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西书院院长刘东教授新作
重新梳理中西文明关系，解读文明发展影响因素
中西之间“交替领先”、向着“公平正义”的文明竞逐的历史现象背后，正铺垫与支撑着彼此共通的“理性”精神
破除中西分野的假象，探求横跨欧亚大陆的文化共性
不同文明之间历史的*公约数为何？未来达至人类“大同”的精神基础又是什么？
【内容简介】
《我们共通的理性》是刘东教授重新梳理中西文明关系，强调人类共同的理性的新作。他强调，与其按照传统把欧洲和亚洲画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我们可以去探索横跨欧亚大陆的共同之处。
作者调动了过往的知识储备，不仅包括了一般的中西文史哲知识，也涉及了国际汉学、比较文学、政治哲学、人类学、经济学，乃至人文地理学，以接过包华石刚在《西中有东》中做出的论述，而进一步回答那个困扰人们的问题：从长期历史来看，中西之间曾交替“领先”，这个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一方面，作者提出了历史中的“机运”问题，借助于其间无法预判的“偶然性”，来解释中西之间的“交替领先”；而另一方面，则又提出了在这种作为世界潮流的、向着“公平正义”的文明竞逐背后，却正铺垫与支撑着彼此共通的“理性”精神。如此，作者就不仅指出了历史的*公约数，也指出了未来达至人类“大同”的精神基础。理所当然地，这也就反驳了各种*而夸诞的中西“二分法”，因为它们既在学理上有所失足，也在实践上有所误导。
【作者简介】
刘东，1955年生，江苏徐州人，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曾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除国学领域外，所治学科依次为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教育学，晚近又进入艺术社会学；发表过著译作品三十余种，如《思想的浮冰》《再造传统》《引子与回旋》《悲剧的文化解析》等；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
【目录】
自序/001
*章 为中国人民声辩
*节 作为理解框架的欧亚大陆/013
第二节 对于民族主义的两种态度/023
第三节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影响/041
第四节 当秋千又荡回中国之后/060
第二章 历史在哪里打弯
第五节 历史转折的偶然与机运/101
第六节 水流到底会在哪里决口/140
第七节 从共和主义的视角来看/183
第八节 徒手攀上那块“酋长岩”/221
第三章 我们共通的理性
第九节 对于理性的非理性态度/271
第十节 作为理想类型的理性精神/297
【前言】
自序
这些文字的开头三节，占眼下全文的不到七分之一，曾经以《为中国人民声辩》为题，作为对包华石讲演的现场评论，附到了他的《西中有东》一书之末，先拿到坊间去印行过一回。而此后，又不免趁着刚刚的寒假，照例来到三亚的家里写作。——既然又得以“面向大海”，我照例又把想象力“放开”，继续沿着以往的思想余绪，可着劲儿地往下发挥，不觉间已是越写越长了。
这当然也可说是“将计就计”，正好找一件*“过瘾”的事，把自己心甘情愿地“禁闭”起来。——还不是因为，刚来到这边才几天功夫，武汉那边的疫情便传开了？就连每日必去散步的楼下海滩，也失去了昔日熙攘喧闹的人潮，几乎就是光秃秃的空无一人了，大家都只能龟缩回斗室，憋在阳台上呆望着大海。所以呀，要不是摊开了写作的摊子，这个春节还真的很难熬过去。
要搁在寻常年份，每逢来到这边“度写作假”，很快也就进入“心如止水”了，只可惜这次的心气儿，却实在很难做得到。——虽已躲到了天涯海角，连屋门都不再迈出了，但隐隐地还是能感觉到，此次疫情肯定是非同小可：它所带来的深层心灵创伤，和所暴露的深刻社会问题，都将作为不再能抹去的阴影，对于整个中国的长远走向，产生出无可估量的、眼下却还祸福未定的影响。
也实在是太凑巧、太蹊跷了！正在这边奋笔疾书呢：到底什么是历史中的“偶然”与“运气”，什么是人事中的诡谲与多变，什么是文明中的曲折与蜿蜒……而身边突然爆发的这一切，竟这么历历在目、毋庸置辩地佐证了自己。有谁能在哪怕只在两个月前，就预想到了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的这个转折？由此，这至少也有助于未来的读者们，接受本书中间的一个小标题吧——“水流到底会在哪里决口”？
