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傅乐成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同为隋唐史研究的开山学者，门下弟子众多，故有“台湾秦汉隋唐帝国的祖师”之称，日本史学界也公认其为“一位不可忽视的史学家”。《汉唐气度》是台湾地区汉唐史研究领域开创性的经典著作，此次引进出版是本书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
在这本书里，傅先生将引导我们思考很多问题，比如：
飞将军李广，为什么一生不得封侯，*终自杀？
贞观之治前的玄武门之变，真相到底如何？
诗圣杜甫，是喝酒吃牛肉撑死的，抑或溺水而亡？
安史之乱，对我们的民族观念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历史上消失的异族——沙陀与突厥，有着怎样的故事？
汉唐的文治武功与历史兴衰，对今天又有着什么样的启示？
★【开创之作】
全书内容丰富，从汉唐时代的政治斗争、地域观念、文化形态、民族文化，到历史人物、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对历史爱好者与研究者来说，本书不失为较佳参考读物。
★【全新整理】
本次出版，在尽量保持作品原貌的前提下，对文字（尤其是引文）做了仔细的查核、改正，其不便径改或需要补充说明的地方则出“编者按”予以提示。
【内容简介】
本书原名《汉唐史论集》，收录有关两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文章十八篇，系傅乐成教授二十五年间历史研究的精华结集。全书内容丰富，从汉唐时代的政治斗争、地域观念、文化形态、民族文化，到历史人物、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探讨，是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与研究者的较佳参考读物。
【目录】
自 序
西汉的几个政治集团
汉法与汉儒
汉代的山东与山西
孙吴与山越之开发
荆州与六朝政局
唐人的生活
玄武门事变之酝酿
天宝杂事
杜甫与政治
杜甫的死
唐代宦官与藩镇的关系
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
突厥大事系年
突厥的文化和它对邻国的关系
回纥马与朔方兵
沙陀之汉化
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
中国民族与外来文化
【作者简介】
傅乐成先生（1922—1984），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次年就职于中央图书馆，1949年随伯父傅斯年先生赴台，并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此后，傅乐成先生长期在台湾地区多所高校教授历史，故今日从事秦汉隋唐史研究者，大多出自傅门，而傅先生也因此被誉为“台湾秦汉隋唐帝国的祖师”。
傅乐成先生治史，深受郑天挺、傅斯年、姚从吾等名师影响，从秦汉史到隋唐史，乃至中国近代化问题，都有独到论述。代表作有《汉唐气度》《隋唐五代史》《中国通史》等。其中，《中国通史》被誉为与钱穆《国史大纲》比肩的杰作，问世后畅销不衰。
【媒体评论】
傅老师治史，为的是求真。——历史学家 高明士
他是汉唐史名家……凡所论撰，皆有精辟之见。——历史学家 杜维运
隋唐史的研究，自然离不开陈寅恪。然而，隋唐的开山，却不止是陈寅恪，还有傅乐成、李树桐、岑仲勉。——历史博主 金色年华
【书摘与插画】
关于本集的一个简短说明
这本论集，共有作品十八篇。写作的时代，则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六年，前后整二十五年，平均每年尚写不到一篇。在这么一段漫长的岁月里，而工作成果竟如此微少，实在不能不教人惭愧。
我研习国史，对中古史也就是秦汉到隋唐的一段较有兴趣。《西汉的几个政治集团》是我来台后所写的*篇文章，同时是在先伯孟真先生的督促和指导之下写成的，脱稿后并承劳贞一先生斧正。这篇文章写成后不久，先伯便遽离人间，后来竟刊登在他的纪念论文集上。为了这些原因，虽然它的内容相当肤浅，我仍把它列为诸篇之首，以为纪念。至于其余两篇有关汉代的作品，虽成于*近两三年，事实上也是自首篇衍续而成，而其中若干意见，也经过先伯的指示。
