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的“漫长的20世纪人生”见证了20世纪世界格局、经济技术发展、思想潮流的剧变。从他青年时期接触马克思主义起，他坚持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视角观察和分析世界历史，这也使他在摇摆不定的西方社会思潮中始终保持清醒、冷静和审慎。在本书所收的20余篇论文中，他对史学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的种种风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如今，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舆论的声音纷纷扰扰，我们应该如何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霍布斯鲍姆深邃的洞见仍然能给今日的读者带来启发。
【内容简介】
本书是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理论文集。霍布斯鲍姆在书中探讨了历史的理论、实践及其发展和它与现代世界的联系。这些范围广泛的论文论述了历史的撰写、历史的滥用及历史学家责任的问题；论述了社会的历史和“来自下层的历史”；论述了马克思和当前历史研究的趋势和时尚；论述了欧洲、俄国革命及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方兴未艾、堕落成性的普遍的野蛮。
这些论文展示了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对研究历史的热情洋溢的信念，以及深邃的分析、广博的论说和独到的见解，这些足以令他实至名归。
【作者简介】
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1917年生于亚历山大，曾在维也纳、柏林、伦敦和剑桥求学。他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任教直到退休，此后到纽约的新社会研究学院工作。
霍布斯鲍姆研究的历史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至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至拉丁美洲。霍布斯鲍姆著作甚丰，在劳工运动、农民叛乱、民族主义和世界史领域的研究堪居当代史家的顶*水准。其代表作品有：《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的年代》《民族与民族主义》等。他也是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者。
马俊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区域社会生态史。主要著作有《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等；主要翻译作品有《走向“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影响》《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变迁》等。
郭英剑，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二级）、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历任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主要研究英美文学、文学翻译、英语教育与高等教育。主要翻译作品有《重申解构主义》《全球化与文化》《交锋地带》等。
【目录】
前言
章 历史之外与历史之内
第二章 过去的感觉
第三章 历史能给当代社会什么样的启示?
第四章 前瞻:历史与未来
第五章 历史学有进步吗?
第六章 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
第七章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Ⅰ)
第八章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Ⅱ)
第九章 党派偏见
第十章 历史学家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什么?
第十一章 马克思和历史学
第十二章 所有的民族都有历史
第十三章 英国史学与《年鉴》：一个说明
第十四章 论叙事史学的复兴
第十五章 森林中的后现代主义
第十六章 论来自下层的历史
第十七章 奇特的欧洲史
第十八章 作为历史的现在
第十九章 我们能写出俄国革命史吗?
第二十章 野蛮状态：一个用户指南
第二十一章 认同感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十二章 《共产党宣言》介绍
人名中英对照表
【前言】
缺乏哲学头脑的历史学家，对于自己的研究总是难以避免得出概括性的结论。即使他们有时能避免，大概也无人鼓励他们去做，因为随着一名历史学家年齿渐长，学术讲座和学术会议的邀请也纷至沓来，他就更容易流于泛泛而论而非扎实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当代学者的兴趣在向史学概念和史学方法偏斜。当史学家们在他们原始资料丰富的牧场上觅食、或品味各自论著中的老问题时，各种各样的理论家却都围聚到了这批宁静的学者身边。有时即使是与世无争的人，也被迫去迎接挑战者。并非史学家们（包括笔者本人）生性温和，至少在讨论各自的论著时，他们也常常会表现得咄咄逼人。某些激烈的学术争论就是在他们论争过的领域中展开。作为一个从事这一行当已达50年的人，其间理应对历史问题发表点见解，现在把这些见解汇总成这本论文集，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论文集中有几篇文章简短而又不太系统——这主要是由于50 分钟讲座限制的结果——但它们仍然是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尝试。它们在三个地方有重叠之处。首先，我既关注历史在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和弊病，也关注对世界的解释，并希望对世界加以改造。更具体地说，我探讨了历史对于其他学科、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把这些论文看成是我对我的职业所做的宣传广告。其次，这些论文讨论的是长期以来在历史学家以及其他研究历史的学者之间发生的事。它们包括对各种历史潮流和历史时尚的审视和评价，也包括对许多有争议问题的介入，如对后现代主义和计量历史学的评价。再次，这些论文都是有关我个人的历史观的；包括了每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我从事历史研究时发现的非常有价值的历史阐释；同时还有像我这样年龄、背景、信仰和经历的人研究历史的思路。读者们将会看到我的每一篇文章都会在一、两个方面与上述三点内容相关。
我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看法，应该能够从正文中看出来。尽管如此，我仍然想对本书的两个主题作扼要的说明。
首先，关于“揭示历史真相”的论点。这是笔者的朋友及同事所著的一本书的书名。我竭力赞同历史学家所探究的是真实的这一观点。历史学家们研究的起点——尽管与他们可能终止的终点相距甚远——从根本上说，对他们来说也是关键所在，就是要区分确凿的事实与凭空虚构，区分基于证据及服从于证据的历史论述与那些空穴来风、信口开河式的历史论述。
近几十年来，尤其是在那些自认为思想激进的人中间，否认“客观现实是可以理解的”已成为时尚，因为我们所说的“事实”，仅仅是作为一种按这些“事实”阐述的先验的概念和问题的功能而存在的；我们所研究的过去仅仅是我们思想的产物。这样一种思想产物与其他不论是否有逻辑和事实依据的思想产物的效果基本相同。只要一种观念融入一种情感上根深蒂固的信仰体系中，可以说，就没有办法从原则上断定《圣*》中的创世叙述比不上自然科学家们的研究结论：两者仅仅是有差异而已。任何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都被说成是“实证主义”，除了“经验主义”一词外，几乎没有哪个术语比“实证主义”一词具有更广泛的反击效果了。
