断的《新还珠格格》《甄嬛传》《如懿传》《延禧攻略》等宫廷大戏推出后形成的故宫热，借着影视效应散发出的魅力如今也成为故宫不容小觑的软实力。
后来，有机会进入北京故宫拍摄影片的只有故宫纪录片。中央电视台拍过，日本NHK拍过，其中故宫博物院和媒体全面合作拍摄纪录片，2003年中央电视台开拍的《故宫》应该是受重视的一次。这次拍摄制作“汇聚了故宫方面的权威专家以及央视影视制作方面的精英力量”，央视在故宫权威专家的支持把关之下，对故宫建筑、文物以及故宫博物院工作现状等进行全方位的实景拍摄记录。
拍摄期间，为了避开正常参观的游人，摄制组只能在不开放的早晚时间进行。拍摄的间歇，有些组员只能将就着在冰冷的金砖上席地而眠。两年间故宫出动了上百名专家，央视邀请了曾获奥斯卡音乐奖的苏聪（《末代皇帝》作曲）、奥斯卡摄影奖提名的摄影师赵小丁（《英雄》《十面埋伏》摄影师）和日本著名摄影师赤平勉等加盟制作。
团队的艰辛付出得到了回报。《故宫》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后，收视率达到了3.09%，比当时火电视剧《京华烟云》的收视率还要高。国内外发行和播映权的收入也让《故宫》成为央视纪录片中赚钱的作品之一。
百年大修迎大庆
到2020年故宫600岁华诞的时候，百年大修将全部完工，那时候，人们将能重新领略历史上康乾盛世之时故宫的面貌。
没有大工小修，故宫撑不到今天，没有讲究的修葺，故宫会是现代的拼装物。今天，故宫太重要，所以，修缮已经不再纯粹是工匠的事。
据记载，故宫博物院1925年成立后，第二年就有两项维修工程。除1927和1970年外，每年都有维修项目，即使在抗战沦陷期间，维修也未曾停过。从1949年到2001年，故宫各种维修项目合计有600多项。
2002年开始的这一次大修，和以往的都不同。先是副总理提出维修要求，后经专家们研究出指导性的《大纲》，形成法规性的文件，再由文化部部长带头成立工程领导小组，投入近20亿的资金，19年的时间，预计2020年全部完工。因为这是自1911年以来故宫的首次整体大修，故称“百年大修”。
这次“百年大修”，简单地说，就如前院长单霁翔所讲的，是要“把壮美的故宫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到了2020年故宫600岁华诞的时候，百年大修将全部完工，那时候，人们将能重新领略历史上康乾盛世之时故宫的面貌”。
大修工程一开始没多久，就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在御花园内的钦安殿顶部，工人意外地发现藏文经卷，并且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内，又陆陆续续地发现了3000多卷佛教经典，全部是由藏文撰写的。
钦安殿是故宫重要的道教宫殿，里面供奉的是真武大帝，据说是故宫的守护神，但是在供奉道教神灵的宫殿里，怎么会藏有藏传佛教的经卷呢？这些经卷的发现，引发故宫很多专家的兴趣和猜测，他们有人推测说，早在元朝的时候，藏传佛教就开始进入宫廷，明清两代更为盛行。这些经卷有可能是清朝皇帝放进去的，以此祈求自己更有智慧和力量，祈求他的王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在一方面也体现出明清两代儒、释、道的相互融合。
一年以后，钦安殿修缮即将完工，除了少数经卷被留下来作进一步研究外，绝大多数经卷都被放回原处，“尊重历史”“恢复原状”正是这次故宫大修所遵循的原则。
修缮古建不得当对古建将是一种破坏，但是即使不能完全“恢复原状”“修旧如旧”，这次的大修也有不得不为之的急迫性。故宫修缮须靠大量的传统材料和工艺，有传统工艺的老师傅再不利用机会传承，往后就无人会修故宫了。
故宫修缮需要大量使用到的一种传统工艺叫“地仗”。工人们把发酵的猪血、白面、桐油、砖灰等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几样东西和在一起，涂抹在木材的表面。据说涂抹“地仗”可以起到保护和防腐的作用。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工艺，都是通过工匠们一代代的口口相传而流传至今。而且调配“地仗”的各种材料的构成比例，是被严格保守的一个秘密。
据说，“至少从清朝开始，这种工艺就在修缮紫禁城的工程中使用。地仗灰的外面还有苎麻，可以使‘地仗’不开裂。像大门这样面积较大的地方，多要铺六层地仗、两层苎麻，行话叫‘两麻六灰’。”
