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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些年份，注定会在时间的坐标上镌刻下熠熠生辉的印记。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全党全国上下同心、顽强奋战，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得到解决，也必将谱写人类反贫困历史*宏伟的史诗。为了更好地记录、书写和讴歌新时代，2019年9月中旬中国作家协会与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开展“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组织二十五位优秀作家深入脱贫*线，创作一批反映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精品，力求全面、精准、生动地反映脱贫攻坚工作进展与成就。百花社从中精选出六位著名作家所创作的六部精品，并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全国各地的脱贫攻坚成果，反映精准脱贫实现全面小康的中国奇迹与人类壮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作家协会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之一，着力于书写贵州的脱贫攻坚战。贵州作为贫困人口较多、贫困面积较大、贫困程度较深的省份之一，脱贫的任务十分艰巨。作者选取了乌蒙山脉、武陵山脉连片贫困区域中的毕节巿赫章县海雀村、遵义市播州区花茂村、遵义市正安县红岩村、铜仁巿万山区朱砂镇、安顺巿紫云县沙坎村这五个*代表性的地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目睹了“精准扶贫”带给山乡的巨大变化，从不同角度讲述脱贫攻坚的“贵州故事”。作品情思饱满、大气磅礴，是为贵州在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留下的赫赫印迹树碑立传之作。
【作者简介】
欧阳黔森，作家、编剧。先后在《人民文学》《当代》《收获》《十月》等刊发表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雄关漫道》《绝地逢生》《奢香夫人》《非爱时间》、中短篇小说集《味道》《水晶山谷》《莽昆仑》《水的眼泪》《枕梦山河》等十三部。任总制片人或编剧的影视作品有《雄关漫道》《绝地逢生》《奢香夫人》《二十四道拐》《伟大转折》《花繁叶茂》《幸存日》《云下的日子》《烽火燃情》《极度危机》《不朽的时光》等。曾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金鹰奖”“飞天奖”等奖项。现任贵州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影视专委会副主任。
【媒体评论】
《向人民报告——中国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丛书的作者阵容强大，资历深厚，皆为当今文坛实力派作家，其中三位曾获得过鲁迅文学奖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他们背负时代的使命和人民的重托，奔赴到贵州、凉山、鲁甸、赤峰、闽东、张北等地区脱贫攻坚的*线，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和人文情怀，从文化、传统、观念等多角度深入剖析，全方位呈现了各地如火如荼的攻坚克难工作，深情讴歌了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书写出脱贫工作为当地带来的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化，并从社会学和人类学层面上阐释了脱贫攻坚的意义。脱贫工作不仅是经济上摆脱贫困，更是在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思想和精神面貌的变革。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著名评论家李朝全
脱贫攻坚是当前社会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向人民报告——中国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丛书》能敏锐地捕捉时代信息，并对这一人类壮举做出文学所应承担的观察、描绘、记录的功能，同时还以宽广的历史视野与人类视野，写出时代的巨变中人的普遍命运的变化与转折以及奋斗不息的精神内涵，堪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之作。
——著名评论家 刘大先
《江山如此多娇》，记录着长期曾处在贫困状态的贵州红色老区在新时代全面振兴的风貌，这*的仁政，带来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统筹发展，激发了劳动和创造热情，也给普通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满足感、获得感、幸福感。
——《人民文学》2020年第十期