对于魏晋南北朝史，我也下过短时间的功夫。除了集中所载的两篇，也曾写过几篇有关魏晋南北朝的战史和地理方面的文章，因写得太差，所以没有收入集中。
大约从一九五三年起，我的兴趣转而偏重于隋唐史，作品也以有关这一断代的居多。*初因受了姚从吾老师的影响，喜欢讨论外族问题，其后又渐渐转到政治和文化问题。由于各文写成的时间前后相距过远，因此初写的几篇，显然不够深入，这一点要请读者原谅。同时其中自也难免有谫陋谬误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我本不愿编印文集，但经不起段昌国棣的一再催促，终于编成此集。编成后又承段君代洽出版，并承周一南先生赐题封面，（编者按：本书繁体版书名为“汉唐史论集”，简体版改作今名，故封面未用周先生题字。另，本篇为作者自序，篇名为编者拟定。）一并于此志谢。
一九七七年三月傅乐成序于台北
汉初功臣集团与外戚集团的火并
刘邦于仓卒间建立新的王朝之后，政治上尚有许多严重问题，等待解决。他作皇帝后所致力的*工作，便是从事翦除一部分不稳定的功臣。他为此几乎无岁不征，直到他死，战乱未曾止息。
这个问题，早已种因于统一以前对项羽作战之时，不过到他作皇帝后才表露出危机而已。刘邦的功臣，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刘邦在淮泗初举义旗时的基本干部，这批人在举义前多与刘邦“同为编户民”，对刘邦相当忠实。同时他们之间，也具有浓厚的感情。所以可把这批人称作“淮泗集团”。此辈可以萧何、曹参、周勃、灌婴、樊哙等人为代表。其中除萧、曹因系秦朝地方官吏出身，有些行政经验及能力外，其余多半是不折不扣的老粗，与项羽作战，胜的机会绝少。
另一类是刘邦举义后陆续加入的，他们来自各地或当时其他革命团体，故私人间无密切的联系，可统名之曰“杂牌”。这批人品流不一而人才辈出，可以韩信、英布、彭越、张耳、陈平等人为代表。
这两派人士，前者常追随刘邦左右，后者则多领兵在外打仗。他们在一起的机会很少，因此两派尚未发生过严重摩擦。
刘邦与项羽作战，在那种军事*的时候，自己的嫡系部队偏不争气，因此不得不借重“杂牌”。黄河以北的地盘，完全是由他们打下来的。而决定全局的垓下包围战，更由韩、英、彭三人为主力。灭项之功，既以“杂牌”居多，因此刘邦所封的异姓七王，“杂牌”占了六个。
不过刘邦之分封他们，乃是迫于以前的成约及当时的形势，内心实有所不甘。同时对他们的既成势力，感到恐惧。对韩、英、彭三人，尤为畏忌。因此处心积虑，找寻机会来消灭他们。韩、英、彭三人虽然看不出有结成党与的迹象，但三人当时的处境与心情，可以说是一样。所以韩信被捕，彭越便称病；韩、彭被杀，英布便干脆的“欲为帝”了。
等到三人被次第消灭，刘邦也跟着死去。他所遗留的大臣，除陈平外，几乎全属于淮泗集团，他将国事托付于这个集团的中坚人物萧何。
由于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吕后娘家人的政治势力，便日见扩张。吕后是刘邦的糟糠之妻，吕家人也自始即追随刘邦，所以他们可以称作淮泗集团的外戚派。萧、曹等人，则可称为这集团的功臣派。
不过吕家的男子，在能力及见识方面，远逊女子。吕后之刚毅，固不待言；其妹吕媭，也极有胆识。至于男子，除了吕后的哥哥吕泽曾立过些军功外，其他无一不是庸才。他们的势力，可以说是吕后一手栽培起来的。
吕后利用刘邦的连年在外作战，乘机过问政事，族诛韩信，便由她决定。刘邦晚年，吕家人在朝中已隐然自成一派。惠帝之立，吕家人曾出了不少的力。当时的功臣派中人，也有不少与吕家接近的，如张良、郦商、樊哙、审食其等。其中樊哙是吕媭的丈夫，审食其是吕后的爱人。惠帝即位后，政事实际已全由吕后决定。惠帝死后，她更进一步实行“临朝称制”。
不过当时吕家人的势力，仍非功臣派之敌。军政首要，由功臣派的王陵、陈平、周勃、灌婴四人充任。王陵性情比较耿直，临事则一无办法。陈平为人极圆滑，遇事常能“以智自免”。周、灌二人也就是史书所常并称的“绛灌”，本是韩信羞与为伍、英布以为不在话下的人物。他们具有坚强的排外性，对于排拒异己，步趋常是一致。
