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陈楸帆、淡豹推荐。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星云奖提名。入选《纽约时报》《巴黎评论》《洛杉矶时报》《ELLE》年度好书。
? 作者是师承安吉拉·卡特、奥康纳、麦卡勒斯的美国新生代小说家。她以细腻敏感又古灵精怪的声音，打破科幻、奇幻、现实主义、成长小说文类界限，直面*接地气的女性话题。
? 八篇故事，带来八种惊奇与洞察，有关女性生活和内心的混乱与狂喜，思考性、权力、快乐、痛苦和自我挣扎，书写生活中那些未曾言明但无处不在的真相。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它们都会促使你重新审视当下的生活选择和情感关系。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小说集，由八篇小说组成。作者将现实和幻想混合在一起，讲述了八个有关自我意识和成长的故事：脖子上绑着丝带的女子原本一直拒绝丈夫取下丝带，*后终于妥协，导致离奇事件发生；独居时，一个女人记录下与其他人交往的细节，以人际互动中的种种困境，审视孤立状态下的人性；改写经典美剧中的警探故事，讲述女性职场生活的真实困境和诡怪的都市传奇……作者塑造了许多或迷茫或坚定，但都努力追寻理想的女性形象，用她们的视角探索何为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世界。
【作者简介】
卡门•玛丽亚•马查多（Carmen Maria Machado），1986年生，美国作家、批评家。她的作品以充满荒诞的想象力著称，曾入选美国年度怪异小说选集等。《为丈夫缝的那一针》入围2014年星云奖决选名单。她的小说集《派对恐惧症》入围201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
【媒体评论】
这部书是充满野性的，覆满亮片和鳞甲，安吉拉·卡特、凯莉·林克、海伦·奥耶耶美这些寓言作者的影响在马查多的作品中闪耀，也混合了科幻、恐怖故事的元素。
——《纽约时报》
这本书有一些科幻，有一些幻想，通篇都幽默风趣。马查多的小说讨论的是一些不可思议的身为女人的方式：完全做她自己。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这是一部令人意外、独具一格、野心勃勃的小说集，充满了猎奇的故事，但它们揭示的是有关身为女性的那些无处不在又未曾言明的真相，而这是那些更“现实主义”的写作所难以企及的。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派对恐惧症》是无与伦比的：作者用荒诞奇诡的叙事才能讲述的是那些切中要害，但此前却被我们忽略的事……马查多展现了发自肺腑深处的写作可以多么独特、具有颠覆性、充满骄傲和乐趣，即使这肺腑已经受到创伤。
——《洛杉矶时报》
《派对恐惧症》的语言如此富有质感，你简直想把这些句子拿起来放在手指间摩挲……一种强健的女性主义精神流溢在整部书中，作者对女性身体的思考集中于性、权力、快乐、痛苦和自我挣扎。很少有作者像马查多这样善于在写作中激发身体感觉：在血肉中栖息的无数种感受及其混乱与狂喜。马查多将迥然不同的、互相冲撞的元素融为一体。