另一方面，在这场如临大敌的“抗疫”中，也是要借这样的写作来宽慰自己：除了像在薄伽丘的《十日谈》里，就被这么囿闭或流放起来，总算还有件意义重大的事，值得自己去为之心无旁骛，乃至也能留下相应的时间刻痕。——无论如何，至少在眼下写作的过程中，我还宁肯这么来激励自己：等到这些文字全都写成型了，也就有助于解释当今的危局，而且，没准儿还能沿着文中的逻辑，来展望何以走出这种危局。
需要交代的是，写进这本书中的文字，起因于一场跨国的学术对话。早在复建“清华国学院”之初，我所以要设计出这“三大讲座”，正是为了像梁启超当年那样，以“讲学社”这样的民间机构，来多方邀请国际学术名家，促进中外文化的深度交流。如今，借助于这次不期而至的“闭关”——它使我记起了张爱玲笔下的那篇《封锁》——这样的交流总算又深入了一步，至少它的后效是大大延长了，乃至至今都余音不绝于耳，触发了欲罢不能的文思……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当然也是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尽管稍有自信地反忖起来，至少是横向地比较而言，我这人还不算太过“狭隘”的、或者还不能算太过“匠气”的，总还是愿意“遇书无所不读”的；可即使如此，如果按照平时的工作节奏，还真是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能把这些无可回避、念兹在兹的问题，都长篇大论地发挥出来，既然它并不是自己的“规定动作”。
可是，既然生存在这个纽结错乱、危如累卵的当代中国，谁又能在既夜深人静、却又无法入眠的时刻，不为这些火急火燎的问题牵肠挂肚呢？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这次“信马由缰”的、由着性子的写作，可以算是某种“意料之外”的收获，——不过到了事后再来回想，却也算是在无形中检验了一番，自己在经年累月的、夜不成寐的阅读中，究竟涉猎过多少这方面的著作？
由此或许也不妨说，这次看上去“出乎意料”的写作，到头来又全然是“意料中事”。尤其是，到了这光秃秃的海滩上，除了随身携带的那几本书，和平时顺手记下的一些札记，就再也找不到什么参考材料了。于是，只有在以往切实读过了什么，在工作间歇时曾经想过了什么，此刻才能下意识地联想到什么。——当然话说回来，这样的写作条件也给自己这本书，带来了无可讳言的材料限制，只有留待今后再来补充了。
再向身边望望，其实越到了学术生涯的这个阶段，仿佛“天下无人不识君”的样子，就越需要默默地、多多地看书，尤其要看那些以往未曾涉猎的、未曾有幸去识其“玄奥”的书。——这是因为，你这时即使还会走进课堂，也只是去那里传授自己的知识，而你本人已经无缘再从这样的地方，借别人的讲解来方便地获得新知了；且不说，那些纯粹为了糟蹋经费的会议，也只能白白地耽误你的功夫，绝不会发现多少有启发的情报。所以，越是那种到处“赶场”的学者，也就只能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丢人现眼地重复“车轱辘话”。
不过，无论尚有什么材料上的缺憾，也只有留待今后再去增补了。而眼下心里边还不住念想的，则是越到了快要杀青的时候，越是隐隐地冒出了一丝不安：或许只是由着性子往下写了，就嫌太过贪图一时间的“过瘾”了，遂又弄得跟去年暑假一样——上次就是在青岛的另一个小家里，把原本作为导言来写的《前期与后期》，一发不可收拾地写成了同名的小书——又把这篇评论的内容发挥得过长了，以至于只好另起一个题目，而单辟一本著作了。
只是这却又无法可想：这就是自己眼下的工作状态！只要是觉得兴之所至、而不能自已了，就很难再刻板地进行“计划写作”了。当然话说回来，这也就在无形之中，记录下了自己眼下的生命状态。——至于这种状态的具体特点，我也在去年那本《前期与后期》中，尽心尽力地描摹和抒发过了，那正是于生命困境中激发出来的、时不我待的“后期写作”状态。
还需要再向读者们说明，尽管这本将要单独成册的著作，大概还是会收进我本人的《立斋文存》系列中，而不是自己主持的那套《讲学社丛书》，不过，一旦它真正被印行了出来，*好还是把这本《我们共通的理性》，跟包华石先前的那本《西中有东》，正式地摆到一起参照对读，既用上一本书来铺垫和印证这一本，也用这一本书来回味和追问上一本。——毕竟从根由上讲，我这本书的话题还是由他率先挑起的，尽管我后来竟做出了篇幅几乎相等的、大概也远远超出他所意料的发挥。
无论如何，凡是在这类精神创造的领域，不管是学者还是艺术家，都常会进行这类的应答、唱和与发挥，以尽量去挖掘某个主题的潜力，往往是在向哪位同行致敬，或也不免有相互“呈技”的意思。——比如正当我敲下这几行字时，书桌上那台差强人意的小音响，也正放着勃拉姆斯的《海顿主题变奏曲》，由伯恩斯坦在对着维也纳爱乐来挥棒。虽说如果按照音乐史家的考证，那套《室外管乐组曲》并不算海顿的原作，可它却真实地激发了勃拉姆斯的“思古幽情”。
