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简牍研究大家冨谷至先生很受欢迎的学术读物
★北京大学罗新教授推荐
★十余年间多次重版、版权输出，真正的大家小书
【内容简介】
《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共六章，依次为“有关纸的发明”“纸以前的书写材料”“木简和竹简”“简牍述说的书写世界”“楼兰出土的文字资料——木和纸的并用”“由汉到晋——由简牍到纸”。全书视角新奇独特，从“书写材料”的嬗变角度入手，围绕汉晋前后书写材料变迁的主线，探究书写材料及其所蕴涵的文书行政制度的发展变化，又以文书行政体系变化进而引申出政治制度的演进。这种看似囿于简牍又超越简牍的探究方法，给读者一种全新感受，使我们在了解书写材料变迁的同时能够清晰地观察到汉晋前后中国行政体系的演进，这种探究方法，无疑为相关学者提供了具有启迪意义的研究范式。
【作者简介】
冨谷至，东洋史学家，中国法制史和简牍学研究专家。1952年1月1日生于日本大阪；1975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1979年，京都大学博士课程退学，之后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教、大阪大学教养部讲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91年取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0年起，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2017年荣退，其间历任英国剑桥大学客座研究员、德国明斯特大学客座教授、中国西北大学客座教授；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名誉教授、龙谷大学研究生导师、瑞典皇家学院（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会员。
【目录】
中译本序
*章 关于纸的发明
第二章 纸以前的书写材料
第三章 木简和竹简
第四章 简牍述说的书写世界
第五章 楼兰出土的文字资料——木和纸的并用
第六章 由汉到晋——由简牍到纸
后记
原著图版出处一览
引用简牍说明
中文版后记
译者跋
补论
*章 简牍长度与文书行政
第二章 汉简的书体与书法艺术
增补新版 后记
增订本说明
【前言】
《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中译本序
黄留珠
在当今日本治东洋史的学者之中，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冨谷至教授是相当杰出的一位。他对中国法制史、简牍学等均有精到的研究，著述甚丰，建树颇多，堪称学术界领军式的人物。现在，他的力作《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以下简称《古代》），由宁波大学文学院刘恒武博士译为中文，交付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及译者约我为该著中译本写篇序言，盛情之下，不敢推辞。现谨就我之所知，特别是拜读后的一些直感，略陈如下，以供广大读者参考，并与对此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共讨论。
《古代》作为日本著名出版社岩波书店推出的“世界历史丛书”的一种，于2003年7月29日出版。该著有副题曰《书写材料的文化史》，由此更清楚地表达出全书的主旨。以我之拙见，觉得此书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 视角新颍
历史研究.如何捕捉新的视角，对史实做出不同以往的解释，是每个史学工作者都尽力以求的事。在这方面，《古代》一书提供了具有启迪意义的范例。该著用文化史的眼光，对秦汉时代确立和实行的文书行政，做了别开生面的考察。其紧紧围绕上起战国下至魏晋书写材料演变的主线，着重探讨了这种变化与国家行政的互动关系，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书写材料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行政体系，一旦书写材料发生变化，行政制度就会受到影响，从逻辑上讲，它甚至*终影响到国家政治的变化。在简牍基础上展开的汉帝国的行政，与纸张时代的唐代的政治之间，是必然有区别的。”像这样一种学术考察的角度，以前实不曾有过。而如此一种小处入手、大处着眼、以小见大的研究路数，也是值得称道的。
二、 研究精细
大家知道，研究简牍，一般地说主要是简牍文字释读，据简文内容进行分类，以及简的编年等。日本学者大大突破了这种常规的研究格局，从简牍形态、样式、书式、字体，甚至简牍材料质地等不为研究者所注意的地方入手，进行精细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古代》一书可以说集中而典型地展现了日本学者这种精细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书中在广泛综合日本学术界自大庭脩到籾山明、吉村昌之等几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亦充分展示了作者本人的独到研究成果。例如关于书籍简与文档简的区别，关于古代书籍成书经过的说明，关于简册编绳编法及收卷方法的论述，关于木简与竹简的区别，关于文书的界定，关于隶书的解释等等，都体现了令人钦佩的研究精神。特别是对于人们所熟知的诸如秦帝国的“书同文”、孔子的“韦编三绝”等史实的解读，更是体现了作者善于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本领，凸显了其研究问题的精细。
三、 雅俗共赏，图文并茂
《古代》虽为一部学术著作，但文字生动，深入浅出，章、节之间环环紧扣，衔接自如，且颇具艺术色彩。把艰深的学术问题，如此娓娓道来，让更多的读者能够看懂，并感兴趣，做到雅俗共赏，没有高超的学术驾驭能力和深厚的研究基础是难以做到的。据我所知，冨谷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书籍文化的研究，用力于古文书学的考证。2001年出版的由他主编的《流沙出土的文字资料——以楼兰、尼雅文书为中心》一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应该说是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收录在此书“研究编”中的他的论文《3世纪至4世纪书写材料的变迁》，以及发表在同年《东方学报》（京都47）上的姊妹篇《晋泰始令之成立》，实际上为《古代》一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正因为有了如此的学术积累，所以《古代》一书才能够运用娴熟，“治大国若烹小鲜”，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另外，全书还配有一百多幅图版。这些图版或进一步补充、完善书中的文字说明，或作为图示将抽象概念具体化，或直接构成书籍内容的一部分。如此图文交融，图文并茂，大大增强了全书的可读性。
当然，如果从其他角度做审视，对《古代》一书肯定还会做出别样的认识或概括。不过，在我看来，上述的三个特点却尤其值得体察与重视。
关于《古代》中译本的译文，也很有些特色，需要说一说。外文的中译，历来有直译与意译两种译法。实际上，这二者各有优劣。完全直译，难免生硬，有悖汉语表达习惯；完全意译，则容易走样，有失原文风貌。所以*的选择，应该是将两种译法有机相结合。《古代》的中译，基本遵循直译，但也适当结合意译，既显现了原语种的韵味，又避免了过分的生硬感，处理得比较好。特别是对日语当用汉字的翻译，恰到好处，突出反映了译者熟练掌握日、汉两种语言的能力和所具备的丰富历史、考古专业知识。
*后，我想指出的一点是，这册《古代》中译本所隐含的一种特殊情结。具体说，应该叫做西北大学校友情结。原来，《古代》作者冨谷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初，曾在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做研修学习，二十年后又受聘为西北大学海外兼职教授。《古代》中译本译者，原是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后赴日本深造，获博士学位。而我本人，研究生亦毕业于西北大学，并一直在这所学校供职任教。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与《古代》一书的作者、译者，均为西北大学的校友。他二人之所以嘱我为中译本作序，主要也当出于这种校友的情缘。所以，《古代》一书的中译本，实际上正是西大校友间一次愉快而成功的学术合作。尽管我与《古代》作者分属不同的国家，与译者分处不同的省区，但西大校友的情结却始终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不难预料，以这种西大校友情结为纽带，今后我们还将会在更广泛的领域继续进行有效的学术合作。
2006年2月26日草讫于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