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从全方位的视角审视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国内的政局变化，从客观的立场动态分析了国民党政权建设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顺应民意，在与各种政治力量较量的过程中胜出的。
- 极富价值的延伸阅读书目，涵盖中英日文史料，助力进一步研究
【内容简介】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书对当时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升降分合，进行了相当细致独到的分析。
日本的威胁、进攻和各种无理的经济要求给国民党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也引起了民众的愤慨。但蒋介石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面对日本的挑衅，多次作出让步，因为其首要目标是与国内竞争对手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蒋的政策在国民党内部造成紧张局势，政府内外其他主要领导人纷纷提出替代方案。随着日本军事扩张的不断加剧，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力的中央政府，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的历史出口。概言之，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行为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促使民众觉醒和团结，后迫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团结国内各种力量一致抗日。作者提出，中国开启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之路，其建筑师是，而非蒋介石。而30年代因日本入侵所形成的权力结构，也恰好成为蒋介石留给的政治遗产。
【作者简介】
柯博文（Parks M. Coble），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历史学博士，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历史学系教授。著有《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日本新秩序下的中国资本家：1937—1945年被占领的下长江》等。
【媒体评论】
本书是对1931—1937年中国政治与中日冲突的复杂关系的出色研究。柯博文通过编织诸多主题，描绘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大图景。可以说他是位系统运用新发现的档案资料，详细考察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历史学家。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展示了极为详尽的中国政治图景。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入江昭
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东亚研究，是我读过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研究好的书。柯博文专注于中国国内几个政治群体的互动，同时他的研究对日本也有启发性。
英国利兹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埃利斯·提纽斯
本书回答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什么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占中国后实行不抵抗政策？本书表明，绥靖政策归根到底是意志问题：这是一个悲惨的、羞辱的过程，弱者意志让位于强者意志。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的侵略行为是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无法应对的，因此他们撤退了，幻想着退让能让日本人终满意。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院荣休教授 戴安娜?拉里
【目录】
前言 / 001
章 满洲、上海和不抵抗 / 010
不抵抗的背景：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1927—1931） / 016
中国军事和政治的联合(1927—1931) / 025
对不抵抗的挑战 / 029
“一·二八事变” / 036
“一·二八事变”的遗产 / 046
第二章 “攘外必先安内”及其政策的反对者 / 052
政府内部的政治困境 / 055
东北的抵抗 / 064
南京与抵制日货运动 / 068
民众对不抵抗的反应 / 071
邹韬奋与《生活》周刊 / 075
第三章 华北的新危机：山海关、热河和《塘沽协定》 / 084
对热河危机的反应 / 091
长城抗战 / 095
黄郛与《塘沽协定》 / 099
对《塘沽协定》的反应 / 106
第四章 《塘沽协定》与中国政治 / 112
冯玉祥与民众抗日同盟军 / 114
日本问题与南方政治 / 122
塘沽与南京政权的政治结构 / 127
第五章 1934年南京的妥协政策 / 139
天羽主义 / 143
关税和贸易问题 / 151
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 / 155
“攘外必先安内”的重申 / 163
第六章 敌乎？友乎？ / 170
中日亲善？ / 175
关东军反对和平举措 / 182
《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 / 189
《新生》事件 / 200
危机的后果 / 207
蓝衣社在华北 / 211
第七章 直到和平无望 / 225
南京的政治骚乱 / 236
中日经济提携 / 243
1935年11—12月的自治危机 / 248
和平内阁 / 258
第八章 群众的抵抗浪潮 / 263
邹韬奋与全国救亡运动 / 269
日本的强硬态度 / 276
日本支持下的华北走私 / 282
国民党政治与抵抗问题(1936) / 287
一连串的事件 / 293
绥远事件 / 301
第九章 走向冲突——西安及其之外 / 310
西安事变 / 318
西安：没有回答的问题 / 326
日本与西安事变 / 334
战争 / 343
结论 / 346
注释 / 352
征引文献 / 419
人名译名对照表 / 444
译后记 / 450
【前言】
解读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无数报刊文章，以及后来写成的回忆录，我深信中国人在这十年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甚至在1937年7月战争全面爆发以前，日本问题也似乎主宰了中国的新闻报道。在我看来，西方学界对这段时期的研究，没有充分地讨论日本问题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许多学术著作陷入明显的框框中。西方的政治史偏重于像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这些政治团体的组织和活动。社会和经济史学家注重农村社会、农民、工业化和贸易。外交史学家考察南京、东京、伦敦、华盛顿和日内瓦这些政府层面问题的主要相互关系。现在西方学者似乎很少在这些领域之间进行相互交叉研究。自1991年《走向“后关头”》首次出版以来，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改变。
特别是在美国，许多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的外交史著作已关注与美国外交政策或国联的作用相关的问题。美国外交史学家似乎比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经济和政治史的学者更少使用中文资料。我渐渐认识到这种隔膜已经导致西方学者无法把握大部分中国政治史中日本问题的重大意义。
当然，对于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而言，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不是一个外交问题——它是一个国内问题。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了其大量领土；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战舰在中国的内河航行；像上海和天津这些城市的中国居民则生活在日本军队的影子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