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权威作家：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代军事史先驱、战略思想家汉斯·德尔布吕克传世之作。
◎专家推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殷弘、著名军事专家邵永灵等国内外专家倾情推荐。
◎视野开阔：创造性还原、推演、透析2300年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战争。
◎角度新颖：辨识、考订和阐析西方的几乎全部战争史册。
◎图文并茂：近百幅精美彩插及内文手绘图完美结合，有利于读者立体还原历史场景。
◎现实意义：作品对如何走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世纪之问给出了富有智慧的见解。
【内容简介】
在德尔布吕克撰写的四卷作品中，卷讨论了从希波战争直至恺撒麾下罗马武功的全盛时期的战争艺术。第二卷主要论述早期日耳曼人，但也论及罗马军事机器的衰落、拜占庭帝国的军事组织和封建制度的起源。第三卷用于论述战术和战略在中世纪的衰败，乃至近乎消失，其结尾部分展示了战术形式在瑞士－勃艮第战争中的复兴。第四卷将战术方法和战略思想的发展一直论述到了拿破仑时代。
这部著作的根本目的，是在国家体制与战略战术之间建立起联系。本书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战争艺术本身，而在于认识世界史。
在本书里，汉斯·德尔布吕克运用还原历史的方法。搞清楚过去战争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和“琐细的事实”，只要历史学家知道过去的战斗在其中发生的地形，他就能用现代地理学的所有知识核实流传下来的报道，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重构过去的战术，依靠这个方法，德尔布吕克能够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再现某单个战役的详细情况，这有一种单纯的古史研究意义，更让现代的人们从中获得教益。
德尔布吕克对战术单位演变的论述被称作他对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经过研究，他确信罗马人在军事上的至上地位是其用兵灵活性和机动性的直接结果，而这些又来自他们军队的战术组织形式。正是战术单位的复活而非火器的引入导致了封建战争的终结。德尔布吕克对战术单位的出现予以的关切不仅使其军事史具有一种连贯性，而且显示了被他认作全书之本的那个论题，即政治与战争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在每个历史时期里，政治的发展与战术的演进密切相连。
德尔布吕克的全部军事学说当中引人注目的部分，在于所有军事战略皆可分成两大基本形态。种战争方法称为歼灭战略，第二种战略为消耗战略。这是他对克劳塞维茨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各分卷简介
《战争艺术史：古典时代的战争》详细地分析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军事战术和战略。作者德尔布吕克通过对战争中兵力对比、战场环境等诸多要素的求证和分析，客观地重建了古典时代的几次著名战役，包括从波斯战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亚历山大的征战以及第二次布匿战争。
《战争艺术史：蛮族入侵》主要讲的是古罗马与日耳曼民族的冲突、古罗马军制的解体以及民族大迁徙。作者德尔布吕克通过对日耳曼社会、军事生活的分析，以及古罗马中后期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讨论了古罗马军制解体的原因和过程，探讨了民族大迁徙发生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罗马社会的冲击和破坏以及东罗马试图恢复霸权的努力。
《战争艺术史：中世纪的战争》内容讲述的是中世纪的战争。作者德尔布吕克讨论了中世纪的封建国家、骑士以及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土耳其以及瑞士联邦的国家和军制，客观地重现了多次著名的战役，包括霍亨斯陶芬王朝对意大利的多次征服、条顿骑士团对普鲁士的征服、胡斯战争、瑞士人发动的多次战争等，着重刻画了查理曼大帝、奥托大帝、狮心王理查德、腓特烈一世等诸多军事政治人物。
《战争艺术史：现代战争的黎明》详细地讲述了从文艺复兴到拿破仑战争欧洲近代的战术演进和战略思想。作者德尔布吕克讨论了近代步兵的建立、火器的使用，以及方阵和骑兵的组建，跨越佣军、常备军和国民军三个军事时代，重现了拉文纳会战、诺瓦拉会战、白山会战、布赖滕费尔德会战、奥尔米茨会战等多次著名的战役，通过火器的不断演进以及它在历次战争中所担当角色的不断变化，通过古罗马军制的复兴以及由此诞生的近代军制，探索近代战术的演进方向。通过马基雅维利、腓特烈、拿破仑对战争的深刻理解和成功实践，展现了战略思想的不断演进。