简言之，我认为如果不在“是什么”与“不是什么”之间作出判别，就不可能有历史。罗马人在布匿战争中打败并摧毁了迦太基，我们就不能说是迦太基人打败并摧毁了罗马。至于我们如何收集和解释我们筛选出的典型资料（可能既包括已发生的事实，也包括人们对这些事实的思考），则是另外一回事。
实际上，至少在判定诸如“希特勒究竟有没有进行过大屠杀”这样的问题时，没有相对主义者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固执己见。尽管如此，相对主义者在历史研究中较之在法庭辩论上难以有更大的作为。一件谋杀案中的被控方究竟是否有罪，依赖于对旧式实证论的证据的 推论——如果这些证据是可以利用的话。任何一位知道自己受到审讯的清白读者想来都知道如何进行申诉。恰恰是罪犯的律师退到了辩护的后现代防线的后面。
其次，关于与我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并不非常精当，但我并不否认我的马克思主义标识。如果没有马克思，我就无法产生对历史任何特殊的兴趣。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当我在德国一所保守的高级中学读书以及在伦敦一所高级中学受教于一位可敬的自由主义教师时，历史学并不是一门启人心扉的学科。照此发展下去，我就不会成为以历史学为生的、职业的历史学家。是马克思，以及青年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活跃的领域，让我找到了研究课题，并启发了我的思路。即使我认为马克思的大部分历史学研究方法需要抛弃，我仍将对马克思怀有深深的（尽管并非没有批评的）敬意；这就是日本人所说的“先生”情结。马克思是一位智性大师，人们从他身上获益甚多，而又无法进行报答。恰巧，我（以诸位在本书中将要看到的带有某种限制条件的）相继发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显然是迄今为止认识历史的好指南，就像伟大的14世纪学者伊本•赫勒敦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所指的“历史”就是：
人类社会或世界文明的记载；理应发生在那种社会之中的变迁的记载；……一种类型的人反对另一种类型的人的革命和造反、终建立各种等级的王朝和国家的记载；不论是为了谋生还是为了各种技术和手艺、人类不同行为和不同职业的记载；总而言之， 是社会由于自身的属性所发生变革的记载。
这个概念当然是像我这样研究欧洲中世纪结束以来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世界变革的学者们的指南。
但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一位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对20世纪大部分时期发生的、我们身临其境的世俗信仰战争中双方都有研究的思想家们，已试图在它们之间划上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并指明各自互不相容的特征。一方面，苏联后期的当局者从未把我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尽管他们实际上知道笔者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者。以他们的正统标准来衡量，我的著作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特别是近期，我 尚未发现哪位“可敬的”法国出版商愿意翻译我的《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1914—1991）》，大概他们认为我这本书如果被译成法语，会在思想意识上对巴黎的读者，或者，很可能是对那些期望评论该书的人来说，震动太大。不过，就像我的文章试图阐明的那样，从19世纪末以来，至少到20世纪70年代，笼罩在历史编纂学上空的知识烟云开始消散，探究过去的历史学科已成为一门相互融合、而非相互分化的学科。法国年鉴学派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间并立的论点屡屡被人提及。这两派都认为，尽管另一派有着不同的知识体系，并且两派的 中坚分子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但它们却是在研究一个近似的课题。一度完全被认定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我所说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见本书第10章）的论点已极大地渗透到了传统史学之中。我们可以说，半个世纪前，至少在英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才能用从依赖一小部分富裕显赫的贵族、到依赖更加广泛的金融供给的教会经济基础的更迭，对欧洲中世纪神学赎罪概念的变化进行恰当的解释。然而，谁又能断定：究竟是牛津杰出的中世纪史专家里查德•萨瑟恩爵士，还是雅克•勒高夫——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用这些方法来审核他的著作——应该算是马克思思想上——更何况政治上的——的追随者和同情者？
我认为，历史学科中的融合对我这些论文所阐述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个有力的证据，也就是说，历史学是一项具有凝聚力的智性工程，并且已经在解释世界是如何发展到了今天这一点上有了进展。尽管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双方所包含的内容混杂不清、纠缠在一起，但我在此并不是说：人们无法或不应对这两者进行区分。承继了马克思传统的历史学家——并不包括所有自称具有马克思传统的人——对于澄清二者的区别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工作，以及任何人的工作，都不应凭他们（或其他人）赋予他们的政治标签来加以评判。
本书所收集的论文写于过去30年中不同的时期，主要是一些学术讲座、学术会议和学术报告的稿件；也有几篇是在需要歌功颂德的场合所写的书评或为某位学术同行的纪念文集所写的稿件。这些文章的读者和听众，从一般的对象（主要为高等学府的师生）到职业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等专业研究人员。尽管第十七章早的德文本是德国《史学家会议》（Historikertag）年刊举办的一个讲座的稿件，由《时代》（Die Zeit）发表过，本书的第三、五、七、八、十七和十九章仍属首次发表。及第十五章早刊于《纽约书评》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第二和第十四章刊于史学评论《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上;第四、十一和二十章刊于《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上;第六章刊于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的杂志《代达罗斯》（Daedalus）上;第十和二十一章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 《第欧根尼》（Diogenes）上；第十三章刊于伯明顿纽约州立大学费尔 南•布罗代尔研究中心赞助的《评论》（Review）上；第十八章是作为由伦敦大学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发表的。为纪念文集而写的第九和第十六 章的详情已在每章的开头作了说明，一般阐明了这些文集初的发表 时间和他们初的写作场合。我对上述所有发表、收录过我文章的书刊表示感谢，同时我还必须感谢他们允许我重刊这些文章。
E. J. 霍布斯鲍姆
1997年于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