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中国红军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业绩之一”，“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现代史诗。”（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 “长征赋予中华民族以许多世纪以来所未尝见到过的异乎寻常的团结和非凡气概，揭示出中华民族精神遗产之博大。”（美国学者阿尔登·惠特曼） 长征是一座“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 ,“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
【内容简介】
| 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是世界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传奇，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为什么红军长征能够胜利，“谁使长征胜利的呢？”共产党怎样领导红军长征胜利，怎样认识长征胜利的深层原因及其对我们党成长、成熟的重大意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如何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我们应该从长征胜利辉煌的历史功绩中,汲取一些什么思想资源，得到一些什么历史启示? 本书以史实为依据，从长征胜利的几个理由入手，全面梳理了长征中重要会议的重大决策、关键时期的英明决策，以及重大战役中的勇谋善断、艰难险阻中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还有长征中党和红军严明的群众纪律、及时有效的政治宣传、深得人心的民族政策等，这些都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力量源泉，也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 |
【作者简介】
| 郭江妮，中国党员，中文专业，副编审。主要从事中文专业方向研究。著有《地方发展突围》《一生家园：李光耀传奇》等书。新玉言：资深出版人，作家，从事党史研究20余载，编撰出版的图书《廉洁政府》《伟大的人格光辉的路》《注定不一样的中国》《党内民主生活会》等 |
【目录】
长征胜利的第1个理由——坚强统一的领导群体 001
步调一致确立领导核心 001
犯错下岗干部不改党性 017
主要将领坚守政治原则 022
长征胜利的第2个理由——引向胜利的英明决策 033
黎平会议：伟大转折的开端 034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037
“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的延续和补充 050
扎西会议：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 052
会理会议：平息遵义会议的余波 054
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058
芦花会议：促进了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063
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继续坚持党的北上方针 066
巴西会议：当机立断先行北上 072
俄界会议：揭露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 074
榜罗镇会议：确定长征的最终落脚点 077
吴起镇会议：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 079
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 082
晋西会议：确认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 084
长征胜利的第3个理由——勇谋善断的殊死较量 089
苦战突围 090
出奇制胜 098
锐不可当 113
智取巧打 120
长征胜利的第4个理由——深得人心的民族政策 131
颁布切实可行的清明政令 133
全心全意地落实执行 147
赢得信任，得道多助 152
长征胜利的第5个理由——及时有效的政治宣传 160
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军的使命 162
宣讲最高理想，号召武装斗争 167
红军队伍是个大熔炉 182
沿途政治宣传的影响力 193
长征胜利的第6个理由——明争暗斗的对手乱局 198
图谋“一石二鸟”的中央军 199
以“安境保民”为主的粤军 205
采用“送客式防堵”的湘军 215
打自己“如意算盘”的桂军 222
任人摆布的“双枪兵”黔军 232
以“保家”为主的川军 242
“防蒋胜于防共”的滇军 252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放”的川康军 261
【前言】
前 言
解读历史，往往因为解读者视角的不同或高度的悬殊，所得出的答案必然呈现较大的差异性，诸如夹杂着利己的“豪气”或“怨气”的情感表述，抑或显示的仅是“局部的价值”。随着时间厚度的增加，审视历史的视野的扩大，人们对历史事件的析辨态度会日趋理性化，更能触摸到历史的真实。
在传统革命史观里，长征的内涵，是毛泽东经典的三句话：“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如果加上历史背景描述，还是毛泽东说的：“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红军长征为什么胜利？革命教育里的答案往往笼统而感性：“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因此，对长征胜利的历史功绩大多停留在大书特书的伟大故事、英雄故事、传奇故事。遗憾的是，缺失了对长征胜利的客观的、理性的思考，以及对这人类历史奇迹的本质探索。红军长征的胜利，当然是共产党领导的胜利。然而，“共产党怎样领导红军长征胜利”？“为什么红军长征能胜利”？进而追问长征胜利是否侥幸？还是历史的必然，而绝非偶然呢？
哲学是这样解释必然性的：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的合乎规律的确定不移的趋势，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性和确定性。也就是说任何事件的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人们在特定的条件下不一定能掌握到某事件的所有条件，同时也观测不到所有的已知条件，但当认识到一件事情发生的主要原因后，其他次要因素无法改变事情的结果，那就可以认为此事是必然发生或必然不发生而表现出必然性。用这一理论观照红军长征的整个历史过程，继而我们会发现红军长征胜利的主要原因（不可或缺性）无外乎这样几个方面，概括如下：
其一，坚定的信仰、内省的精神造就正确而坚强的领导核心
崇高而坚定的信仰是一个政党的旗帜，在她的召唤之下，就能集合着一群虔诚的信仰者并为之奋斗。在最危险的情形下，最虔诚的信仰支撑着他们；在最严重的困难面前，也是虔诚的信仰给他们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信仰，是共产党人长征走向胜利、走向辉煌的精神保障。这一点对比缺乏用信仰和纪律来团结、一盘散沙的国民党，共产党人就占了政治上的先手。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民族生息繁衍的最原初的精神支持和精神动力。《论语》对于“君子”的内圣外王的期望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和最高精神境界的化身。 君子“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说明了我们民族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内省。作为个人的修为，如果能一日三省，自我剖析，“知耻近乎勇”，乃君子之勇。推及一个政党，有没有勇气不断反省、及时更正所犯下的错误，有没有灵活辩证的思想去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而不是僵守旧模式，这是印证其有无内省精神的重要标志。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痛教训，从反面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红军的长征转移就是对于这个错误的及时弥补。但此时党内仍然存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错误思想，可贵的是，共产党人一直没有放弃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努力。长征途中不止一次地同错误同逆流斗争，正是有了如此忠诚于自己信仰和灵魂的共产党人才敢做出这般的内省和自查。“君正，莫不正”，中国共产党作为以谋全中国人民幸福为主旨的政党，超出个体上升到整体之中，把传统内省精神的“君子之勇”做了最好诠释和光大。