——《波士顿环球报》
《派对恐惧症》是一部令人赞叹的处女作，黑暗而熠熠闪光，如黑夜，如刀锋。
——书籍论坛
在马查多笔下，似乎一切事物都经历了摧毁和重生。
——《明星论坛报》
【目录】
清 单 —1
为丈夫缝的那一针 —15
母亲们 —55
十恶不赦 —83
真女人就该有身体 —162
吃八口 —194
驻村者 —221
派对恐惧症 —286
致 谢 —317
【免费在线读】
清 单
一个女孩。我们在她家地下室，并排躺在发霉的毯子上。她的家长在楼上；我们跟他们说我们在看《侏罗纪公园》。“我当爸爸，你当妈妈。”她说。我拉起我的衬衣，她拉起她的，然后我们就这样盯着彼此。我的心脏在我的肚脐底下奔腾乱跳，但我担心我的监护人和她的家长会发现我们在干吗。我到现在始终没看过《侏罗纪公园》。我想之后大概也没机会了。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们三人是朋友。我们在我房间喝偷来的小冰柜里的酒，就躺在我那张大床上。我们笑呀聊呀，把酒瓶传来传去。“我之所以喜欢你，”她说，“就是喜欢你的反应。你对任何事的反应都很有意思。好像对什么都很热情。”他同意地点点头。她把脸埋入我的脖子，然后对着我的肌肤说：“就像这样。”我笑了，我很紧张，也很兴奋。我感觉自己像把吉他，有人跑来拧了调音旋钮，让我的弦紧了起来。她的睫毛不停拍打我的皮肤，对着我的耳朵吞吐气息。我呻吟、扭动，有整整一分钟都在高潮边缘盘旋，但其实没有人抚摸我那里，就连我自己也没有。
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其中一人是我男友。他的家长出城去了，所以我们在他家办了场派对。我们喝加了柠檬汁的伏特加，他鼓励我和他朋友的女友温存一下。我们迟疑地吻了彼此，然后就没了。男孩们也温存起来，我们就这样望着他们好长一段时间，感觉无聊，但又醉得站不起来。我们在客房睡着了。等我醒来，膀胱已经满得像枚握紧的拳头。我踱步到门厅，发现有人把伏特加和柠檬水撞到地上。我试图清理干净。这种混合液把大理石地板的涂层一条条溶掉，裸露出本体。几个星期后，我男友的母亲在床后面发现我的内裤，拿给他，而且是她已经洗过了的，此外什么话也没说。奇怪的是，我怀念那种干净衣服散发出的花朵般的化学香气。而此时此刻，我只能想到衣物柔顺剂。
一个男人。很瘦，高个子。整个人瘦得能看出骨盆的形状，而我因此莫名觉得性感。灰眼睛。挖苦人的微笑。我认识他近一年，从去年十月在一场万圣节派对遇见彼此开始。（我没打扮；他打扮成太空英雌[1]。）我们在他的公寓喝酒。他很紧张，说要替我按摩。我很紧张，就答应了。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搓揉我的背部，然后说：“我的手开始累了。”我说：“噢。”然后转身面对他。他吻我，他的脸上都是刺刺的胡茬。他闻起来有酵母的味道，还有昂贵古龙水的前调。他躺在我身上，我们温存了一阵子。我体内的一切都在绞扭，快乐地绞扭。他问可不可以碰我的乳房，我抓住他的手直接压覆住我的乳房。我脱掉衬衣，那感觉就像有滴水正沿着我的脊椎往上滑。我意识到这一切要发生了，真的要发生了。我们都脱光衣服。他把保险套滚动着往下套好，整个身体笨拙地移到我身上。那感觉比什么都痛，真没这么痛过。他高潮了，我却没有。他把自己退出来时，保险套上满是鲜血。他把保险套剥下来，丢掉。我体内的一切感觉都在剧烈跳动。我们睡在一张太小的床上。第二天他坚持开车送我回宿舍。回到我房间后，我脱掉衣服，用一条毛巾把自己裹起来。我身上仍有他的味道，仿佛我们还待在一起，而我渴望更多。我感觉很好，像个偶尔会做爱的成年人了，像个真正展开人生的成年人了。我的室友问我感觉如何，然后拥抱了我。
