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世紀民俗学」を乗り越える——私たちは福田アジオとの討論から何を学ぶか？》中文版著作
一场高手云集的“学术论剑”，对话日本民俗学会前会长福田亚细男——继 “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之后公认的日本民俗学第二代领军人物 ，探讨民俗学的未来与出路
【作者简介】
[ 日 ] 福田亚细男 1941年出生于日本三重县，1971年东京教育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史学专业硕士毕业，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名誉教授。著有《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与民俗学》《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日本的民俗学——“野”之学问200年》等；参与编著《民俗调查手册》《日本民俗学概论》《日本民俗大辞典》等。
[ 日 ]菅丰 1963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县，1991年毕业于筑波大学研究生院历史人类学研究科，博士，东京大学教授。著有《河川属于谁？——人与环境的民俗学》等；参与编著《人与动物的日本史3——动物与现代社会》《地方·公共资源的可能性——自治与环境的新关系》等。
[ 日 ]塚原伸治 1984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2011年毕业于筑波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博士。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东京大学博士后。主要论文有：《街头的“买卖”关系——围绕生意的两种缘分》《作为经营战略的“传统”——地方都市零售业的传统性商业惯行的选择》等。
译者简介
陈志勤女1963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硕士、国际开发研究科博士，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博士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发表中外文论文多篇，主要著作有：《地方社会与民俗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人与水的环境民俗学——江南地域“水乡民俗”的变容》（一粒书房）、《崇祯年间山阴·会稽的救荒与乡绅的作用》（一粒书房）。
赵彦民 男 1973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延寿县。名古屋大学学术博士。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现任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中外论文多篇，代表性著作有：《冷水沟村》（山东大学出版社）、《“满洲移民”的历史与记忆》（明石书店）、《满洲爱国信浓村的生活》（三重大学出版会）。
彭伟文 女1971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历史民俗资料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日本神奈川大学大学院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组织民俗。发表中外论文多篇，主要专著有《关于广东醒狮传承的社会史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译著《木棉以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女性的力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媒体评论】
民俗学是一门发现和描写民众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习惯性行为，进而理解其背后的习惯性思维的一门学问。对于有些学者尤其是地方民俗学者来说，如实地将民众的习惯性行为记录下来，整理成民俗志，完成到这一步就可以了；但对于另外一些学者尤其是学院派民俗学者来说，仅仅描述是不够的，他们会进而试图勾勒其结构规律、理解其文化意义、寻找背后的动力机制；但是，有些学者到此仍不止步，他们还想启蒙民众，用纯粹实践理性来分析民俗文化的伦理价值，制定民俗生活的形式规则，引导民众运用实践理性决定在特定情势下应该采取何种行为方式。从学科贡献的角度看，三者之间似乎没有价值高下，但如果从“皮”和“毛”的关系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民俗志书写是“皮”，是民俗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文本，没有民俗志就没有民俗学；理论民俗学是“毛”，虽然华丽精致，但必须依附于民俗志而存在，也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果我们把民俗学比作一条船，那么，船上必然有人掌舵、有人划桨、有人打鱼、有人掌厨，这是一个互为存在依据的共同体。掌厨的千万不要以为是自己养活了整船员工，也不要嘲笑打鱼的功利、划桨的技术含量低，更不能号召大家一起来跟你学掌厨。我们可以想象一艘所有船员都是大厨的船，恐怕终只有沉沦的命运。所以说，同行之间的学术批评不应针对学术取向和选题，有效的学术批评应该针对作为“普通的学问”中那些有违学术规范、学术伦理，或者有助于提升操作水平的具体问题……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前言】
