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一位学者数十载潜心研究经济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逻辑
一部中国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述
一条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之路
制度是人类社会蕞大创举之一。
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各具特色的制度。社会制度演进是人们自然而然交往合作、互动沟通、重复博弈的客观过程，有内在的演进规律。
制度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制度演变往往从边际变化开始，通过非正式约束的演变，逐渐从量变到质变，引致正规约束的改变。
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减少不确定性。制度总是处在演化之中，不断改变着对我们来说可能的选择。
——道格拉斯·诺思
【内容简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走出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在新时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制度的内涵是什么？经济制度创新和演进逻辑有什么规律？经济制度如何影响居民、企业和国家？
本书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入手，阐述经济制度的内涵、供给与需求，梳理其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把握其演变的规律，洞悉其演进的趋势，并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权和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例，全方位展示经济制度形成发展演进的过程。
【作者简介】
张道根，安徽合肥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曾任上海社科院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计委总经济师兼综合经济研究所所长，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
出版《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相关机制的系统分析》《现代企业制度的国际比较》等专著，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学术月刊》《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
【目录】
前言
*讲 政治经济学与制度创新
第二讲 经济制度创新的基本途径
第三讲 经济制度演进的总体趋向
第四讲 产权制度与企业制度研究
第五讲 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
第六讲 分配制度与分配公平
第七讲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制度
【前言】
想写一点经济制度形成发展演进的问题很久了，不只是因为现在制度和治理体系重要了，关注的人多了；还因为我是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的，对中国经济制度创新有研究兴趣。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学者，离开理论研究到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了二十年，再回到社科院，应当专心搞点理论研究。于是，写了这本小书。
对于经济制度，人们都不陌生，要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却不容易。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制度环境里，人们生产生活始终受经济制度约束规范。但对经济制度及其变迁理论，不少人知道不多。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制度对人类社会非常重要。制度是规范社稷天下秩序的，是约束人们行为选择的规则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规则必然无序。我们常讲要靠制度管事、管人、管钱，就是由于制度明确界定了人们行为选择的范围、程序、原则及边界。经济制度是规范社会生产关系结构的一系列规则、规矩、习惯，能减少生产过程中分工合作交往的成本，降低各种经济不确定性，维护社会信任关系稳定和扩展。可以说，制度是人类社会*创举之一。只有人才会制度创新，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持续完善相互交往、包容互鉴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演进，是人们自然而然交往合作、互动沟通、重复博弈的客观过程，一切制度都是一定历史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制度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人设计出来的，但是历史上智者伟人常常智慧过人，有远见卓识，能把握形势并引领推动制度创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既要尊重规律，不脱离国情，不超越阶段，有序推进制度创新；又要顺应变化，抓住历史机遇，勇于变革不合时宜的制度。
经济制度创新涉及人们的生产、交换、分配等制度的改进，主要为了降低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社会净收益。制度的交易成本，就是人们在社会分工协作、合作交往中打交道的成本。一种新制度的交易成本低于旧制度的交易成本，这个新制度会带来比旧制度更高的净收益(或净利润、净租金)。经济制度创新要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投资和再生产的不确定性，让各种生产要素配置得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制度要创新，新制度相比旧制度，使创新者增加的净收益有多大很重要。越大就是改革的好处越多，改变旧制度的动力越强；还要看新制度偏离旧制度有多远，如果是制度大革命，就是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反对的人肯定多而且不少人拼命抵抗。制度创新偏离现有制度的传统越远，改革的困难程度越大，把改革进行到底越难。