更不要说，上学期临到快要结束的那个月，我才又在清华家中的跑步机上，对着那套*锻炼用的视听设备，重听了几遍由巴伦博伊姆弹奏的、整套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那也全都是由“乐圣”献给老师海顿的，——尽管又根据新见到的传记材料，看来是出于屠格涅夫意义上的、可说是千古如是的“父与子”情结，贝多芬明里虽然把奏鸣曲题献给了海顿，暗里“却让自己相信这个老头子其实是心里‘嫉妒’”……
再接下来，如果在这里还能允许我，再就这一番对话来发挥联想，那就是不知道将来的学子们，一旦从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碰巧又翻检出这两本小书来，会产生出怎样的阅读效果——他们是会重新接过书中的问题，继续为它们绞尽脑汁、相争不下呢，还是会因为我们这些百结的愁肠，对于他们早已“不成问题”了，而嘲笑我们的目光短浅、枉费心机？
当然这心结在这时候，也只能先“随他去了”。——不过，还是同样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又并不妄自菲薄地寄望着，自己于孤寂海岸边所写的这本书，还是不无可能有助于，在布满凶险旋涡的九曲长河中，去澄清中西之间确曾有过“你追我赶”的竞逐局面，以及它们确曾“交替领先”、“不断竞逐”的不争史实。而由此一来，这本书也就不无可能有助于，就从那缭乱纷繁的历史表象中，剥离出那种已被掩埋得太深的、一般已不为大众所知的、潜藏于人类自身的“趋同性”。
甚至于，乘着上述想象的翅膀，我还敢再进一步放胆奢望：这本小书或许又不无可能，有助于总体人类去反躬自觉到——那种足以构成他们“潜在共性”的，向着“公平正义”之理想目标的，既不可泯灭、也不可欺辱的至上企求，以及同样构成了他们“潜在共性”的，从而暗中支撑着整部世界文明史的、且还在不断谋求自身成长的“有限理性”。
刘东
2020年2月25日
于三亚湾·双台阁
【书摘与插画】
第九节、对于理性的非理性态度
写到这里，为了把本文的思路收拢起来，以便再聚焦到这一节的主旨，就先要回顾在第二节中提出来的，所谓“对于民族主义的两种态度”。——具体而言，我是在谈论到钱穆的抗战写作时，针对一位美国教授从逻辑出发的抽象否定，也针对她居于“强势文明”的主观地位，向她更为细致而体察地区分了，向着这种思潮还可以表现出“两种态度”，要么就出于“以我为主”的刚性理解，要么则出于“设身处地”的弹性理解：
当然了，你也可以因为自己一向反对民族主义，就不管那是什么类型的民族主义，无论文化上的还是政治上的，本国的还是外国的，原生的还是次生的，进攻的还是防守的，都一概予以无情的抹煞与抵制；不过，恐怕你也可以稍微再谨慎一点，意识到自己之所以要反对民族主义，乃是因为这种表现为‘特殊主义’的思想倾向，天然地就不可能去‘普遍主义’地善待全人类，于是也就在抵制强势民族主义的同时，又去对弱势文明的民族主义报以某种同情，或者说，是在以赛亚·伯林所阐发的意义上去体谅到，那样的思想倾向即使仍然不无狭隘，也属于‘树枝’在被‘压弯’之后的不得已的反弹。[ 本文第二节。]
此外，还应在这里接着回顾的是，我在那段文字中又曾经指出，“我本来根本都不能确凿地肯定，钱穆是否真的认同于现代民族主义？或者即使是这样，他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认同这种现代的主义？”[ 本文第二节。] 换句话说，其实我对于生搬“民族主义”这种西方话语，硬套在国学大师钱穆的身上，至少也是从内心中“有所保留”的，或顶多也只是姑且“先这么说”的。这是因为，一旦如此这般地被套用了别人的术语，就难免像拉响了“子母雷”一样被动，黏连上了很多那类术语的固有毛病；否则的话，哪怕我们还是用更为传统的“爱国主义”一词——就像人们总会赞赏地聆听肖邦那首爱国的《革命练习曲》，也总会由此联想起他那颗运回祖国的心脏那样——或者就算用时髦点儿的“文化保守主义”一词——就像那位明明创作在现代文学中的艾略特，却把自己总结为“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那样——来形容凸显在钱穆身上的价值取向，都会在思想上保有更多的“原生态”，而不致被简单地进行“派别归谬”了。
