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两届费正清奖得主、经济史大家彭慕兰畅销20年的经典力作——说不尽的“大分流”，享誉世界的全球经济史里程碑式的著作。《大分流》自出版以来，已成为所有关心欧洲崛起、中国近代历史和经济发展、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等诸多问题的研究者和读者绕不开的经典书。彭慕兰的研究开一代风气之先，无论是赞同、修正，还是批评，对它的讨论与研究历20年而未衰，诞生了大量的研究专著和论文。把国别史、地区史放到比较史与全球史视野中去理解，去讲述不一样的国家发展故事，仍然是《大分流》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是其典范意义所在，也为今天的研究提出了挑战。
- 扫除关于近代“欧洲崛起”与“亚洲衰落”的错误解释，提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经典命题——为什么工业革命率先在西欧（尤其是英格兰）发生，而一度领先的亚洲经济却与“经济崛起”失之交臂？近代欧洲的经济奇迹是偶然还是必然？大分流之前，欧洲与亚洲的经济体有无本质的不同？西欧有没有内生的发展优势？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中国，何以没能迎来经济转型，走上与近代英国相同的发展道路？是因为制度、文化、科技，还是因为人口、资源、生态或者气候？
- 以比较、互动的全球史视角，描绘世界主要地区经济与历史的多中心发展——在我们熟悉的西方崛起（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殖民掠夺-帝国主义）与东方衰落（封建专制-资本主义萌芽-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沦为殖民地）主流叙事之下，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实况到底是什么，人们具体的经济活动是什么样的？它们相同点在何处，不同点又在何处？彭慕兰综合利用各方面史料，以比较视野展现了英格兰（兼及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德国等）、中国的几个经济大区（尤其是江南）、印度和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多个地区在现代世界经济形成以前各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而，也就把明清中国史放在近代欧洲史、亚洲史的脉络中去重新理解，与英国、印度和日本等地区做了细致比较。
- 知名译者倾力奉献中文世界全新译本——译者黄中宪在人文社科翻译领域耕耘多年，译有《维米尔的帽子》《太平天国之秋》《米开朗基罗与教皇的天花板》《项塔兰》《贸易打造的世界》等十数部著作，译笔有口皆碑。
- 费正清奖获奖作品、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图书、入选美国图书馆学会杰出图书奖——“彭慕兰的著作是对既有研究的重要补充，挑战了每一种关于欧洲崛起的主要解释”。
【内容简介】
《大分流》是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的代表作，畅销20年而不衰。
在这本书中，基于大量的材料，彭慕兰考察了旧世界欧亚两洲各个主要国家及其核心地区经济发展，探讨了一系列影响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的关键问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为什么中国和欧洲为什么走上了不同道路？在彭慕兰看来，1750年，英格兰和中国的经济核心区，在人均预期寿命、农产品市场、劳动体系、土地利用、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等方面非常相似。中国和日本核心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并不比西欧差，整个18世纪旧世界的核心地区都面临着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局部短缺。东西方走在大体相近的经济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无明显优势。
欧洲在19世纪与旧大陆的分道扬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在煤炭资源方面享有地利，煤炭替代了木材，有利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增长。同时，由于跨大西洋贸易的展开，新世界（美洲）比任何亚洲周边地区都更能为欧洲提供发展所需的初级产品。大量输入的外部资源使西北欧克服了自身的生态限制，人口急剧增长，制造业进一步专业化。煤炭、新世界和全球形势相结合，共同让欧洲沿着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节省劳动力的道路往前走。与此同时，亚洲的经济发展却陷入停滞。东亚经济核心地区被迫走上了劳动密集型、资源节约型的道路。
进入21世纪以后，500年前大分流开创的世界经济是否已经终结？
【作者简介】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历史学家，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6年起），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13—2014年）。1980年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史景迁。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代表作有《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获1994年费正清奖）、《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获2000年费正清奖）等。
【媒体评论】
一部发人深省的著作，将一举改变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西方崛起与东方没落的辩论走向。
——杰克•古迪（Jack Goody），《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
本书的贡献在于让我们对导致西方与中国出现大分流的原因和机制有了新的认识。……是一次崭新与别具一格的创举。尽管彭慕兰是在对欧洲、中国、日本、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区进行比较，但他还通过大胆且新颖的尝试将这些比较和更多的东西联系起来，足以让几乎所有先前的相关作品都显得过时。
——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 Frank），《亚洲研究期刊》
这本书相当重要，每一位认为解释工业革命对我们理解现代世界至关重要的人，都必须认真看待。……本书丰富到几乎每一页都有新见解。
——马立博（Robert B. Marks），《美国历史评论》
现代社会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便是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国与国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一边是西欧与其分支，另一边则是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彭慕兰的著作是对既有研究的重要补充，挑战了每一种关于欧洲崛起的主要解释。
——美国图书馆学会《选择》（Choice）
【目录】
导论 欧洲经济发展的比较、关联与叙事
*部分 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世界
*章 欧洲领先亚洲?
