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九大领域解读中国话的起源与传播
重新发现中国人的文化史
◎粮食作物称谓的传播
——为什么东非马达加斯加岛和印尼群岛上“米”的发音都非常相似？
——为什么中国普遍北方吃粳米，南方吃籼米？
——为什么中国台湾的阿美人会把“小米”供奉为神灵？
◎家畜动物称谓的兴衰
——为什么历史上“猪”的曾用字“彘”“豕”“豝”都消失了？
——为什么楚国“虎”的发音——“於菟”和东南亚地区的发音非常相似？
——汉语的“马”是草原上的印欧人传入中国的吗？
◎金属加工冶炼的历史
——为什么青铜器上的铭文会被称作“金”文？
——越南为什么会用“铜”作为他们的基本货币单位？
——“铁”是一个来自西方的词汇吗？
◎血缘亲属称呼的异同
——“爹娘”是比“爸妈”更老土的词吗？
——“哥”什么时候取代了“兄”？
——“妈”（ma）是全世界的语言中对母亲的通称吗？
【内容简介】
本书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分别深入探讨了中国的饮食、数字、动物、称谓、地名等方面的文化。一方面，作者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分析语言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又从横向的空间维度，探讨不同语言之间的传播、交流。作者借由语言，探索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为我们描绘出一条清晰的、不同民族间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交流轨迹。
【作者简介】
毕业于墨尔本大学。语言学达人，了解英语、法语、土耳其语、老挝语等语言，熟知常州话、上海话、西安话、广州话、海口话等多种汉语方言。在各类媒体上发表过与历史、文化、民族尤其是语言相关的文章近百篇，著有《东言西语》一书。
【媒体评论】
本书对“语言中的历史线索”已有非常精彩的论证，深入浅出又饶有意味，但这并不只是“趣味历史”而已……因为语言中异于规律的现象不仅可以提醒我们对结构的重新认识，也可以补齐文化交流中“缺失的一环”，有时是被遗忘的历史。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的书实在是太少了。
——知名书评人 维舟
本书内容广博、材料翔实，伴随着优美的文笔徐徐展开，读来有“山阴道上行，使人应接不暇”之感。相信读者诸君读了本书之后，一定会对中国人与中国话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更为深刻地了解认识！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盛益民
【目录】
初的华夏农民
十二生肖与中国数字
中国人的伴侣动物
老虎与野马
中国的大熔炉
中国人的七大姑和八大姨
中国人用过的衔头
文艺和不文艺的中国地名
甜蜜茶点
【前言】
语言中的历史
史家陈寅恪有一句被广为称引的名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在此之前，主持绘制法国方言地图集的瑞士语言学家吉耶隆（Jules Gilliéron）也说过：“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或许这是陈先生在德国留学期间有所耳闻，又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但其间也可见不同侧重：中国在传统上在意的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字”，西方着眼的却是语言学上的“词”；历史学者想由此演绎出文化史，而语言学家留心的则是每一个词自身的词形、内涵的演变。
这样的分异，在跨界交流的时代，也已模糊了。很多概念史的著作乍看是梳理词汇语词含义的演变，其实是着意于挖掘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变迁。另一种进路则是历史语言学的思路：通过对不同语言的比对，找出文化交流的隐蔽线索，带给我们对历史的全新认识—尤其是对那些无文字社会或文献所缺失难解的历史，语言可以是另一种考古工具，有时甚至是的工具。
高中时我次读到周振鹤、游汝杰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顿感大开眼界：我们的语言中竟然隐藏着这么多历史线索！后来读到李锦芳著的《侗台语言与文化》、郑张尚芳著的《胭脂与焉支》，更进一步看到语言学方法对了解历史不仅大有可为，甚至不可或缺。现在，郑子宁的这本《中国话》再次让我涌起同样的感受。
当然，确切地说，语言学并不只是加深历史认识的工具，像《汉语的祖先》所着眼的毕竟是语言学本身的问题：比较论证语言之间同源性或亲缘度；但就本书而言，倒不如说是“以语言学作为方法的文化史研究”，是只有借助语言学才能讲述的故事。
本书对此已有非常精彩的论证，深入浅出又饶有意味，但这并不只是“趣味历史”而已。与格里姆定律（“凡规则皆有例外”）不同的是，在此不时可见的是新语法学派的定律：“凡例外皆有规律”。因为语言中异于规律的现象不仅可以提醒我们对结构重新认识，也可以补齐文化交流中“缺失的一环”，有时是被遗忘的历史。