《战争艺术史》是世界公认的战争史方面的权威著作，全书使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对旧有史料进行精密分析，德尔布吕克可谓是前无古人。对于喜爱研究战史、战争、战略的读者，本书应列为之书。不管从作品时间跨度和对历史、军事史等领域的影响来比，很难再有一本同类型的产品。
【作者简介】
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现代伟大的军事史学先驱和19世纪、20世纪德国杰出的战略思想家。1848年11月出生于贝尔根，父亲是法官，母亲是柏林大学一位教授的女儿。他曾在德海堡大学、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和波恩大学接受高等教育。1873年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德国史学大师海因里希·冯·西贝尔。1874年开始担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三世幼子瓦尔德马亲王的家教，一直到1879年11岁的小亲王去世。1885年他获得了世界史教授的职位。
德尔布吕克主要贡献在于，他将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的基本思想有机地贯穿于著作中，并且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关键论点——战争的双重形式；次将兰克开创的科学史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军事史中。他的代表作为《战争艺术史》（四卷），他的上述贡献集中体现在本书中。
【媒体评论】
好评如潮
汉斯·德尔布吕克无疑是现代杰出的军事史家。他的主要著作《战争艺术史》（四卷）堪称现代思想的一项瑰宝，使他成为“克劳塞维茨和兰克的结合”。他将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的基本观念有机地贯穿于该著作，甚至显著地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一些关键论点；同时，他首次将兰克开创的科学的史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军事史，以此辨识、考订和阐释西方的几乎全部战争史册。幸甚！在中国翻译出版这部巨著。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时殷弘
《战争艺术史》对发生在西方世界2300年间的几乎所有战争进行了辨析，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力图还原其真实场景和完整逻辑。作者德尔布吕克秉承了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思维，将战争与其背后的政治动因密切结合，将战争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考量，否认了那一时代普遍流行的对战略的狭隘理解，并对如何走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世纪之问给出了富有智慧的见解。不同于庸俗的技术决定论，德尔布吕克更关注战争中的偶然性以及人对偶然性的驾驭，运用多个案例体现出人的思考力、意志力对战局的引领作用，彰显了优秀领导者的人格力量与思想引领的巨大影响。
—— 著名军事专家 邵永灵
“新世纪里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产生的重要的著作……不仅就取材范围之宏大，而且就探究辨析之严谨而言，是该领域内伟大的著作。”
——著名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思传记作者 弗兰茨·梅林
“毫无疑问，《战争艺术史》仍将是现代科学用于历史遗产的范例之一，而且无论细节如何被修改，这一著作的大部分仍然无可挑剔。”
——美国历史协会原主席、著名德国史专家 戈登·A.克雷格
“在军事史学家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人物是19世纪伟大的普鲁士人汉斯·德尔布吕克……他是将现代“科学的”和“普适的”方法应用于军事历史研究的先驱者。”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约翰·基根
“汉斯·德尔布吕克也许是位现代军事历史学家，肯定也是重要的一位。他的四卷本《战争艺术史》是不朽之作。”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长 艾略特·A.科恩
【目录】
分卷目录
卷 《战争艺术史：古典时代的战争》
编 希波战争
章 希腊军队力量：引言
第二章 希腊人的武器与战术
第三章 希腊军队的力量：结论
第四章 波斯军队
