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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作者历史背景专业,家学渊源深厚
叶嘉莹先生侄子,家学渊源深厚,亦曾师从许倬云先生学习。作者在攻读硕士期间即研究南北朝史,在工作退休后,重新捡起研究兴趣,攻读并获得台湾大学博士学位。

2.解析乱世魅力,还原真实的南北朝
南北朝是一个大分裂的乱世,也是一个“政治大分裂、文化大碰撞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作者凭依扎实的历史考据,提纲挈领,去粗取精,赋予本书丰富的历史知识,厘清乱世脉络,澄清史实真相,带读者走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误区。

3.文学化写作手法书写的历史普及读物
南北朝这一段历史未得众多史家青睐,相关历史研究和普及读物都比较少,历史课上也是三言两语一带而过,但却是《琅琊榜》《兰陵王》《楚乔传》等作品的灵感源泉,渐渐得到一些关注度。作者依据史实,不汲汲于对一人、一物细节的描述,以文学化的语言为读者传述南北朝的宏观历史,通俗易懂,阅读起来极富趣味性。其中穿插当时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自己的诗文,补充相关知识的同时丰富了阅读体验。


【内容简介】

汉人大世族崔浩的悲剧有什么偶然和必然?力推汉化的孝文帝有哪些遗泽与遗祸?班禄制、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对隋唐有什么影响?《洛阳伽蓝记》除了记录佛寺,还记录了哪些精彩?粗犷平实的北朝文化,除了《木兰辞》还留下了什么? 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分裂时代,这是一个价值重整与制度重建的时代,也是文化大碰撞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北朝,从439年北魏统一北方说起,到581年杨坚篡北周,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共143年。鲜卑族自东北的大森林中发迹,入主中原,其兴起、强盛与衰落有何独到之处?仅仅活了33岁的北魏孝文帝,为什么不顾一切也要推动汉化、迁都洛阳、南征,进行一场场没有退路的政治豪赌?对应于南朝的君王,北朝的皇帝又有哪些特色?游牧民族如何影响北朝文化……越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就越需要理出一个头绪来,这本书将呈现历史上真实的北朝。


【作者简介】

叶言都

1949年生于澎湖,祖籍北京,父系为满族叶赫那拉氏,叶嘉莹先生侄子。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曾师从许倬云先生。曾任《英文汉声杂志》研究员、世新大学兼任讲师、时报旅行社顾问、古迹台北故事馆咨询顾问等,现任东吴大学历史系暨创意人文课程兼任助理教授、洪建全基金会敏隆讲堂讲师、台北市长官邸艺文沙龙讲师、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代表作:《我爱温诺娜》,获第8届时报文学奖科幻小说首奖;《1649》,获第11届时报文学奖推理小说首奖,并改编为电影《游戏规则》。其他作品还包括:科幻小说集《绿猴劫》;谈中国历史作品《中国从此走向大唐:南朝的遗产》《中国从此走向大唐:北朝的遗产》。


【目录】


导读 看北朝天下如何起风云

自序

楔子

北朝风貌概述

*章 今朝跃马中原者,当日嘎仙洞里人——北魏前期
来自中国东北的力量
鲜卑拓跋氏之崛起
北魏皇室特色
北魏前期的胡汉关系
汉人世族与北魏政权的恩怨情仇
北魏前期的宗教激荡:太武帝灭佛
北魏与其他胡族

第二章 一场用国家民族下注的豪赌——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
北魏前期的汉化
深入北魏孝文帝的内心
迁都洛阳
孝文帝的南征与逝世
孝文帝汉化的意义与影响

第三章 绮丽对质朴,文野起冲突——北魏的分裂与内乱
凉风起天末:孝文帝的家务问题
南迁、汉化与北魏衰落
孝文帝的遗泽与遗祸
北魏后期诸帝
六镇之变
河北民变
河阴之变与尔朱氏专权
高欢崛起与北魏结束

第四章 种麦炙猪存要术,搴裙纵马饮酪浆——北朝生活面面观
理解北朝生活的几个角度与脉络
洛阳市的社区分化与分工
南朝投降高层人士的洛阳生活
北魏官员的待遇与福利
北朝基层人民生活

第五章 净土禅宗石窟寺,水经家训木兰辞——粗犷平实的北朝文化
北朝文化
北朝宗教
北朝文学
北朝书法与魏碑
石窟寺艺术
北朝历史文献

第六章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北朝终篇
晋阳已陷休回顾,疯狂残暴几君王:狂乱皇朝北齐
终于等到胡、汉融合:西魏、北周关陇集团的形成与兴起
西风压倒东风,北风压倒南风:南北朝终局