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的书实在是太少了。有时我想，印欧历史语言研究那么发达，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因为史料匮乏，所以语言成为重要线索，中国则正因为文献丰富、文字发达，结果反过来阻碍了这一领域“本应有”的发展。
不过，语言中隐藏的文化交流，不只是那些可比的语词里有线索，还可以问：为什么有些语言现象在汉语中缺失或丢失了？汉语缺乏敬语（“您”是输入的）、某些概念也是原本所无（如“魔”字是中古新造）。大体而言，汉语似有几种不同对策：采纳（引入外来词）、驯化（用旧名词称呼新事物），以及忽视。作为一种外来词很少的语言，汉语在交流中不仅有选择，而且既有兼容也有排异，终才形成这样一个稳定系统。
在对外交流中，这样的“异变”同样有待解释：造纸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现在西语中的“纸”大多源自埃及的“纸莎草”一词；面条也是由中国外传的，但英语noodle、法语nouille都是很晚近才借自德语Nudel，语源不明。为什么它们不像“茶”“馒头”这样成为被广泛借用的语词，是在哪一环缺失了，这或许更考验我们对文化交流现象的理解，也更难回答。它不必有答案，但我们需要有疑问。
维舟
2020年5月19日
【免费在线读】
每到春夏季节，在中国南方，冬天干燥的田地在数天之内就会被水灌满，紧接着，农民开始把秧苗插进田里。在几个月后，这些绿色的秧苗将会结出沉甸甸的稻穗。经过一系列加工后，终会变成千万家庭餐桌上的主食—米。
类似的场景已经年复一年地在亚洲大陆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上演了几千年。稻是亚欧大陆东部地区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在中国，从云南元阳的哈尼梯田，到东北三江平原的黑土地，大量耕地都用来种植稻，从消费量统计，以稻为主食的中国人数量多。与之相应，稻在中国人的食谱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中国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食用稻米的方式，米饭、米线、年糕、饵丝、粿条、酒酿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类。
这一切都始于9000多年前。第四纪冰期结束不久，海平面升高，中国中部长江流域的气候变得更加温暖湿润。当时的长江两岸还是一片充满着湖泊、沼泽、池塘的湿地，大象、犀牛等大型动物在茂密的植被中穿行……
稻农的出现
在湿地生长的诸多植物中，有一种不起眼的草。过去的几百万年间，这种小草在每年气候回暖时都会抽出狭长翠绿的叶片。在几个月后，一根细长的穗长了出来，随后，上面结的一串种子逐渐膨大，长出细长的芒刺。种子成熟后，就从穗上脱落，掉在地上，开始新一轮的循环。随着气候趋向暖湿，这种小小的野草也在年复一年的循环中默默向北扩展自己的领地。
这种在沼泽湿地中生长的野草就是野生稻。如果我们比较野生稻的穗和当代水稻的穗，就会发现，除了长有芒刺外，野生稻的米粒较为细小狭长，颜色偏红，颖壳较厚实。这些特征令野生稻有一定的保护自身的能力，防止动物食用，确保能够繁衍后代。然而，这些防御机制在人类面前可说是不堪一击。
大约9000多年前，长江边的某个先民突发奇想，发现这种细长的果实似乎是可以吃的。无从得知他是如何想到尝试吃下这种硬邦邦的小果子的，也许是连续多日捕猎失败；或者罕见的天灾让树上的果子消失不见，令他饥肠辘辘；亦或许他只是个好奇心很强、喜欢尝试新鲜玩意儿的勇士。总之，他发现了稻是可以吃的，能够填饱肚子，并且将这个信息分享给了他的家人。随后，当他们发现野生稻不够吃时，就决定在沼泽边缘开辟一块土地，专门用来种植这种作物。
这可能是亚洲早期历史中重要的一刻。栽培稻的出现，让东亚逐步进入了农业社会。同样大小的土地能养活的人口大大增加，也让一些人从日复一日为了填饱肚子的游猎生活中解脱，才有了后来的文明。
现存早的栽培稻遗迹位于今天浙江浦江县的上山遗址，距今大约9400年。在之后的几千年时间里，珠江流域、东南亚、中国北方、朝鲜半岛、南亚次大陆都相继出现了稻作农业。上古时期野生稻的分布相当广泛，但是从现有的遗传学证据看，野生稻驯化过程中几项关键的突变，如导致稻种脱粒性的sh4基因的突变在亚洲栽培稻中只发生过一次。这些关键的突变让栽培稻的果实自动脱粒的情况变少，方便人类收割，可说对稻作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现今的栽培水稻，不管是东亚、东南亚还是南亚次大陆的，都有着共同的祖先，而它们现在的不同之处，一方面是长期培育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又与野生稻进行杂交改良了性状。就如今天在中国，野生水稻仍然生长在中国南方，北及江西东乡，南到海南三亚，西至云南盈江，东达台湾的广大区域。中国农学家仍然在到处寻觅野生水稻，期望能够利用野生水稻的基因继续改良现有稻种。
这次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驯化可以说是中国先民对世界的贡献。在当今世界主要的粮食作物中，唯独稻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作物。种植水稻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整个过程需要进行大量的劳动，使用各式各样的工具。伴随稻种传播的则是一整套农业工具和技术的散播，以及和稻作农业息息相关的一整套话语。从东非到太平洋—种稻者的扩张