第五章 马拉松战斗
第六章 温泉关战斗
第七章 阿提米西安战斗
第八章 萨拉米斯海战
第九章 普拉提亚战斗
第二编 鼎盛时代的希腊军队
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希腊战术
第二章 战略：伯利克里
第三章 雇佣兵
第四章 四世纪时期对原有战术体系的完善
第五章 理论：色诺芬
第六章 伊巴密浓达
第三编 马其顿军队
章 马其顿军事体系
第二章 亚历山大与波斯：格拉尼卡斯战斗
第三章 伊苏斯战斗
第四章 高加米拉战斗
第五章 斯达斯皮斯河战斗
第六章 作为军事指挥官的亚历山大
第七章 继业者
第四编 古罗马军队
章 骑士与方阵
第二章 支队方阵
第三章 古罗马的操练、结营与纪律
第四章 皮洛士战争
第五章 次布匿战争
第五编 第二次布匿战争
引言
章 坎尼战斗
第二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基本战略问题
第三章 回顾战争初期的战略态势
第四章 罗马占得上风
第五章 扎马-那拉加拉战斗与梯队战术
第六章 汉尼拔与西庇阿
第六编 作为世界征服者的罗马
章 罗马与马其顿
第二章 职业军队：中队战术
第三章 百夫长
第四章 米特拉达梯
第五章 罗马与帕提亚
第七编 凯撒
章 引言
第二章 赫尔维蒂战役
第三章 阿里奥维斯塔
第四章 征服比利其人
第五章 维钦托利
第六章 罗马针对蛮族的战法
第七章 发生于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内战
第八章 希腊战役
第九章 法萨卢斯战斗
第十章 内战的后几场战役
第十一章 象兵
结论
第二卷 《战争艺术史：蛮族入侵》
编 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冲突
章 早期日耳曼国家
第二章 日耳曼战士
第三章 罗马征服日耳曼
第四章 条顿森林战斗
第五章 日尔曼尼库斯与阿米尼乌斯
第六章 战争的高潮与结束（附：阿利索位置考）
第七章 罗马与日耳曼陷入僵持
第八章 罗马帝国军队的内部组织与生活
第九章 军事理论
第十章 罗马军事体系的衰落与解体
第二编 民族大迁徙
章 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士兵
第二章 斯特拉斯堡战斗
第三章 亚得里亚堡战斗
第四章 军队力量
第五章 迁徙途中的各族军队
第六章 日耳曼人定居罗马境内
第三编 查士丁尼皇帝与哥特人
章 查士丁尼的军事组织
第二章 塔基纳战斗
第三章 维苏威火山战斗
第四章 卡西利努斯战斗
第五章 战略
第四编 向中世纪转型
章 罗马化日耳曼国家的军事组织
第二章 战术的变化
第三章 初的罗马化日耳曼军事体系陷入衰败
第四章 封建制度的起源
附录一：《亚得里亚堡战记》拉丁文本
附录二：《阿维图斯圣徒传》拉丁文本
附录三：《东哥特国王传》拉丁文本
附录四：《万巴与阿尔维戈法典》拉丁文本
第三卷 《战争艺术史：中世纪战争》
编 查理曼及其继承者
章 查理曼
斯卡拉卫队与王领城堡
效忠誓言
武器与战术
第二章 萨克森人的降伏
第三章 加洛林帝国、诺曼人与匈牙利人
第二编 鼎盛时期的封建国家
章 加洛林帝国覆灭后形成的国家
封建制度下的征兵
第二章 莱希菲尔德会战（955年8月10日）
第三章 亨利四世皇帝征战史
亨利四世与反王鲁道夫的战争
第四章 诺曼人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征服
第五章 诺曼人在英格兰的军事组织
第六章 意大利的诺曼人国家
第七章 拜占庭
第八章 阿拉伯人
第九章 十字军东征综述
第三编 中世纪盛期
章 作为种姓的骑士
第二章 骑士制度的军事特征
第三章 雇佣兵
第四章 战略
第五章 意大利市镇与霍亨斯陶芬王朝
第六章 德意志城市
第七章 条顿骑士团征服普鲁士
第八章 英格兰箭术与爱德华一世征服威尔士和苏格兰
第九章 战例介绍
第四编 中世纪晚期
前言
章 方阵会战、城市军队与征召民兵
第二章 下马骑士与射手
第三章 奥斯曼土耳其
第四章 胡斯派
第五章 意大利雇佣兵、敕令军团和免税射手
第六章 坦嫩贝格会战、蒙莱里会战及同时期的其他若干战斗
第五编 瑞士人
章 引言
第二章 莫尔加滕会战（1315年11月15日）
第三章 劳彭会战（1339年6月21日）
第四章 森巴赫会战（1386年7月9日）
第五章 多芬根会战（1388年8月23日）
第六章 瑞士联邦的军事组织
第七章 勃艮第战争
第八章 中世纪军事理论
第九章 结语
第四卷 《战争艺术史：现代战争的黎明》
前言
编 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事状况
章 欧洲近代步兵的建立
第二章 火器
第三章 西班牙方阵战术
第四章 佣兵军队的内部建制
第五章 战例介绍
第六章 马基雅维利
第二编 宗教战争时期
章 骑士向近代骑兵的过渡
第二章 射手数量的增加与步兵战术的完善
第三章 奥兰治领主莫里斯
第四章 古斯塔夫·阿道夫
第五章 克伦威尔
第六章 战例介绍
第三编 常备军时代
总论
章 法国
第二章 勃兰登堡-普鲁士
第三章 操练与十八世纪的战术变化
第四章 战略
第五章 战略概述及战例介绍
第六章 战略家腓特烈
第四编 国民军时代
章 革命与入侵
第二章 革命军
第三章 拿破仑的战略
