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463—538，或476—538），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其诗歌所涉及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陶渊明集》包括导读、原典、注释、旁批、点评五部分，带领读者欣赏陶集“情、景、事、理的浑融”“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的艺术特征，体悟陶渊明“安贫乐道”的人生准则与“崇尚自然”的哲学思考，理解他“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的思想。
【作者简介】
袁行霈（1936—），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诗词研究院院长。主要著作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有日文、韩文译本）、《中国文学概论》（有韩文译本）、《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陶渊明影像》（有韩文译本）、《唐诗风神及其他》《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袁行霈卷》《学问的气象》《古韵新风》（袁行霈卷）、《论诗绝句一百首》等。另有《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四卷本（主编）、《中华文明史》四卷本（主编之一，有英文译本）、《盛唐诗坛研究》（合著）、《中国诗学通论》（合著）等。
【前言】
导读节选
有的作家主要是以他的作品吸引读者，作家的为人和事迹并不为一般读者所重视；而有的作家，除了作品之外，他的为人和事迹也同样为读者津津乐道。陶渊明就属于后一类。他的作品流传至今的不过一百多篇，如果对他一无所知，只看这些作品，我们的兴趣会比现在差了许多。如果我们熟悉他的那些故事，如：取头上葛巾漉酒的故事，抚弄无弦琴以寄意的故事，任彭泽县令时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的故事，以及他力耕的生活情形，还有酒醉后说的那句话：“我醉欲眠，卿可去！”（《宋书·陶潜传》）将这些故事和他的作品结合在一起，便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出现在眼前。正是这个人连同他的作品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到南朝刘宋初期。在东晋建立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汉魏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人构筑了一个精神的家园。可以使他们守住道德的底线，拒绝虚伪和丑陋。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一、陶渊明的生平和思想
陶渊明（463—538，或476—538），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时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愿，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入仕前期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512）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中说：“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俗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浔阳守孝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513），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514）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515）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516），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东晋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陶渊明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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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