在故宫大修中，还有一道极为独特的工艺就是贴金箔。故宫使用的金箔是来自有几百年生产历史的南京金箔厂，将厚厚的金块变成金箔，需要锤打至少两万次。打好的金箔只有0.15微米厚，相当于头发直径的1/500，薄如蝉翼、柔似绸缎、轻若鸿毛。贴金箔须要先涂上一层金胶，再把金箔粘贴在金胶之上，至少有十年以上经验的师傅才能贴得又好又快，用金又省。故宫专门为这次大修订制了1000万张金箔，修缮好的故宫势必更加金碧辉煌。
太和殿一直被人们称作“金銮殿”，的确也是紫禁城中用金子装饰多的宫殿。但是铺设太和殿地面的砖虽然叫金砖，却完全与金子无关。这种由特殊工艺制成的金砖从明朝开始就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故宫里的重要宫殿中都铺设有这样的砖。这种独一无二的金砖出产在苏州郊外一个叫陆墓的小镇，几百年来，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制作金砖需要选土、炼泥、澄浆、制坯、阴干、入窑六道工序。选好的泥土需要露天置放整整一年，以去土性，制好的砖坯也要阴干七个月以上，入窖后要用十万斤稻壳烧烤两个月，从泥土到金砖，要长达两年的时间。
金砖之所以叫金砖，一种说法是因它质地极为坚硬，敲击时会发出金属的声音；另一种说法则是因在明朝的时候，一块金砖价值一两黄金，所以被叫成金砖。
这次大修准备的金砖主要是用来铺设协和门外，重要大殿地面的金砖虽历经数百年，仍保存完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太和殿金砖，是清朝康熙年间铺设的，直到今天，它们依然光亮如新。
很容易理解，太和殿的修缮一开始就成了举世瞩目的重要工程。故宫特别和意大利文物保护机构携手就其石质文物、殿内宝座屏风、内檐彩画及殿内墙面等采用科技手段进行护理，意大利专家还亲自动手向墙壁里注射树脂，以防止墙皮脱落，这是为了让太和殿墙壁完好的时间能够延长，他们也曾经在修复非常珍贵的达·芬奇（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壁画时使用过同样的技术。
这个故宫维修中的工程同时有很多人关心注意着，想时时了解进度，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故宫也尽量满足这个愿望。接近太和殿的脚手架上虽然只能安装大型太和殿的外观图，围绕着殿身的工程围挡上设置了展板，用来说明太和殿的历史、结构和这次维修的设计和技术要点。不过，在太和殿两侧的中左门、中右门内特别设置了大屏幕，让大家可以观看太和殿大修工程的实时监控视频，因为博物馆修葺的一般情况，外界是完全看不到工程正在进行的状态。
2002年10月的一天，沉寂已久的武英殿建筑群突然开始人声嘈杂。这座曾经是纪晓岚修订《四库全书》的宫殿，因为梁架变形，只能被冷落在故宫的一角被当作库房来使用，这次它成了大修试点工程的对象之一。施工过程都按传统的工程作法，原有构件进行修理后按原状安置回位；当大木构件严重糟腐不能承受任何重量时，便进行更换；正殿则采取了拼接、内部加钢梁的办法，替换了完全腐朽的大梁。琉璃瓦的修复也采用费工费时的“老瓦施新釉”的办法，烧新釉的窑口也特地选择了“龙泉务窑”，一个从辽代开始就为皇家烧制瓷器、琉璃瓦的著名窑厂。
按计划，武英殿在修缮后将作为书画馆（后改为陶瓷馆）展厅，在修复过程中就不得不引进一些如消防报警器、防盗器、照明设备等必要的现代化设施，修复专家在不破坏古建本身的前提下，也尽量不让这些设置影响原有的古建氛围。
而装修后的午门展厅，则完全是一个大反其道的实例，它刻意突显出现代装置，那保护古建地砖的灰色地面，高大通体的金属展柜和钢结构框架架出的玻璃天花，用设计出来的流光照在这些保护装置上，营造出高雅不凡的现代质感，又以低度光线洒在内层的垂檐天花，带出古建彩饰的雍容华贵，这种别出心裁的新古结合，获得了2005年的“文化历史遗产保护创新奖”及“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被认为有效解决了古建保护和利用之间的矛盾，而且成为故宫目前硬件设施好、展示条件的展厅。
建福宫花园南面的中正殿建筑群的修建是百年大修中的对外合作项目之一，这是在建福宫花园复建合作成功的基础上，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同意继续捐款修复。建福宫花园和中正殿佛教建筑群在民国初年溥仪准备清点清宫库藏的节骨眼上，被一把无情火烧得荡然无存，在近百年的岁月中，始终是故宫的一片废墟。重建的步是数十名故宫专家遍览清宫档案，搜集整理出40多万字的相关资料，技术人员再据此精确地绘制出建筑图纸。而且从不放弃追求恢复原状的信念，只要是有所依据。建福宫花园西墙的敬胜斋在清廷画师所留的《画太簇始和》中屋顶是硬脊式的，在复建设计几乎定案之际，工作团队偶然得知法国巴黎的陆军博物馆中有一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老照片上有敬胜斋，经过放大老照片求证，发现原来不是硬脊式，而是和乾隆花园中的倦勤斋一样是卷棚顶。工程在经过多方努力终完成后，和老照片比对，除了一新一旧之外，其余都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尊重历史——恢复原状。
