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本书以“乡下人”为名有一语双关之意：一是沈从文向来自称乡下人；二是他的湘西叙事多取自乡下人经验。从湘西人的观点来审察全部中国现代史，就等于从边疆看中国，从沈从文的眼光看中国；
2.该书几乎囊括了沈从文所有值得一读的小说，例如《三三》《山鬼》《厨子》《小砦》《黔小景》《巧秀与冬生》等，且这些作品的人物、故事大多有迹可循，实现了文学对历史的叙事性补充，揭示了近代中国的独特面向；
3.作者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见识高远，其文字极具想象力，笔触深刻有力，与其说是对沈从文作品的解读，毋宁说是点燃了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篝火；跟随沈从文的成长记忆，我们可以目睹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且相互冲突、融合的乡土影像，感受大时代变迁的忧郁和苍凉。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沈从文评传，也是作者与沈从文之间的一次跨学科对话。作者以史学为点，从 “乡下人”的视角回顾沈从文的前半生，在沈从文作品中重建近代中国的记忆，从湘西叙事找寻理解近代中国的另一种方法。
不同于一般从生平出发的人物立传，作者立足沈从文自称“乡下人”的人生经验，结合法史哲等多学科思想、小说文本对其经历与情感展开的推演想象，使得小说人物与传主形象交相辉映，实现了文学对历史的叙事性补充。并通过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照，展现了近代中国的一些独特面向，让人置身于进步与落后的对峙语境，理解近代中国的问题。
【作者简介】
孙德鹏，1978年生，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兰卡斯特大学访问学者，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民族法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法律史，著有《疲劳的颜色》《满地江湖吾尚在——章太炎与近代中国（1895—1916）》。从走上讲台到过上一种手边有几本旧书的教书匠生活，始终都有点不期而遇的感觉，所幸仍乐此不疲。
【媒体评论】
湘西令人神往，“有桃花处必有人家，有人家处必可沽酒”。阅读（写作）是一种走入的行为，这本书带我们走向森林，走进猎人的房间，与乡下人秉烛夜谈，与沈从文一起面对那些印刻着疤痕的直心公案、楚地江湖。
——王人博，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法治论》《权利论》《孤独的敏感者》《法的中国性》。
孙德鹏对沈从文其人、其文、其家乡有着极富诗意的理解。感谢他，让我们在那些触动人心的作品和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山水里看到了诗意和忧伤。
——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古根海姆奖得主，美国圣约翰大学荣休教授。师从费正清、史华慈，其著作《沈从文传》是公认的沈从文研究领域的重要作品。
【目录】
序·乡下人印象
章·引言
第二章·风行地上
第三章·记忆
第四章·小兵
第五章·统领官
第六章·初出茅庐
第七章·的形象
第八章·都市
第九章·泥涂身贵
第十章·落伍
第十一章·村姑
第十二章·山路
第十三章·诡道
第十四章·新与旧
第十五章·乡评
第十六章·食色
第十七章·永年
第十八章·旧事
【前言】
乡下人印象
乘着桃源划子那样的小舟，由常德转走沅水，舟中仅竹简、绢笔、玉剑及手编的楚国宪法。两千年前，逐臣屈原和他的新法就这样消逝了。沈从文说，沿江可见娱神歌呼与火光，岸上是《长河》中的红色橘林，于是有《橘颂》传世。湘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道橘红伤疤。
沈从文在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边城的土地上，之后是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