由此就不免又说到，适巧印度学者帕尔塔·查特吉，在他有名的《民族主义与后殖民世界》中，也细分出了对待民族主义的“两种态度”；只不过，那不再是针对这种思潮的、置身于其外的两种“旁观态度”，而是参与这两种思潮的、置身于其内的两种“认同态度”。——进一步说，他提出这两种充满了变异的灵活态度，又是在针对以往拘执于教条的僵硬态度。那种教科书式的、一概而论的僵化观点认为，由于这种思潮是从西方舶往非西方的，所以，在这块被人为划界的欧亚大陆上，就首先出现了建基于启蒙运动的，原生的、理性的、或曰“正常”的民族主义，接着又出现了脱不开固有传统的，次生的、非理性的、或曰“反常”的民族主义；而且，后者所带有的“脱离常规”的“非本真性”，也无非只是历史残留的短暂现象而已，属于在学习过程中的暂时不适应，所以它终会随着现代性的逐渐发展、尤其是伴随着工业进步而瓦解，从而向着*种民族主义不断地靠拢。
不待言，正因为暗中参照着这样的背景，我才在以往有关国学的长篇论述中，附带地提到了查特吉思想的好处，认为此人妙就妙在索性将计就计地，把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的、基于误读或曲解上的认同，转而认定为一种次生的、变形的、或灵动的，反而可以为殖民地人民所用的话语；换句话说，那些从西方学究的教条立场上，被判定为变态、失误、或脱离正轨的民族主义，恰恰表现为出于主体性的积极抉择与灵便改造。——
只有看不到这种历史趋势的人，才会对‘国学’话语生出杞人之忧，误以为这种传统学术文化的上升，要么会转而煽起民族主义的高涨，要么其本身就已经属于高涨的民族主义。然而，做出这类错误判定的人们，首先是误判了民族主义的思想与实践本身，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未能看到它作为一种‘衍生的话语’，相对于被殖民社会所显出过的多义性和阶段性，正如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就此给出的历史性描述——‘在反对殖民统治这个限度之内，民族主义对某种特殊形式的城市资本主义支配形成了制衡。在这个过程中，它对那些狂妄的种族统治口号，诸如‘西方负有开化的使命’，‘白人的负担’之类，施以了致命的一击’[ 刘东：《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国学的当代性》，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 页。]
不过，以我惯常的“引子与回旋”的思路，也即总要沿着固有的动机来继续发挥，我在这里却又要从另一个侧面，对于查特吉在书中给出的论证，提出自己感到又不能苟同的看法。这里的分歧尖锐地涉及到了——跟我在前边对于《比较的幽灵》相关叙述类似——究竟如何在西方的强大“镜像”中，重新找回殖民地人民的（或半殖民地人民的）、已经丢失在历史烟尘中的那个“自我”。事实上，如果从这个角度再来重估查特吉，那么在对他有所认可与称许的同时，就还会不无遗憾地感到，他的方法论“版本”或许还嫌不够高。——此话怎讲？鉴于读者们未必都看过他这本书，就让我稍做一点背景性的介绍。
应当先来回顾，我还曾在本文的第四节中，提到过查特吉对班吉姆的转述，而后者几乎就属于印度版的严复，认定了无非是由于自家的两个原因，才使得印度成了被殖民的附属国，而其中之一是“印度人缺乏一种天生的对于自由的渴望”，其中之二则是由于缺乏“真正的民族感情和对自由的真正热爱”，才导致“印度教社会缺乏凝聚力”。我们只要拿他的这两个论点，来对照一下严复的“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就可以更加看出这两者的异曲同工之处了。——当然了，事情也许还没有这么简单：又像晚年严复又回归到中国传统一样，我们接着通过查特吉的转述，又可发现即使按照班吉姆的观点，就算这么肯定了现代西方的“理性优势”，竟也能再找回印度传统的“精神优势”。
西方文化的优势在于他的文化是追求物欲的。因为他们将理性置于文化的核心，所以取得了成功繁荣和自由。西方文化的特性在于他的科学技术和对进步的热爱。但文化不仅是由生活的物质方面组成的，它还有精神层面。”[ 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范慕尤、杨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 页。] 由此在这位班吉姆看来，“西方文化有其优势，但是是片面的；精神上东方文化占优势。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文化理念，即西方的工业和科学可以被学习和仿效，同时可以保留东方文化的精神优势。[ 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范慕尤、杨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