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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但杜宇执导的神怪片《盘丝洞》表达了怎样的禅宗哲理?朱瘦菊编导的“鸳蝴”片《风雨之夜》又反映了怎样的时代变迁?《骆驼祥子》《边城》在拍摄中经历过怎样的一波三折?*早译介《演员自我修养》的郑君里,在电影理论和艺术指导方面又留下了怎样的文化财富?等等。本书梳理中国现当代电影的重要史事,重在探求、分析和反思。

本书既可从历史的视角看电影,也可从电影的视角看历史,切入点新颖,打破学科壁垒,穿梭于社会史、文化史、艺术史、思想史等领域,从电影史百年风云的方方面面看近代中国的千姿百态,也包括激荡于人生悲喜与文化浮沉的电影本身。

所有文章均可独立成篇,既包含广阔的知识量,又具有思想冲击力,文笔流畅,语言优美。因此,不必正襟危坐,床头桌边,随手翻阅。


【内容简介】

本书从诸多史事入手,讲述代表性电影的文本内容和拍摄中不为人知的多重际遇,近距离看跨越百年的中国近代电影史。

本书既可从历史的视角看电影,也可从电影的视角看历史。内中涵盖不可绕过的重要时段和关键人物,再现了纪录片、神怪片、儿童片、战争片、喜剧片、民族片、革命片等不同类型电影的表达方式,以及编剧、导演、演员参与其中的具体细节。为了更清晰地回顾百年影史,作者从早期纪录电影入手,进而分析《盘丝洞》《风雨之夜》等影片的文化内涵;继之重点介绍李萍倩、胡蝶、凌子风、欧阳予倩、严恭、石挥、严寄洲、孙羽、李少白、郑君里的影人生涯,重在彰显时代浮沉当中的个人生命史;此外,作者亦探究新中国电影史学的困境、经验与启示,并触及儿童电影的相关理论。

全书立足于近百年的长时段,更立体地感受时代文化与社会的跌宕激越,并为领会电影的艺术魅力提供了深入浅出的理解方式。


【作者简介】

李镇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博士研究生。著有《行走镜中:电影文本的细读》,主编《郑君里全集(8卷本)》《石挥谈艺录(3卷本)》《中国十七年电影研究》《银海浮槎》等多部作品。


【目录】

丛书序一:高瞻的计划,远瞩的目标
丛书序二:“电影教室”丛书总序

电影文本研究
诗情书意:早期纪录电影的个性化写作
别有洞天:1927年神怪片《盘丝洞》的历史及解读
进退维谷:1925年鸳鸯蝴蝶派电影《风雨之夜》的历史与解读
山谷回音:《一个和八个》诗作与电影比较研究
浮世问道:对电影《道士下山》的一种解读
喜剧之苦:《囧妈》在喜剧上的得与失

人物研究
雅俗皆入镜 悲喜尽成章:李萍倩早期电影艺术探寻
胡 蝶:曲阑觅芳踪蝶舞自不群
凌子风:返璞寻真味 凌风知劲节
欧阳予倩:深峻之意 圆融之美
严 恭:春风化雨 行板如歌
石 挥:人生恰如雾海夜航
严寄洲:绘就银幕野火春风
孙 羽:献给电影的人生四季
李少白:电影学者的灵府轨迹
郑君里:风雨兼程
附 录 专访中国电影史学者李镇:郑君里生命史映照现实,又暗藏未来

理论辨析
新中国电影史学:困境、经验与启示
儿童电影的本体解析


【免费在线读】

曲阑觅芳踪蝶舞自不群

人有百年,美却可以永恒。

1989年4月23日,胡蝶在加拿大的家中仙逝。2016年11月,她生前珍藏的200多幅珍贵照片首次在中国大陆地区展出。这些照片记录着尘封已久的美丽往事,也是这位远行的女人不凡的一生。

胡蝶(1908—1989)在中国电影历史中,算是久负盛名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她成名之早、声誉之高、享誉时间之长,可以说在同期电影明星中,鲜有人可与之比肩,堪称明星中的明星。胡蝶从影40年,主演了90余部电影,几度被封为“电影皇后”;直至暮年,胡蝶仍然为影迷们崇拜。一个女明星可以如此受到观众的铭记和爱戴,绝不是简单和偶然的。对于老影迷来说,胡蝶不仅仅是一位明星,这个名字还代表着一个时代,甚至一种文化。