这本书中的“乡下人”是一个感通人物与人性的媒介性概念，没有任何蔑视意味。它标识出一种地域性（湘西）的身份（苗民），可以理解为与不断变化的“城里人”相对应的概念。沈从文常说，自己为乡下人身份而感动，他们老实淳朴，待人热忱而少机心，比大都市中人更可信赖。南朝诗人谢庄《怀园引》诗曰：“登楚都，入楚关，楚地萧瑟楚山寒。岁去冰未已，春来雁不还。”这寒意是南渡之人的怀乡之情（nostalgia），也是一种心灵温度。楚地苦寒，火麻草、虎耳草、断肠草有毒，“条条蛇都咬人”。湘西山高水急，林密雾多，浸润游侠精神与传奇志怪气氛。湘西亦多味，“有桃花处必有人家，有人家处必可沽酒”。人人洁身守法，像苗人水手的“原人性情”，“老实、忠厚、纯朴、戆直”。木竹环伺的乡里村寨，山歌喂养的灵魂，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轮回的水车，便是沈从文的乡下人世界。
沈从文在作品中与家乡父老秉烛夜谈，在水边，在船上或在炉火的微光里有人生可悯、人世可亲的字句，想象力也燃烧起来。他的寂寞像是在给什么东西下跪，落在纸上时是与人世共苦乐的挺拔样子。与乡下人共苦乐，是沈从文做小说的一份诚意。
记忆，往往寄居在智力之外的某个地方，要经过细节的唤醒才好识别。在荷马的世界里，“忘记”是生命中负面的动词，奥德修斯的意义，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保存记忆。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教授为沈从文传记取的英文名字是“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在方便英语读者理解的同时，意在渲染沈从文的“史诗”性。奥德赛，意指旅程，而奥德修斯无论曾经代表什么，他首先是个敏感而痛苦的人。沈从文与奥德修斯都历经漫长的山水险途，他们的得救方式是借助旅程，通过让他人揭开自己身上的秘密来重拾记忆。
沈从文的湘西叙事不是历史的忧郁碎屑，而是一种“液体性”的智慧，是理解中国的一种方法。他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他满意的故事，也是水边的故事，像《边城》《长河》《小砦》《三三》《黑夜》，或者是船上的故事，如《丈夫》《船上岸上》《湘西》《湘行散记》。水之于人，总是意指着某种原初的状态。诗人克洛代尔说，人内心所渴望的一切都能还原为水的形象。作为一种通用的介质，水，是寂寞，是自由，有时，深暗的水（黄泉）还带来死亡的教诲。沈从文或许是那个时代亲历可怕现场多的作家，他讲述了许多有关爱、激情和死亡的故事，却几乎与宗教无涉，这是一种厉害之至的写法。
死亡将生命一劈为二。死亡既是命运，也是一份厚礼，它的性让人肃穆起来。死是人类共有的处境，死的痛楚传递着共通的情感。任何人之死都是完全的死，而任何人就是“大家”。讲故事的人，是“一个让其生命之灯芯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的烛光徐徐燃尽的人”。他分享故事，读者获得温暖。本雅明认为，这份温暖是双向的。对叙事者而言，死亡是他叙说世间万物的许可，同时，借助这个不可辩驳的自然流程，叙事者传递着生命之火的温暖。另一方面，对读者来说，死，犹如一团燃尽的火。在死亡的微暗之火中，人们遇见的不是别人，正是颤抖的自我：
小说富于意义，并不是因为它时常稍带教诲，向我们描绘了某人的命运，而是因为此人的命运借助烈焰而燃尽，给予我们从自身命运中无法获得的温暖。吸引读者去读小说的是这么一个愿望：以读到的某人的死来暖和自己寒颤的生命。
中国思想的紧要处是“易”，而活泼处在“禅”。变易的底色是警惕性，经籍中的思想者往往生于忧患境遇，于是由知警而开悟。禅语禅意是经验性的，多植根于烟火民间，如流行的口头禅或俗语。两种思想在沈从文作品中铺陈出独特的中国近代性，一方面是由落后而求变，他说，“我想读好书救救国家”；另一方面是敏感于一切反常的新旧经验，他说，“进步正消灭掉过去一切”。这本书以“乡下人”为名有一语双关之意：一是沈从文向来自称乡下人；二是他的湘西叙事多取自乡下人经验。《三三》《山鬼》《厨子》《小砦》《黔小景》《巧秀与冬生》《七个野人与后一个迎春节》等作品实现了文学对历史的叙事性补充（narrative supplement）。这些故事与唐传奇的“亲历—制作”方式相近，有档案（archive）价值，可以当作“史料”来解读，其中隐藏着双重的“真实”：自我真实性与湘西的地方真实性，如金介甫教授所言，“从一个湘西人的观点来审察全部中国现代史，就等于从边疆看中国，从沈从文的眼光看中国”。
