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拉丁语的历史，洞悉西方世界几千年的兴衰变迁和权力更迭。
◎有助于增进对英语、德语等欧洲语言的了解。
◎展现帝国和语言如何彼此影响及相互塑造。
◎本书除了回顾拉丁语的发展史，还探求人类语言文化的基本现象。
【内容简介】
拉丁语原本是古罗马拉提姆地区的方言，后来转变为具有严格使用规范的经典语言，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并伴随着帝国的扩张得以广泛传播。罗马帝国没落后，拉丁语在很长时期仍然是西方世界的通用语言，其影响力甚至跨越了几大洲。
本书融合语言史和文化史视角，考察了拉丁语与英语、德语、法语等其他语言的关系，完整呈现了后罗马时代拉丁语的兴衰。作者认为，只有了解拉丁语在多语言交流空间中不断发展的总体情况，才能理解欧洲拉丁语文化传统。尽管拉丁语看似已经“死亡”，但它影响着包括英语、西班牙语在内的众多语言，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于尔根·雷昂哈特（Jürgen Leonhardt），图宾根大学哲学系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古典拉丁语文学、罗马哲学等。
译者简介：
黄文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审，哲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方哲学专业。出版有专著《意志及其解脱之路——叔本华哲学思想研究》，译著《马克思：思想传记》《康德的世界》（合译），另有译文二十余篇。现主要从事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编译工作。
孙晓迪，德国马尔堡大学硕士研究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二级翻译，主要从事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编译及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翻译工作。
程雨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在读，主要从事经典著作和社科文献编译研究，长期担任学术讲座翻译，已出版《社会心理学入门——全球视角》（合译）等译著。
【媒体评论】
这部作品的功绩之一，是让读者首次了解到拉丁语在西方历史上每个时期的意义，以及它的*有用之处……雷昂哈特以清晰扼要、博古通今的方式叙述了拉丁语的历史。
——安东尼·格拉夫顿
（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
拉丁语作为一种文学语言，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确立了固定规范，之后又繁荣兴盛了近两千年。雷昂哈特为这种被认为已死去的世界语言创作了一部生动传记。
——克里斯托夫·B.克里布斯
（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系副教授）
对于所有想了解拉丁语的地位，以及对拉丁语在某个时代中的意义感兴趣的读者而言，这本书都是之作。
——《布林莫尔古典评论》（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
雷昂哈特断言，随着我们阅读拉丁语文本丧失的能力，我们也失去了与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笔下*伟大文学作品的对话机会。对语言爱好者来说，这本书非常重要。
——《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目录】
001 — 一、拉丁语作为世界语言：一种系统化的认识
003 — 1.1 欧洲的未知的死语言
009 — 1.2 拉丁语和民族语言的灭亡
018 — 1.3 世界的历史文化语言
043 — 二、帝国语言：拉丁语从开始到古代结束
045 — 2.1 罗马帝国和拉丁语
050 — 2.2 对希腊文学的接受
054 — 2.3 拉丁语取得一种稳固的形态
075 — 2.4 从公元 1 世纪到 3 世纪的希腊语 - 拉丁语双语制
083 — 2.5 古代晚期
113 — 三、欧洲的千年拉丁语：从中世纪初到 1800 年
115 — 3.1 卡洛林文艺复兴
126 — 3.2 拉丁语的新地位
141 — 3.3 中世纪
161 — 3.4 近代拉丁语和欧洲其他文学语言
188 — 3.5 拉丁语的发展
211 — 四、没有世界的世界语言：1800 年起拉丁语成为教育语言