1926年,18岁胡蝶的照片登上了上海著名画报《良友》创刊号的封面。这一年,她主演的电影《秋扇怨》不但是她银幕生涯真正的起步,也是成名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妙龄时代的胡蝶还带着青春期少女面庞特有的“婴儿肥”,妩媚娇羞,含苞待放。这个历史时期也是中国电影探索艺术、技术、市场道路的纯真年代。无声电影演员动作夸张、表情丰富的表演一度很流行,这种表演方式受戏曲以及文明戏的影响,或许也是弥补声音缺失的重要手段,影坛诞生了*批擅长“表演”的电影女明星。胡蝶的风格在当时就已经显得与众不同了。她的表演写实,动作性不大,注重内心体验。《红玫瑰画报》曾这样评价少女胡蝶:“胡女士素性沉静,有闺阁之风,无浮嚣之习。”

当时的一些娱乐媒体曾把上海女明星按照《红楼梦》人物进行对位排列,胡蝶因有富贵气和庄重感被视为“元春”;也有媒体以花名为女明星命名,胡蝶被比作牡丹。人们还惯以参照京剧“行当”分法,根据早期中国电影演员的气质和擅长,将他们分为生、旦、净、丑,以及老旦、正派、反派等。胡蝶显然属于庄严的正旦,她的气质很适合扮演思想感情丰富细腻的正派女性;一般都是端庄、严肃、善良的人物。她早期银幕形象比较成功的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古装片中的纯真少女;一类是鸳鸯蝴蝶派电影中深陷于爱情纠葛的女性。

在天一影片公司,胡蝶因为不善于“做表情”,得到了“石膏美人”的绰号。然而不久,人们就发现了其中的妙处,开始说她“滞钝呆板,但态度大方”。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之后,有人用“幽娴贞静”来形容胡蝶的表演,说她是“悲剧写实的能手”。常有人把胡蝶和阮玲玉做比较:“胡蝶无阮玲玉之俏丽,阮玲玉不如胡蝶庄严。”再没多久,更多人高度赞赏她的表演,文坛巨擘张恨水认为胡蝶“落落大方,一洗儿女之态”。从现存胡蝶影片来看,我们几乎看不到胡蝶“表演的欲望”,她似乎压抑住了表演,更多地表现出人性的、一般表演技巧无法达到的境界。这是胡蝶在早期电影中对于电影表演艺术规律的早慧和自觉。一位以前很少看电影、自称“守旧礼教的女子”的观众,自从看了胡蝶主演的《桃花湖》后,就迷上了胡蝶,认为胡蝶在电影中“越是做到华丽的地方,越是不脱庄严的气派”。这一观感可以代表多数胡蝶迷的印象。1940年,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在看过胡蝶主演的《绝代佳人》之后,这样公开评价她:“胡蝶的表情自然是有她一派的;她以沉着自然见长,足见修养程度之深。”

1928年,胡蝶出演的《火烧红莲寺》第 2集票房大卖,此后不到四年间,她连续主演该片的续集直到第18集。一时间,影坛掀起了武侠神怪片刀光剑影的风潮。观众陶醉于胡蝶在银幕上飞檐走壁、飘飘欲仙的“轻功”。但胡蝶因影片给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而陷入了新的苦闷。她此后的作品有了明显转型,在《富人的生活》《桃花湖》《自由之花》《歌女红牡丹》《啼笑因缘》等电影中,胡蝶饰演了与现实生活更加贴近的人物,观众好评如潮。1931年至1932年,时局动荡,有人认为胡蝶虽然“已经代表了中国历代美人的‘美’”,但是“总觉得她缺乏‘刚毅’‘沉着’”。在国家主权受到侵犯、民族解放成为主旋律的大背景下,观众希望从明星脸上看到更多代表国家和时代的“表情”。1933年3月5日,胡蝶主演的《狂流》在上海首映,引发轰动,此片以1931年大水灾为背景,讲述了社会底层与富人阶层的斗争,真实的洪灾场面是民族危亡的隐喻。左翼影评人认为:“在国产影片当中,能够抓取现实的题材,而以正确的描写,和前进的意识来制作的,这还是一个新的纪录!”称赞这部影片是“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

虽然胡蝶“左颊上那颗迷人的酒窝,真有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力量”,但她备受人们喜爱和尊重的原因不是倾倒众生的笑靥,反而是她的严肃。二战爆发之后,胡蝶曾避居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在电影制片环境低迷的时期,仍然有不少电影公司请她主演电影。虽然胡蝶有“端庄、丰腴、荣华,杨玉环型的古典美”,但在众多的邀约中,她没有选择香艳的电影《杨玉环》,而是谨慎选择了在爱国古装片《绝代佳人》中饰演陈圆圆。胡蝶在片中的著名台词:“黄帝的子孙是永远不会被人打败的”振奋人心,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

