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集是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导耿传明教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以来，发表的百余篇论文中选择出来的。论文的范围从清末一直延续到当下，跨度有一百多年；论文的中心议题是中国文学、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古今之变”；而主要的关注点则在于新旧转型过程中的人心之变与文学之变的关系。该书所选择的论文，也是作者对于T.S艾略特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的思索和探究历程的总结，展现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史的研究呈现的新思路和方法，提出了多元的研究视角，有助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目录】
*辑 近代篇
清末民初社会心理变异与文学转型
／
走出传统的动力探寻：严复的《天演论》与赫胥黎的
《进化论与伦理学》
／
《天演论》的回声：进化伦理给传统心灵带来的冲击和震撼 ／
公理至上与浪漫主义的文学政治
———晚清政治小说新论
／
开明的保守派：谴责小说作家群的文化性格考察
／
人心之变与文学之变
———从《孽海花》和《广陵潮》看清末士人心态的变迁
／
新党、志士、洋场习气的嘲讽者
———清末民初文学中政与教的脱纽与都市文人写作的
反乌托邦倾向
／ ：
“浪漫爱”的兴起与唯情主义乌托邦
／
由“天地境界”到“功利境界”
———从曾、李之别看近代中国的士风转移与文学之变 ／
清末民初后科举时代的新型知识层与文化心性的
代际转换
／
时间意识：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古今之变
／
天人关系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变
／
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综论
／
清末民初小说中现代性的起源、形态与文化特性
／
打破“后壁”的精神历险
———康有为、章太炎与近代知识层的心态转换
／
清末民初无政府主义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开端
／
清末报刊与文学的共生性繁荣与世界的“图像化”
／
在新旧对峙的背后：从林纾看“五四人”与“晚清人”
的代际文化心态差异
／
近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叙事与文化认同
／
第二辑 现代篇
／
世纪上半期文学史上民族主义理论的语境考察和
语义分析
／
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分格局”与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
“新文学”的选择
———“五四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的得与失
／
“五四”人的精神趋向
———抽象化的文学政治与理性的激情化
／
超越“物质”的精神偏至
———现代文学中非物质主义的精神指向
／
“狂人”形象的文化源流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气质
／
两种伟大与两种激情
———“现代性”历史文化语境中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
自我·生命·文学
———郁达夫与现代文学中的“生命意识”
／
巴金的安那其主义信仰与“反现代”的“现代性”
／
《猫城记》和《鬼土日记》：不同“主义”视野中的不同
“中国病象”
／
“京派”作家萧乾创作中的审美距离与艺术自觉
／
周作人与古希腊、罗马文学
／
周作人 世纪三四十年代旧体诗发微
／
周作人附逆与“现代性”的伦理困境
／
大动荡时代的“个人性”话语与“时代”话语
———三四十年代文坛中的“新浪漫派”
／
“夜”的神秘与“灵虚”之美
——— 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浪漫派文学的黑夜情调
／
一个审美主义者的时代关怀：徐 世纪 年代创
作新探
／
“梦”和“理想”的歧途
———论无名氏的前期创作及其与时代主导文学的疏离 ／
超越“时代”与“永恒”之间的断裂
———《无名书》对作为超验之维的宇宙精神的探寻
／
第三辑 当代篇
／
扎根乡土的革命叙事
———《红旗谱》与 世纪乡土中国的革命
／
重读《桃源梦》
———善化乌托邦的瓦解与反面乌托邦的兴起
／ ：
新时期民国史小说中的末代儒家形象
———兼论儒学传统与“宗教性道德”
／
由“德”趋“道”：张炜小说创作的主题演进
／
张炜与俄苏文学
／
“貌合神离”
———“新写实”异于“旧写实”的新意探源
／
颠覆常识的艺术
———余华小说中的反讽描写及距离控制
／
余华小说中的后人道主义倾向及其对鲁迅启蒙话语的
解构
／
“启蒙者”的尴尬与改造生活的困境
———从李锐《行走的群山》看 世纪末“启蒙话语”中的
杂语和复调
／
“新知培养转深沉”
———《笨花》及其对现代中国小说中乡村叙事的拓展
／
“父”之缺位与“时代孤儿”的道德困境
———东西的《耳光响亮》《后悔录》与后传统时代的寓言化
写作
／
“传奇”与“本事”之间
———读格非的《人面桃花》
／
艰难时世与文学的选择
／
文坛“大师症”与追赶时代的迷津
／
大理论的转换与现代文学研究范型的更新
／
将信念与知识分开
／
意识形态话语理论与“小说香港”
———评赵稀方的新作《小说香港》
【前言】