一个男人。是男朋友。不喜欢保险套，问我是否在采取避孕措施，反正还是在后一刻抽出来了。一团糟。
一个女人。分分合合的那种女朋友。计算机系统结构课上的同学。棕色长发一路披散到屁股。她比我预期的还柔软。我想往下直攻重地，但她太紧张了。我们温存了一下，她把舌头滑入我的嘴巴，之后回家，我在我那间清冷寂静的公寓里自己来了两次。两年之后，我们在我的公司大楼铺了碎石子的顶楼搞了一次。就在我们交缠的身体往下四层楼的地方，在我那张空荡荡的椅子前，屏幕上的程序正进行编码。我们完事后，我抬头注意到一名穿着西装的男人，正从隔壁的摩天高楼看着我们，手在长裤里东摸西摸。
一个女人。戴圆眼镜，红发。不记得在哪儿认识的。我们用药嗨了，干了一场，手还在她体内就不小心睡着了。我们在天亮前醒来，走过整座小镇到一家二十四小时餐馆。我们抵达时天空下着小雨，穿凉鞋的脚因凉气而僵麻。我们吃了松饼，把马克杯都喝空了，但要找女服务员来时，却发现她正盯着悬吊在天花板下的电视机，里头播放着消息。她咬住嘴唇，手上的咖啡壶都歪了，在麻油毡布上洒下许多棕色小点。我们看着电视，眨眼间主播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清单，上面列了正在隔壁州蔓延的病毒的症状，就在北加州。主播重新出现，他反复表示飞机已经停飞，州界已被封锁，病毒似乎已被隔离。服务员终于走过来了，但心不在焉。“你有亲友在那里吗？”我问，她点点头，双眼涌满泪水。我感觉很糟，我什么都不该问的。
一个男人。我在家附近的一个街角的酒吧认识了他。我们在我的床上温存。他闻起来像酸酒，但其实他喝的是伏特加。我们上了床，但他大概有一半时间都软软的。他想下去舔我，但我不想。他生起气来，走了，他摔纱门时太用力，我的香料架还因此从钉钩上脱落，摔到地上。我的狗不停舔着肉豆蔻，我为了替它催吐只好强喂它吃盐。肾上腺素令我整个人静不下来，于是我列了一张生命中出现过的动物清单——七个，包括我的两条泰国斗鱼，不过它们在我九岁时于一周内相继死去——另外还列出越南河粉需要用的香料清单。丁香、肉桂、八角、芫荽、姜、小豆蔻荚。
一个男人。比我矮六英寸。我向他解释，我原本任职的网站生意急剧变差，因为流行病蔓延时没人想要风格奇诡的照片，所以我在那天早上被解雇了。他请我吃了晚餐。我们在他车上搞了起来，因为他有室友，而我当时无法待在自己屋内；他把手滑入我的胸罩，他的手完美无缺，天杀的完美，我们就这样陷在空间过小的后座里。我两个月来次高潮了。隔天我打电话找他，留了语音信息，说我过得很愉快，希望有机会再见面，但他始终没回电。
一个男人。以某种粗活为生，我记不得是哪种粗活，不过记得他背上有条蟒蛇的刺青，底下还有一句拼写有问题的拉丁语。他很强壮，可以把我抱起来压在墙上，就这么直接上我，那是我这辈子刺激的感官体验了。我们还因此弄坏了几个画框。他的双手，我则用指甲在他背上刮擦，他问我是否会为了他抵达高潮，我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会为你抵达高潮，就是这样，我会。”