后记

附录一 参考资料
附录二 南北朝历史大事年表


【前言】

导读 看北朝天下如何起风云
陈识仁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分裂时代,人们对其印象多半与战乱、落后、黑暗、“野蛮胡族”等负面评价有关。也因为如此,一般人对它的了解,除了三国那一段之外,往往不如汉唐盛世或明清帝国深刻,并且也没有多大的兴趣。 这是一个价值重整与制度重建的时代。当时的人们,不论帝王或世族,总在步履蹒跚中摸索着未来可行的道路。魏晋,历经的是儒家道德失序后社会核心价值重整的时代,随后的南北朝,则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强大动力与活力,为瓦解后的汉帝国重构了各种制度以因应局势的需求。由此可见,在这乱世之中,处处充满着引爆各种可能性的巨大力量。现在,摆在读者眼前,由叶言都老师畅谈南北朝的这两册普及读物里,他要说的,正是这个时代的后半段。他将带领读者,当个穿越时空的旅人,俯瞰那个令人惊心、惊异又惊艳的时代。我相信在叶老师渊博的知识与说书人般的生动口吻下,一定能为读者带来一场精彩的南北朝飨宴。只是,在启程之前,且容我权充领队,先以这篇导读向读者们介绍北朝的重要大势。
始与终
公元420年,出身北府军团将领的刘裕,结束南方的东晋国祚,创立国号为“宋”的新王朝。大约二十年后(439 年),鲜卑拓跋族人所建立的“魏”国,在拓跋焘的领导下,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十六国乱局,统一北方。南北双方在相当接近的时间里,各自终结旧时代,成立新王朝,并揭开对峙竞争的局面,此即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天下再度统一为止。
拓跋崛起
鲜卑,是一个很广泛的民族称呼,它主要在今日的辽东以北到大兴安岭一带活动。若依照活动的地域区分,*先出现在汉人文献记载里的是东部鲜卑,他们与一支被称为乌桓的民族都曾被强大的匈奴役使,称为“东胡”。后来历史上常见的段部、宇文部、慕容部,即属东胡后裔。匈奴势衰之后,草原上的民族发生过大规模的移动,据说慕容部有兄弟争吵,哥哥忿而率众离开旧居地,远徙到今日青海东部一带,即吐谷浑。另外,十六国当中,建立西秦的乞弗部以及南凉的秃发部,分别在今天的甘肃榆中、青海西宁附近活动,这是西部鲜卑。至于原本居住在大兴安岭一带,历经数代人迁徙,*后活跃于今日内蒙古与山西交界一带,先后建立代国与北魏王朝的拓跋部,可称为北部鲜卑。拓跋人在史籍中出现的时间*晚,但成就*,甚至奠定了日后隋唐帝国的制度基础。有日本学者从中亚、北亚的角度出发,将北魏、北齐、北周、隋、唐这一系列王朝称为“拓跋国家”。它们在历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说明拓跋部确实是后起之秀。
孝文汉化
北魏的汉化并不始于孝文帝,但孝文帝确实在中国历史上以推动全盘汉化而知名。如果要形容北魏一个半世纪(386—534年)以来的文化选择——究竟要保持本族文化,还是学习汉文化——这一路走来,真可说是跌跌撞撞,不怎么顺利。好不容易,孝文帝以过人的意志力推动全面汉化,不仅当时就遇上像元丕父子这样的公开反对者,甚至还牵扯到太子元恂的谋反事件。也有人认为,孝文帝全面汉化后不到半个世纪即分裂的历史事实,说明对拓跋人而言,抛弃本族文化是一段煎熬的历程,其汉化也就不能简单地定调为一场成功的改革。其实,早在拓跋珪的时代实施“离散诸部”时,就反映出拓跋族人必须在十字路口做出抉择——要继续当松散的草原部落联盟领袖,还是要建立一个皇权集中、能号令天下的国家?此间的取舍,恐怕是历史上所有非汉民族进驻中原地区后都要面临的问题。
东西之争
孝文帝汉化与迁都洛阳的行动,导致南方以洛阳为中心的汉化(文)集团与北方以六镇为代表的胡化(武)集团的对立,形成“一个北魏,两个世界”。六镇之乱*终还是在内部的矛盾激化下揭开了,日后尔朱荣集团虽然暂时平定了动乱,但他显然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权力分别落在已经胡化的高欢与汉化的宇文泰手中,帝国从此一分为二。东、西魏分裂之初,不论国土、军事、经济或人才,东魏的高欢所掌握的资源,都远远超过西魏的宇文泰。如果摊开当时的国际形势图,你会发现国力寡弱的西魏,被东魏、突厥、吐谷浑、南梁等几大政治势力包夹,当时的人说“齐(指东魏)谓兼并有余,周(指西魏)则自守不足”,西魏真可谓在风雨飘摇之中。然则,历史的结局,却是不被看好的北周并灭了北齐,仿佛今日观赏球赛时所说的“大逆转”。乍看之下,似乎比小说更加富有戏剧性,但若静心探究,则不难体察出其中的发展轨迹。高欢从尔朱集团手中接收了绝大部分的北镇军人,这群仇视汉人的武人,同时也是一股反汉化的势力。高欢并非不知道国内存在严重的胡汉矛盾问题,他曾请人分别向鲜卑人及汉人说明双方互补的必要性,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试图缓解彼此矛盾,但从事后的发展来看,显然成效不彰。
