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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本书读懂读透《左传》。
名师导读,详细注释;难点分析,文史拓展。
跟随国学专家领略国学经典之美。


【内容简介】

《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是《春秋》三传之一,是以事实释《春秋》的解经之作,古时被列入《九经》《十三经》,是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之一。它以春秋时期鲁国的十二位君主的在位时间作为记事的线索,上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讫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共记载了二百五十五年的历史史实,为我国记事详尽而系统的史书。书中所记春秋时代的历史文化和人物事迹,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其叙事记言,结构精妙,语言韶美,有很大的文学价值,故今人将之视为一部杰出的编年体史籍和史传文学作品。


【作者简介】

王维堤,原就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发表过学术论文、语文札记、文史小品上百篇;整理点校《夜谈随录》《小山乐府》等古籍多种;主要著作有《龙的踪迹》《龙凤文化》《中国服饰文化》《中国古代梦文化》《春秋公羊传译注》《左传选评》等。


【目录】

序 王元化

导读
一、 《左传》书名的由来
二、 《左传》的作者和成书
三、 《左传》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成就

讲读
一、 郑伯克段于鄢
二、 卫石碏大义灭亲
三、 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
四、 臧哀伯谏纳郜鼎于大庙
五、 齐侯送姜氏于•鲁侯与姜氏如齐
六、 王以诸侯伐郑战于葛
七、 齐师伐鲁战于长勺
八、 楚灭息入蔡
九、 齐桓公侵蔡伐楚
十、 宫之奇谏虞假道
十一、 晋公子重耳奔狄、及齐、至秦
十二、 晋楚城濮之战
十三、 烛之武退秦师
十四、 秦晋殽之战


【前言】


王元化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十分浓厚的人文经典意识。一方面是传世文献中有丰富多样的文化典籍(这在世界文化中是罕见的),另一方面是千百年来读书人对经典的持续研讨和长期诵读传统(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由于废科举,兴新学,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建立新民族国家需要,也由于二十世纪百年中国的动乱不安,这一传统被迫中断了。但是近年来似乎又有了一点存亡继绝的新机会。其直接的动力,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地提倡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更主要是自下而上,由民间社会力量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推动的又一次“传统文化热”,尤其表现在与八十年代坐而论道的文化批判不同,一些十分自发的社会文化教育形式的新探索。譬如各地开展的少儿诵读经典活动,一些民间学堂的传统文化研习,一些民办学校、农村新兴私塾等,对学习传统经典的恢复,以及一些大学里新体制的建立等。其时代原因,表面上看起来与中国近十年的经济活力与和平崛起有关系,其实比这复杂得多。至少可以提到的是:转型社会的道德危机和意义迷失所致社会生活的新问题及其迫切性;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的相互竞争相互激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技至上的社会环境中,公民社会的人文精神品质正在迅速流失;在这个背景下,青年一代人中国文化特质正在迅速丧失;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由文化激进主义而带来的弊端渐渐显露,中国文化由遭受践踏到重新复苏的自身逻辑以及文化觉醒;以及从经验主义出发,从社会问题出发,实用地融合各种思想文化的资源以有利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视野,等等。总之,一方面是出现了重要的新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前所未有的危机。惟其复杂而多元,我们就不应该停留于旧的二元对立的思路,不应该坚执于概念义理的论争,不应该单一地思考文化思想的建设问题,而应该从生活的实践出发,根据我们变化了的时代内涵,提炼新的问题意识,回应社会的真正需要,再认识传统经典的学习问题。
所以,这套书我是欣然赞成的。在目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机会,同时也是出现前所未有危机的情况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愿意做一点负起社会责任的事情,体现了他们的眼光、见识和魄力。如果有更多的出版社和文化单位愿意援手传统文化积累培育工作,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有希望的。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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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书名的由来