“攻坚脱贫”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欧阳黔森深入到乌蒙山区，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目睹了“精准扶贫”带给山乡的巨大变化，深切体味出广大民众的百感交集，下笔滔滔汩汩，情思饱满，于是有大气磅礴、掷地有声的《报得三春晖》。该作讴歌新时代，赞美新农村，充满正能量，写作手法娴熟，既扎实又跳脱，深富感染力，引起良好的社会反响，是一篇难得的非虚构力作。
——“弄潮杯”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授奖词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的脱贫攻坚故事层出不穷,那些为摆脱贫困而殚精竭虑的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力、奋发、奋战,谱写了一曲曲反贫困之歌。欧阳黔森多年来脚踏贵州大地,深入贫困地区采访,积累了大量的*手资料,以报告文学为载体,呈现贵州广大干部群众脱贫攻坚的精神风貌,与时代的要求合拍,与人民的愿望应和,表达了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的良知和情感。
——《贵州日报》
【免费在线读】
章 报得三春晖
这风这雨，千万年的溶蚀和侵染，剥落出你的瘦骨嶙峋；这天这地，亿万年的隆起与沉陷，构筑了你的万峰成林。这段文字是我对乌蒙山脉地区的初印象。有了这样的印象，我的长篇小说《绝地逢生》的扉页，便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美丽，但极度贫困，这是喀斯特严重石漠化地貌的典型特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当年写下这样的文字，无疑是需要勇气的，这勇气来自我多年来深入乌蒙山脉腹地走村过寨的经历。我只要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什么叫“严重石漠化地貌”，什么叫“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当年包产到户，有一户人家分了十八块地，的一块还不到三分，其余的散落在沟沟湾湾之间，真是七零八落。在这一带，土地和人命是相连的，这家人当然要把自己的地扒拉清楚，但是数了半天，也就只有十七块地，正疑惑时，儿子捡起爸爸的草帽，草帽下石旮旯中碗大的一块地显现出来，父亲高兴地说：“找到了，找到了，就这块地，别看它小，也可以种一棵苞谷哩。”这个故事在乌蒙山区谁都知道。二〇〇〇年我在乌蒙山区采风后，曾以这个故事为素材，写作发表过中篇小说《八棵苞谷》。这个故事讲的是越生越垦、越垦越荒会造成人口得不到有效控制、生态严重失衡的恶果。
乌蒙山脉，山高谷深、万峰成林，曾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七律·长征》，其中一句“乌蒙磅礴走泥丸”就是对这里形象的写照。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曾在这里建立了“黔大毕革命根据地”，其经典的战斗“将军山阻击战”“乌蒙山回旋战”，在军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我在创作长篇小说《雄关漫道》和同名电视剧剧本时，曾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上看到：三军会师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陕北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同志时，高度赞扬了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为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其实，熟悉军史的人都知道，红二方面军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共减员一万余人。为什么到达陕北还有一万余人？据相关资料，二、六军团曾在贵州黔东地区扩红三千余人，在地处乌蒙山区腹地的“黔大毕”扩红五千余人，可以说，乌蒙山区的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〇〇九年三月五日，根据我的长篇小说《绝地逢生》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当天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引起广泛关注。《绝地逢生》取材于贵州省的乌蒙山区，这里山多地少，是我国石漠化严重的地区。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在这里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一次次的救济和扶贫，使当地居民探寻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开始摆脱穷困的命运。
然而，乌蒙山区群众并未完全摆脱穷困的命运。二〇一七年十月中旬，我再次来到乌蒙山区腹地深入生活，得知地处乌蒙山区腹地的毕节市还有贫困人口七十二万四千五百人。看到一份份为贫困群众建档立卡的材料时，我非常惊讶，它们精准到户、人，精准到因为什么而贫，精准到因人因户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脱贫举措……我不得不信服。我立刻动身，前往地处乌蒙山屋脊的赫章县海雀村进行采访。采访时，简直可以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我的心情。说实话，我写作已经很少用“震撼”这个词了，我已年过半百，不是很容易被什么所震撼了，今天我又用到“震撼”这个词，我的激动程度显而易见。
