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抛开“陆上”视角的束缚，从“水上人”本身的视角出发，阐述水上人的历史。
☆沟通文献材料与田野材料，多维度展现水上人的历史记忆。
☆研究视野开阔，内容丰富，覆盖政治、经济、制度、礼仪等多个维度。
☆《浮生》是关注“水上人上岸”历史的开创性研究。
【内容简介】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沿海、沿江、沿湖生活着大量的水上人。这些人或被称为“疍”，或被称为“九姓渔户”，等等。这些称呼的背后往往交织着陆上人与水上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历史上，水上人往往不被允许上岸建屋居住，他们也很少掌握文字，因此撰写水上人历史的，几乎都是陆上人，采取的是陆上人的眼光。本书即试图去理解这样一个文字记录很不全面的社会历史，解读其与“陆上人”的联系与交流。
【作者简介】
贺喜，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人类学、明清史、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著包括：Lineage and Community in China, 1100-1500: Genealogical Innovation in Jiangxi、《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建构的社会史》等。
科大卫(David Faure)，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曾任教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以及中国商业史研究。论著包括：《明清社会和礼仪》《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等。
【目录】
目 录
绪 论 地缘结构中的浮生社会 ◎贺喜、科大卫
节 边缘身份的社会边界
第二节 文字记录：登记与特权
第三节 田野记录的宗教仪式所见的社群和身份
第四节 把船居、寮居视为异态社会的近代变化
结 语
从文献看制度、组织与权力
章 从“籍民入所”到“以舟系人”：明清华南沿海渔民管理机制的演变 ◎杨培娜
引 言
节 籍民入所与裁所归县
——明前期渔民管理体制的变迁
第二节 明中期后沿海渔课征纳方式的新趋向及其影响
第三节 动乱中的澳甲与渔兵
第四节 以舟系人：清代渔船管理规制的形成
第五节 渔课摊派与近岸经界
第六节 渔税的征收与梁头的多重作用
结 语
第二章 明清舟山群岛的遣徙与展复 ◎谢湜
引 言
节 从平海籍军到海岛遣徙
第二节 从南明据岛到清初迁界
第三节 从倭窟贼巢到胜国忠魂
第四节 岛屿之渐复与制度重建
结 语
第三章 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 ◎梁洪生
引 言
节 蓼花池的治理与“三张”的权益
第二节 “私业”的丧失与“习惯”捕捞场所的争夺
结 语
第四章 区域社会中的民事法秩序：以湖北汉川汈汊黄氏的《湖案》为中心 ◎张小也
引 言
节 湖分的来历：权利观念的背景
第二节 纠纷与争讼
第三节 官府的角色
第四节 宗族建设
结 语
在田野中与水上人相遇
第五章 流动的神明：硇洲岛的祭祀与地方社会 ◎贺喜
引 言
节 硇洲
第二节 北港与南港
第三节 陆地的居民
第四节 轮祭的神
第五节 从罟棚到红卫
结 语 水上人上岸的概念是否可以说明沿海村落的历史？
第六章 太湖上小船渔民中的香社 ◎夏一红
引 言
节 百年社会变迁下的渔民社区
第二节 王家的历史
第三节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
第四节 徐家的兴隆社
第七章 太湖流域渔民“香头”的职责与承袭：以若干“社”“会”为例 ◎太田出
引 言
节 扮演“神汉”“神职”的香头
第二节 香头的职责之一：演唱赞神歌
第三节 作为香头传承记忆载体的神像与神像画
结 语 太湖流域渔民香头的职责与继承问题之整理
第八章 从“敬神”到“祭祖”：微山湖湖区渔民宗族文化的建构 ◎刁统菊、佘康乐
引 言
节 微山湖与微村
第二节 老祖与明堂：特殊的宗族文化结构
第三节 续家谱仪式的名实之辩：渔民如何建构宗族？
结 语 宗族实践与群体历史建构
近代国家的社会与身份
第九章 土地养育“渔民”：民国初年湖南洞庭湖“渔民”初探 ◎黄永豪
引 言
节 洞庭湖的渔业
第二节 “游动的渔民”和“固定的渔民”
第三节 渔民乎，农民乎？
结 语
第十章 超越边缘身份：19世纪末以来福州地区的水上人 ◎黄向春
引 言
节 地理与背景
第二节 水上区、土地改革与民族划分
第三节 坚韧的传统
第十一章 疍民之“家”及其关系之延伸 ◎曾惠娟
引 言
节 “寮居疍家”之稳定性
第二节 “家”之延伸——父系亲属关系
第三节 “家”之延伸——母系亲属关系
结 语
第十二章 九姓渔户的近现代：从口述看钱塘江流域水上人的生计与生活 ◎曾惠娟
引 言
节 围绕九姓渔户生活空间的地理特征
第二节 近代九姓渔户与生业：渔业
第三节 近代九姓渔户与生业：航运业
第四节 作为“贱民”的九姓渔户
结 语
代结语 访谈：如何找寻没有“历史”的“水上人” ◎受访人 贺喜、科大卫 访问人 刘诗古
附 录
附录一 宗教节日刘王会 附《禁止赛会》
附录二 机械化、市场和迁移上岸 ◎贺喜、科大卫
【前言】
中 文 版 序
贺 喜