现代启示
周一良先生用“大鲜卑主义”形容弥漫在东魏朝野的时代气氛,代魏建齐的高洋及其继任者,不但无法化解矛盾,皇室的动荡与政治的黑暗,甚至使局势更加恶化。反观西魏,*初只靠三股势力支撑:随宇文泰进入关中的北镇军人、关陇河东地区的土著豪族、随孝武帝西奔入关的魏帝残余势力。但人数都不多,力量寡少,加上前述极为险峻的国际形势,领导人宇文泰势必得设法壮大自己。他不像高欢用上浪费唇舌的温情攻势,而是采取建立制度的方法,弭平彼此间的差异性,进而强化认同感。例如,以府兵制度为中心,外层裹以政治号召与文化政策,后续通过几次改良修正,把三股势力不分胡汉地结合成一个关系紧密、认同关陇本地的军事指挥与政治统治集团。陈寅恪称此为“关中本位政策”,形成的政治集团势力即为“关陇集团”,其影响直到隋唐时代。随着南北朝走入历史的尾声,北方有西魏、北周通过制度抟聚认同,不断壮大自我力量;南方则可看到平流进取的门阀子弟,欠缺磨炼而快速腐化。这两者之间可有共通之处?竞争压力的有无与改革动力的强弱,可否作为我们神游南北朝历史归来后的现代启示呢?北朝的大势既如上述,其间的细节与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这就要请叶老师用其生动的笔法,带领各位来一趟深度的北朝历史之旅了。
自  序
这部书的内容是对中国南北朝历史的普及性叙述,著作目的是提供普及性的南北朝历史给社会大众,并推广历史书写的普及化,构想是效法观光事业,将了解南北朝历史视为一次专题旅游。我愿借这部书将自己过去接触这段历史的经验与感想提供出来,尝试以导游的身份,陪同诸位读者回到将近一千六百年以前,走一趟南北朝的历史之旅。
我们生活在四度空间中,时间是第四度空间。有了时间这个维度,我们可以从现在向前方眺望,想象以后的状况,想出的就是科幻;我们也可以从现在向后方眺望,观察从前的状况,看到的就是历史。
人在实质的旅游中,身体会移动到不同的地理位置,亦即在三度空间中向他方转移,去接触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人的心智也可以在第四度空间中向后方转移,移动到以往的某个时间位置,去接触自己感兴趣的历史。这种心智的活动,其探访的意义等同实质的旅游,可以称为“历史旅游”。这部书就是以历史旅游观点写出的南北朝历史书,若称为“南北朝历史旅游导览”亦无不可。
写这部书以来,我一直努力把握它的内容与风格,希望采用较为宽广的角度,放大对南北朝历史的视野,在“宏观历史”的概念下,不汲汲于对一人、一物细节的描述,而是为社会大众提供对那段时期的整体概念性理解。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缺乏的,其他中文地区也类似。南北朝史事纷纭,这部书并不追求全面性的涵盖,仅愿先提供必要的记载原文,作为资料来源的见证,然后从宏观视角考察,以普及历史的笔法发挥,就事论事,对当时影响重大的关键深入分析,为有志进一步探索南北朝史的人提供一条入门途径。
任何后代人写的历史书,必然受到作者背景与先入为主观 念的影响;然而也就因为如此,历史才能一再被重新诠释,重新发现。太史公司马迁因此以“成一家之言”为职志,著作《史记》;意大利史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也因 此有“一切真历史皆当代史”的名言。我热爱历史,也热爱文学,曾习作中国古典诗词,写作这部书时,为追求历史的厚度,会引用古代诗家词人的相关作品,都注明作者;然而如此一段时间深深浸沉于南北朝历史的情境下,写作之际,有时竟会有某些符合古典诗词章法的只句片语突然在我脑海中浮现,当即记下,再加以连缀完整,就是各章*前面的诗词。于是这部书的各个段落,成为以我习作的诗词开篇,居然有些古典说书的风格,也算历代史家先贤著述的各种南北朝史书之外的另一种叙述方式吧。