——从人口、资本积累与技术解释欧洲发展
第二章 欧洲与亚洲的市场经济体
第二部分 从新风气到新经济?
——消费、投资与资本主义
导论
第三章 奢侈性消费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第四章 看得见的手
——欧洲与亚洲境内的商行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资本主义”
第三部分 超越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
——从生态限制到持续性工业成长
第五章 共有的限制
——生态不堪负荷的西欧与东亚
第六章 废除来自土地的限制
——美洲这个新型边陲地区
附录
附录A 对1800年左右德意志与北印度的人均 陆路载运量的估计与比较
附录B 对18世纪晚期用在华北与欧洲农田之粪肥的估计,以及对因此产生之氮流量的比较
附录C 对法国、岭南与华北部分地区之森林覆盖率与燃料供给量的估计(1700—1850)
附录D 对多种进口品为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的英国所提供之“幽灵地”面积的估计
附录E 对长江下游地区乡村纺织工人收益能力 的估计(1750—1840)
附录F 对1750年及其后长江下游地区和整个中国棉花、丝产量的估计
——与联合王国、法国和德意志比较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书摘与插画】
首先,不管我们能把资本主义的起源推到多早,能大规模运用非动物性能源、摆脱前工业时代普遍限制的工业资本主义,却一直要到19世纪才出现。而在此之前,西欧的经济,不管在资本存量上,还是在经济制度上,都没有多少迹象显示已具有足以使工业化在该地变得极为可能、在其他地方变得不大可能的决定性优势。在那之前的几百年里,西欧境内的核心地区的确出现了受市场驱动的成长,而且这一成长无疑是工业化的重要前兆,但此成长有利于工业转型的程度,跟亚洲几个核心区域相比并没有很高,因为这些区域也出现了非常类似的商业化与“原始工业”的成长过程。尽管欧洲境内在近代早期正在逐渐形成一套比较不一般的科学与技术发展模式,但我们也将看到这些模式本身仍然未保证西欧*终会走上一条与东亚等地截然不同的经济道路。
其次,欧洲的工业化程度在英国之外仍相当低,至少在1860年前是如此。因此,建立在西欧共有之特征上的“欧洲奇迹”一说便值得商榷,特别是这些普遍共有的特征,有许多至少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也同样常见,因此这一假说就更让人存疑。
本书*部分质疑欧洲在1800年前就拥有内生性经济优势的多种论点,并代之以描述旧世界那些人口*稠密、商业化程度*的地区共有的粗略相似之处。*章利用来自多个地方的证据,说明1800年前欧洲在物质资本上并未积累出重大优势,且相较于其他许多大型经济体,也并未比较不受马尔萨斯式人口压力的约束(从而并未比较能进行投资)。那些在其他几个区域里的人,似乎有和欧洲人一样长的寿命,似乎生活得一样好,且似乎同样愿意为了家庭层次的资本积累而限制生育力。本章的下半部分,将探究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就享有重大技术优势的可能性。在此,我们的确找到一些举足轻重的差异,但若没有攸关促成能源革命的幸运的地理性偶然因素,和欧洲得天独厚的取用海外资源的机会,这些差异将只会起到较小、较晚出现,且在质的方面可能有所不同的作用。技术上的创新是工业革命所不可或缺的,但光有它还不够,或者说这类创新并非欧洲所独有。我们并不清楚技术创新力的高低,是否攸关逃出马尔萨斯式世界(技术突破的传播很可能持续稍长时间),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些有助于缓和欧洲在资源上受限局面的全球性差异的确非常大,从而使沿着特定的(利用土地的、利用能源的和节省劳动力的)道路进行创新的过程变得成果丰硕,乃至自我强化。
第二章探讨市场和相关的制度,主要着墨于西欧与中国之间的比较。此章证明,西欧的土地、劳动力和农产品市场,相较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境内的这些市场来说,大抵离完全竞争的境地更远,也就是说,较不可能由多种买家和卖家构成,并有机会在许多贸易伙伴里自由挑选合作对象,因而较不适合亚当•斯密所设想的那个成长过程。我首先比较那些规范所有权、土地利用的法律与习俗,以及农业生产者在选择卖家上的自主程度。接着在此章的下一节触及劳动:包括强制性劳动的程度、对迁徙的限制(或鼓励)和对转换职业的限制,诸如此类。
第二章*后一节*为复杂,探讨家户作为一种消费单位与分配劳动力(特别是妇女与小孩之劳动力)的制度,这两种角色间的关系。有些学者主张,比起西欧家庭,中国家庭更容易使妇女和小孩所产出的边际效益,不致低于糊口工资之价值,并在此情况下继续劳动,从而制造出“内卷化经济”(involuted economy);我则要证明此说不大站得住脚。中国家庭里的劳动力调度反倒似乎非常类似于把劳动、闲暇和消费转向市场一事,也就是非常类似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所谓的欧洲“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总的来看,中国、日本境内的核心地区在1750年左右似乎与西欧*的地区相近,以类似的、堪称更完美的方式结合了先进的农业、商业与非机械化工业。因此,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这些核心地区之外,才能说明它们后来为何分道扬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