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本书以历史的眼光、全球的视野，客观而理性地考察中国新时代的开启、重大战略的转型、依法治国的稳步推进、经济改革的中国特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力度空前的反腐等，总结了中国成功的深层次因素，高度评价了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和吸引力，并对中国如何应对新威胁完成新使命提出了建议。同时对西方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式进行了深刻剖析和反省，对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强化政治定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内容推荐】
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置身“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中国，将如何接续奋斗新时代？又将带给世界哪些改变？
本书以历史的眼光、全球的视野，客观而理性地考察中国新时代的开启、重大战略的转型、依法治国的稳步推进、经济改革的中国特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力度空前的反腐等，总结了中国成功的深层次因素，高度评价了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和吸引力，并对中国如何应对新威胁完成新使命提出了建议。
本书还对西方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式进行了深刻剖析和反省，对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强化政治定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法]魏柳南（Lionel Vairon）法国汉学家、战略学家、远东学博士。2002年，魏柳南进入国防部担任战略委员会战略顾问。同时，从2002年到2010年他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从2004年到2007年在高等商业学院任教，从2006年到2008年在法国三军防务学院主持中国研讨会，另外他在国防高级研究院和法国三军防务学院作关于中国的主题演讲。在法国外交部难民及无国籍者维权办事处（OFPRA）领导过非洲部的工作。从1989年起，被派驻柬埔寨、泰国和伊拉克任外交官，先后在东南亚和中东担任外交专员。
魏柳南于2006年9月在法国艾力普斯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中国的威胁？》法文版，2009年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中文版，2013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版。他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多篇关于国际关系的论文。
译者简介
韩冰，新华社国际部主任记者，曾长驻法国工作近四年半，多次被评为新华社优秀驻外记者。
骜龙，南京大学法语系博士生，由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法国索邦大学攻读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曾获第五届全国高校多语种口译大赛法语组冠军。
【目录】
前言 中国发展新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001
习近平自当选主席以来，坚持不懈，夙兴夜寐，一方面是要领导中国人民抓住建设新中国的机遇，保持在过去的改革四十年间闪耀的奉献精神，终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另一方面，他的努力也是为了让其他国家领导人明白，这不仅仅是考虑利益，而且是要体现建设一个更加和谐、富有合作精神的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可能性。
章 中国进入新发展时代001
习近平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仅约两周后，就提出了“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概念，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3年3月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习近平重申带领中国走上复兴道路的承诺。
一、 个五年任期的新方针和新成就002
二、 十九大开启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新阶段010
三、 西方社会和政治模式的观察与反省017
第二章 中国价值体系的进化与世界化025
中国正在逐步践行的政治哲学的力量在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非一种终极的理论模式，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罗莎·卢森堡孜孜不倦地努力宣扬却未能让德国人接受的主张。
一、 传统与现代、 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028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033
三、 依法治国稳步推进043
第三章 中国经济成功的深层原因051
中国实现非同寻常的发展成就的深层原因依然是人们争论和分析的焦点，这些原因也是今天中国改革继续推进以及实现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发展目标的基础。
一、 稳定是执政的重中之重052
二、 中国经济改革的文化和社会主义特色071
三、 西方经济增长付出的巨大代价080
四、 应对能源挑战的能力决定经济改革能否成功089
第四章 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和关键099
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这项政策被看作是一场真正的“脱贫攻坚战”，需要坚定的意志和坚实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在2020年实现这一目标。
一、 改善环境就是改善生产力100