一个政党的领导核心如同舵手，对风浪、航向的掌握正确与否决定着其命运之舟的存亡。在红军长征的危急关头为什么能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核心呢？那是因为在挫折面前，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能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尝试，逐步了解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基于中国当时的国情，毛泽东能把握作为农业大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特征; 并借鉴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新的理论并指导实践取得成功。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进步性。确立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也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二，英明的决策，斗争的顽强使战场较量棋高一着
遵义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转折之城”，不是简单通俗意义的“转运”概念，从更深层次看，可谓“决策之城”。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是中央集体正确决策的结果。有了这个结果，接下去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其中重要会议达32次。从这些会议中，不仅反映出长征历程的艰险、对手处心积虑的图谋以及共产党党内自身争论的激烈，同时也能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核心，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命运攸关问题的能力，在方向、策略和途径上都能作出适合时宜的决策，将红军长征引向最终的胜利。
红军长征的过程就是两种不同信仰的政权组织在军事力量不均等的情况下相互搏杀的过程。长征中，敌我双方对垒，总的态势是敌强我弱，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国共双方统帅部智勇双争，摆兵布阵，在近600次的规模战役中，红军与其对手殊死较量，长征中，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常常是“两军相遇勇者胜”。在敌对双方的互相残杀、充满艰难困苦和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面前，红军指挥官身先士卒，战士则英勇拼杀，克服重重阻碍，勇闯个个险关，打破战场上的被动局面，逐步走向军事上的主动，从而以小的代价博得大的胜利。
其三，亲民善政树立形象，政治宣传鼓舞士气
红军源自工农，纪律严明、团结群众，保护工商、尊重知识分子，做事以身作则。红军进入遵义时，遵义城之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儿、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红军。红军进驻遵义后，遵义城仍旧繁荣。长征中，红军经过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因此制定了许多带有方针性的切实可行的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得到了他们真诚的拥戴。另外，作为当时以农耕为主导的社会形态，耕者有其田，翻身做主人，平民不受欺凌和压迫。这是农耕文明里的百姓最为具体的梦想。共产党当年的政治主张，体现了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政治核心价值，顺应了当时民意，使其能安居乐业，对未来有了信心，使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被正面地树立起来，从而代表着比封建官僚腐朽专制更先进的政治文明，因而更具有凝聚力和竞争力，比国民党官僚执政体系更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进程。
长征途中，危机四伏，红军不仅要面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还要同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作斗争，途经很多地方都是荒无人烟之地。即使是这样，红军从未放弃宣传工作，正是这种宣传工作具有软杀伤力的强大力量，印证了那句话：“共产党是左手拿着传单，右手拿着枪战胜敌人的”。红军长征途中的政治宣传的形式多种多样，以普遍的标语口号为例，主要内容包括：传播革命真理，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主张和政治纲领；鼓舞战斗士气、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念、唤醒受苦民众、震慑瓦解敌人、揭露鞭挞敌人，多方面扩大政治号召力和激发士气。
其四，充分利用军阀间的矛盾，瓦解对手的攻势
参与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共有8支国民党大军。然而，国民党军上至蒋介石下至地方军阀、民团武装间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为了保存实力，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而相机行事，给红军突出重围留下可乘之机。因此，中央红军之所以取得长征——这一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壮举——胜利，除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广大红军指战员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情报工作的及时准确等因素之外，国民党内部军阀间的矛盾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共产党斗争策略的英明之处，其中就包括了善于把握和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弱点，而不是一味死打硬拼。红军长征最终的胜利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相距1936年的红军长征胜利已八十多年。对于个人为大寿，人生已有大的集成。对于历史事件何尝不是如此呢？几十年来，无论是当年国、共两党两军的争斗者还是国内外亲历长征的“旁观者”，他们都免不了以自身立场和认知情感来表达这个过程。然而，当年的硝烟早已不在，各方对立的淡化驱动着理性的认同，在来自不同方向的史实资料大量呈现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这段史实，力求客观而全面地解读红军长征这一历史罕见之举；回到历史碎片堆积的原址，深入探究事件发展的内核——也就是长征胜利的必然性所包含的内在逻辑和必要条件，让这一历史事件从深处透明起来，使中华民族的所有后继者都能从中汲取前行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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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的第1个理由——坚强统一的领导群体
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途征战，在历时近两年的生与死、血与火、正确与错误的考验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富于献身精神的杰出领导人真正地成熟起来。长征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长征终于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尽管十几块苏区只剩下西北一隅，尽管30万红军仅存3万，尽管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大军又蜂拥而来，但毛泽东以他独有的气魄和战略家的眼光，高度评价了长征胜利的伟大作用，并英明地预见到：“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