时间是延续的,历史是延续的,面对这种不断延续的特性,接触历史时不妨先进行宏观的历史探访,再深入研究符合自己志趣的各个历史单元。然而值此网络文化涵盖一切的时代,普及历史的叙述呈现碎片化,以致社会大众视接触历史为猎奇,得到的碎片知识就以为谈资,还不见得是真实的,这是历史教育与历史传播的危机,也是历史的危机,应该得到重视,史学界也有义务提供解决的方法。
中国南北朝的历史特色鲜明,意义重大,值得进行普及式的历史旅游,更不应被碎片化、猎奇化、谈资化,我因此敢于不揣简陋,抱着提供南北朝历史旅游基本资讯的心愿,将这部兼具宏观性与重点性的南北朝历史书以现有的面貌,呈现于诸位读者面前。
叶言都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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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洛阳
北魏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493年)七月启动迁都洛阳计划,这并非明白发布诏书,公开办理,而是在精心布置下,运用政治权谋的秘密运作。孝文帝先下令建造黄河浮桥、立太子、戒严, 做足亲征南方的姿态,然后在平城召集群臣,义正词严地宣布讨伐南齐,亲自率领三十多万大军南下。出发时有臣下建议皇上携带一些宫女同行,孝文帝下诏说战争期间不近女色,公开严词拒绝,这等于宣布皇帝本人把所有女眷留在首都,全体将士当然要比照办理,间接表示大家仍然在平城安家落户,用以隐藏迁都的企图。
大军南下,渡过黄河,抵达洛阳。此时恰逢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困难,孝文帝仍然披甲戴盔,骑马出营,摆出继续亲征的架式。群臣拦住马,叩头请求不要再进兵,孝文帝才停止南征。这是不是另一场安排好的政治秀不得而知,但如此一来,这次浩浩荡荡的“南征”一场仗也没打,孝文帝宣布解严,筑坛禀告祖宗决定迁都,这才将此行真正的目的曝光。此后孝文帝巡视黄河以南地区,转到邺城,在此地新建的行宫中举行太和十八年(494年)元旦大典,显然在评估究竟选择洛阳还是邺城做新首都,闰二月才回到平城。在旧都,他先召见留守群臣,说明迁都的计划,又到西北边区巡视一圈,抚慰守边将士,安定边区人心,再回到平城后,于十月份正式下令迁都洛阳。迁都的部署与实行费时将近一年半,从孝文帝如此苦心孤诣地规划与按部就班地执行,可见这是多么重大的事。
迁都洛阳的确意义重大,它是一场政治赌博。
一场用国家、民族下注的豪赌
对于孝文帝、鲜卑族与北魏政权来说,定都洛阳是冒着极大危险的举动。由于在当时的北魏帝国中,鲜卑族仅占人口的少数,拓跋氏更是鲜卑族中的少数,这样少数的统治者在深入汉人地区的洛阳建都,距离塞外草原非常遥远,一旦占人口*多数的汉人集体造反,在洛阳的鲜卑人将被层层包围,绝无逃出的可能。五胡十六国时期,350年发生的“冉闵屠胡”事件使邺城的胡人遭集体屠灭,距离当时并不遥远,胡人都该记忆犹存。
中国历史上北魏以后的金、元、清三个外来民族朝代有两项共同的特色:一是至少统治黄河流域,即半个传统中国领域,这与北魏相同;二是只要没有来自更北方的威胁,就始终都建都于北京,只有金朝末年在蒙古威胁下才迁都汴梁。但建都北京却与北魏孝文帝的做法背道而驰。
北魏以后,三个不同时代的外来民族在中原建立王朝时竟有不约而同的考虑,实际上基于一个共同的原因:相对于汉人,本族人口在中原地区处于*少数,因此统治中原必须做*坏的准备。北京距离长城很近,万一汉人全面反叛,实在无法抵挡时,皇帝、皇家与重要族人可以迅速撤退到塞外,徐图再起,不至于淹没在汉人的大海里,全体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沿用几百年的政策在元代末年曾实际发生作用。当1368年朱元璋派遣的两路北伐大军势如破竹,即将冲抵元的首都大都(今北京)时,元朝在中国的*后一任皇帝顺帝率领亲属与蒙古贵族打开大都的北门,及时逃到今天的内蒙古地区。至此明朝虽然推翻了蒙古统治,但并未消灭蒙古人,随后双方以长城为界,塞外的蒙古人仍然能够与明朝持续对抗两百年以上,1449年还有能力在土木堡一战中大败明军,俘虏明朝的皇帝英宗。
北魏建国之初,在长城以南只拥有山西北部,地盘不大,没有上述的顾虑,建都平城是自然之举。到孝文帝时北魏已经拥有黄河流域数十年,但仍未迁都,也未始没有上述的考量。所以北魏孝文帝迁都深入汉人地区,可说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豪赌,押上的赌注是北魏的国运、鲜卑的族运和他自己的性命,赌的是这样做能迅速将北魏转变成中原国家,取得中国的正统地位,进而消灭南朝,统一天下。