二、 消除贫困和不平等以保障稳定和可持续发展107
三、 就业和社会保障关系社会和政治稳定114
四、 2021年的小康社会和2049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120
第五章 反腐关乎中国国运127
习近平主席加强的反腐运动不仅剑指关系到不同领域的重大规模的腐败案件，也注意到对党员干部生活方式的监督。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1月所指出：“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
一、 腐败： 一种文化、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概念128
二、 中国新时代的反腐变革135
第六章 从地区大国到全球大国：新时代下中国的外交战略143
中国的改革将其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两个明确的方向： 安全与发展。在安全领域，中国外交一方面始终致力于通过解决边界争端问题来保证边界地区的稳定；另一方面，采取一项旨在加强稳定带给各方的利益来消除冲突风险的经济和军事承诺政策。在中国的战略中，安全不仅是自身发展进程的重要保障，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 中国不一样？147
二、 中美关系的核心地位：G2，多极化还是武装冲突？166
三、 “一带一路”倡议：战略与期待180
第七章 如何应对新威胁完成新使命？189
中国人民珍爱和平，我们决不搞侵略扩张，但我们有战胜一切侵略的信心。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人民军队要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一、 新时代下新的安全概念190
二、 中国的区域战略环境变化195
三、 美国的“中国威胁论”196
四、 因美国施压而加剧的地区冲突危险199
五、 中国如何应对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局面211
六、 中国崛起新阶段的核问题思考221
第八章 1945年之后的世界秩序是可持续的吗？227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2017年8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如是说。
一、 霸权仍相关？228
二、 21世纪的国家实力：软实力、硬实力还是巧实力？239
三、 西方中心走向终结？252
第九章 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269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讲话并提出了一个构想，如果国际社会实力强的国家能够在世界未来的合理方案上达成一致，这个构想将能够打造新型的国际关系，这个构想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表达了他对中国和世界未来的看法，强调必须共同解决威胁世界和平、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的两个问题： 欠发达和环境恶化。习近平主席认为，世界人民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也是联合国的终极目标。
一、 中国在世界的崛起270
二、 中国软实力277
三、 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282
结语291
【前言】
中国发展新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1978年9月,我在完成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后进入大学就读，选择了俄语和中文作为自己的专业。选择俄语是因为中学时我就已经学习这一语言，选择中文则是因为我自幼就对中国特别感兴趣。早在中学时期，我就订阅了好几年的《中国建设》译者注： 即《今日中国》杂志前身。和《北京周报》这两份中文杂志。由于希望主修中文，我得以进入普罗旺斯大学中文系就读，这个系规模较小且开创较晚，但其雄厚的师资力量使得它在当时被认为是法国各高校中好的中文系。该系当时由帕特里克·戴思奈译者注： 即法国汉学家戴千里。领导，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担任法国驻华使馆商务处随员，也曾担任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的正式翻译。他对中文之精通得到了法国汉学界的一致认可。另一位令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康斯坦丁·明斯基，他是一位白俄罗斯人，曾在中国的中学和大学任教，1966年之前他在中国生活长达35年之久。他是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竭之源，也是我遇到的一位能熟练驾驭中国成语的外国人。对于我们学习中文的学生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导师，将对中国的热爱之情传递给我们，尽管后他不得不离开这片热土。1978年秋季的中国正完全处于过渡时期，“四人帮”已在两年前被打倒，但国家的未来仍迷雾重重，吸引着各国分析家评头论足。我们的两位老师对学生的真挚热爱和高度重视，在如今的法国高校已经极其罕见，在他们的教导下，我们被中国牢牢吸引了，我在学习了两年俄语之后，就放弃继续攻读俄语，完全投入到中文的学习中。
在某种程度上，我幸运地成为中国改革较早的关注者，我看到了中国人民在艰巨的任务面前表现出的创造力、韧性和勇气，种种对新中国的发现令我惊奇不已。中国人民面临着一个艰难浩繁的任务： 那就是让一个被国内政治危机削弱的中国重新站起来，而中国此前在国际社会中仅仅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持续探索，尚未完全进入正确的轨道，庞大的人口压力在数十年间阻碍着中国经济腾飞，尽管这一影响并非是永久的。四十年之后，我在历经新闻、外交、教育和研究等多个领域的工作后，再一次有幸经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中国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一个更均衡、更公平的新国际秩序也在中国的积极推动、参与下逐步创立，且融入了相当多的中国元素。这一新秩序终也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发展引擎。