“电影皇后”的美誉伴随胡蝶一生。1920年代胡蝶在天一影片公司时,就有人她称为“电影皇后”了;1928年,胡蝶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再度被称为电影皇后。当时上海的普通工人平均月薪为 20元,即可衣食无忧。胡蝶在明星电影公司除了片酬之外,还可以领到 2000元的月薪,是上海平均工资的100倍,足见明星电影公司对胡蝶才华之器重。1933年的一年中,胡蝶三度在观众公开投票选举中被推举为“电影皇后”。1960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七届亚洲电影节上,52岁的胡蝶因主演《后门》摘得影后桂冠。即使在胡蝶息影的日子,人们也习惯称她为“老牌电影皇后”。

胡蝶的气质沉静、内敛、和善、庄重,确实有母仪之风,但这还不是她稳坐“皇后宝座”的主要原因。胡蝶具有一个优秀电影演员的诸多品质。在片场,她总是严格按照导演的要求认真工作。1920年代拍摄《火烧红莲寺》时,片场使用简陋的钢丝和原始的设备将她吊在空中拍摄飞檐走壁,有一次钢丝崩断,她及时抓住另一位男演员郑超凡才不致坠落,事后才知道是对方的钢丝断裂,她等于救了郑超凡一命,由此可知演员拍此片时要冒多大的风险。即便如此,胡蝶还必须在空中装作轻松自如,每次拍完戏都汗透衣襟。拍摄《盐潮》时,要求这位“皇后”扑倒在浑浊的浅滩里,令在场围观的观众唏嘘不已。职业素养就是一种现代精神。有人在媒体这样介绍她:“胡蝶之能享盛名,并不是倖致的,正如周剑云先生所说的: ‘她有一种*难的美德,便是守信,假如公司中定期拍戏,通告发出后,她总是按时而到的,从没有大明星的脾气,搭起十足的架子,而且,对于公司,非常能够服从,这莫说是在电影界女明星中为不可多得,求之普通社会中,恐怕也是少有的。’”

“电影皇后”虽是娱乐圈的虚名,但也是社会认同的明证。胡蝶本人却视其为无物,多次拒绝所谓的“加冕”仪式。国难当头,她几度建议将“皇后加冕典礼”改为救国舞会。1933年,福新烟草公司进行电影皇后评选,将十大影星请到百乐门舞厅参加颁奖仪式,售票五六千张,但是明星无一人到场,差点造成观众暴动,*后胡蝶被迫出场,登台表示歉意,“少数观众,对着胡蝶,高声说了许多不入耳的话 ”,胡蝶对此毫不计较。

胡蝶算是电影科班出身,毕业于中国*早的电影职业教育机构——上海中华电影学校*期,系统学习过影剧概论、电影行政、西洋近代戏剧史以及导演、化妆、舞蹈、唱歌等10多门课程,还有骑马、开车等现代技能。她对电影的专业知识是比较精通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胡蝶的照片,除了感谢摄影师,还应该感谢胡蝶本人,因为她也是很多自己照片的摄影顾问。胡蝶对摄影有研究,常常会纠正记者的拍摄角度和用光的瑕疵。

胡蝶的成功还在于她善于利用自己的特长,比如语言才能。她祖籍广东鹤山,曾在故乡生活过一段时间,能说流利的粤语。都说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但胡蝶从小跟随家人南来北往,能说流利的北京话,还能说极动听的吴侬软语。胡蝶职业生涯的鼎盛时期正值中国有声电影的起步,字正腔圆的北京话使她成为有声电影时代不容置疑的先锋。她主演的《歌女红牡丹》是中国*早的有声电影之一,胡蝶在银幕上*次脱口而出清脆的官话,令所有观众赞叹不已,可谓一鸣惊人。

战后,在胡蝶前往香港发展期间,一口熟练的粤语也为她再登银幕创造了机会。黄柳霜是较早成名于好莱坞的华裔影星,1930年代曾经回到中国省亲。在上海,黄柳霜拜访过电影界人士,因为黄只会听、说英语和粤语,当时能与这位国际巨星交流无障碍、权当翻译的*人选就是胡蝶。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胡蝶的语言优势俨然被视为一种国际风范。在动荡的年代,关于胡蝶的报道透露了当时国人的某些集体无意识,比如对于一个强大的完美母性的想象,或者中国人成为现代国家的想象,渴望她可以代表国人融入世界。他们称胡蝶为中国的Greta Garbo、中国的Mary Pickford。早在1930年,《影戏杂志》举办世界明星选举,请中国影迷评出全世界影星的前10名,胡蝶名列第 6。