这场自断退路的豪赌等于自废压箱底的武功,显然只可以赢,不可以输。迁都洛阳后,北魏中央政府已深入汉人地区。在这种前提下,必须追求在*短时间内取信于汉人,让中原地区的汉人很快认同这批南迁的鲜卑人,以求从此泯灭族群界线,双方水乳交融,合作建立新魏国。其做法就是汉化,而且必然是激烈的*汉化、迅速汉化。总之,孝文帝既然必须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鲜卑旧风俗、旧习惯,将鲜卑人改造成汉人,以求尽快融入汉族,则汉化势必走向*,采取无条件、无退路、孤注一掷的全盘汉化政策。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无条件引进文化并全面采用的事例十分罕见,通常一个政府决定引进外来文化,大多不会抛弃本身的文化。19世纪后期全世界非西方地区都面临排山倒海而来的西方势力,许多国家、民族被迫采取学习西方的政策,但大都不愿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于是产生文化妥协现象。这种文化妥协的表现,在中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思想,旧道德”等,在日本是“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在奥斯曼土耳其、印度、泰国等地也出现过类似状况。而北魏孝文帝的汉化做法,是历史上极其特殊的案例。
孝文帝决定将北魏置之死地而后生,迁都南方后,还必须选择新首都地点。以当时的情况看,从历史声望、地理环境、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及组成、经济条件、军事条件等因素考量,候选地不出邺城、洛阳二处。邺城[ 今河北临漳。]位居河北省南部,黄河北岸的支流漳水边,附近是大平原,农产丰富,漳水可通航,交通便利,自三国时期起就是华北的重要城市,五胡十六国时的后赵、冉魏、前燕都曾建都于此,在南北朝时期,许多北方汉人世家大族也聚居于此。洛阳则位居黄河南岸的支流洛水穿过的洛阳盆地中,腹地较小,经济条件逊于邺城,但历史声望超高,是西周陪都,东周、东汉、西晋首都,作为中国政治中心之一已有千年。
也就因为如此,洛阳地区战争频繁,屡次遭受兵火的破坏,当时人口反而不多,世家大族也少。依此分析,邺城在经济、人口等方面领先,面对南北战争也比较安全;洛阳则在历史声望上是不二之选,却因位居黄河南岸,暴露在南朝攻击范围内,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却不可以守的位置,兵法上真正的“死地”。北魏孝文帝以前,洛阳曾在356年东晋桓温北伐、416年刘裕北伐、430年南朝宋文帝北伐时三次被南方攻下;孝文帝以后,528至529年也曾被南梁的北伐军占领过。孝文帝应该不会不明白洛阳军事地理位置的特性,但仍然选择在洛阳建都,代表他确实胸怀大志,要做全中国的领袖,在处理国家大政上凡事敢作敢当,充满积极主动精神,在制定国家战略上放弃防御思考,选择背水建都,自居死地,采取全面攻势政策。
自从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以来,世家大族不分南北,大致倾向以保持本家族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地位为考量重点,并不乐见南北双方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北魏孝文帝追求统一必定导致积极南伐,这从他不选择比较安全,也是世族根据地的邺城建都可以看出,这样一来,其实并不符合北方世族的家族利益。所以《魏书》记载孝文帝巡视邺城时,当地汉人世族对迁都洛阳都不赞成,迫使孝文帝在493—494年间四度前往邺城与他们沟通,他们的态度仍未改变。这应该也是孝文帝*后舍弃邺城,选择洛阳的原因之一,毕竟任何政治领袖都不希望首都的地方精英处处跟自己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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