1924年，法国海军军官和作家克洛德·法雷尔在远东地区进行了一次长期旅行，涉足之地包括印度、中国和日本。作为皮埃尔·刘易斯和维克多·谢阁兰的朋友，他曾于1905年凭借著作《文明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作为当时欧洲旅行家中学问渊博的杰出代表，克洛德·法雷尔在1924年出版的游记中体现了他对中国的深深热爱：
中国人民完全不是处于下坡路，因为中国的人口在增加而非减少，中国人的劳动能力从未减弱，中国人爱学习的好奇心始终在增长，中国人依然保持着勤奋不懈的劲头。我们不能因中华民族被自身问题困扰多年的现状而影响我们的判断： 在过去的15—30年中，在过去的4000—5000年中，中国已经历了可怕的苦难和严重的混乱。中国不会因为如今这么小的状况而分崩离析……中国有着世界任何国家所无法拥有的内在力量。作为一个有深厚文明底蕴、勤奋不息的国家，一个坚忍不拔、历经种种艰险依然屹立不倒的国家，一个如此生机勃勃的国家，这样的状态如果一直持续下去，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毋庸置疑，一切皆有可能。我坚定地期待，中国会发生伟大、壮观的事情。今天，从欧洲到美国，无不相当幼稚地陷入喋喋不休的言谈和讨论之中，我们彼此作对，狂妄到争吵对海洋的控制权，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乃至其他大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难想象有一天，一个人口众多、勤奋上进且充满智慧并超越其表象的民族，会突然凌驾于我们各国……事实上，如果那个国家的迸发，是为了建设一个以勤劳工作和公平正义为基础的更加和平的世界，在我看来，我将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个民族是中华民族。
今天看来，克洛德·法雷尔对中国历史的领悟以及对中国人民优秀品性的欣赏仿佛预言一般。在经历中国人民共同努力并创造巨大奇迹的四十年务实改革之后，中国在前所未有的时代里实现了复兴，成就之高甚至可能都超出了自己的预期。随着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领导人，中国复兴开启了第二阶段，进入新时代。新的政策详细分析了改革的积极成果，同时也指出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改革出现的偏差，并树立了再次出发以拯救改革、推动国家发展、大幅完善国家治理方式的目标。但在中国复兴的第二阶段，由于美国霸权的下滑、非国家势力多年来日益壮大并威胁到集体安全等国际关系的变化，国际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诸多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一些国家将恐怖主义作为发展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以求得更强大的力量以及引发力量不对等的战争。在亚洲恐怖主义的蔓延潜力尚难以评估，但无疑它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安全风险。其他令人担忧的现象还包括民粹主义和政党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崛起。受通信技术演变以及大型财团掌控媒体的严重影响，代议制民主制度明显气喘吁吁呈现疲态，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公投决定“脱欧”都让人们看到国际冲突增加的潜在风险，也让人们看到，当选民们无法再理解超出他们理解能力的重要政治、经济或战略议题时，投票制度的局限性也就凸显出来了。人们手中的选票容易被媒体压力，被针对外国人、欧盟、中国贸易政策或宗教复兴现象的威胁言论所左右。法国语言学家和评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曾在一篇分析十分透彻的文章中将全球各国分成四类： 欲望类——这类国家曾过于长久地想要抑制贫富差距，但如今开始承认财富的价值；怨恨类——这类国家在历史上曾被迫对富有和强大的国家（似乎主要是指欧洲和美国）卑躬屈膝；害怕类——这类国家一般被称为西方国家，他们曾在过去四个多世纪中非常强大，如今感到自己的实力和价值观受到威胁；犹豫类——这类国家分散在各个大陆上，他们可能仍处于激情之外，但可以迅速地被欲望类或害怕类国家掌控。如今，在“反恐”和“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害怕的感觉已成为弥漫在西方国家中的主流感受，并助长了民粹主义以及自私自利之风。唐纳德·特朗普掀起的针对全球包括其盟友在内的贸易战以及近年来在欧洲甚嚣尘上的反对穆斯林的言论尤其鲜明地体现了自私自利之风的蔓延。欧洲被前所未有的难民潮压倒了，而这样的难民潮恰恰是19世纪和20世纪殖民政策以及欧洲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功的综合后果，尽管欧洲建设近来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遭遇挫折。
在激荡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发展成就，中国为世界发展做贡献的清晰意愿，中国为合作伙伴展示一条以更加正义、公平与和平的国际秩序为基础的新道路的意图，让人们期待一种各国和各民族新型关系的轮廓。习近平自当选主席以来，坚持不懈，夙兴夜寐，一方面是要领导中国人民抓住建设新中国的机遇，保持在过去的改革四十年间闪耀的奉献精神，终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另一方面，他的努力也是为了让其他国家领导人明白，这不仅仅是考虑利益，而且是要体现建设一个更加和谐、富有合作精神的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可能性。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各个文明的特点及需求将会得到真正的互鉴与考虑，各国和各民族将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携手努力。新时代的中国将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希望所在，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相互依存、合作共赢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习近平主席自首次当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所实施的政策，既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多次全会通过的方针大计的深化，也是对新的高度战略性方针的落实。
【精彩书摘】
章 中国进入新发展时代