四人的声望才干，虽然超过诸吕，却不足与吕后相抗。所以吕后扶持诸吕，他们无法阻拦。*步吕后要提高吕家人的政治地位，把他们封王或封侯。当她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王陵首拿“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誓”为根据，表示异议，吕后大不高兴。因此轮到陈、周，便不敢反对。
吕后*个目的既达，第二步便设法要诸吕掌握实际的军政大权。据说首倡此议者，是张良的儿子年方十五岁的张辟彊。《史记》九《吕后本纪》说：“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彊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是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彊计。太后悦，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
此说破绽甚多。与辟彊谈话的丞相，以时间论，应该是王陵，而王陵则是在惠帝死后面折廷争反对分封诸吕的人。其次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产为相国居南军，均在吕后八年，亦即是惠帝死后八年的事。若说此事乃是实现丞相八年以前之请求，宁非奇谈！总之此事乃吕后扶持诸吕的必经步骤，朝中大臣对此事应负责任者尽多，而不必诿过于一竖子。
至于吕后扶持诸吕的目的何在，后世对此颇多议论，而以清赵翼《廿二史记》卷三“吕武不当并称”一条，*为允当。赵认为：*，吕后本不想以吕代刘。因为她对刘邦简择的旧臣，甚为信任，与孝惠的感情亦好，其间并无意图颠覆刘氏的迹象。他说：“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无一非高帝注意安刘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业。”又说：“观于高祖欲废太子时，后迫留侯画策，至跪谢周昌之廷诤，则其母子间可知也。”
第二，吕后之扶持诸吕，乃是因为孝惠死后，吕后本人没有嫡亲子孙可以扶持，才扶持娘家人。而且她的用意是怕吕家人在她死后受别人欺侮。他说：“迨孝惠既崩，而所取后宫子立为帝者，又以怨怼而废，于是己之子孙无在者。则与其使诸姬子据权势以陵吕氏，不如先张吕氏以久其权。故孝惠时未尝王诸吕，王诸吕乃在孝惠崩后。”
第三，吕后对刘家子弟不能算坏。并且她为使刘、吕相亲，确曾费过一番苦心。他说：“其所*妒，亦只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宠幸时几至于夺嫡，故高帝崩后即杀之。此外诸姬子，如文帝封于代，则听其母薄太后随之。淮南王长无母，依吕后以成立，则始终无恙。齐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欲之，已而悼惠献城阳郡为鲁元汤沐邑，即复待之如初。其子朱虚侯章入侍宴，请以军法行酒，斩诸吕逃酒者一人，后亦未尝加罪也。赵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杀，则皆以与妃吕氏不谐之故。然赵王友妃，吕产女，梁王妃亦诸吕女，又少帝后及朱虚侯妻皆吕禄女，吕氏有女，不以他适而必以配诸刘，正见后之欲使刘、吕常相亲。”
吕后之以吕氏女配诸刘，确有其政治作用。《汉书》九十七《外戚传》说：“更立恒山王弘为皇帝，而以吕禄女为皇后，欲连根固本牢甚。”可作有力的证明。不过吕后的用意虽佳，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诸吕政治势力的膨胀，与功臣派发生冲突，自在意中。功臣们昔日“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论功不过封侯，而吕禄、吕产等以裙带关系取王侯如拾芥。当年萧何封侯，尚以“未尝有汗马之劳”而生争议，对此又焉能容忍！何况诸吕进而夺去他们的实权，吕禄作上将军，吕产作相国，使周勃的太尉、陈平的丞相变成摆设。所以当时功臣派心情之郁愤，可想而知，其谋诛诸吕的动机，便自此而起。
他们首谋本身的团结，故陈平听了陆贾的劝告，即与周勃密切合作。此外更与反吕*激烈的宗室刘章联合，刘章是当时齐王刘襄的弟弟，有强大的齐国作背景，同时又是吕禄的女婿，诸吕也对他另眼相看。他反吕的主要目的，是想拥立他的哥哥作皇帝，所以吕后一死，齐国便出兵西指。