两年前，中西书局的编辑伍珺涵女士对我说，希望能出版本书的中文版。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这也是我们的期待。本书的作者都一致同意和支持这一计划。这本书经历了从中文到英文再回到中文世界的曲折路线。它的这一历程，说明了我们正在两个世界传递声音，我们也恰恰感受到在两个文化背景之中往来之困难。
本书每一章都在反思文字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在形塑历史中的复杂角色。每一章都尽量透过有限的文字了解在文字中失势者的历史，这是我们作为历史人类学学者的努力所在，务求通过文字以及建筑、图像、仪式等非文字的文本从水上人的观点记录他们的处境，引起更多学者关注水上人上岸定居的长时段历史。
2016年我们在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英文版，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系列丛书（“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series）中的一种，整套丛书希望将我们卓越计划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中文为母语的学者的研究介绍给英语学术世界的读者。因此在编写的时候，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在遥远的国度，人们如何可以明白千万里之外的疍歌渔火、水上人家。在叙述上，我们进行了许多铺垫，尽量打通时空和历史背景的区隔。
没有想到，当我们试图把英文的文章转成中文的时候，再一次经历了通过文字沟通两个世界的种种困难！珺涵提议出版中文版的时候，原本我们打算出版翻译版。珺涵也请专人翻译了初稿。翻阅译稿以后，我们发现本就浮动而漂流的社会经过多次的转述而愈加斑驳。文字的力量在于方便作者透过读者自身的知识背景演绎某些经验与理解。写给英文世界的书籍，未必适用于中文世界的读者。译稿难以精确表达出作者们的学术思想，亦难以全然地显示出中文的优雅畅达。与中文世界的读者讨论中国历史，我们没有语文的隔膜，可以更具体地透过原来的词汇、引文甚至地方语音进行讨论，可以比用英文书写的文章更加深入。我们感谢译者的工作，这并非译者的责任；而是当我们在面对不同读者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撰写不同的书。
于是我们再与珺涵商量，还是想出版中文版，而不是翻译版。这一决定同样得到珺涵的理解，也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积极响应。我们特意去函劳特里奇出版社，说明我们关于中文版的设想，他们表示同意并非常支持。呈现给大家的这本书，是我们面对中英文世界的试探与努力。
这本书的形成经历了多次会议、工作坊、田野调查，它不是论文集，而是我们在共同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的整体成果。我和科老师，与团队的成员一起，在不同的时间，走访了微山湖、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以及浙江、广东、福建和海南的海岸，在深刻理解彼此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与整合，希望可以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图景。用回熟悉的语言，寻求读者的共情。
在英文版出版后，《澎湃新闻》委托刘诗古老师对科老师和我进行了一次比较详细的访谈。诗古从读者，同时也是研究者的角度，对这本书进行了提问，既针对书中观点，也包括科老师和我的研究经历。我们将这个访谈加入中文版中，作为对于英文版意犹未尽处的补充。在编辑过程中，有若干文章已经发表于其他刊物，我们再一次和作者确认，征得同意。在该文章的文末，亦会加以说明。
水上人研究团队还包括刘志伟、廖迪生、赵世瑜、曹树基、张侃、徐斌、陈瑶、李敏等学者，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与我们分享和讨论，感谢他们的支持。我们的研究还得到了林敬智、潘威等老师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在华南史研究领域，几代学者都在面对如何从水上看中国的议题，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提出了水上人上岸以后社会演变的问题，我也曾翻阅过华德英（Barbara Ward）老师留下的关于渔船机械化的未竟书稿。在三角洲流域以及文中涉及的所有湖区，水陆消长、沧海桑田就是日常。变化永不止息。水网将人、物与土地连接在一起，将中国与世界连接在一起。我希望我们这本小书，也是对于前辈学者的致敬。
【免费在线读】
前 言
科大卫
本书汇集了一群学者在中国不同地区的研究，意在探讨中国社会史整体的地方经验。在供稿人中，三位是人类学者，一位是民俗学者，其余是历史学者。本书的主题是居住在陆地社会的边缘—在海边、湖畔、河上生活的人，在以往的研究中，他们被称为“水上人”或“渔民”。