一、个五年任期的新方针和新成就
习近平于2012年11月15日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2013年3月14日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就任以来实施的战略明显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既基于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建立在对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刻思考以及对改革开放所遇到的问题的反思，同时还有对中国民众情感及不满的切身关注。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研究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特别是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首次对社会问题予以特别关注，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会议的公报宣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处理腐败问题。腐败问题不仅阻碍着经济发展，同时也是人民对现行体制不满的主要原因。中国前总理先生曾经在2012年4月强调腐败已对党的生死存亡产生了威胁。这场反腐败运动瞄准了数以万计的党员领导干部，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等等。同年10月，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再次强调反腐的重要性，指出腐败被认为是“中国政坛严重的问题”，也是中国公共舆论敏感的问题。这篇文章再次表示“公共机构改革的重点应该立足于反腐”。2012年末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改革的继续深化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各种障碍。事实上中国政府此前对这些障碍已了解得十分清楚，但尚未找到所需的解决办法，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有时甚至是的以解决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的措施。
为了重新调动党和国家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以及恢复信任有所缺失的公共舆论，包括获得那些批评激烈的人们的信任以及十分清楚现实情况的公共舆论，很明显中国需要新的活力以及获取一个集体的动力，旨在团结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年轻人，并在新的发展进程中通过清晰的发展规划给予可信的方向指引。因此，习近平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仅约两周后，就提出了“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理念，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3年3月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习近平重申带领中国走上复兴道路的承诺。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为重新获得主权和独立进而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已斗争了170多年。作为一个曾广受邻国和西方国家以及阿拉伯民族尊重的庞大帝国，中国曾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军事上被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沦为半殖民地国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重新获得了主权和完全的独立。从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开始，中国迎来复兴道路上一个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周总理当时强调，中国应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从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一进程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尽管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到这一政策，但实际上，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政策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才逐渐重启，在随后的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政府层面重申这一政策，意味着改革开放真正开始。这一阶段标志着中国将建设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并逐步重返国际舞台。尽管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干扰，但这一历史性进程完全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不过，非常迅速的发展——从某些角度看，或许过于迅速——同样也带来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和矛盾。随着中国实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可以预见且无法避免的是，各种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政策需要随着国家发展而作出调整。在这一发展时期，真正拯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正是重拾务实主义和一种既大胆又不失谨慎的政策，当执行的政策没有效果或看起来妨碍发展时，要懂得反思和质疑。在国内政策方面，邓小平是极其务实的，他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是中国发展战略的本质。在对外政策方面，邓小平同样谨慎精明，“韬光养晦”使得中国得以在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经济体的同时，没有过快地引起其他强国的敌意，尽管后者在中长期内仍会有人担忧新的中国对他们的霸权构成威胁。