第四章 沙恩霍斯特、格莱森瑙、克劳塞维茨
【前言】
就历史学而言，学科专业化是沿着断代史和专门史两个方向不断推进的。有的人研究某一段时期的各种现象，有些人研究多个时期乃至整个历史中的某一种现象。现在有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法律史、经济史和财政史方面的专家，甚至有专攻具体社会制度，比如婚姻史学者。每一条支流都会融汇到通史的大海中，同时相互滋养。不论去掉哪一个分支，史学整体都会受到伤害。因此，通史中需要“战争艺术史”这一个分支。战争既能建邦，亦可亡国，独占史学的大片疆土，实在不容跳过。我们的使命不是复述史籍纪事，而是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考察史料，得出具有专业准确性的论述。根据劳动分工的原理，研究战争艺术史好的办法是写一部专门史。
对历史学家而言，治专门史的难点在于充分掌握相关专业的知识。如果说一个人相信文学史研究者能够全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的汪洋大海中，那么艺术史研究者完全掌握绘画和雕塑的全部技法，经济史研究者通晓农业、手工业、商贸业，其难度会更大。当然，我有一言：作者的评判未必一无可取，更不是一锤定音，读者应当通过事实本身做出自己的判断。艺术史研究者无须亲自绘圣母像或修建大教堂，经济史研究者也用不着指导耕田、建立殖民地。尽管如此，业内人士或掌握实务技能者确实比历史学家有一定的优势，而且他们往往会不信任历史学家。阿喀琉斯为人所知要归功于荷马，但有人不禁会想，阿喀琉斯果真曾经高呼：“不难看出，你是一个从未掷过长矛的诗人，却怎么站在密尔弥冬勇士的前列！”
战略和战术史方面的专家的状况还要更糟。要是他能作为级别的义务兵亲身体验战争，那已经是优势巨大了。但是，他必须努力从纯理论出发掌握更高层次的军事事务，而且不能像诗人一样自由发挥。专业准确性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正如有志追根溯源的艺术家或军人一定有扎实地掌握史料的功夫，军事史研究者—特别是战争艺术史本身—必须研习战争的客观条件，从技术角度考察文献里记载的事件是否可能发生；如有必要，一定要拥有十成把握。
原则上说，这条要求并不是新鲜事物。从研究的一开始，我们就要破除一种认识：专门史—比如战争艺术史—需要运用某些其他史学领域中没有的特殊研究方法。诚然，本书或许需要基于
对现实因素的批判分析，而不是基于对文本的分析，但是两者并非对立，只是统一的科学批判方法的不同工具而已。因此，一名文献学家，不论他如何精熟严格意义上的文字解读，都不能从原则上否认客观观察的效力；同理，一名技术专家，即便他能够用实证手段阐明历史事件的现实环境，也绝不能否认全部历史知识的根基正是文献记载的事实。只不过由于各自专业和个人视角的差异，一个人擅长文献学方法，另一个人擅长实证研究，差别仅此而已。一人有因袭谬误的危险，因为他不能发现史籍中的某些事件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而另一人有以今度古的危险，没有充分注意时代条件的变化。因此，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文献学与实证研究必须携手并进，共同考察每一个事件，相互启发、相互节制。没有通过语文学来把文献研究清楚，就不会有真正的实证研究；没有客观分析，也不会有真正的文本研究。唯有如此，方可找到一种完全严格的研究方法，其本质在于排除一切偏见，既不一味信古，也不盲目疑古。
题记中波利比乌斯的那句话很精当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了解过去是人类心灵的一大需要。本书若能对此有所推动，那么不在于采用了新奇的方法，而在于切实地、系统地应用人们早已熟知的方法论原理。因此，我要斗胆一言：本书的根本目的在于告诉大家如今的战争艺术史研究重任在肩，各方面条件都特别适合开展这项研究。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做过一些战争艺术史研究，起因已经记不得了。1874 年春天，我去维滕贝格演习，从当地一个团的图书室里看到了吕斯托（W.Rüstow）的《步兵史》（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一书，从此战争艺术史再也没有离开我的视线。
1877 年，黑德维希 · 布吕尔女伯爵（Countess Hedwig Brühl）请我补完关于格奈泽瑙（Gneisenau，女伯爵祖父）a 的传记，这本书原由不幸离世的乔治 · 海因里希 · 佩尔茨（George Heinrich Pertz）
撰写。投入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史的海洋中，我极其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对事件进行客观现实的评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又必然要大大扩展视野，因为当时有两大对立的战略观：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卡尔大公（Archduke Karl）、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和威灵顿（Wellington）；另一派是拿破仑（Napoleon）和格奈泽瑙。这两种战略观必须历史加以检验。