213 — 4.1 新人文主义、拉丁语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226 — 4.2 古老语言的发现
233 — 4.3 历史主义和自然科学
240 — 4.4 与语法的斗争
243 — 五、从语言学回到文化：世界语言拉丁语的今天
245 — 5.1 历史主义的终结和世界书写文化遗产
252 — 5.2 拉丁语是语言学还是语言？
255 — 5.3 拉丁语的未来
263 — 注释
287 — 参考书目
307 — 索引
329 — 译后记
【前言】
前 言
拉丁语是一种死语言还是一种活语言，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说拉丁语是死的，因为没有人再把它作为母语来使用；另一种说只要人们还在用拉丁语说话或写作，那么，它就是活的。种是语言学的答案，它不再把中世纪到近代的拉丁语看作是一种一般语言。第二种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答案，它考察了欧洲拉丁语漫长的历史传统。
本书将联系语言史和文化史，努力消除两种看法之间的矛盾。这也不单纯是一部拉丁语研究著作，因为在古代如果没有希腊文化，以及之后如果没有欧洲大众语言文化，拉丁语文化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考察拉丁语文化发展于其中的多语言交流空间的总体情况，才能理解欧洲拉丁语文化传统。
从开始写博士论文次接触古代晚期的拉丁语课程时，我就开始思考本书的主题，那时我就发觉我们对一种语言的把握和使用的现代经验是多么具有历史局限性。之后的这些年，近代拉丁语文本的研究和我自己使用拉丁语的某些实践活动，使我不得不一再重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对使用一种“死”语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并没有真实的认识。如果没有对世界语言拉丁语的这些实践经验，我是不可能写出这本书的。
本书得以出版，我要感谢C.H.贝克（Beck）出版社，尤其是专业的编辑施特凡·冯·德·拉尔（Stefan von der Lahr）博士。施特凡博士一方面总是支持我继续深入思考研究，另一方面又以友好的耐心和个人特有的强烈责任感伴随着出版工作一直到结束。由于我从马堡迁往图宾根以及由此连带不得不做许多事而使出版工作一再拖延。如果这本书的基本思想不但能让专业同行感兴趣，而且能让更广泛的公众感兴趣——这是我的期望——主要是他的功劳。
书中超越学科界限的做法，如果没有其他专业诸位同事的帮助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同事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给我以帮助，并且他们也乐意同我深入讨论非传统的问题。我特别要提到我之前在马堡的同事米歇尔·哈恩（Michael Hahn）、埃里希·珀佩（Erich Poppe）、伊丽莎白·希根（Elisabeth Rieken）、沃尔特·佐默尔弗尔特（Walter Sommerfeld）、施特凡·魏宁格（Stefan Weninger），以及我在图宾根的同事马蒂亚斯·鲍尔（Matthias Bauer）、蒂尔曼·贝格尔（Tilman Berger）、马克斯·格若斯（Max Grosse）、约翰内斯·卡巴特克（Johannes Kabatek）、库尔特·科恩（Kurt Kohn）、克里斯蒂安·莱茨（Christian Leitz）、米雷拉·林格斯卡（Mirella Lingorska）、玛丽亚·莫格—格吕内瓦尔德（Maria Moog-Grünewald）、斯特芬·佩措尔德（Steffen Patzold）、弗朗茨·彭策施塔德勒尔（Franz Penzenstadler）、卢茨·里希特—伯恩布尔格（Lutz Richter-Bernburg）、克劳斯·里德（Klaus Ridder）、康拉德·福尔格（Konrad Volk）。这本书里的两个重要论题，几年前在马堡大学语言学高级研讨班上讨论过。我要特别感谢图宾根的同事彼得·科赫（Peter Koch），在同他一起开设的讨论课中，我曾就第二章的许多问题与他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他还批判性地阅读了我的大部分原稿，对许多地方提出了重要建议。所有仍然存在的错误或不准确之处（这在从古埃及文化研究一直到斯拉夫语文学诸多学科的巡游中是完全无法避免的），当然由我本人承担。
汉堡的沃尔特·路德维希（Walther Ludwig），图宾根的埃伯哈德·黑克（Eberhard Heck）、米沙·迈尔（Mischa Meier）、恩斯特·阿古斯特·施密特（Ernst August Schmidt），以及我的同事约翰·格贝尔（Johannes Göbel）和乌韦·迪奇（Uwe Dietsche），他们从拉丁语研究或者说古代文化研究的角度阅读了全部手稿或者部分手稿。我衷心感谢他们所有人付出的巨大辛劳以及给我提出的诸多有益的建议。我还要衷心感谢沃尔特·路德维希，在近几年我们之间的一些共同讨论中，我从他关于近代拉丁语世界的惊人知识中获益匪浅。还有其他许多这里未提到的拉丁语文学研究同行和其他学科的同行，在讨论会或其他场合的简短交流中，他们就某一细节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或者建议。所有这些人，我都要表示感谢。