从来没有向游客开放过的乾隆花园北端的倦勤斋，是乾隆为自己退休准备的宫殿之一，内部装修豪华程度惊人，也是百年大修内部装饰修复的重要试点项目。
倦勤斋内的丹顶鹤壁画和屋顶藤萝装饰画运用了西洋透视法，产生了一般国画不具有的景深立体效果，所以档案记载这些画是出自意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之手，起先引起众人无限遐想，但认真探究就能发现郎世宁在倦勤斋完成前六年就已经过世，咸信画作至少大部分是由其中国学生王幼学完成的，但是那栩栩如生的须要高深西画技巧才能完成的丹顶鹤，专家推测应该是郎世宁生前留下的“备份”。
20世纪90年代，画家聂崇正以英文介绍了这些画作，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多家国际基金，其中不乏英国王子查尔斯（Prince Charles）等名流为成员的基金都表示愿意捐款用以修复倦勤斋，不过都被谨慎地谢绝。直到美国前总统老布什（George H.W. Bush）及夫人访问北京时专程到倦勤斋看画，据说老布什夫人当场拿出一张支票希望捐款，后协商结果，由老布什夫人参与其中，总部设在纽约的“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出资数百万美元修复倦勤斋。
屋顶藤萝通景画的修复是倦勤斋室内修复工程重要的一项，专家们必须先小心地揭取下来，再到裱画室进行修复。在裱画室里，专家们采用了一个新发明，将和好的面团粘掉画表面的尘土，这样既可以除尘又不会损伤画上的颜料。通景画虽然是贴在屋顶上，但是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独特性，所以修复的过程一点也不能马虎，和对待其他国宝书画一样，整个修复过程需要大大小小近百道的工序。
直接托裱在书画画背面的纸，一般叫“命纸”，因为命纸质地好坏直接关系画面保存时间的长短，通景画能在经过200多年后画面基本保持较好，完全是因为使用了一种高丽命纸，但是相同的纸，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美国专家建议用韩国生产的传统纸张，但是在有200多年的乾隆通景画背面托裱上外国生产的纸，故宫的专家们难以接受，他们坚持使用中国自己生产的纸张。经过一年的寻访，终于在安徽潜山的一个小山村，找到十分接近要求而且完全手工生产的传统纸张。再经过多次反复实验改良工序，前后历时三年多的时间，终于仿制出基本令人满意的高丽纸。
接着，七名专家经过一年多的共同努力，通景画的修复工作才告完成，但它暂时不会被贴裱到倦勤斋的屋顶上。这幅通景画还要等到倦勤斋其他修复工作完成时，作为后一道工序，重新回到倦勤斋。
2018年9月3日院长单霁翔和前院长郑欣淼联袂登上养心殿屋顶，取出存放在正脊里的宝匣。这个殿的宝匣是故宫中个被发现的彩绘宝匣。宝匣上的彩绘是祥龙图样，侧面还写着“嘉庆六年”的字样，这种“镇宅”用的宝匣，过去见到的多是素面的铜、锡、木制的匣，虽然匣内装着的总是大同小异类似五丝、五药、五谷、五石等与阴阳五行相关的物品，和经卷等有关祈福的物件，但是彩绘的宝匣是次见到，可以想见此宫殿在故宫的特殊地位。
养心殿从清雍正皇帝开始就已经取代了内廷乾清宫的地位，成为皇帝寝宫和日常理政的中心，曾经有八位皇帝在此居住执政。这里有雍正夜以继日批阅奏折的西暖阁，有乾隆珍藏心爱书帖的“三希堂”，还有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东暖阁。在热播清宫剧它中作为帝王寝宫，也成为频频亮相的“网红”宫殿。因为历史和现代交互作用因而更加提高其知名度的结果，养心殿的重新开放，变得格外让人期待。
养心殿从2015年12月闭门谢客后，却一直没有动工修缮，大门紧锁了两年八个月。原来养心殿修护被定为故宫古建维修保护有史以来的个“研究性保护项目”。两年多来，研究人员开展了33项课题研究，进行了文物记录及撤陈、文物残损病害修复、古建筑勘察测绘、匠人培训选拔等实际又结合探索性的工作。
院长们由正脊取出宝匣这个很有仪式感的文物保护举动，就是标志着修缮工程将正式进入实施的阶段。