这次事变，可以说是功臣派的主谋，而由宗室执行任务。刘章便是亲自带兵与诸吕动手的人，相国吕产与长乐卫尉吕更始均被他当场杀死。这次政变如无宗室参加，成功的希望，恐怕很少。单就当时周勃那副模样看来，即可作此假定。
诸吕在“不当为王”与“欲为乱”的罪名下，尽被翦除。甚至少帝和惠帝其他几个封王的儿子也被统统杀掉。功臣派藉口说他们不是孝惠之子，实际上是怕他们长大后替吕家报仇。又认为齐王和淮南王的母家都是恶人，生怕他们将来变成吕家第二，因此才挑选了“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的代王来入承大统。功臣派对吕家的畏忌，从这类地方表现无遗。
他们这次与诸吕的火并，*基本的原因，是在政治权位的争夺。所谓“安刘”之功，乃是欺人之谈。因为就现有的历史记载看来，刘家何尝有不安的现象，所不安者，周陈辈之权位耳。
诸吕的罪名，实有重作一番讨论的必要。先说“非刘而王”。所谓“白马之誓”，仅见于《史记》的《王陵传》中，《高祖本纪》上没有正式记载。就常理推断，此誓倒非虚构。因为王陵以这誓约为理由，在朝廷上公开反对分封诸吕，如是假的，吕后岂有不加驳斥之理。事后，王陵更指出陈平、周勃均曾参加盟誓，陈、周也未否认。吕后临终，更曾拿这誓告诫诸吕。所以这誓约的真实性，可无问题。可能是刘邦晚年与心腹大臣的秘密盟约，未举行公开仪式。吕后对此事，也必知道或参加。
不过*主要的，是“白马之誓”的破坏，陈、周二人，要负大部责任。他二人在当时，可以说是诸吕能否顺利封王的*关键。他们若能据“誓”以争，理由*站得稳。纵然无效，此心可以无愧，其咎便在吕后。可是他们非但不敢反对，反为诸吕封王，制造理论根据。
据《史记·吕后本纪》，当时他们对吕后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不可。”这即是说“白马之誓”已失时效，而认为王诸吕为合理合法。无论二人的话是否出自本心，但此话予诸吕封王以绝大的支持，则无可否认。由此看来，郦况骗诸吕时所说的“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的话，乃是实情。后来政变发动时，除掉齐国还以“非刘而王”四字为藉口外，陈、周辈便不好意思再弹此调。于是又另外搬出“欲为乱”的大帽子，加在诸吕头上。
至于诸吕之“欲为乱”，据《史记·吕后本纪》说：“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裴回往来。”又说：“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晡时，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
这段记载，颇多疑问。吕禄欲为乱而迅解兵柄，已属费解，尤奇者是事后竟不通知吕产一声。吕产那时仍是南军领袖，手下的军队尽多，而他欲入未央宫“为乱”时，何以只带“从官”，不带军队？如果从官之中，包括军队，何以当未央宫殿门关闭之后，不去攻打，而只是“裴回往来”？又何以见了刘章所率领的一千余人都不敢抵抗？吕产的从官，既连一千人都无法应付，人数之少可知；那么吕产又为何率领数目那么少而又毫无战斗能力的人，来发动“为乱”那么大的事呢？
从这些地方看，可以说诸吕不但对“为乱”没有准备，即对别人的暗算，也未曾防范。吕产之入未央宫，与其说是“欲为乱”，不如改为“欲上朝”或“欲办公”倒恰当些。总之，诸吕的罪名虽冠冕堂皇，而实际上是遭人暗算，糊里糊涂的作了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诸吕虽庸，看来倒是一批心地厚实之人。惟其如此，所以才失败而又被恶名。他们在“欲为乱”以前的那段时间中，可以算得上虽无功却也无过。吕后对他们并不放纵，吕后的孙吕王嘉，便因“居处骄恣”被废。当时一般人对吕家人的印象，也不能说坏。
骗吕禄交出兵权的郦况，曾遭举国不满。《史记》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的《郦商传》上，载有“天下称郦况卖交”的话，这是当时人与后世直书“诸吕之乱”的史家们见解不同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