本论文集是从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以来，发表的百余篇论文中选择出来的。论文的范围从清末一直延续到当下，跨度有一百多年。论文的中心议题是中国文学、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古今之变”，而主要的关注点则在于新旧转型过程中的人心之变与文学之变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考察置身于这段前所未有的巨大动荡中的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心理、情绪的变化，也就是现代中国人体验世界的方式的变化，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我看待文学的宽泛的“精神史”或曰“心灵史”视角。相对于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来把握现代社会的变化，我更青睐从人的内在心灵的变化的角度去把握时代社会的变化，从此角度来看，现代性就表现为一种对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方式的变化以及由这种变化所引发的人的内心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由此催生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爱恨好恶、是非善恶的价值偏爱系统的出现，它往往表现为一种不同以往的“做派”、风气，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质，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等等，文学在造就这种时代心灵和时代新人方面可以说是厥功至伟。如清末民初的革命与言情作家何海鸣就曾发出“今生不做拿破仑，便做贾宝玉”的宏愿，表明其时代的青年先觉者们：已开始为一种来自西方的现代性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价值理想所折服，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忠臣孝子等价值理想已对其失去吸引力；他们将“革命事功”和“浪漫情爱”视为人生*值得追求的价值，“英雄”和“情圣”在其价值系统中占据着*为优先、重要的位置，这种新的价值偏爱系统也就成为其为人和为文的深层肌理。再如“五四”时期的傅斯年在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后，向时代发出这样的呼吁：“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这种用激情和偏执来挑战伦理生活秩序的倾向，显然带有一种浓厚的文化浪漫主义色彩，它构成了“五四”人一种特有的反世俗化的精神气质。因此，我觉得从这种心态变化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史比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入手更能把握住文学史的精神脉动。
启蒙与革命是近现代文学的两大主题，近现代文学研究也由此形成以文化启蒙和政治革命为中心的两大研究范式，由此派生出的近现代文学研究往往带有比较强的政治功利性或文化功利性色彩。但我认为作为学术研究，弄清事实比判断是非更为优先，所以面对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立，我认为应该跳出某种单向性、*化的价值判断，从一种整体性的、扩大了的人文视野出发去深入理解其各自存在的原因和目的。所谓整体性的、扩大了的人文视域，也就是对现代性单一的“自然人性论”观念的超越，将传统的“道德人性论”也纳入对人性的理解和认识之中，形成一种能反映出人的多层次需要的完整的人性观念，从而避免对人的理解的削足适履倾向。人具有自然和超自然的双重性，因此其是自然的和超自然的、灵和肉的一体两面的双重存在，单纯地强调和夸大某一方面，偏执某一面人性，将另一面斥为非人性，显然都不利于人性自身的发展。“自然人性论”无法解释人的精神来源，“道德人性论”又过于蔑视人的肉身存在，因此将“理性”和“德性”结合起来，将其均视为人性中的应有之义，这样我们对人的理解也就更能切近人性的实际了。总之“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并不可以简单地化约为光明与黑暗的对立、人与非人的对立，“进步”“现代”自身也不可能成为人生存的终极价值和意义，“为现代而现代”“为进步而进步”，正表现出一种将人手段化而非目的化的异化倾向。所以重新思考Ｔ．Ｓ．艾略特曾提出的问题仍很有必要：“问题的核心在于，什么是人？什么是他的局限？什么是他的苦难？什么是他的伟大？而终究什么是他的命运？这些问题任何政治、哲学都不可能逃避，而根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切政治的（文学的和社会的）思想都将得到*终的裁决。”人的生命是一种多层次、多面相的存在，简单来说可分为：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三个层面；不可以某一层面的特性去抹杀、排斥其他层面的特性，从而导致对人的整体生命的肢解，对人的理解的片面化。正如法国思想家布莱士·帕斯卡在其《思想录》中所说：“绝不可让人相信自己等于禽兽，也不可等于天使，也不可让他对这两者都忽视，而是应该让他同时知道这两者。……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该书也可以说是我对“人是什么”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思考的产物，浅陋、错谬之处在所难免，尚祈方家不吝指正。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