养心殿重新开放后，将忠实还原历史场景，开放范围将从过去的30%扩大到80%以上。观众可以进入原状陈列的室内，观赏里面的建筑细节、文物陈设及家具摆设，感受一下皇帝起居工作的历史氛围。养心殿共有室内陈设1890件，其中包括194件书画、304件纺织类文物、600多件金属类文物和23件钟表类文物等，殿外还有18件金属类文物、2件石质类文物、古树15棵等，几乎囊括了故宫所有文物的类别。
养心殿建筑主体是取明代官式建筑风格，内部装修则带有满族炕上文化色彩，更难得的是引进西方绘画形式，开创清廷独有的“通景画”艺术形式，都将呈现在观众眼前。御膳房也将以原状陈列方式和养心殿形成一个皇家起居文化的小天地，让人遥想清朝当年的生活，又忆起清宫剧中的点点滴滴。
为了2020年故宫600岁大庆，故宫精心策划的东西向轴线原状陈列展，是以乾清宫为中心，向东有毓庆宫、奉先宫、宁寿宫，向西有养心殿、慈宁宫、泰寿宫。但毫无悬念的，在这一东西向原状陈列轴线中，养心殿势必成为热门景点，将再次成为游客皇家故地采风必到之处。
故宫等到了自己的600岁，总算又看到自己在康乾时代的盛景，幸哉！
科技古法求永恒
专业人员仍旧本着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继续追求站在文物保护科技的前沿，但有时候有效的文物保护方式还是古老的方法。
为了下一个600年，守好故宫，传统古法、创新科技，都无法缺席。
就像金砖无法用现代的烧砖方法烧出那历久弥新、铿锵坚硬的质地，地仗也无法被油漆取代，因为现代油漆刷不出那说不清的厚重和层层衬底的持久不衰。但是现代新科技可以精确地分析地砖、内檐彩画、汉白玉栏板、琉璃瓦受北京工业化后大气污染腐蚀的程度，促使科技人员采取有效的保护方案，延长建筑文物的寿命。
故宫基本上是木、石、砖、瓦所构筑而成的，这些构件不但保存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依照文物保护尽量保存原件的原则，也不适宜大面积的更换，所以不断研发更科学的保护方法，成了故宫一支80多人的专业队伍的日常工作，除了对故宫古建及建材保护的研究，他们的工作还涵盖院藏各类材质文物的保护和修复的研究。
早些时候到故宫游览，无法不注意到几乎每个宫殿的屋顶都长着杂草，厉害一点的，还长出一棵一棵的小树来，对屋顶上琉璃瓦的侵蚀破坏，可想而知，这些侵蚀造成大部分的釉面严重剥落，既影响观瞻，又危及琉璃瓦和建筑本体的安全。故宫就针对这个问题，成立一个专项攻关小组，联合多家科研机构和生产厂家，朝着原件挂釉复烧的方向，共同研究寻找解决方案。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正式的名称是“剥釉琉璃文物原件挂釉复烧”和“高分子材料涂层”，满满的现代科学味。
地砖古法烧制过程中有一个“钻生”的传统技艺，是钻油让地砖颜色加深，同时又可以使砖的强度加强。故宫团队也联手相关院校研究机构，对“钻生”的工艺及使用材料进行不同尝试的改性试验，后也达到提高地砖的耐候性能。
有时候有效的保护就是用直接古老的方法。
故宫内的古树也是有年纪的活文物，故宫大部分地方并不容易看见树，尤其三大殿周围，若有树，广场空旷气势顿减，破坏了威严氛围，而且五行中皇帝属土，木克土，殿旁不应有“木”。所以故宫里的古树名木大多集中在御花园。
末代皇帝溥仪和皇后婉容曾在御花园的一对连理柏树前合影，就是白居易《长恨歌》中“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所向的“连理枝”，其实是人为培育的两株柏树，经过漫长岁月，慢慢上部连接在一起，下部分开，形成“人”字形的名树活文物，同样的连理枝在御花园还有四株。如果没有妥善保护，成了众人照相的热门背景，它们很快的很容易的就会老树凋零。所以，故宫里的树都以古老的方法——结实的围隔——保护起来，也证明是有效的。
有时候，古老的方法却只是迷信，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1984年6月2日承乾宫被雷击中，被击中的刚好是古法的避雷设施——正脊中的宝匣。故宫的宫殿比较讲究的都会在正脊安置一个宝匣，宝匣里面大多特意放一些和阴阳五行有关的吉祥物，这次装着5条绸制布条，字条上印着“九天应无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金、银、铜、铁、锡五种同样大小的小元宝，还有24个直径27毫米的带孔金大钱，每个约重5钱，上有“天下太平”的字样，这个宝匣薄铁制成的，长30厘米，宽25厘米、厚3厘米，不大，这雷击却不偏不倚地正打在这个盒子上，因为全金属，引雷电，正好招来它祈求“九天应无雷声”避雷保平安完全相反的结果。