胡蝶的风采和影响力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重视。她身上兼具传统与现代女性的美德,比如谦卑、尊老、贤淑、和善、聪颖等等。1935年2月21日至7月8日,她作为完美的中国国民形象,被国民政府选为代表参加苏联国际影展,接着游历了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所到之处皆受到各国盛大的欢迎和不惜溢美之词的赞誉。这次游历是胡蝶生命中的一段华彩乐章。她回国之时,前来迎接的中国影迷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挤满码头。在早期中国电影明星中,很难找到第二个人比胡蝶有更丰富的游历经验和开阔的眼界。

接受人们的崇拜和爱戴,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足以荣耀的资本和获取利益的机会,也是一个关于人格和品行的考验。胡蝶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她从未迷失在鲜花和掌声里,她始终保持着一贯的谨言慎行。教育家吴稚晖评价胡蝶能取得社会地位是来自其“循规蹈矩”,不“拆烂污”。明星影片公司的演员王献斋评价胡蝶:“*是虚心求实的一个人。”从欧洲回国之后,胡蝶在影坛几乎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她真正关心的是郑正秋对她说过的话:“经过这次出国访问,观众对你的期望更高了,必须要在艺术上有所创新,才能不负众望。”胡蝶欧游归来之后,社会各界的确对她充满期待,希望她能“了解民族的重要性、妇女运动的真谛以及适合社会的要求”。胡蝶成名初期,因曾为力士香皂写字宣传,受到过部分媒体的批评,此后胡蝶努力为国货做广告。细查早期报纸,我们不难发现胡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特别注意自己银幕之外形象的影响力和价值。她生活简朴,平时不喜欢霓裳华服,有一次穿着不合身的旗袍,被同行笑话“像个老太婆”。女演员高倩萍作为胡蝶的闺中密友,评价胡蝶有“一副和顺的心肠和爱国的热诚”。胡蝶热衷于公益事业,尤其是赈灾、支持国货、救助战争难民等活动。比如1933年,胡蝶为支持国货,身穿连夜赶制的土布旗袍参加土布大会;1934年9月,她参加首都赈灾周表演;同在1934年,胡蝶主演《姊妹花》成功后,参加上海南市的国货商场的开幕典礼;1935年10月,胡蝶为救济水灾的灾民,参加南京的“首都赈灾会”,登台表演;1937年,胡蝶参加电影界救亡协会,为民请命,播音募捐;1939年,远在香港的胡蝶参加了扶助战争难民的上海电影明星照片义卖活动;等等。

作为公众人物,胡蝶处于社会话语的中心。在言论监管机制混乱的社会环境中,浮夸的溢美之词和恶毒的人格攻击常常同时出现。胡蝶与林雪怀的订婚和解约,一度成为小报热炒的话题。胡蝶在北平拍《啼笑因缘》时,有无良报纸凭空捏造了胡蝶陪张学良跳舞,导致张将军对日军不抵抗的新闻,一度严重抹黑了胡蝶的形象。有人杜撰戴笠与胡蝶的故事;有人心怀叵测地捏造胡蝶听闻阮玲玉的死讯时发出笑声;还有人仅仅是因为对明星制度有意见,就撰文《打倒胡蝶》;更多的负面报道是在胡蝶转入中年之后,一些记者对她的形象冷嘲热讽。婚后的胡蝶总是遭遇媒体“人老珠黄倚老卖老”的评论。1947年,演完《春之梦》之后,有记者说胡蝶“老气横秋”,预言她“将要告别水银灯下的生活”。同一年,有记者说胡蝶主演的《某夫人》 “演技平平”,“将她数十年积累的荣誉,一旦败毁”。胡蝶对这些流言的态度,一向不予理睬。对于媒体对其年龄和容貌的挖苦,她的回应显得释然:“在现实生活是这样,在舞台也是这样,不能永远是主角。”

胡蝶的婚礼是当时重大的文化事件。除了亲友们的祝福,进步的电影人士希望胡蝶将来能突破家庭的束缚,继续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职业女性。在文化界颇有号召力的田汉就写过一首贺诗《别关在厨房里》赠给胡蝶,希望她不要丢掉电影事业。诗文如下:“昨夜飞来红帖子,一时举国欢无比,煮酒都开玳瑁筵,罗丝看秀鸳鸯字。所惜今日事急矣,严霜将已大风起,也应三日下厨房,莫把生涯关在厨房里!”真正的明星,永远在众人的瞩目中,她不受这些目光的控制。事业上如日中天的胡蝶,婚后的选择就是逐渐回归家庭,她在后半生集中精力相夫教子,辅助丈夫的事业。她不同于传统女性,更不同于当时所谓摩登的进步女性或现代女性。在强大的男权社会里,红粉战战兢兢,佳人庸碌一生,胡蝶选择家庭不是源自婚姻交易,而是对于所谓“进步”的另一种物化的第二次反抗,来自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坚守。