我们暂时把目光从稻的故乡中国移开，投向南方数千公里外的印尼群岛。
和中国南方一样，稻是东南亚重要的粮食作物，印尼也不例外。赤道附近的炎热气候与太平洋温暖的洋流带来的充沛雨水使得印尼诸岛丛林密布、草木葳蕤，从高空俯视就如散落在蔚蓝大洋中大小不等的祖母绿。这样的气候条件正适合稻子生长，而在爪哇、巴厘等岛屿，众多火山不定时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更是让岛上的土壤极其肥沃，而不似其他热带地区常见的贫瘠淋溶土。极其适宜的自然条件让爪哇岛部分地区可以常年种植水稻。为了能在山地种植水稻而开发的梯田现在则是巴厘岛的重要景观，每年都吸引无数游客。优越环境下生长的水稻让面积仅仅13万多平方公里、比河南还小的爪哇岛可以支撑近1.5亿人生存。
在印尼语中，“米”称为beras。更准确地说，beras指“已经脱壳的米”。由于水稻在印尼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印尼语对米的区分相当细致，除了beras外，“尚未脱壳的米”称作padi—这也就是英语中“水田”称作paddy field的来源。而“已经烹饪的米饭”则称作nasi，著名的“印尼炒饭”就叫nasi goreng。
如果计算一下一粒米的生命周期，收割后到脱壳前的padi阶段以及烹调之后被送入口中前的nasi阶段，时间都较为短暂，因此我们暂且把padi和nasi放到一边，先关注通常情况下占据一粒米生命周期长的beras。
印尼语作为印尼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一种马来语的变体，马来语发源于今天的加里曼丹岛，后来又先后迁移至印尼群岛西的苏门答腊岛以及马来半岛。但是纵观整个印尼群岛，诸多岛屿上的主要语言几乎都用类似的词指“米”，如苏门答腊岛楠榜语是bias，爪哇岛西部的巽他语是beas、中东部的爪哇语是wos，巴厘岛的巴厘语是bahas，龙目岛莎莎克语是beras，苏拉威西岛武吉斯语是were?，弗洛勒斯岛芒加来语是weras，帝汶岛德顿语是wos。
如果将眼光投向印尼群岛之外，类似的称呼分布远不限于印尼，“米”在菲律宾吕宋岛的他加禄语中是bigás，宿雾语中是bugás，关岛查莫落语中是pugas，台湾岛高山族的阿美语中是felac，海南岛三亚回族的回辉语中是phia，甚至东非外海的马达加斯加岛上的马拉加斯语，“米”都称作vary。
这样看起来很相似的词汇在这些语言中还有不少。“二”在印尼语中是dua，万里之外的新西兰毛利语中是rua，马达加斯加岛上的马拉加斯语中是roa，台湾岛上的阿美语中则是tosa。“眼睛”在印尼语中是mata，毛利语中是mata，马拉加斯语中是maso，阿美语中是mata。
如果说一个词相似还有巧合的可能性，这么多相似的词汇则不可能是纯粹巧合的结果。从现代分布来看，这些语言从东非外海一直延伸到大洋洲，跨越了半个地球，散布在从马达加斯加岛到复活节岛的成千上万座岛屿上。虽然这些以海洋为生的人中有不少民族有着极其高超的航海技术，但是海洋的阻隔作用仍然是非常显著的。南太平洋的毛利语和东非马拉加斯语几乎不存在和印尼语、阿美语的使用者有密切接触并且借用大量词汇的可能。这些语言里存在大量相近的词汇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们的祖先居住在同一块地区，甚至是同一拨人。
对这些语言的研究显示，从东非马达加斯加横贯印度洋、太平洋的人群所说的语言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存在同源关系。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这些语言被称作“南岛语系”。对南岛语系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南岛语系多样性、分化复杂的地区是中国的台湾岛。也就是说，分布几乎跨越半个地球的南岛语系的几千种语言，可能的发源地是小小的台湾岛。南岛语系的祖先从台湾岛向南迁入菲律宾诸岛，然后再由菲律宾诸岛扩散到印尼群岛，终在一系列远洋航行后，达到今天的分布范围。
台湾岛是个太平洋上的岛屿，并不具备独立演化出现代人类的条件。数千年前的台湾岛上的居民是从东亚大陆迁入的，也没有证据显示台湾农业的起源是独立的。
台湾海峡虽然宽达百公里以上，远远超过一般情况下正常身高的人在海平面上的视物极限，但是台湾岛上高山林立，中央山脉处的玉山山峰接近4000米，是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峰。在福建靠近台湾岛的平潭岛和南日岛的山上，能见度极好的情况下可以望见台湾岛的中央山脉。
对于上古南方海岸的居民来说，远处时隐时现的这片大山显然在召唤他们渡海探寻新的世界。当然，冒险不但需要勇气，也需要周密的计划，显然，在南岛人的祖先从华南地区登上台湾岛时，稻已经成为南岛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物。而一个精明的冒险团队，一定不会忘记把这种重要的粮食作物带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