虽然故宫每次修缮宫殿后都将宝匣归位，但已经不是为了避雷的迷信，而是为了尊重历史、恢复原状，从1955年开始故宫成为国内率先使用避雷针的个文物单位后，不断的优化更新避雷设置。1985年开始，还装了雷击计数器，以统计了解雷击接闪的情况。统计结果显示，光从1993年至1994年一年的时间里，就显示太和殿接闪一次，景阳宫东针接闪一次，钟粹宫西针接闪一次。不但证明现代避雷有效，也证明雷击频繁，守护故宫，避雷工作时刻不能松懈。
故宫建成600年来，有记载的火灾就近100起。过去的防火设施，醒目的莫过于有着岁月痕迹的大水缸，故宫角落几乎随处可见，看到时，不少人都能兴奋地重复导游曾说过的，这些水缸冬天为防水结冻，始终在缸底用柴火加温防冻不停歇，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水缸有分铁缸、铜缸和鎏金铜缸不同级别，而且的直径160厘米，高120厘米，重3392公斤，可容水2000升，比一辆水罐消防车的贮水量还要大。
比较不醒目的是以墙的形式达到隔火、灭火目的的隔火墙，后三宫分别在凤彩门、龙光门以南，端则门、基化门以南的1.6米处，就有隔火墙，由于构思巧妙，几乎看不出这些墙的梁、柱、枋、斗拱、椽飞和望板都是用石料雕刻而成，没有一点木材，从外观看和周围建筑没有两样。根据专家鉴定，这些隔火墙都是故宫的原始建筑。
过去曾是重要消防设施的金水河、古井、水缸，现在多半只是故宫景观的一部分，取而代之，已经是一套布网在全院隐秘处而且自成系统的临时高压消防供水管网，网路直通河道的储水池、加压泵房，解决了供水量及供水压力不足的问题。一旦发生火灾，既可以用市政管网供水，必要时也可以用河道充足水源供水。而过去故宫失火大隐患的煤火取暖问题，早在1977年引进热力工程系统后就获得根本性的解决。
故宫进行消防工程挖方时，在慈宁宫区地下发现明代仁寿宫的基础，这些基础的底下，先有密集排列的钉了两米多高的柏木桩，桩上再纵横铺排着四五层同样的木桩，仿佛一个木材垛。曾经有传说，明成祖营造紫禁城时，为了防止敌人挖地道潜入皇宫，便以横七层竖八层的形式，把大块城砖埋填进地基之中，再浇灌石灰把它们粘合成一个整体。在景运门外安装热力管道施工时，施工人员确实碰到了一层一层码放的砖。
建筑地基关系建筑结构耐震、安全系数，故宫整个地基和故宫地质、水系分布息息相关，为了研究清楚故宫地基是否如传说中的“一块整玉”，故宫动员了现代科技团队和技术，解码故宫的底细。
探勘结果发现，故宫基本是在一个人工地基垫层上，但深浅不一，深的有如太和殿达8米多，浅的有如内务府地基只有0.7米，和一般民房相差无几，每组建筑的基础各有不同，但绝非如传言中厚厚的一整大块。不过，这并没有让故宫防震顾虑有所减轻放松。
唐山大地震后，故宫马上进行对文物、文物陈列、文物库房有关抗震对策的种种实验，实验结果也运用到具体的文物保护工作中。曾经针对地上库房防盗、防尘、防震的不足想以地下库房作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是有专家认为在故宫建地下库房会改变地基的结构，动摇地上建筑的基础。后决定于1986年先期建设一座5000平方米的地下库房作为试点，在挖掘过程中只在表土层发现唐代墓碑，附近的热力工程发现地下一排疑似河道围堤的大木桩，试运行安全成功，才有了1997年二期17000平方米的地下库房，加入保护文物的行列。
地下库房用的虽是当时的科技，有恒温、恒湿及一流的防盗消防设备，为了不将有机文物的虫霉隐患也带进地库，还发明了大型环氧乙烷熏蒸消毒设备、大型低温低冻杀虫设备、古代丝织品文物霉斑清除法、多功能洗画机、负压书画保存筒等有针对性的科技结晶，一般人看了这些名称，恐怕已经觉得所有的文物保养问题都完全解决了，不过，专业人员仍旧本着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继续追求文物保护科技的前沿。
文物地库目前储存90余万件文物，接近院藏文物的半数。地库完成当时的科技条件，到今日又有改进升级的空间。比如不能针对不同质地藏品的温湿度要求有所调节，还有更急迫须要解决的是，“二期地库采用水冷式空调，上方储备了50吨水作为冷却水源，目前冷却管、蒸发器已锈蚀，一旦开裂，文物将遭灭顶之灾”。
有时候有效的文物保护方式还是古老的方法。
九龙壁库房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成为故宫博物院瓷器主要贮存地之一，保存有清康熙到宣统各朝瓷器近30万件，在院藏文物中占极大分量，长久以来，这些瓷器都是放在库内近5米的高架上，这些高架有的四层、有的五层，所有文物都是裸露码放在这些高低不一的架子上，摆放位置离地4米多，遇上火灾、地震等突发性事故，根本无法大量抢救，必定造成不可估量而且无法挽救的损失。除此之外，库房无法密封防尘，防漏条件也不甚理想，同时，若有老鼠等小动物走动，都可能带来不应有的文物损伤。