马堡的沃尔弗拉姆·伯姆（Wolfram Böhm）和图宾根大学的韦雷娜·鲁贝（Verena Rube）、克里斯蒂安·西格蒙德（Christian Sigmund）帮助我对个别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此外，克里斯蒂安·西格蒙德在过去三年总是耐心且及时地帮我找寻所需要的哪怕是难找的书，帮助我完成书稿的技术工作。我非常感谢他们！
我还要衷心感谢那些在我写作过程中受到各种影响的人：我的妻子，图宾根语言学研讨班上的学生，以及所有一再注意到我在“有所忙”的那些人。但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孩子们，他们令人感动地留给我自由空间，充满理解地等待着，直到这本著作完成。这本书应该献给他们。
于尔根·雷昂哈特
【免费在线读】
拉丁语成为门现代语言（节选）
自15世纪晚期开始，文艺复兴时期有趣的教育学现象当属所谓的“对话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为学习拉丁语的学生提供了口语会话的范例。其中著名的作品无疑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熟人间的对话》。长期以来，这部著作在欧洲文学中基本处于核心地位。我们在此要提到的是这样一个对话场景，它发生在两位已婚妇女之间，非常引人注目。新婚的詹蒂碧遇到了她的朋友，结婚很久的欧拉利娅。两人对话的内容无非就是当时妇女聊天时常见的老套话题，首先是谈论服饰，这样就可以趁机带入少量纺织行业的拉丁语专业词汇。但是不久，对话就转向了詹蒂碧对婚姻苦痛的描述。她的丈夫，显然是因为詹蒂碧的嫁妆才发财的，但是在家里却对她很不好；而且，他整日赌博，还与陌生女人寻欢作乐。当他醉醺醺地回家时，妻子整夜都会不得安宁。在简短地讨论了离婚的可能性之后（也许这就是天主教将这本书列为禁书的原因之一），欧拉利娅讲述了自己大体上比较和谐的婚姻生活。不过，起初他们也会闹矛盾；但是温柔的欧拉利娅让丈夫没有机会吵架，而且通过温柔的顺从维持了和平——初看起来是这样。事实上，欧拉利娅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莎士比亚的《驯悍记》相反的典型，她告诉我们，男人有可能因女人的温柔而变得文雅，这也是该片断的本意。这类拉丁语对话文本的简明和生动是难以超越的。虽然它们往往比较短小，但却极其准确地刻画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情绪的微妙之处；这两位女士非常正确地使用了日常生活中所有物品的名称，并且还会发表一两句有趣的评论。
人们钦佩伊拉斯谟这样一位语言大师。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些对话作为拉丁语的教材，现在这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一片断是为什么样的真实对话场景所准备的？这里谈话的是两个女人，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一般而言，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并不太高，但是文艺复兴时期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原则性的怀疑，即女性不能学习拉丁语。16世纪，拉丁语女作家奥林匹亚·莫拉塔（Olympia Morata，1526—1555年）甚至还声名远扬。更令人激动的似乎是，这是一次偶然的对话，它强调日常性，而且有意远离学术拉丁语中的一切典型话题，这就是编写这一对话的原则。1500年以来，拉丁语文学中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对话。在这个文本中，就语言模型而言，伊拉斯谟直接追溯到了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喜剧与西塞罗的书信。
通过这样的文本，拉丁语文学重新找回了熟人对话这个维度，用语言学的话来说就是“近语言性”（Nähesprachlichkeit）（第74页）。从公元1世纪拉丁语被固定下来开始，它就失去了这一维度。人们也可以从伊拉斯谟和其他作家的书信文化中看到这一点，他们不再使用僵化的文体模板，而是让人感觉这是一场生动的对话。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语戏剧也是这样的，在这些戏剧中（至少在早期耶稣会剧作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戏剧类型中，有些大师是这样做的），对话看上去完全是从日常拉丁语中提炼出来的。