中国改革的头四十年就是在一个相对缓和的国际环境中取得了成功，尽管在这一期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的超级大国。改革的种种困难和副作用的累积——比如腐败现象、环境污染令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恶化，尤其是新富阶层和收入阶层、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等——需要中国领导人采取坚决的甚至是的措施加以解决，但这些决策被精英阶层中一部分人的严重腐败破坏了。一段时间内，抗议示威迅速增多以及对体制和领导者的质疑声浪的出现，反映出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这种不满要求中国必须迅速重振改革，并重新树立有利于推动国家继续发展的集体意识。2011年12月21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梦的结束》的文章，描述了在空气污染、食品质量以及腐败等问题面前看透世情的中国民众们的怀疑和不满，重振改革的举措变得紧急而迫切。
习近平主席的个五年任期引人瞩目的是，正式提出了一些成为发展政策主导原则的概念，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提出了在各个领域迅速采取重振改革的措施，这些措施我们将随后进行审视。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概念如下：
1.“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习近平提出的这个理念包括两个目标，时间表确定为：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得以实现。虽然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经常被拿来和美国的“美国梦”比较，但这两个概念还是存在显著的不同。代表美国社会形象的“美国梦”纯粹是个人的、个体的雄心壮志。一些先驱者来到美洲大陆以寻求更好的生活，寻找征服、建设、发展的完全自由，忘记在欧洲由于宗教缘故而受到迫害的过去，这是美国社会的基础所在。美国人尽管也会提及祖国、美利坚民族以及美国的伟大，但人人憧憬的还是财富、幸福和个人自由。由中国政治阶层提出的“中国梦”则是一个集体的雄心壮志，“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它是在传统基础上建设一个新国家、让中国重新达到在西方列强于19世纪上半叶入侵中国之前曾达到的伟大高度。这或许是引起海外，尤其是欧洲和美国担忧的原因之一，他们担心新的中国会寻求对历史的报复，让曾经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他们在中国半殖民地时期对中国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当时的很多西方著作都记载了那个时期中国所受到的屈辱以及西方对中国人民公开表达的不屑。
习近平主席认为，距离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已经很近，但在实现目标的后一个发展阶段需要更加努力，在改革开放的前数十年间实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富足之后，存在着努力的劲头松懈下来的风险，中国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加大，党内分歧也在加剧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在前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提出一系列主题之后，“中国梦”的提出似乎旨在激励中国人民，这或许是自习近平就任之初就开始推广这一理念的原因，围绕这一理念，其他深化改革的政策也随后推出。
“中国梦”的目标也涵盖与传统儒家哲学中“天下”的概念相对应的国际层面，因为它的雄心壮志中包括与世界分享中国的成功和为其他民族带来幸福的目标。中国应该继续以和平发展为目标，并为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作贡献，“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
“中国梦”的理念在海外自然受到很多怀疑。外国观察家和媒体列举了近年来中国改革道路遇到的种种困难： 中共的一些领导人不断被查处，大量被腐败侵蚀的干部，城乡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房地产的泡沫效应，人权、污染、司法腐败等方面的问题，以及种种其他弱点，这些问题使得外界的中国专家们对中国在未来数十年里成为强国的可能性表示怀疑。长期以来，一些外国分析人士甚至每年都预言中国将很快迎来终结。然而，迄今为止，历史却不停地一年又一年打破了这些预言。应该承认，四十年来，中国让所有外国观察家的分析和预言都落空了，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原创的、新颖的，与所有现有的经济和政治理论既有一脉相承的，也有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
有意思的是，“中国梦”在工业国家引起担忧。美国《纽约时报》的著名社论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2012年10月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写道：
如果习近平这一有利于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梦想——2025年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可能将从3亿上升到8亿——是单纯和美国梦相同的话（每个人都开大汽车，住大房子，吃大汉堡），我们会需要另一个地球。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这句话里赤裸裸地表达了整体上掩藏在对自由、人权以及自由主义经济的担忧背后的感受： 中国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不是一种安全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而是一种对工业化国家生活水平的威胁，这些国家将自己的舒适建立在开发地球自然资源和不发达国家的基础上。“中国梦”可能会迫使这些国家减缓自己的消耗，接受分享资源，甚至规划一种关于使用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的共同政策，使得中国或者印度等人口大国能够达到符合本国人民期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