鉴于此，故宫从1995年开始组织人手力量花费了近六年的时间，一件一件的细心整理、包装保护，终装运文物4412箱，合计281451件（套），拍摄资料负片底片9534张，以从根本杜绝隐患。
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故宫闭馆之后，除掌管3800把钥匙的钥匙房不关门外，工作人员会巡视所有区域，再一层一层地关上宫门，除保安人员外，任何人都不能在红墙内逗留。但当夜幕低垂，故宫内悄无一人时，却是另一群“神秘”员工开始执勤的时候，它们踮着脚尖，无声无息地，管的是其他员工、设备和科技总管不好的古老问题——鼠患。
故宫全院32个部处，有20多个部处收留流浪猫，不少员工的抽屉里放着猫粮、猫药，有些猫到了冬天也有进暖气房取暖的特权，东华门几个岗亭，一般会备上一个不锈钢碗，冬天碗里的水结冰，值班人员还会定时加温水在碗里，猫儿们就会像自家人一样放心地喝水起来。
据说有些流浪猫是过去皇帝妃子宠爱的宫猫的后代，有些可能是宫外跑进来的猫，不过，现在都安享着现代故宫所能给的“尊贵”。接近200只的“宫猫”队伍，曾被单霁翔前院长盛赞为一群捕鼠的大内高手，其中有一只还特别幸运地被他命名为“平安”。
故宫追求的平安不只是概率，而是百分百的平安，所以总是在扫除安保死角。
故宫目前员工车辆750辆左右，并且有不断增长的趋势，每天临时进故宫办事停放的流动车辆约150车次，若以每天停放1000辆车，每辆车平均携带30升汽油来估算，合计有3万升汽油，如此巨大数量的易燃易爆物放置在宫里，其实是十分危险的。2013年，单院长就捡了约1000个烟头。自2013年8月15日，故宫不能携带打火机进入后，平均每天没收1万多个打火机，4个月就没收了100多万个打火机。
今日故宫的保安可说得上已经是密不透风。在观众行走路线上安装了47组二维激光扫描设备，通过数据平台可以实时反映9个区域的观众实时人数、各通道通过人数。在故宫全部范围内安装各种探测器5600余个，各类摄像机1300余台。有趣的是，在电话号码表上，曾经正经八百地印着一个保安的单位名称——狗窝，后来觉得不雅才改成“犬舍”。
在西华门附近有一栋青瓦红墙和故宫建筑风格一致的建筑，是古建部十几年前专门设计的，一有生人走近，犬吠声就此起彼落的串连起来，那里就是30多条“犬侍卫”的家，电话表上的“犬舍”。位“犬侍卫”是一条叫虎子的杂交德国牧羊犬，那是20世纪80年代保卫处职工带进故宫的，就被抓义工充当了5年编外的“犬侍卫”。当1992年故宫警犬队正式成立，编制里则是个个受过专门训练的“大内高手”。
他们的日常责任是参与各宫殿的封殿检查。有一次，故宫外墙大修，总有心怀不轨的人半夜试图爬上来，后来是“犬侍卫”驻守在城墙上才平安无事。还有一次，动用一个连的兵力都找不到的一个人，后还是靠这些大内高手，才在隆宗门附近的一个土堆里找到。激愤的人员，扫荡每个角落的摄像头，在那些紧要关头，都显得苍白无力。
“侍卫犬”做着4万年来同样的工作，就像其他少不了的古老配方，和人、设备和不断进步的科技，共同守护着故宫，只求一个平安、永恒的故宫。
故宫学方兴未艾
故宫学已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和人们的关系，其实比想象中还近。
前副院长李文儒曾经这样描述故宫的发展：“15至19世纪的紫禁城——20世纪的故宫博物院——21世纪的故宫学。”故宫学的发展方兴未艾，故宫学已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和人们的关系，其实比想象中还近。
故宫学不再是一般博物馆所关注的特定文物的研究，它可以宽到关联着今日中国人重视的某些礼仪文化的源头，也可以窄到解密人们身旁中式建筑的风水格局，而且这一切的研究都是从故宫开始，也可以从一个故宫有关的假想命题开始。
传说有一次乾隆皇帝和纪晓岚在宫里散步，走到了玉带河边。乾隆心血来潮，想要给这个以聪明过人出名的臣子出点难题，就对纪晓岚说：“爱卿，昨日一妃子给我生了个孩子，朕命你以此为题写首诗。”纪晓岚也没问孩子的性别，张口便说：“吾皇昨日降金龙。”乾隆摇头说：“是个女孩子。”纪晓岚偷偷吐了一下舌头接着说：“化作嫦娥下九重。”乾隆双手一摊：“生下来就死啦。”纪晓岚哎哟一声后说：“料得人间留不住。”皇上才说：“扔在玉带河里了。”纪晓岚赶紧又说：“翻身落入九龙宫。”
当然一个轻松诙谐的宫廷小故事，其中也能有大学问。