水是中国文化的基准和原型，先秦诸子思想无不因循“水之道”，道、德、治、法等观念都来自对水这种物质的观审、想象与沉思。沈从文在沅水、酉水边凝视，遐想，用“水上人的言语”连通了一条理解近代中国的“湘西”端口。他说“这个地方的过去，正是中国三十年来的缩影”。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文学与律法，历史与故事在水边“聚义”，纳的投名状却是乡评与记忆——溪边的三三，桂枝的草药，伍娘的灶台，凝视火焰的樵夫，疯癫的山鬼，躲进丛林的猎人，半夜里为儿子哭泣的母亲，当然，还有生命后一晚仍舍不得点桐油灯的“颠东”孤老。
沈从文笔下“无呆相”。《景德传灯录》有一则禅宗公案：庞蕴居士初见马祖，开口便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向前踏一步，说：“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思想的机锋不宜说破，人要自悟，要访师拜师，要“行脚”，在刀山剑树中或迷，或悟，如此才亲切明白。所谓公案，是不愿对“大问题”表态的意思，敲在头上的棒喝故事大多与“公”无关，而是描摹不同问答状态的个案，即“私案”。以此推之，沈从文的小说是每个与山水为伴之人的生生死死，这些“私案”扩散开来，便是湘西的大小“公案”了。在70余本“语带机锋”的著作中，沈从文时而转身，时而分身，几乎跨越了所有年龄，所有身份，所有性别。他是伍娘，桂枝，三三，宋妈，王嫂；他是樵夫贵生，侦察兵熊喜；他是老实人自宽，他也是山大王刘云亭；他是他的母亲，妻子，孩子；他是转过身谦卑面对云麓大哥、四处寻找九妹的那个人；他是他生活的时代，也是他出生的那个国度。
五四一代人步入中年晚年时，沈从文还是个“小伙子”。鲁迅1936年去世，沈从文时年34周岁。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应该把《新青年》时代的“憨气”恢复起来。五四一代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已经固化为一个特殊阶层，变得迟钝了。倘若多有两个乡下人，“文坛”会热闹一点。五年后，他在《“五四”二十年》中写道，纪念五四要从“工具”的检视入手。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今看来，唯有乡下人能“庄严慎重”地审视时代了。
乡下人之于沈从文，不是叙事技巧或声口，而是锐利的“官能”。直心与憨气为作品注入临渊观水的凝视力量：一是角色落差。比如《长河》中写“父母官”逻辑像一种寄生物，不停地寻找宿主，几经翻新之后便成了“登了报，不怕告”的新式样。来到乡下人面前的不是“德先生”“赛先生”，而是“从文明地区闯到乡下人中间的新吸血鬼”，是“五老爷”“阎王”这样的角色。二是身份落差。狩猎性暴力在湘西盛行，乡下人被降格为动物身份，而手握权柄者却以法政之名升格。他们的人性为身份覆盖，成为推动程序运转的“部件”，因而从法律后果甚至道德后果中脱身。三是心理落差。当时富于“秩序性”的理论莫过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说，新旧秩序的较力在制造苦难的同时，也撕扯着乡下人的心灵。沈从文从浸润“旧俗”的湘西来到都市，转过头来看那里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新与旧》《菜园》《丈夫》《贵生》《菌子》《小砦》里表现了这种痛苦。他说，我想写雷雨后的《边城》，接着写翠翠如何离开她的家……
人类学家认为书籍的诞生与“火”有关。家园、故事、技艺等观念源于安全感，“炊烟”的升起，意味着人们开始熟练而安全地享用篝火。火能照明，取暖，还可以烹制熟食。文字是人类对居家感的确证，石刻岩画中多以水火或围猎场面为意象。一个被称为“家园”的地方，不仅是一幢漂亮楼宇，还意指着某种心灵状态。那是一个用火把“生的食物”变成“熟的食物”的地方，是孩子们可以在炉火边遐想的地方。用火点燃柴草，炉火就温暖家庭。围绕篝火与灶台展开的，是记忆和经验，是生火、拨火的技艺，它培养人的耐心、胆量和幻想的能力。巴什拉说，“我宁可旷一节哲学课，也不愿错过早晨起来生火”，他在《火的精神分析》中写道，拨火是一件耐心、大胆和幸福的事情。
童年、炉火、柴草，散发着永恒的家园感，这是一种从人类童年时代闯进来的情感。淡泊是自然的品格，也是乡下人的品格，像他们的灶台和炉火。如今，人类记忆已经塞满了商业价值，沈从文的小说带我们重返连绵的森林，跳动的篝火，从设计感十足的“豢养”状态中摆脱出来。