步调一致确立领导核心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在红军力量薄弱和中国共产党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关头胜利召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多方面的指导，包括有益的帮助和错误的指示，而遵义会议是在双方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毛泽东一生功业的转折点。
尽管如此，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十分清楚：虽然在遵义会议上他进入了中央决策层，但仍然要遭遇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政党在选择自己的核心领导时所必须经历的各种考验。遵义会议出现的变局，主要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整体上对政治路线或思想路线的认识有多大改变和提升，而是基于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没有章法的溃退强烈不满，并形成了“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共识。一向谦虚稳重的朱德，甚至在发言中说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这样的重话。于是，改变领导决策层迫在眉睫。毛泽东此前在创建红军和开辟中央苏区过程中积累了很高威望，虽然屡受排挤和打击，不能参与决策，但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名义上还是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在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中，他和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的主张也最鲜明，一批红军将领也支持他。在危急关头，大家觉得还是让毛泽东出来参与指挥更好些。
后来，人们一般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主要是指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起的实际作用而言。从名义上讲，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并不是遵义会议后立刻就明确起来的。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常委有五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会议明确“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当时党内最高的军事指挥者是周恩来，政治上则明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
这个安排大体有这样一些考虑。第一，在非常时期，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很重要，只能做幅度不太大的调整，用原来的中央常委继续负责，大家容易接受。在此前的常委中，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确实唱了主角，周恩来也是此前的常委，而且是此前的决策核心“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的成员。一个掌党，一个掌军，比较合适。第二，张闻天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以前和王明、博古属于同一“阵营”，共产国际和王明那里也容易通过，如果用此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主要打击的对立面（毛泽东）来代替博古，变化太大，阻力也大，还涉及对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的看法，而这是当时很难去讨论的问题。第三，在长征途中，谁在党内负总责，并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谁能够领导红军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在军事斗争中让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所以，毛泽东在日后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张闻天（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在不断的党内争议、磨合中，直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才明确了毛泽东实际上的领袖地位，全会以后，张闻天主动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后来毛泽东赞叹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是“开明君主”。正如陈云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朱德还说，“实践证明，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周恩来在一次演说中讲：“……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所以，邓小平晚年谈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时，用语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一、力挽狂澜的毛泽东
毛泽东是家喻户晓的伟人，之所以伟大跟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分不开的。长征作为人类活动史上的一座丰碑，在长征中，没有毛泽东力挽狂澜、无私无畏坚定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运筹帷幄的高超指挥艺术，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长征，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则是这场伟大历史转折的掌舵人！
长征作为政治家的舞台，锻造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批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是在长征中锻炼出来的。而长征作为军事舞台，它又锻造出一批了不起的军事家。大家都晓得，毛泽东没出国留学过，也没学过军事，人家说他就靠着《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打仗。毛泽东后来说他以前连《孙子兵法》都没有看过，是到了延安后才读的。但是毛泽东熟知中国的历史，熟知中国的文化。长征以前他在中央苏区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这样一条道路，弄到了七八万人马，创建了根据地。但是共产国际是不讲这些的，博古他们来到中央苏区，就把毛泽东的军权夺了。结果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湘江之战之惨烈，从86万人打到只剩3万多人。毛泽东曾说，湘江之战有不可预测的减员，然而，从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拒绝，建议大多不被采用。毛泽东为这支由他亲手创建的红军的命运担忧，更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担忧。由于当时毛泽东已失去领导权，但为了红军的命运和前途，他一刻也没有放弃与“左”倾路线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