2. 五位一体
2012年11月发布的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到了“五位一体”的概念。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宣布，亟待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以后，中国政府采取很多矫正措施并获得一些无可争议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就任以来希望加快改革进程，加速改正以前的错误，并将这五个方面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的战略围绕两条主线展开： 一方面，通过开展铲除民众深恶痛绝的现象——比如腐败——的运动重新凝聚人心；另一方面，将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防止地方政府失控，保证中央决策能够得到落实，而不会被阳奉阴违或是拖延。如我们随后所见，这一政策的成效很快显现，并给习近平主席的个五年任期打上深深烙印。
3. 四个全面
随着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12月14日在江苏发表的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及“四个全面”概念，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习近平： 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新华网, 2014年12月14日。此前，四代中国领导人分别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领导了中国革命，让中国重新独立和主权完整；邓小平提出自己的发展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四个全面”的提出，是建立在此前历代领导人的战略以及中国毋庸置疑的崛起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结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一词似乎清晰表明，在这些原则的要求下，过去的建设出现的偏差将得到纠正，“复兴”道路上的障碍将会被克服。这一战略的终目标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战略，因为它似乎不仅雄心勃勃地要为中国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还要在把卡尔·马克思和列宁等伟大人物的理论和中国及当代世界的现实结合之后，推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革新社会主义这一曾因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所犯的错误而在20世纪受到广泛质疑的哲学。习近平主席宣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自然有可能令中国和外国正统的马列主义者们感到震惊，但同时也使得一种新的融合了社会主义、儒家思想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积极因素的更加人道和更加全面的哲学问世。本书随后将探讨这一主题。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义桅教授曾清晰地论述了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十字路口所身处的这一前所未有的局势：
事实上，中国正在重新定义现代化甚至是社会主义，但这一切并不基于旧有的思想。美国梦并不是中国梦的参考模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中国身份。
清末的哲学家和改革主义者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论述，王义桅在回顾这一论述后，提出了当代中国的三个身份：
——“传统中国”，一个主要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文化中国”；
——“现代中国”，一个建立在鸦片战争以来、努力寻求独立和繁荣的革命历史基础上的“政治中国”；
——“全球中国”，一个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基础上，与全球化的利益和思想相交织的“经济中国”，是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
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间，中国所实施的战略令一些西方国家感到不爽。随着中国更加自信，面对外来压力更加坚定，外国领导人和公众舆论开始产生模糊不清的反应，忧虑日增甚至敌意有所上升。一个希望以温和谦虚的姿态融入被美国设计好的国际秩序体系的中国，不仅要满足商界只希望中国按照他们的意愿开放市场的要求，同时还要满足西方领导人按照他们提出的条件加入多国集团组织（G8组织、G20组织等）的愿望。然而这些期待幻灭了。中国的确在逐渐融入所有和国际社会治理有关的大型国际机构中，却拒绝接受有可能损害本国利益的条件，比如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如果中国接受这一条件，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可能会承受灾难性的后果。需要承认的是，中国新政策所带来的一些结果，被一些境外媒体无限夸大其副作用，并被视为损坏了中国和平崛起和尊重其他文化的形象，尤其是一些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一部分人在出国时对于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并没有足够重视。其实，中国一直强调文化多元，习近平主席更是在众多国际场合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没有足够重视，仅仅是极少数人的个人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