制度创新越往上跑、越往后走，越难也越慢。重大制度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比较少的。一个社会的历史越长，它建立的制度体系越复杂越细密，继承的文化传统、习惯习俗等也越久远越坚固。太偏离传统的改革，总是很难搞下去的。看看中国古代上千年封建社会超稳态结构未曾根本改变，我们对此应不难理解。道格拉斯·诺思指出，制度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制度演变往往从边际变化开始，通过非正式约束的演变，逐渐从量变到质变，引致正规约束的改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第二次革命”，但它也是一个没有太偏离中国历史传统的渐进式改革，是务实且静悄悄的“革命”。
制度有自身内在的演进规律。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各具特色的制度。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实质是文化产品，是协调规范人们分工合作的知识载体。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群，有着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有着长期形成的文化传承，有着各不相同的习俗习惯，必然也有千差万别的经济政治制度。制度的好坏优劣，不看怎么说，要看是否适用、是否管用有效。比如，美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制度促进了美国经济创新发展。中国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制度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带来中国经济持续40年每年接近两位数的增长，创造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奇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情，制度不同是正常的自然的，没有制度高低之分。某些国家只说自己的制度*好，非要向别人输出自己的制度，不是老王卖瓜，就是强盗逻辑。世界上总有些国家自恃高人一等，总想千方百计输出自己的制度，也确实输出了不少。然而，自愿或被迫接受那种制度输出的国家，搞得好的好像不多，不少都被搞得四分五裂、动荡不安、冲突不停。制度好不好，要看是不是适合各国国情实际，各国人民说了算。正如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的脚知道。
本书*初是我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博士研究生的讲课材料，不少学生提出的问题对我颇有启发。上海社会科学院薛安伟副研究员，为本书提供了诸多帮助，记录整理了全部讲稿，帮助打印校核了全书，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我的夫人朱玉玲很支持我的写作，希望我把所学所思所得用书的方式表达
【书摘与插画】
制度变革除了动力之外，到底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有大规模经济制度创新，有的时候千呼万唤不出来。有的国家经济制度可以长期不变，没有多大变革。有些国家制度创新刚开始很快，后来就没有了。我们要分析制度创新为什么发生？是怎么发生的？
制度变革主要受环境所迫，是危机逼出来的。一般来说，现有制度解决不了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很多问题，很多利益主体、很多参与者不满意目前的制度。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感到这样不舒服那样也不舒服，觉得自己的收入、福利、利益增长缓慢，相当多人的状况在恶化，社会矛盾明显激化，沉默、躁动、愤怒情绪蔓延滋长。这个时候说明现行制度发生了严重危机，经济制度如此，政治制度也如此。当出现了制度性危机，制度创新基本就快要来了。
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约定俗成、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秩序、法律法规的集合。长时间来人们一直遵守这些规则规矩、法律法规等，现在竟然感到好多人不守规则、规矩，甚至钻法律法规空子，有的私下或公开抗法。大家都茫然了，社会乱套了，经济秩序无序了，现存的经济制度失灵失效了。人们就被迫需要修改、改变现存经济制度了，制度创新时机到来了。因此，制度创新往往源于制度危机，已有的制度失灵失效需要新制度。经济制度的危机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由局部到全局的渐变过程。比如，经济制度失灵失效一开始可能是个人信用危机。某个朋友、某家企业不遵守约定的规则，借钱不还，赖账违约。接下来，这种个别的、局部的、地区性的信用违约相互传导，相互传染，引发整体的社会信用危机，所有人都遭受损失，少数坏人得益。此时，信用制度创新就成为时代需要、共同意愿，严惩失信的信用制度才可能建立。
通常讲，制度失灵失效一开始人们是不相信的，要到不守规则、任意破坏制度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多数人感到社会失序混乱才相信。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但是在制度失灵失效环境中，个人都从自我理性出发规避风险，寻求收益，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冲突。乱世出英雄，也会出恶魔，成千上万的理性人可能会拥护一个铁腕暴君。希特勒为什么在德国可以上台？他是德国人民选的，是民主选举上来的，每人一票，仍会选出暴君。在民主方式下会有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和暴政真不能简单看。这就是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但所有理性人选择加起来，会是一个极大错误，即所谓的合成谬误。个人遇到的环境条件是不同的，知识、经验、能力和思想意识也不一样，理性的个体选择得出非理性社会集体行动，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人们之间信息总是不对称的，他们对信息的感受、了解、把握和分析是不同的。在制度失灵失效、尤其是重大制度危机时，经济社会无序混乱，各阶级各阶层各种力量分化、重构、对抗加重，人们非常渴望重建新制度。此时，伟人登高一呼，不管是用强权、用暴力或用民主选举，都有可能受人民拥护欢迎。
在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中，一般情况下人们不希望轻易改变根本规则、基本制度和宪法等大法。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愿意改变早已认同，并熟知和长期遵守的制度，包括基本经济制度。重大制度改变人们事先吃不准，改不好是大问题。如果发起一场重大变革，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什么情况下才非改变不可呢？就是出现严重制度危机的时候，没有办法忍受，难以活下去了。举例来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市场上买不到东西，所有东西都是短缺，有钱也买不到。这些东西你会生产也不让你生产，只能按计划由国有企业生产。想买东西凭票供应，排队等待，或者摇号、抓阄，*后大家越来越不满意，集中计划经济也就不改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