沈从文对物象、表面和神韵的关注，总是超过对整体秩序或价值的关注。阅读沈从文的快乐，不是去挖掘他头脑中的伟大想法，而是在细节中，在猎人或樵夫的呼吸中，我们得以重返森林。水与火意指不同的时间结构，水让人产生挽留时间的欲望，而火让人产生变化的欲望，加快时间的欲望。沈从文是寂寞的水，也是引人遐想的炉火。他笔下的水，是可以在不同思想状态间飞跃穿梭的液体，明亮、透光、易逝。火也常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像某种记忆“存储设备”，用来存放永恒之物，如灰烬、恐惧、死亡，当然，还有光与热的持续影响，它洁净一切，像火山灰呈现出的那种状态。他说，只有尽它燃烧，才会有转机，看大处，中国是有前途的。
契诃夫的《在峡谷里》写乡下姑娘“丽帕”受尽凌辱又失去孩子，她问邻居：“一个小孩子，没犯过什么罪，为什么也要受苦呢？”众人无话可说，默默坐了一个小时。一位老人开口道：“我们不能每件事情都知道：怎么样啦，为什么啦，上帝不让鸟儿生四个翅膀，只让它生两个，因为有两个翅膀也就能飞了；所以人呢，上帝也不让他知道每件事情，只让他知道一半或者两三成。”接下来，老人讲了一个故事：我走遍了俄罗斯，什么都见识过。我到过黑龙江和阿尔泰山，我在西伯利亚住过，后来我想念俄罗斯母亲，就走着回来了。我记得有一回坐渡船，我啊，要多瘦有多瘦，穿得破破烂烂，光着脚，冻得发僵，啃着一块面包皮。渡船上有一位老爷瞧着我，眼睛里含着泪水。“唉”，他说，“你的面包是黑的，你的日子是黑的”！
湘西人常说，“治不好的病，就是命运了”。人与人在苦难中得和解，得安慰，这或许是接近信仰的一种人类关系。作家用故事持守“人境”，他总是会想到别人——“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沈从文，就是这样的蔼然仁者。
2021年春于兰卡斯特
【免费在线读】
初出茅庐
沈从文受“五四”精神的启发，只身来到北京，想考一所大学，安心从事文字工作，可北京当时的环境却给沈从文泼了一盆冷水，他在北京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光；作者通过展现沈从文“初出茅庐”的北京经历，揭示了当时北京文坛的风貌，以及一些“五四”学人的内心世界。
——编者按
湘西的山山水水不仅仅是记忆，还是可以食用，可供穿戴的山河，而京城，大得令沈从文惊慌。接下来的生活经历表明，京城似乎也真的成了他的孤绝之地。
同许多作家青年时期的经历相似，沈从文陷入一种精神上的迷失状态。他常常用迷失的语调来书写自我，或者说，他是在迷失中渐渐找到自我：
我坐在这不可收拾的破烂命运之舟上，竟想不出办法去找一个一年以上的固定生活。我成了一张小而无根的浮萍，风是如何吹——风的去处，便是我的去处。湖南，四川，到处飘，我如今竟又飘到这死沉沉的沙漠北京了。
这位“古都怪客”首先迎来的，不是文艺革命的雨露，而是大大小小的当头棒喝。不要说没钱进大学求学，他甚至没钱点灯照明，没钱买煤取暖，连个门房的工作也找不到，仿佛“陷进一个无底心的黑暗涧谷一样，只是往下坠，只是往下坠”。
1924年冬，沈从文给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郁达夫写信，诉说自己的苦闷，于是，就有了那篇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在这篇11月16日发表于《晨报副刊》的文章中，郁达夫公开为沈从文，或者说是为那些有理想而无出路的年轻人鸣不平，同时，也表达了对时事与时局控诉。他在文章中写道：
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你告诉我说你的心里，总想在国立大学弄到毕业，毕业以后至少生计问题总可以解决。
现在学校都已考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接济你的资金的人，又因为他自家的地位动摇，无钱寄你，你去投奔你同县而且带有亲属的大慈善家H，H又不纳，穷极无路，只好写封信给一个和你素不相识而你也明明知道和你一样穷的我，在这时候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还要口口声声的说什么大学教育，“念书”，我真佩服你的坚忍不拔的雄心。不过佩服虽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简单愚直，也却是一样的可惊可异。