一个女人。金发，说话急促，是个朋友的朋友。我们结婚了。其实我到现在都还不确定，自己究竟是真的想跟她在一起，还是因为害怕身边世界正相继发生的一切。不到一年时间，我们的婚姻就吹了。我们对彼此吼叫的时间比做爱还多，甚至比说话的时间还多。某天晚上我们吵了一架，我因此泪流满面。之后，她问我要不要来干一下，然后在我回答前脱光衣服。我真想把她推出窗外。我们做爱，然后我开始哭。结束后她去冲澡，我打包了行李，开着自己的车离开。
一个男人。那是我离婚六个月之后的事，当时我还处于离婚后的混乱苦恼中。然后在他家族中后幸存的成员葬礼上认识了他，我很忧伤，他也很忧伤。我们先是在一座空屋中做爱，那座屋子本来属于他的哥哥、哥哥的妻子和小孩，但他们全死了。我们在每个房间里都干，包括走廊。在走廊时，我无法直接躺在硬木地板上让骨盆弯折起来，所以在光秃秃的毛巾柜前为他打手枪。在主卧房时，我骑在他身上看着自己在化妆镜面上的倒影，灯没开，我们的肌肤因为月光而闪现银光，而他在进入我时说：“抱歉，抱歉。”他一个星期后死了，是自我了结。我搬出这座城市，往北方去。
一个男人。又是灰眼睛。我很多年没见过他了。他问我过得如何，我跟他说了一部分，隐瞒了一部分。我不想在拿走我处女之身的人面前哭。不知怎的感觉就是不对。他问我失去了多少亲友，我说：“我的母亲，大学时的室友。”我没提到是我发现母亲的尸体的，也没提到之后三天，好几位紧张的医生都在检查我的眼睛，想知道是否出现了早期病征，更没提到我曾试图逃离隔离检疫区。“我之前认识你时，”他说，“你真是天杀的年轻。”他的身体很熟悉，但也很陌生。他的技巧变好了，我的技巧也变好了。当他从我体内拔出时，我几乎以为会看到血，但当然一点也没有。在我们分别的这些年中，他变得更俊美了，也更体贴了。我很惊讶自己竟然在浴室的洗手台前哭了起来。我让水龙头的水不停流着，免得他听见。
[1] 太空英雌是根据漫画改编的电影《太空英雌芭芭丽娜》（1968）中的女主人公，她战胜了太空中各类邪恶势力。
【书摘与插画】
吃八口
他们给我上麻药让我睡着时，我感觉口中都是月亮上致命的微细沙尘。我以为自己会被呛着，但那些沙尘在我口中进进出出，而我竟不可思议地仍在呼吸。
我曾梦见自己在水下呼吸，而现在就是那种感觉：惊慌，然后接受现实，然后兴高采烈。我要死了，但不是垂死，而是在干一件我从没想过自己可以完成的事。
回到地球上的现实：Ｕ医生正在我体内。她的双手在我体内，正用手指搜寻着。她正把血肉从外壳解下，同时在喜爱她的人中走来走去，还跟一名护士聊起在智利度过的假期。“我们本来打算搭飞机去南极，”她说，“但票价太贵了。”
“可是能看企鹅啊。”护士说。
“下次吧。”Ｕ医生回答。
在此之前，是一月的事吧，新的一年刚开始。我在一条静默的街上艰难地穿过两英尺高的积雪，来到一家店铺，店铺的窗玻璃里有静静悬吊的风铃、美人鱼形状的小饰品、一块块浮木，还有用钓鱼线吊起的过于闪亮的贝壳，但没有一丝风，所以也没发出任何声响。
整座小镇死寂一片，若是到了季末，为了服务一日游旅客和那些忍到现在才花钱的人，会有少数几家店开门营业；但距离季末还有好一段时间。大部分店铺老板已逃到波士顿或纽约，更幸运的话已经逃到更南的地方。这个季节没生意可做，他们留在橱窗里的商品看来像个笑话。而在这些表象之下，令人同样熟悉又陌生的第二座小镇苏醒过来了。每年都一样。酒吧和餐厅会为当地人制订秘密的营业时间，这些如同岩石般坚忍的科德角居民早已这么度过数十个冬季。随便挑一个晚上，你在吃饭时抬头，都能见到这些浑圆健壮的家伙走进大门；而唯有当他们把身上衣物层层剥掉，你才能看出衣服里是谁。就算是你在夏天认得出来的人，在这种敷衍马虎的光线中多少都有点像陌生人；他们全是独行侠，即便跟别人在一起时也都是独行侠。