我的合作编辑贺喜，比我更早面对如何将“水上人”的社会纳入宗族形态的研究。人类学者莫里斯 · 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他的华南宗族研究经典著作中审思“疍民”（华南“水上人”的称谓）如果移居上岸，是否会采纳宗族的定居模型。弗里德曼的出发点，缘于他相信宗族的建构，不仅基于指认共同祖先，还受集体礼仪和共有财产支持。假如他是对的话，上岸的“水上人”也会采取宗族制度作为他们的定居模型。贺喜在忙于博士论文时碰到这个问题，但是她受1960年代和1970年代研究香港“水上人”的人类学者华德英（Barbara Ward）启发，得出与弗里德曼不大相同的答案。贺喜在她的《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中报告了她在湛江地区观察到的上岸“水上人”的祭祖仪式，他们原本既无宗祠亦无书写宗谱的传统；他们在模仿陆地习俗的同时，也保留其船居习俗。贺喜认为船居构成“家屋”社会，与陆地村庄宗祠和地权结合的宗族结构很不一样。
湛江只是沿海沿江众多聚集了“水上人”的地方中的一处，从湛江引发的问题是，假如将这类结论放到一个比较的环境，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对“水上人”上岸定居，甚至“水上人”这个概念，可以有什么了解？把湛江的观察放到一个比较视野之内，就是本书的初心。
但是，那些水边社群没有自发的文字记录，而书面记载往往倚重从外向内的观察。所以，在方法上，本书采取结合田野和文献考据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去探讨他们的历史。文献考证，包括在田野中收集资料，尤其是记录在石碑上的书面文献，是中国历史学的支柱。田野考察包括对建筑、宗教和民俗的记录，也包括从宗教仪式追寻社会史和制度史的轨迹，这些资料保留了不少历史的痕迹。这本书的目的是使得文献面对田野。读者会看到，水边社群的历史，好像一面镜子，照亮长期定居陆地的社群的经历。
成功的田野研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鲜有研究者可以终其一生掌握多个地点的历史。多者，也不过几个地点。可是，地方研究只有超越地理边界的范围，才可以与非本地人对话。所以，地方研究必须置于比较的框架中。尽管跨地域的比较研究现在尚在起步，但是，运用文献与田野相配合的研究办法，是亟为需要的。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委员会的支持下，香港中文大学的卓越学科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意在对比较性的区域研究有所贡献。通过田野工作、工作坊、会议以及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的驻访，熟稔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学者汇聚一堂，来比较田野所见并提出问题。我们的计划和中心特别有价值的是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相互参访研究场地的机会和讨论的平台，从而发现其中所反映的区域社会的异同以及在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下的相互作用。为此目的，该项目鼓励参与者探索区域、跨区域或全球化与不同的地方经历的关系。本书便是其中的一项主题成果。我们想知道居于水边—沿海、河边、湖边—的人们如何与陆上人互动，并且在一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移居陆上（同时也有人移向水边）。
当然，我们不是提倡把区域史放到中国大一统历史中的始创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在他的城市网络研究中早已经奠定区域历史研究这个目标。尤其自1970年代直至1990年代，他对整整一代的研究者影响甚深。然而，我们现在知道，就城市等级而言，无论考虑“宏观区域”有多重要，城市网络不过是区域研究众多变量之一。从事区域研究，尤其是华南研究的学者提议，国家制度，例如税收和礼仪，在区域上也引发了不尽相同但同样是系统性的反应，这个也是继施坚雅后另外一个宏观面向的历史学问题。自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在时间上跨越一千年，在空间上覆盖半个大洲，还可能包括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没有任何单一主题可以穷尽它的多种变化。但是，区域的历史必须涵盖区域所有参与者的历史，所以，把边缘人群也拉进历史是我们的研究项目和本书的目标。
我们如何可以把水边社会住在船上或临时棚屋里的居民写进更广阔的中国历史呢？我们可以怎样去了解他们在上岸的过程中如何适应陆地宗族的习俗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涉及这个变化的人口数量，但是可以估计，直到20世纪，生计系于浅滩的人们，居住在沿海、河边与湖边的人们，何止千千万万。我们会认为打鱼和运输是他们的谋生手段，但是那些平淡的术语掩盖着极大的变异。有些人从船上搬到浅滩上修建木桩棚屋和房屋，意图永久居住，而有些人则被剥夺在陆地上居住的权利。正如明清时期三角洲大规模土地开垦造成有些人定居陆上，20世纪城市的发展与创造亦将居于河上的人纳入城市环境下的“贫民窟”。正如本书部分章节所阐释的，只是在近几十年，连家船居民和棚屋居民住在永久房屋中的权利，才被承认，并且中国政府由此创造出实现这种权利的住房计划。
本书所重构的古往今来水边居民的经验显示，他们追求跟陆地村庄不完全一致的生存策略，产生的结果至今仍在习俗上留下鲜明印记。本书研究他们社群演化的社会过程，使原本几乎不可见的人的历史为人所知，可以丰富的不仅是中国历史，还有整个人类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