序言
所谓现代民俗学，是对“20世纪民俗学――迄今为止的民俗学”赋予迄今为止未曾出现过的新的学术认识，进而超越“20世纪民俗学”，以面向新民俗学的变革为目标的学术潮流。这里所说的“20世纪民俗学”，是指在20世纪由柳田国男等人发起的理解日本的土著文化及其复兴运动，以及对这种理解和复兴加以学术化的运动。它是受某一时代的需要而生成的“时代的产物”，当初是作为“野之学问”开始的，经过近百年的时间的同时逐步体系化、组织化以及制度化。在这“20世纪民俗学”成立的后阶段，发挥了极大作用的其中一位民俗学者，就是本书将其主题化的福田亚细男。
福田先生是批判性地继承了“柳田民俗学”的民俗学者。例如，可以说他引领了与柳田方法相对的“地域民俗论”，把柳田提出的“历史民俗论”精致化，并且在民俗学的“村落社会论”中留下了卓越的业绩。同时，福田先生不仅再检验了柳田等提倡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对其的修正与更改，还作为代表性编著者活跃于入门书、概论、手册、理论书、辞典、讲座等大量的学术基础书籍的编撰工作。而这些工作具有比之书籍出版这种单纯意义以上的更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著作发挥了推进民俗学的体系化、科学化、组织化以及制度化的作用。
这些特殊的书籍与一般的论著不同，它规定了民俗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具体样貌。而且，这些著作群作为民俗学的“教科书”不仅规范了后代研究者的思考，也作为认知民俗学这门学科的具体资料被用于民俗学以外的领域。福田亚细男先生与同时代的研究者们主导的日本民俗学基础书籍的编撰，构筑了作为学科的民俗学基础，试图使民俗学“标准化”。像这样的标准化的活动，对民俗学走向学术主义时代涌现的职业性的学院派民俗学者来说，可以说是当然的摸索与尝试。而且，这样的活动不仅仅是民俗学，可以说也是其他学科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福田先生还大量地参加了作为日本公共民俗学活动之一的20世纪70－80年代的自治体史编撰的社会实践，提高了民俗学的社会认知度。另外，他历时20年，领导了对中国的调查项目，致力于两国的国际交流等。他的活动涉及很多方面，这些都给“20世纪民俗学”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即使说福田先生是“20世纪民俗学”的代言人也不为过。
在现代，如果要标榜民俗学的话，我们必须尝试从“20世纪民俗学”实现飞跃。这也是超越福田先生及其同时代人学问的事情。但是，我们拥有了有意识地超越他们迄今为止的工作的充分热情吗？或者说，致力于超越他们的这一艰难工作，现在正在努力进行吗?实际上，在从事民俗学的学人之间，对于“超越”这样的目的、意识和觉悟，至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而且，我们只不过是惰性地继承了“20世纪民俗学”罢了。
为这些疑问和危机意识的驱使，我们策划了与“20世纪民俗学”的代表性论者福田先生直接对话和讨论的研究会。虽然把“我们能否从‘20世纪民俗学’实现飞跃？”作为这次研究会的副标题，但其中蕴含着促使试图创造被“现代”这一名词形容的民俗学的人们再次觉醒的意图。但是，这里的“超越”或者“由此飞跃”，是必须改变迄今为止一直无意识地以之为立脚以之为依赖的“20世纪民俗学”的根本——目的、方法、对象的工作。在某种情况下，或许是一项把它毅然舍弃的困难工作。而且，在抛弃“20世纪民俗学”之时，新民俗学也未必就会由此诞生。
2010年7月31日，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举行了题为《（讨论）超越福田亚细男——我们是否能从“20世纪民俗学”实现飞跃？》的现代民俗学会第六回研究会，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所研究“班研究”、《东亚的“民俗学”之方法性课题》研究会、女性民俗学研究会共同举办，本书即是对此次研究会上与福田先生热烈交流讨论的记录。在研究会上，对以下这些问题展开了探讨：作为超越对象的“20世纪的民俗学”是什么？其可能性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今后是否还可能对其加以继承？与其诀别是否可能？
本书通过把“有意识地继承‘20世纪民俗学’”和“抛弃‘20世纪民俗学’建构新民俗学”这两个方向性的相克与摩擦显在化的努力，如果有助于成为今后民俗学的转折点，荣幸之至。
菅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