不过走在这样的街上，简直就跟走在外星球上一样。那些沙滩美女和艺术品经纪人一定没见过小镇的这一面，我想。所有街道都无比阴暗，还有种液态的冷冽在所有缝隙和巷弄中翻腾。宁静和喧响彼此碰撞，但永远无法交融；温暖夏夜的欢腾热闹遥远得难以想象。在这个季节，就连从一扇门走到另一扇门都无比艰辛，但如果你这么做了，你能感到生命力刺穿一片死水般的寂静：从当地酒馆飘出的低沉话语，为建筑赋予生命的风声，有时在巷弄中撞见的窸窣蠢动的动物——令人喜悦或恐惧的，都是同一种喧闹。
狐狸在夜间街道穿行。有只白色母狐动作轻巧迅速，看起来就像其他狐狸的鬼魂。
我不是家族中的个。我的三个姐妹这些年来陆续接受了手术，不过她们来拜访我时完全没提。以前那些年，她们始终跟我一样以有机状态生长，因此看到她们突然变得纤细，我就像鼻子受到重击，感觉比想象中还痛苦许多。个接受手术的姐姐呢，好吧，我本来以为她快死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这几个姐妹都快死了，因为共同基因的缘故。当我以飙高八度的声音焦虑质问：“在整棵家族树中，到底是什么病在残害我们这一支啊？”此时那个姐姐坦承：是某种手术。
接着她们每个人都成了信众。成了手术的信众。某种手术的信众。这手术非常简单，就跟你小时候摔断手臂时需要打钉子进去一样，而且可能还更简单：其实就是通过某种束带、某种袖状物切除，来完成肠胃绕道。绕道？但他们的说法很简单——反正胃的一部分就是消解了，消失了——手术效果就像春天早晨的暖意，太阳升起时，你会和她们一样幸福，不再在阴影中打战。
以前，只要我们一起出门，她们就会点份的餐点，然后说：“我不可能吃得完。”她们一定会这样说，一定，她们一定会优雅地坚持说自己不可能吃得完，但这一次，她们确实没说谎─通过医学手术，这个丢脸的谎言总算成真。她们用各种角度落叉，把食物切成难以置信的小块，比如小娃娃尺寸的西瓜、极细的豆苗，或者像是要把食物分给一群人吃那样把三明治切出一个小角，配上一人份鸡肉沙拉——她们将那一小口吞下，一副好像无比堕落的表情。
“我觉得状态很好。”她们都这么说。每次跟她们说话，她们嘴里冒出的就是那句话。其实那几张嘴只能算是一张嘴，这张嘴曾经用来进食，但现在只用来说：“我感觉状态真的、真的很好。”
天知道我们怎么会有这种毛病——这种需要动手术的身体。不是我们母亲的错，她身材始终正常，不健壮、不丰满、不带有鲁本斯的*女风格、不算是“中西部身材”，也不丰腴，总之就是正常。她总说人只需要吃八口就能有进食的感觉。虽然她从没计算出声，但我总能听到那八口的咀嚼声，清楚得就像竞赛节目中的观众在倒数，音量震天价响，口气又得意扬扬，等倒数到一之后，她会放下叉子，就算盘子里还有食物也一样。我的母亲从不乱来，她绝不会翻弄盘子里的食物，也不会假装自己还在吃。人要有钢铁意志，才有纤瘦腰线。吃八口就足以让她赞美招待她的主人。吃八口成为她肠胃的守护防线，就像包裹在屋墙上的绝缘层。我真希望她还活着，活着目睹她的女儿们变成什么模样。
后来有一天，第三个做了手术的姐妹轻巧走出我家，我从未见过她的脚步如此轻盈，然后过了没多久，我吃了八口后就不吃了。我把叉子放在盘子旁，动作比我预想的还要粗鲁，还不小心把瓷盘边缘敲掉一个小角。我用手指把碎片拈起，扔进垃圾桶，回头望向盘子，里头的食物原本就放得很满，现在还是很满，那一整团意大利面和蔬菜完全看不出缺口。