《左传》在战国时就颇有影响,但那时不叫《左传》,而被称为《春秋》。《战国策》数引《左传》之文,就称它为《春秋》。那时《春秋》是对史书的一个通称,不只是儒家《六经》之一《春秋》的专名。我们读《墨子•明鬼下》就可以知道,书中征引了《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所载的故事。从中也可以看出,周、燕、宋、齐之《春秋》叙述史事的体裁不同于孔子所修的《春秋》,而与《左传》相类似,不是纲目式的,而是实录式的。这或许是战国时人把《左传》也称为《春秋》的一个原因。《汉书•艺文志》说,孔子所修《春秋》“贬损”了一些“大人”,都是“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而“其事实皆形于《传》”,所以为了“免时难”,在一定年限内只好“隐其书而不宣”,到“末世”才流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铎椒为楚威王(前339—前329年在位)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指《左传》,下同),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前265—前245年在位)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据《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列有《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四篇之名)。吕不韦者,秦庄襄王(前249—前247年在位)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可见《左传》在战国中后期作为当时的“近代史”,受到各国上层人物和学术界人士的高度重视。但当时尚无《左传》之名,司马迁在叙战国时人节录、采摘、征引其文时,一律按战国时的用语称之为“《春秋》”。
汉兴,《左传》尚有历秦火之劫而幸存于世者,以其为先秦古籍,用古文书写,与当时通用的隶书不同,所以司马迁也把它称为《春秋古文》(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太史公跋语)。武帝时,其同父异母兄鲁共王刘余扩建宫室,坏孔子后裔宅,得壁中所藏古文经传,其中就有《春秋古文》。这件事,《汉书•艺文志》“《书》部”说发生在“武帝末”,不确。考鲁共王景帝前元三年(前154)由淮阳王徙王鲁,二十八年薨,是卒于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当武帝即位之第十四年(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推算)。而武帝在位共五十四年,因此孔壁书事件与其“末”年相差甚远。据王充《论衡•案书》,可断定孔壁书出于武帝年间而非景帝年间,则约其岁,似当改“末”为“初”较妥。《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文中介绍过孔壁藏书:“《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盅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除以上三种,《汉书•艺文志》所记尚有《论语》《孝经》等;师古注云,孔腾畏秦法峻急而藏,或言孔鲋所藏。)我们不管其他书,只看“《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这八个字。刘歆行文如此,似壁中书标名《春秋》,且题有“左氏丘明所修”字样。但他说“藏于秘府(皇家书库)”固是事实,“伏而未发”则未必。因为司马迁自元封二年(前109)任太史令,至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前后近二十年的《史记》写作中(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今观《史记》中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投降匈奴事。”),特别在撰写《秦本纪》以上、“孔子”以上《世家》、“仲尼弟子”以上《列传》和《十二诸侯年表》时,必定会大量参考“《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这一史料宝库。这就是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的序中明白揭出“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一结论的真实背景。
司马迁在《史记》中从来没有使用过《左传》这一名称,因为这本对孔子所修经书《春秋》作了一番“具论其语”的著作,其本名也叫《春秋》,只是标示“左氏丘明所修”,以与同名的儒家经书《春秋》相区别而已。司马迁又称它为《春秋古文》,或《左氏春秋》,可见太史公心中对它的定位,始终是一部“春秋”,一部历史著作。这和当时的大环境也有关。西汉前期,以“微言大义”解释《春秋经》的《公羊传》先得列于学官,景帝时就以胡母生和董仲舒为《公羊传》博士。因为《公羊传》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之说,结末强调“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乎《春秋》”,其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又利于巩固封建秩序,投统治者之好。故而至武帝更喜爱之,诏太子受《公羊传》,由是《公羊》学大兴。《穀梁传》直到宣帝时因上有所偏好而也被立于学官。《公》《穀》先均以口说传授,至西汉前期方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著之竹帛,因此被归于今文经学。只有《左氏》,虽以大量史实解释《春秋》经文,且文辞赡丽远胜《公》《穀》, 却几乎终前汉之世,一直被今文经学派以“说史事多,释经义少”为借口,不承认它是传《春秋》之书,拒之于官学门外。直到西汉末年平帝之世,才在刘歆的力争下,昙花一现地立了一回《左氏春秋》博士。新莽、东汉光武帝年间也曾短暂立而或即亡、或旋废。直至明帝以后,才形成《春秋》三传并立的格局。所谓“三传”,即《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简称《穀梁传》)。“传”(zhuàn),专指解释经义的文字。被称为《左传》,就是被承认为解经之作,随后自身也就成为了儒家的经典之一。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左传》皆列在其中。成为“经”,就获得了科举取士书的资格。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左传》与《左氏春秋》不只是书名之异,而且更是经书和普通历史著作“身价”之大不同。当然,我们今天依从习惯所称的《左传》,早就已经没有了经学家赋予它的含义了。
《左传》之在魏晋后日益见重于世,固然与其“经”的身份不无关系,但主要是它自身的价值,包括详备完整的史实与丰美流利的文辞,使它饱受赞誉和好评。同列为经的《公羊传》和《穀梁传》,则渐遭冷遇,“儒者多不厝怀”(《北史•儒林传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隋书•经籍志》)。关于《左传》的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下文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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