那天，我一进村庄，看见路旁有一户人家，我抬腿向这户人家走去，陪同我的朱大庚一边走一边大喊：“安大娘，安大娘！”我开玩笑地说：“别喊了，别动静大了吵扰到人家，到了我们敲门。”
到了门口，不用敲门，门是开着的。总不能未取得主人同意就进屋吧，我们停在门口。朱大庚又喊“安大娘，安大娘！”半晌，旁边一间屋的门吱嘎一声，露出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我们赶紧进去。朱大庚一边扶着安美珍大娘回到火炉旁坐下一边大声说：“安大娘，欧阳主席来看您了。”安大娘没什么反应。朱大庚怕我难堪，对我说：“大娘九十六岁了，耳背听不清。”见安大娘耳背，我也有些遗憾，毕竟我是来采访的，需要与人交流。但既然进来了，我还是要坐下来的，有些感受，也不是只有通过语言交流才能收获的。我们就围火炉而坐，炉中煤燃烧不充分，屋内充斥着煤烟味。
不能与安大娘交流，我只好与朱大庚说话。我担心煤烟会影响老大娘的健康，朱大庚手指挂满屋顶的苞谷棒子说：“这是在烤苞谷，屋顶周围都漏着风。这里海拔有两千三百多米，雾大，湿气重，苞谷不烤的话，怕发霉。”
我对朱大庚说：“在这里就别提什么主席了，就介绍我是欧阳作家，别把人弄糊涂了。”
话音未落，安大娘突然讲起话来，只不过很难听清楚。仔细听，我才听明白几个字：好！大恩人。
我贴近老人的耳朵说：“老大娘，您说书记呀！”
安大娘还是重复着“好、好”。说着说着，老人家一下子站了起来，居然步履蹒跚地朝堂屋走，我赶紧扶着她，怕她跌跤。朱大庚见我紧张，跟在后面说：“老人家身体好，还干活哩。”
安大娘个子很小，估计不到一米五，她伸出手指准确地指着一张挂像。
我仔细一看，确实是——担任过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
我一下子有点蒙。我经常走村过寨，在老百姓的堂屋正面墙上常挂的是主席像。说真的，在贵州，我还是次见到挂习仲勋同志像的。习仲勋同志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大西北陕甘一带的老百姓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我知道，这一带的老百姓对红军有着深厚的感情，二、六军团曾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海雀村附近的山谷里就曾发生过“乌蒙山回旋战”中著名的战斗——以则河战斗。在一些老百姓家里面，我曾看到过贺龙元帅的像。
我的思绪飞到了远古。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春秋时期，管子就有了这样的思想，无疑是伟大的，然而他生不逢时，那时候，他的“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的理想很难实现。今天，中华民族进入了伟大的新时代，我们不仅要富起来，而且要强起来。管子还说过：“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管子的“善分民”即善于与人民分享利益，而于当今来讲，“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位”这句话，无疑高于管子所说，它是那样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认为管子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和思想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他空怀的壮志与治世理想，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才得以实现，即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个伟大时代对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同步小康，一个都不能落下。无论是造就开元盛世的帝王，还是“善分民也”的英主，他们所统治的帝国，不可能让每一名老百姓都分享到盛世的红利，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便在鱼米之乡的富足之地，由于受封建地主的剥削，一贫如洗的老百姓不在少数，更不用说身处边远蛮荒的不毛之地的老百姓，再英明的君主也鞭长莫及。再说，封建王朝的以人为本，和当今倡导的以人为本是截然不同的。在我看来，不管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以何种形式、何种姿态以人为本，归根结底还是巩固皇权，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当今“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位”的执政理念才是以人为本的本质所在。把人民利益放在位的执政理念，就是把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的宗旨具体化、目标化。数百万干部下乡实施精准扶贫，并明确目标，在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是人民至上的伟大工程。