我再次坐下，拿起叉子，又吃了八口。不能再吃了。那团食物还是没有减少的迹象，我对它的渴求却变成原来的两倍。沙拉里的蔬菜叶子上还*了油醋，面条上还洒了柠檬汁、撒了现磨胡椒，一切看起来是这么美，而我还是这么饿，所以我又吃了八口。吃完之后，我把锅里的食物也一并解决，然后气得哭出来。
我不记得自己变胖的过程。我无论幼时还是青春期都不胖。照片中年轻的我不丢人，就算真的丢人，也是因为大家在那个阶段本来就有些丢脸之处。瞧我多年轻呀！瞧我当时穿衣风格多怪！牛津鞋！谁发明这种鬼东西？踩脚裤！开什么玩笑？松鼠发夹？瞧那副眼镜，瞧我当时正在对相机扮鬼脸呢。那表情简直是在对未来拿到照片的人扮鬼脸，真令人怀念。我以前以为自己很胖，但其实不胖；照片中少女时代的我很美，那是一种终将逝去而令人伤感的美。
但后来我生了个宝宝。我生了卡*——难搞又目光锐利的卡*，她始终都不了解我，但我更不了解她——然后突然之间，我们的关系彻底毁了，她就像在离开旅馆房间前摔烂一切的重金属摇滚歌手。而我的肚子就是被她摔出窗外的电视机。她现在已是成年女性，各方面都与我迥然不同，但她曾经存在的证据仍坚守在我身上。我的模样再也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锅旁，感觉十分厌倦。我厌倦上教堂时，看到那些瘦巴巴的女人赞叹地抚摸彼此手臂，然后再来称赞我的“皮肤好好”；我厌倦每当穿越任何一个空间，得不停把屁股扭来扭去，仿佛看电影时得爬过某人才能抵达座位；我厌倦试衣间那种平板、毫不留情的灯光；我厌倦在望向镜子时，捏住身上我痛恨的那些肉，拎起，指甲深陷其中，然后任由它们垂下，同时感觉身体到处都痛。我的姐妹已经丢下我去了其他地方，而就跟之前一样，我一心只想追上她们。
对我的身体而言，吃八口这件事行不通，而我打算让它行得通。
我每周去找Ｕ医生咨询两次，她的办公室位于科德角往南开上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我开得很慢，而且总是绕路。这几天断断续续下着雪，懒洋洋的雪覆盖在树干和栏杆上，仿佛被风吹落的衣物。我知道路怎么走，因为之前就曾开车经过她的办公室——通常都在某位姐妹离开我家之后——所以这次开车前往时，我还幻想在当地一家衣饰店购物；我买了件从假人身上脱下来的背心裙，完全超出我原本的预算。我在午后阳光下穿上那条裙子，比兀立在原处的假人幸运多了。
然后我置身于她的办公室，就站在她的素色地毯上，有名接待员为我开门。医生跟我预期的样子不同。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落差，是因为我以为她既然选了这个职业，必定对此抱持深刻信念，所以应该会长得瘦一些：就算不是个自制力极强的女人，也会是个极具同理心的人，而且经过调整，她的肠胃一定早已跟自己理想的状态没有太大落差。但她其实甜美、微胖——为什么我自己跳过了这个阶段呢，这个圆滚滚、毫无威胁性，像熊猫一样可爱的阶段呢？她露齿大笑。她到底在干吗？她为何要把我送上这趟她自己从未踏上的旅程？
她指指椅子，我坐下。
两只博美狗在办公室里到处奔跑。当它们各自行动时——其中一只蜷*在Ｕ医生的脚边，另一只优雅地在走廊拉屎——样子看起来完全一样，温顺无害，不过当其中一只接近另外一只时，情况却变得有点诡异，它们的头会同步抽动，仿佛是同一个整体的两个分身。医生注意到门口那堆屎，立刻叫了接待员过来。门被关上了。
