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说的不止是狭义上的“病”，还有人性的“病”，人类因为无知而引发的恐慌、歧视、憎恨。加缪是希望人们能够团结起来，守望相助对抗各种灾祸。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小说《鼠疫》以及剧本《戒严》。之所以将这两个加缪作品集结成册，是因为它们都属于 “反抗系列”，也因题材均和瘟疫相关。
《鼠疫》以编年体结构叙述了奥兰城发生鼠疫始末，加缪以精准的文笔描摹了人类面临大灾大难时微妙的心态变化，同时刻画了以里厄医生为首的救护团队，他们都是些平凡的小人物，但本着*质朴的道义精神，守望相助，帮助他人。
《戒严》是加缪在戏剧方面的一次重要探索。如果说《鼠疫》中是发生了一场实实在在的疫情的话，那么到了《戒严》中，瘟疫化形为死神，这种疾病隐含了更多的寓意。
【作者简介】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荒诞存在哲学的文学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宗教信仰和极权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媒体评论】
“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法国作家、文化部长马尔罗
“加缪在20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醒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了胜负难卜的宣战”。——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
“他（加缪）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基本的问题。”——瑞典文学院授予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辞、
“加缪的作品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既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纽约时报》、
“加缪有着一颗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灵魂。”——美国作家福克纳、
“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1960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损失。”加缪是20世纪文学具有“理想丈夫”般形象的作家，同样描绘自杀、冷漠、罪咎、*的恐怖这些现代文学主题，“却带着一种如此理智、适度、自如、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使他与其他人迥然有别。”——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目录】
小说《鼠疫》
剧本《戒严》
【免费在线读】
1）与鼠疫作斗争的*办法，正是正直守本分。
2）人生一旦背离爱，就成为一种短命的人生理念。
安于绝望恰恰比绝望本身更为糟糕，这才是真正的不幸。
3）追求幸福没有什么可耻的。
是的，但只顾独自的幸福就有可能感到羞耻。
4）*秀的人总是先死，这就是生活。不过，他那个人，倒是知道自己要什么。
5）我跟失败者休戚与共，而跟圣人以邻为壑。我以为自己对英雄主义和圣贤之道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做男子汉。
6）人，也许只能达到近似圣人的境地，果真如此，就得满足于做个谦谦君子和仁慈心肠的撒旦。
【书摘与插画】
致函罗兰·巴特
——有关《鼠疫》
罗兰·巴特先生
巴黎1955年1月11日
亲爱的罗兰·巴特先生：
您对《鼠疫》的观点，尽管可以彰显多么引人入胜，本人却未敢苟同。当然，善意的批评，不管什么评论都是名正言顺的。同时，像您这么大胆进行评论既是可能的，也是意味深长的。不过，我觉得在任何作品中，作者都有权倚仗一些不言自明的事实，至少点拨一下评论可以在怎样的限度内展开吧。例如断定《鼠疫》创立一种反历史的道义观和确立单挑独干的谋略。对此，我首先认为这必定会产生矛盾的，尤其没有把握住某些不言自明的事实，我们不妨选择其几个主要的明显事实概述如下：
一、 《鼠疫》，尽管我存心希望从好几层意义去阅读，然而作为明显的内容却是欧洲抵抗法西斯的斗争。其证明则是这个敌人虽然没有被指名道姓，但大家心知肚明，在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有共识的。不妨举个例子，《鼠疫》有一段很长的章节在敌占区以战斗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发行过，仅凭这个情况就证明我运用了题材搬移。《鼠疫》在某种意义上比抵抗运动年纪事丰富得多，至少不见得很少吧，这是肯定无疑的。
二、 与《陌路人》(又译《局外人》)相比，《鼠疫》毫无异议地标志着从孤独反抗的态度过渡到承认必须分担斗争的共同集体。从《陌路人》到《鼠疫》之所以发生演进，因为是从休戚与共积极参与的意义层面上而言的。
三、 别离这个题材，您说在书中非常重要，为此非常引人注目。朗贝尔体现了这个主题，他恰如其分地放弃私生活而融入集体战斗。顺便告诉您，这*的人物便足以说明把朋友和战斗人员对立起来是会造成牵强附会的。这不，对两者来说，有一个美德是共同的，那就是积极的博爱。到头来，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不真实的事情。
四、 况且，《鼠疫》结束时告示并接受未来的斗争，见证了“曾经必须为克服恐惧而完成的事情，它永不停歇的武器……尽管斗士们个个痛心疾首……”
我还可以发挥我的观点，但足矣。如果我觉得有可能认为在《鼠疫》中人们看到实施的道义还不足够的话(那就必须说出以怎样完整的道德名义)进而批评这种道义的审美也是合情合理的(而您的许多指责受到单纯的事实启发后有感而发，我不认为这符合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与之相反，我倒觉得对此难以想象您所下的结论那样，说什么《鼠疫》作者拒绝与我们当今历史休戚与共。难哪，请允许我友好地对您说，有点儿令人伤心。
不管怎样，您提出的问题是：“《鼠疫》中的斗士们面对瘟神太过人性化的面孔做得出什么事情来呢？”这个问题不正确之处是指它本该写往事，而回答已经得到：是肯定的，写的正是往事。这些战斗者所做的事情，我彰显一下他们的经历，他们恰恰做了对抗另一些人的事情，所付出的代价，您心中有数。将来他们面对任何恐怖不管以什么面貌出现，势必还会这么做，因为恐怖拥有好几副面孔。这恰恰进一步证明我不指名道姓什么恐怖面孔是对的，为的是更有效地打击所有的恐怖。没准儿，正因为这一点有人责备我，说什么《鼠疫》可以为所有的抵抗服务，用来反抗所有的专制暴政。但无可厚非呀，尤其不可以责备我拒绝历史，除非宣布*进入历史的方式是承认专制政体合法合理。这不是您的事例吧，我心中有数。至于我个人，即使算作心理变态，也会认为迁就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无异于接受单挑独干。而我远没有觉得自己置身于单挑独干的职业生涯，正好相反，我深感与人类共同体生活在一起，并为这个共同体而生活，直到现在为止，尚未做过任何事情使历史受到损害。
以上便是我坚持要对您说的，太过简单扼要，尚希见谅。谨此*后想请您确信这次友好的讨论毫发无损我对您的才华和人品的敬重。
阿尔贝·加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