不难理解,一个人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很难,但从心态上由万众瞩目的明星回归到普通人则更难。胡蝶在不同时代关键期的人生选择,证明了她为何配得上“电影皇后”之名。看到胡蝶的照片,笔者*的感受就是——看不到她的矫饰;她的面庞和姿态中有一种安于平凡的、笃定的、富有热度的气场,她有超越于虚名的高贵。她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如《脂粉市场》《某夫人》《后门》等,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女性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天性和权利,她在生活中的选择亦如此。在笔者看来,她甚至一直都在有意识地抗拒“明星”这种身份对自己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扭曲,拒绝在商业和权力生态中被过度消费。她也不顾进步人士的提醒, “我行我素”,寻求人生更多元的可能。正是这些觉悟,让她荣辱不惊,使她在天性受到禁锢之前成功逃脱。这一点对于生逢乱世的女性太可贵。她很早就觉察到了现代性的异化和制约,静静地寻找着更深刻的解放。造就胡蝶成为明星的,正是她强大的独立人格,她是自己人生的赢家,她是一位真正的皇后。一句“蝴蝶要飞走了”是她临终参透生命要义,平静面对世界的有力注解。

胡蝶对于一些有争议的事件,敢于表露自己的不同态度。1940年1月27日,重庆发生了《木兰从军》被焚事件。有人爬上舞台怒斥影片,原因是导演卜万仓“是上海伪市党部执委”,认为《木兰从军》“是一部用爱国主义的名义去替日本人宣传的汉奸影片”。随后,愤怒的人群跟着他们冲进放映间抢夺胶片,在影院门口烧了起来,有人高喊:“中华民国万岁!”引来大群人围观起哄,*后不得不召集军警才恢复正常秩序。对于这种敏感事件,胡蝶公开了自己的看法,提出这部电影完成于卜万仓成为所谓“汉奸”之前,电影不应受到株连,并称赞年轻的电影皇后“陈云裳的演技是那样成功。她北上*部国语片便能有这样的成绩是很难得的”。“片中表演的,也是一片爱国思想,不知何以竟至被焚,若说因为里面有了恋爱的穿插,便至有损抗战主题,不得不烧,这一切的影片均将无从拍起——我以为电影不能完全以教育为目的的,大部分的目的还是娱乐,教育不过是由娱乐产生出来的一种效果而已。”具有这种胆识,对于一个女明星来说实在少见。

胡蝶生在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她的好友阮玲玉也是一位优秀的女演员。早期影评人朗琴的观察颇为深刻,且耐人寻味;他建构了“内动”与“外动”的评价标准,对阮玲玉与胡蝶进行了对比:“胡蝶是代表静的,阮玲玉是代表动的个性典型”;“在这新旧社会交替尚未完成的后期过渡时代中,两个女性各综合了某一种社会的性格而同时出现,当然是可能的事。胡蝶无疑是代表了旧社会之观念情况下产生的女性,而阮玲玉却是代表新社会制度下产生之女性的性格”;“不过,要是纯以新女性的标准来论列。那么阮玲玉还是应当归入静型,而不是动型。虽说她是具有新女性的个性,但她的一切教育和训练,都还是旧社会的影响,所以,无异如健美的身体,却配了一双小脚,总有些踟蹰不前的模样”;但是“只要看她(胡蝶)单身投入电影界的勇气,和现在于交际界上的地位:就可知她绝不是广东木美人,而却是在狭小范围内,几乎达到生动的顶点。要是给她的教育和环境小小的推转,她极有较阮玲玉更动的可能。《满江红》内的歌女,《自由之花》内的交际花,《姊妹花》中的军阀妾,那种旧社会内动的女性,都是她演的*生动的”。恕笔者将朗琴的观点略做小结,他认为胡蝶的“静”和看似的“传统”反而是一种更加活跃和富有革命性的力量。

胡蝶用智慧将自己的美定格于人间。岁月更替,胡蝶所代表的上海城市文化或记忆,在今天越来越显出别样的光彩。胡蝶不但用她的“传统”反抗了保守主义,还超越了“现代”。真正的美不是幻景,而是实在、纯粹、不含矫饰的;它不屈从于权钱和虚荣,也坚定地抛弃所有的教条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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