“我知道你来这里的目的。”她说，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张开嘴巴。
“你之前研究过减肥手术了吗？”
“研究过，”我说，“我想要那种不能逆转的。”
“我很欣赏像你这种有决心的女人。”她说。她开始从某个抽屉中抽出活页夹，“你得先走一些程序。拜访心理医生，再看一位医生，参加互助团体——就是一些没什么意义的行政手续，花上很多时间。但一切都会为你带来改变。”她保证，同时在我面前摇动一根手指，脸上带着既有责难意味又可爱的微笑，“手术会痛。不会很轻松。但结束之后，你会成为世界上快乐的女人。”
我的姐妹们在手术前几天来到我家。她们把自己安顿在屋内众多空房里，还在床头柜上摆满乳液和拼字游戏。我可以听到她们在楼上制造出的噪音，听起来像一群鸟，虽然各有各的声音，但又清晰地合唱着。
我跟她们说，我要出门吃后一餐。
“我们跟你一起去。”个姐妹说。
“去陪你呀。”第二个姐妹说。
“去支持你。”第三个姐妹说。
“不用，”我说，“我自己去。我需要独处。”
我去了喜欢的餐厅“盐屋”。这家餐厅无论名字还是气质都不始终如一，之前曾有阵子叫“琳达餐厅”，接着是“家庭餐馆”，然后是“餐桌”。建筑都是同一栋，但外表不断呈现新样貌，而且总是比之前更好看。
我坐在角落的座位上，想到那些准备接受死刑的人，想到他们吃的后一餐，然后那个星期第三次开始担心自己的道德观出了问题，还是我根本没有道德感可言？我的这一餐和死刑犯的后一餐完全不同，我在大腿上摊开餐巾时提醒自己。二者根本无法比较。他们的后一餐是死前的后一餐，我的后一餐迎接的不只是生命，还是新生命。你这人真是糟透了，我想，我把菜单举得比脸还高，那种高度完全没有必要。
我点了一整个骑兵队的牡蛎。其中大多已做过必要修剪，所以我能像喝水一样咕噜吞下，仿佛吞下海洋，仿佛吞下一片空无，但其中有一颗却顽强对抗：它就是死死粘在壳上，完全是块负隅顽抗的肉。它不从。它简直就是抵抗这个概念的化身。这些牡蛎还活着，我突然意识到。它们其实就是一块块肌肉，没有脑或任何内在器官可言，严格来说是这样，但仍活着。如果世界上有任何正义可言，这些牡蛎会缠住我的舌头，让我活活噎死。
我几乎要把牡蛎呕出来，但还是吞下去了。
我的第三个姐妹出现在桌子对面，坐下。她的深色头发让我联想到母亲：她的头发也是这样又亮又柔顺，简直不像真的，但确实是真的。她对我亲切微笑，仿佛正要告诉我一个坏消息。
“你干吗跑来？”我问她。
“你看起来糟透了。”她说。她刻意用某种方式摆放双手，借此展示她的艳红指甲，由于指甲表面涂得无比滑亮，几乎像是出现立体景深，仿佛有朵玫瑰深陷于玻璃。她用指甲轻敲自己的颧骨，用非常灵巧的抚触往下刮擦。我打了个冷战。然后她拿起我的水杯，大口喝下，水流过冰块再流入她口中，而剩下的冰块不过是一整片即将塌毁的网格构造，后，她把杯子仰举得更高，整个构造就这么滑到她脸上，然后她开始咀嚼那些落入她口中的碎冰。
“不要浪费你胃里的空间去装水，”她说，咔啦咔啦咔啦，“好啦，那么，你在吃什么？”
“牡蛎。”我说，明明她能看见我面前有一大堆快坍塌的牡蛎壳。
她点点头。“好吃吗？”她问。
“好吃。”
“跟我描述一下吧。”
“它们就是所有健*事物的集合：海水、肌肉和骨头，”我说，“没有心智的一团蛋白质。没有痛觉。也没有可验证的思想。卡路里非常低。不算什么放纵的放纵。要来一颗吗？”