这件事真发生过吗？清宫档案专家从档案资料可能可以确认：一、乾隆妃子产女的记录中，第二天曾有见纪晓岚的记录？二、见到后，有无散步玉带河的事实？三、有无散步中对话中诗句的记录？
若无档案资料，乾隆曾经留下4万余首的诗，平均起来几乎一天至少写下一首，有些像今日的微信朋友圈、微博朋友圈晒新闻，如此有趣之事，是晒新闻的好材料，诗稿中定会有蛛丝马迹。故宫保存部门的专家可以缩小范围找寻答案。
从诗词本身来看，是否符合纪晓岚诗风、当时的诗风及仄韵要求等有关诗词的探讨，又是诗词学者研究的领域。
乾隆和纪晓岚一起散步，这在君臣分际极严的封建时代，是否可能？聊天内容如此随意，在史官亦步亦趋记载皇帝生活点滴的情况下，是否可能？这又是宫廷文化专家、宫廷历史学家可以进一步探讨的。
至于玉带河里能否丢小格格的尸体，又牵涉宫廷丧葬文化和礼俗规范，譬如清代有无水葬或是婴尸随水漂的习俗，小格格几岁需要厚葬等宫廷丧葬礼制要求等。而玉带河本身的深入研究也可以是一个大课题，如玉带河的外围主流筒子河就曾开放让老百姓种荷花，但是有须付租金的商业规矩等，那玉带河的功能和来源是什么？
玉带河在明永乐开凿之时就充满了古代风水和现实用途等种种考虑。玉带河只是护城河在紫禁城内的那一段，自西北引入紫禁城后由东南出，这其中蕴含一系列的风水理论，五行西方属金，所以又称内金水河，西北为八卦之乾位，位天门，为阳，而东南则为八卦之巽位，位地户，为阴，内金水河暗含阴阳相交。而内金水河源自积水潭，积水潭之水又源自天寿山瓮山泊诸水，所以内金水河乃与天寿山地脉相连，天寿山不是普通的山，它可是明成祖朱棣钦定的龙脉，内金水河便成为风水讲究龙脉的延伸。内金水河在紫禁城底下四通八达的涵洞和出水的井口，同时又承载着皇宫内生活用水、消防、调节湿度温度等实际功能。
明永乐年间开凿紫禁城的护城河，即俗称筒子河，当时只围绕紫禁城东、北、西三面，独缺紫禁城南面。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才下令将筒子河河水从午门东阙门外下面的暗沟引入西阙门，再由午门前面石板道下的暗沟引向东流，经东阙门石板道下面的暗沟流入太庙的暗沟，这条“七十丈九尺九寸”的暗沟从此被定为午门暗筒子河，也形成今天筒子河的全部。不过，这些历程和发现都是故宫建筑、考古、历史学者积年累月的研究成果。
往前推，还可以追溯还原明成祖初建紫禁城时，将元代皇城墙南移金水河改道的种种历史真相，甚至更远到辽、金北京故都布局及玉带河的前身太液池的故事。元史、辽金史的专家就能以历史回顾的角度来看今日的筒子河、玉带河。
往近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0年曾经对筒子河进行过一次整治，快50年过去了，直到河体年久失修，沿岸设施多处衰败，周边私建乱搭，环境恶化，河水污秽，触目惊心。1998年，故宫方面终于下定决心全面整顿，违建户全部迁走，改绿化带，河、岸全面整修，河底清出淤泥厚度达50厘米，治理完毕的筒子河城墙夜景一下子成了首都十大新夜景之首。2014年再次清河底淤泥，共清出7600立方米，厚度约15厘米。清出了白色iPad、柯达相机、男士皮夹、身份证等物品，直到今日，并没有捞出婴儿的骨骸。若想真正认真找出答案，可能还得有筒子河专家，研究一下清淤泥历史和有关记录。
故宫真的是处处有学问，处处可以研究。但是从一定高度，向未来、向远处看，能够将故宫的研究明确地囊括在一个学术范畴，让研究学者有所依凭继续深入扩大的探索，应归功于2002年新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他在2003年10月首次提出“故宫学”［1］的概念时，不但轻轻地揭开了故宫学的帷幕，也渐渐地形成一股力量，在学术界成为深具号召力的一面鲜明旗帜。
其实，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创立后一直都有知名学者参与工作，其中不少北大教授及学生在初期还伴随着故宫历险患难，对故宫的业务和研究贡献良多。近几十年来，随着博物院工作业务的全面深入展开，学术研究更趋活跃，其中有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紫禁城学会、中国古陶瓷学会、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学会、清代宫廷史学会、中国玉文化学会，或依托故宫，或以故宫专家为主，广泛地开展学术活动，这让故宫博物院新一代的学术群体也在迅速生成，在一定层面来说，故宫是在各文物领域养成精英研究员的良好土壤。