现在你已经是变成了中性——半去势的文人了，有许多事情，譬如说高尚一点的，去当土匪，卑微一点的，去拉洋车等事情，你已经是干不了的了，难道你还嫌不足，还要想穿几年长袍，做几篇白话诗，短篇小说，达到你的全去势的目的么？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哪一本书上翻来的？
郁达夫的这一棒喝可以说是又绝情又热烈，其中有对社会苦况的绝望，也满含着对年轻作家的热烈同情。当时的“乡下佬”沈从文像一株风滚草，困于无根的漂泊状态，住在斗大的“贮煤间”里，单薄，穷酸。可不知为什么，他说自己的身体中满是气概，虎虎有生气：
因为受“五四”影响，来京穷学生日多，掌柜的把这个贮煤间加以改造，临时开个窗口，纵横钉上四根细木条，用高丽纸糊好，搁上一个小小写字桌，装上一扇旧门，让我这么一个体重不到一百磅的乡下佬住下 。我为这个仅可容膝安身处，取了一个既符合实际又略带穷秀才酸味的名称，“窄而霉小斋”，就泰然坦然住下来了。
生活虽还近于无望无助的悬在空中，气概倒很好，从不感到消沉气馁。给朋友印象，且可说生气虎虎，憨劲十足。主要原因，除了我在军队中照严格等级制度，由班长到军长约四十级的什么长，具体压在我头上心上的沉重分量已完全摆脱，且明确意识到是在真正十分自由的处理我的当前，并创造我的未来。此外还有三根坚固结实支柱支撑住了我，即“朋友”、“环境”和“社会风气”。
1924年11月中旬，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郁达夫，冒着大雪探访了住在窄而霉斋的沈从文。当时已是初冬天气，而沈从文仍穿着单衣，郁达夫把自己的羊毛围巾送给了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还请他到西单牌楼四如春饭店吃饭。结账时，郁达夫把找回的三元多钱也拿给沈从文救急。
郁达夫赠与的钱物并不能使他成为一个“作家”，这一面之恩，贵在一份相知。有些饭菜的味道，像酒，是越陈越香的。半个世纪后，沈从文仍然记得他为感谢郁达夫而筹备的苗乡饭菜，观之令人神往：
还记得有一次雪后天晴，和郁达夫先生、陈翔鹤、赵其文共同踏雪出平则门，一直走到罗道庄，在学校吃了一顿饭，大家都十分满意开心。因为上桌的菜有来自苗乡山城的鹌鹑和胡葱酸菜，新化的菌子油，汉寿石门的风鸡风鱼，在北京任何饭馆里都吃不到的全上了桌子。
沈从文没有中学文凭，也就没有资格报考国立大学。后来考取了一个“中法大学”，因交不起学费，也无法出国。他向《北京晨报副刊》投去的稿子，都被主编孙伏园扔进废纸篓。他想回家，却凑不出路费，想投军，又割舍不下他的文学梦。绝境中的生路是去同乡熊希龄举办的香山慈幼院打工，职位是图书馆员。
初入京城的沈从文居无定所，身无分文，却有个文人气派的斋号：窄而霉斋。像他小说中的角色一样，他得了某种呼吸系统疾病，不停地流鼻血。
为了省钱，他在冬天也不生煤炉取暖，为了梦想，他拿起了笔。于是，这个湘西青年就以这样的形象闯入了文坛：身上裹着棉被，一只手握笔，另一只手以破布掩着流血的鼻子。那血是贫穷的血，却流淌出一种狮子、老虎、豹子才有的野心勃勃。
1925年初春，沈从文先后结识了胡也频和丁玲，三人的关系密切到如结义之人，而接下来的几年，他们所经历的，除了沈从文笔下的一派天真，还有五四前后的无数杀戮与牺牲——除丁玲劫后余生外，与沈从文有生命交集的年轻一代几乎全部赴死：
在20年代后期的短短几年间，沈从文跟左派朋友大都不再联系了。有些人音信杳然，更多的人并非死亡，但已不知去向。例如农学院他有八位朋友，其中六位在1927年北伐时期都是湖南农会的领导者。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中，他们全都被处决。沈在燕京大学也有十几位朋友，他们在1927年武汉和广东公社中都是革命的组织者，在二次革命中大多数人献出了生命。1928—1929年间，沈还同董秋斯、张采真谈过武汉、广州的起义，两位中只剩下董秋斯活到了1949年后。(而且也只有他，在中国共产党政权正式建成以后，没有否认他同沈从文的关系)沈难过的还有，从家乡来信中听到消息说，1922年以前他结识的朋友，也几乎全都不在人间。这些朋友为数不少，大多是陈渠珍办的高度军事化中学里的军官和学员。其中有两位是他保靖时期硕果仅存的好友。两人后来到凤凰县当中学教师，都因为同情共产党的嫌疑被处决——虽然那时凤凰县离共产党活动地区非常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