以我在“老少边穷”地区长期深入生活的亲身经历，我有资格说：普天之下，没有精准扶贫惠及不到的地方。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总是愿意与乡亲们在一起促膝谈心。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是兄弟姊妹，也是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这样，他们那朴实无华、勤劳善良的秉性，成为我检验自己的一面镜子；老百姓那朴素的价值观——饮水思源、感恩戴德，于我而言，也深有体会。
所以，如果陕甘一带的老百姓家里挂习仲勋同志的像，我丝毫不觉得意外，然而在地处大西南腹地的一隅，看见老百姓家里高挂习仲勋同志的像，确实让我有些惊奇。
朱大庚见我一脸好奇，一边扶着安大娘往回走，一边对我说：“几句话讲不清楚，我们坐下慢慢说。”
安大娘的火炉散热不均，屋顶还透着气，房间里并不暖和，但朱大庚一开讲，听着听着，我胸膛里的热血就沸腾了起来。
朱大庚是从一位名叫刘子富的记者讲起的，这位新华社记者于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来到苗族、彝族混居的海雀村，看到农户家家断炊，安美珍大娘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安大娘家四口人，全家终年不见食油，一年有三个月缺盐，四个人只有三个碗，已经断粮五天了。在苗族社员王永才的家里，他含着泪告诉记者，全家五口人，断粮五个月了，靠吃野菜过日子，更谈不上吃油、吃盐。耕牛本是农家的命根子，也只得狠心卖掉，买粮救人命，一头牛卖了二百五十元，买粮就花光了这些钱。耕牛尚且贱卖，马、猪、鸡就更不用说了。在他家的火塘边，一名三岁的小孩饿得躺在地上，发出“嗯嗯嗯”的微弱叫唤声。手中无粮的母亲无可奈何。
刘子富在海雀村村民组一连走访了九家，没发现一家有食油、大米的，吃的多是玉米面糊糊、荞麦面糊糊、干板菜掺四季豆种子。这九户人家没有一家有余钱，没有一家不是人畜同屋居住的，也没有一家有像样的床或被子，他们有的钻草窝，有的盖秧被，有的围火塘过夜。
刘子富又走进王朝珍大娘家，一下就惊呆了。大娘衣不蔽体，见有客人走进，立即用双手抱在胸前，难为情地低下头。她的衣衫破烂得掩不住胸、腹，那条破烂成布条一样的裙子，本来就很难遮羞，一走动就暴露无遗。大娘看出了记者的难堪，反而主动照直说：“一条裙子穿了三年整，春夏秋冬都是它。唉，真没出息，光条条的不好意思见人！”大娘的隔壁是朱正华家，主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早在去年年底就把打下的粮食吃光了；几个月来，找到一升吃一升。”
苗族青年王学方带刘子富一家家看，告诉他：“目前，全组三十户，断炊的已有二十五户，剩下的五户也维持不了几天。组里的青年人下地搞生产，由于吃得差，吃不饱，体力不支，一天只能干半天活，人都得外出找吃的，已经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这些纯朴的少数民族兄弟，尽管贫困交加，却没有一人外逃，没有一人上访，没有一人向国家伸手，没有一人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情景令人十分感动。
朱大庚讲述的是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刘子富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二日向上级写的内参——《赫章县有一万二千多户农民断粮，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描述的情景。
朱大庚介绍说：“这篇俗称‘黑头内参’的‘国内动态清样’刺痛了许多领导人。当时分管农村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做了如下批示：‘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警告！！！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当时，老百姓奔走相告，我们有救了。有的人文化不高，也讲不清批示内容，逢人就说，吓人得很，三个惊叹号。”
听到“吓人得很”，我由衷地笑起来，这话太朴素了，这是贵州老百姓表达某种事情很重要、很振奋时的一句口头禅。
这三个惊叹号，我后来在“文朝荣先进事迹陈列馆”中看到了。当习仲勋同志批示的原件展示在我眼前时，那三个惊叹号实在太耀眼了，令人心潮澎湃。当时，我的大脑里就闪现出一位慈祥的老人，目光如炬，扬眉挥笔。这三个力透纸背的惊叹号，使我感到这位慈祥的老人一气呵成的批示振聋发聩，似当头棒喝，如醍醐灌顶。
我与朱大庚的交流似乎影响了安大娘的情绪，她也兴奋起来，开始讲话。我们当然要停下来，听老人讲。可是，我只能听明白十之二三。不过，说到习仲勋同志，她依然讲得很清晰。这是一位九十六岁老人的珍贵记忆，是一名普通老百姓的感恩之心，非常朴实、感人。
一个伟大的民族从不会缺失记忆，一个失去苦难记忆的民族是失语的民族，而一个失语的民族注定没有未来。我想，参加过这场人类历为波澜壮阔的扶贫攻坚的人们，他们的经历便也成了我们民族集体经历的一部分，此后，便成了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无疑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记忆，并代代相传。
不畏苦难，并有战胜苦难的决心，这就是拥有自信、力量和智慧的体现。
……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