更准确地说——而且这样我们可以更接近问题的本质——并不是拉丁语，而是拉丁语课程重新发现了“近语言”（Nähesprache）。因为人们没有办法对这一点产生严重怀疑，即从本质上来说，拉丁语在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也可以为这一目的所用，而且确实被这样用了，比如跟一个熟人谈论婚姻问题或者专业地讨论衣着问题，当然也会说一些日常生活中更老套的话题。不过，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指南或标准，也不存在描写此类沟通情境的文学种类。在拉丁语中，人们怎么谈论上帝、罗马法、医疗、天文学和世界史，是有一定之规的，这个规则更多地与文本内容和口头传统有关，而不是指语法或关于文体的教科书。此外，人们怎么写信、怎么布道或发表讲话也是有规则的。至于中小学和大学教学活动内外的日常口语，私人的而不是给第三人的特定书面消息，或者人们之间只讲拉丁语的私人谈话——这应该是拉丁语口语交流重要的用武之地，在这些地方人们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规则。
在实践中，即使文献记载很少，地方的或地区的习俗运行顺畅。在一切文体上，拉丁语进行了“二次革命”，这些革命与已经提到的新拉丁语群体的发展进程（第135—136页）完全类似。而且正是在语言可能性缺失的地方，人们必须自己即兴发挥。人们与在学校学到的拉丁语之间的关系更像是这样的：一个受过商务英语教育和训练的银行家要与一个韩国女同事进行非常私人的聚餐。此时，莱比锡和巴黎是否用同样的拉丁语词汇表达“去厕所”（如果有厕所的话）这个意思，根本就不是话题。
这些日常规则并没有体现在文学文本或拉丁语书籍中，人们必须自己思考更大的可能性。16世纪初，一些德国人文主义者在所谓的《蒙昧者书简》中，用妖怪的形象来表现中世纪拉丁语言实践的弊端。即使抛开讽刺性的夸张不谈，这一形象本身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中世纪拉丁语使用的典型情况；日常的沟通到处都在发生，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人文主义者也没有太指摘这种沟通。我们对此根本一无所知，而这很重要。因为“对话小册子”的意义绝不在于改变拉丁语口语文化，而在于它次为这种文化真正建立了一个范本。此类作品直至15世纪末才产生；至于对日常拉丁语文风的理论研究，在中世纪至多有一些零星的偶然发现。但是，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学生对话在拉丁语课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7世纪和18世纪，除了伊拉斯谟的《熟人间的对话》外，法国人文主义者马图安·科尔迪耶（Maturin Cordier）的对话（1561年版）和伟大的耶稣会教师雅各布斯·庞塔努斯（Jacobus Pontanus）的《拉丁语初阶训练》（1588年）也是欧洲的权威著作。
通过另外一些教学措施也能看出自如的沟通能力在拉丁语中多么重要。16世纪，学校经常规定课间休息时也只应讲拉丁语，这条规定也转移到了德语会话上。不久前完全出人意料的是，柏林一所移民数量众多的学校试图恢复这条规定，要求学生休息时也只讲德语。文艺复兴时期还有更多这样的例子，比如为了帮助练习，家人与在国外学习的儿子通信时会使用拉丁语。拉丁语的校园剧院，本质上就是一种语言教学活动。这种校园剧院是新教徒为其拉丁语学校而创立的，后来耶稣会将它建成了欧洲的一个成功典范，歌德对它也有过赞美之词。在这里，不仅演出文学“经典”，而且主要是每年都会创作新的剧目，目的是让学生练习用拉丁语进行沟通。而且从语言上讲，这些剧目不仅包括悲剧中的高级词汇，也包含普通的日常对话。雅克布·比德曼（Jakob Bidermann）的《虚荣者》（Cenodoxus）可能是有史以来著名的耶稣会戏剧，它以高超的技艺完美地展现了拉丁语沟通风格的多样性：此剧以一段装腔作势的低劣表演开始，这一场景发生在一位大教授家门前，而他实际上只是一个虚伪的笨蛋；随着教授被判永世下地狱，此剧又在极其严肃的氛围中结束了。总之，人们并不是把拉丁语当作一门学术语言来教授，而是把它看作一门非常普通的语言，实际上，人们在为不久就会遇到真正的罗马人（当然只是西塞罗时代的古典罗马人）做准备，那时在与他们谈生意前必须能不带口音地聊聊天气。而且，就像在现代外语课上一样，人们也会通过尽可能多的语言实践和全外语课程来学习拉丁语。在高中，拉丁语不仅是一门课程，而且全部学校生活都是一种的语言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