不可讳言的，故宫研究一直在藏品有关方面比较突出，这在博物馆界的学术圈中也是普遍现象，但故宫内涵涉及不只古建、文物，还有非物质层面的宫廷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甚至成为博物馆这一段经历，有必要更有纵深地展开和深入，不只是就某一个特定文物领域钻研，而是连接文化层面、历史背景、时空结点、时代解读等成“整体性的、体系性的、系统性”的探索，这在故宫学提出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这会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慢慢形成共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努力的目标，由故宫学提供了必须的条件，朝着实现有切实可行的学术规划，行之有效的科研项目制度，及时发布和传播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开放而富有创见的人才培养方向及创造一个严谨活跃的学术氛围的大方向迈进。
很明显的，故宫学已经让故宫内部发生了新的变化。过去认为是“资料”的10万多件文物被重新鉴别定级，对这些因历史原因不够重视的宫廷遗存有了新的认识。古代宫殿建筑工艺技术以物质形式存于建筑物中，但这些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工艺绝活儿，也是须要保护的文化遗产，所以百年大修的修缮过程都被全程追踪录像保存起来。2007年，故宫还将中国官式建筑传统工艺和书画装裱工艺申报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故宫成为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也已成为院内默契，让院内14%非原院藏文物成为真正意义的院藏文物，对继续当代艺术文化的收藏及研究也开始有责无旁贷的使命感。
以保护文化遗产和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的《故宫学刊》于2004年创刊，原有的《故宫博物院院刊》和《紫禁城》也成功改版，和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改称故宫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在故宫文化艺术成果的发布、积累、传播、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院古书画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中心、古建筑研究中心、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等陆续成立。
2013年，故宫成立故宫研究院，提出故宫学的前院长郑欣淼受聘为院长，下设研究室、故宫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明清档案研究所和《故宫博物院院刊》编辑部等，研究院采用项目管理的方式，为院内外、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搭建开放的平台，可以就某一具体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
故宫学提出后所形成的对内对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故宫的一切，古建筑、文物藏品、历史遗存以及在此发生过的人和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这一认识是故宫学得以产生的重要依据，不但有利于进一步挖掘故宫的历史文化内涵，也使流散在院外、海外、国外的清宫旧藏文物、档案文献有了一个学术的归宿。
郑欣淼院长认为：“基于此，两岸故宫在学术研究上的交流就是不可避免的，人为的阻隔只能是暂时的，事实上这种交流也是在不断地发展。”
实际情况是，故宫学在台湾已经走进了高校，台湾“清华大学”从2009年秋季起，开设了《故宫概论》课程，80个选修名额，电脑报名者达2000余人，听课的人挤满教室内外。在内地，反应更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在文物及博物馆专业硕士教学中即开办故宫学课程，浙江大学则专门设立了“故宫学”研究中心。
可以想见，故宫学的发展，已势不可挡。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