我不希望她在这里——我希望她离开——但她的眼神闪烁，仿佛正在发烧。她用指尖留恋地滑过一只牡蛎壳。牡蛎壳晃动后纷纷往下滚落，整堆壳坍塌下来。
“不用，”她说，然后又开口，“你跟卡*说了吗，说
你要动手术？”
我咬了咬嘴唇。“没，”我说，“你跟你女儿说过吗，动手术前？”
“说过呀。她很为我兴奋。还送了花来。”
“卡*不会兴奋的，”我说，“卡*没打算尽的女儿义务很多，这正是其中之一。”
“你觉得她也需要动手术吗？这是原因吗？”
“不知道，”我说，“我总是不懂卡*需要什么。”
“你觉得她会因此看不起你吗？”
“我总是搞不懂她的想法。”我说。
她点点头。
“她不会送花来的。”我总结道，虽然她也没什么必要这么做。
我点了一堆热乎乎的松露炸薯条，结果烫伤了上颚。直到被烫伤之后，我才开始思考自己有多么思念这些食物。我开始哭，姐妹把手轻轻放在我的手上。我嫉妒牡蛎。它们永远不用思考跟自己有关的事。
回家之后，我打电话把事情告诉了卡*。因为焦虑，我的下巴绷得死紧，电话接通时，我的下颚关节还发出了咔啦一声。我可以听见电话另一端传来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但随即某人用我看不见的手指压住她的嘴唇令她停止作声；接着有只狗呜呜叫。
“手术？”她又说了一次。
“对。”我说。
“我的耶稣基督呀。”她说。
“别用他的名字骂人。”我说，但其实我也没多虔诚。
“什么？那根本他妈的算不上骂人好吗？”她大叫，“刚刚那才他妈的是骂人。至于耶稣基督根本称不上骂人，纯粹是个正常的称呼。要是真有个适合骂人的时刻，就是当你妈告诉你，毫无理由地，她要把自己重要的器官切掉一半——”
她还在讲个不停，但逐渐变得像是咆哮。我只能像是赶蜜蜂一样不停发出“嘘！嘘！”的驱赶声。
“——难道你没想到你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进食——”
“你到底有什么毛病？”我终于还是问她了。
“妈，我只是不懂，你为什么就不能喜欢自己。你以前从来都不会——”
她讲个不停。我盯着话筒看。我的孩子是何时坏掉的呢？我完全不记得是怎么发生的，不记得这种每下愈况，一开始是甜美的，后整个人只剩下令人血液凝固的恼怒。她总是在发火，总是在指控些什么。她强行占据相对于我的道德高位，一次又一次。她不停让我知道自己犯下大量罪行：为什么我没教她什么是女性主义？为什么总是坚持什么都不去理解？还有这次，这次的指控拔得头筹，值得以蛋糕奖励，不，别跳过这个俏皮话；语言就像其他事物一样和食物交织在一起，至少可以说本来就该和食物交织在一起。她很生气，我真高兴自己无法读出她的想法。我知道她的想法会让我心碎。
电话没声音了。她挂了我电话。我把话筒摆回去，意识到我的姐妹正在门口望着我，其中两人一脸同情，另一人看来扬扬得意。
我转头不看她们。为什么卡*不能理解呢？她的身体不完美，但仍新鲜、充满适应环境的能力。她还能避开我犯过的错误。她还能享受拥有全新开端的轻松。我是没有自制力的人，但到了明天，我会直接把控制权交出去，一切就能再次回到正轨。
电话响了。卡*？是她又打回来了吗？结果是我的外甥女。她为了回学校读书正靠着卖刀具存钱，而她回学校是为了——唉，我好像没听到这部分，但反正，她只要跟我谈论刀子，就能拿到薪水，所以我乖乖听她介绍一切，听她一步步介绍，后买了一把中间有特殊切孔的干酪刀——“这样干酪就不会粘在刀片上了，懂吗？”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