歌德说过，有时一个字就能带来认识的一次飞跃，而有时好的学习对象不是死的书本，而是与智者交流活的思想。我当时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那段日子里，我担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三世（Kaiser Frederick）幼子瓦尔德马亲王（Prince Waldemar）的家教。小亲王于1879年去世，年仅 11 岁。在这个位置上，我不仅能听到德国王储和陆军元帅布卢门撒尔伯爵（Field Marshal Count Blumenthal）讲的故事，从中直接体会统帅决策的心理根源，更能随时向专家提问，明晰和填补自己的研究，其中位就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德国王储把他的著作拿给我看。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当时有些地方理解不了，然后一个恰当的词映入眼帘，这才豁然开朗。20多年过去了，忆及当年诸君解惑传授，心里仍然会涌起感激之情，先将他们恭列如下：冯 · 戈特贝格上将（General Von Gottberg），死于陆军军军长任上；冯 · 温特菲尔德上将（General VonWinterfeld），不久前升任近卫军司令；冯 · 米施克上将（General Von Mischke）；冯 · 德雷斯基上校（Colonel Von Dresky）；冯 · 翁
鲁上将（General Von Unruh），去世前的后一项职务是亚历山大团团长。但是，给我帮助的当属冯 · 盖斯勒（Von Geissler），他当时的军衔是中校，担任弗雷德里克 · 利奥波德亲王（Prince Frederick Leopold）的军事教官，去世时军衔为中将。冯 · 盖斯勒先生是天生的老师。我们看着两名学生去新皇宫的操场或格利尼克（Glienicke）附近的柏提安场（B?ttcherberg）活动时，我会热切地问他军事方面的问题，而他会兴致勃勃地解答。他讲得很好，内容易于理解，大大增进了我的知识。言及此处，还有两位高级军官也不能不提。一位是冯 · 弗兰泽基上将（General Von Fransecky），1870 年担任第二军军长，后转任第十一军军长，终及柏林市市长；
另一位是时任总参少校参谋的波伊厄（Major of the General SB），死于索恩（Thorn）市市长任上。冯 · 弗兰泽基还是一名青年总参参谋时，便开始撰写《格奈泽瑙传》，我通过这本书与作者结缘，从此时常拜会探讨传主。波伊厄少校以前为德国战争学院的一次讲座整理过 1814 年战役的原始资料。他将笔记交给了我，我们常常详细考究这场战役的各个问题。
完成《格奈泽瑙传》之后，我于 1881 年 1 月加入柏林大学，门课的主题是“1866 年普奥战争”。同年的夏季学期，我又开了一门“封建制度推行以来的军事观念史与战争艺术史”课程。我当时还没有梳理完原始文献，不敢妄谈古典时代的情况。尽管我非常确信通行的罗马棋盘阵说必然是错的，但我尚且不能提出新说。直到两年后的 1883 年夏季，我才壮起胆子，开了一门“希波战争至今的军事观念与战争艺术通史”课程，之后又讲了很多次这门课。我还开过以下课程：“1870 年普法战争”“战略战术文献选读（史学方向）”“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的主要会战”。后，我还于 1897—1898 年冬季学期开设了“国家经济发展与军事思潮及战争实践的互动关系”课程。我发表了多篇关于“希波战争”“伯利克里的战略”“修昔底德与克里昂（Cleon）”“罗马支队战术”“日耳曼民族与地理分布”“次十字军东征”“瑞士与勃艮第之间的战争”“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战略的基础因素”等主题的文章，以及基于原始文献得出的研究成果。在我的敦促下，新一代学人对上至汉尼拔、下至拿破仑的各个时代的军事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在教学科研的过程里，本书第 1 卷的思路逐渐成形。请读者注意：目前发表的只是第 1 卷，而且从笔者的视角来看，本书的出发点并不是第 1 卷介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而是现当代世界史。
本书能够完成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文献学、文物学和政治学同仁们的辛勤研究梳理，这些工作构成了目前学界认知的基础。显然，假如要把惠及笔者的先辈学人一一列出—位显然
是特奥多尔 · 蒙森（Theodor Mommsen）a—恐怕是永远都列不完的。因此，我只能笼统致谢。有一本书我要专门提出：《古希腊罗马人口问题研究》（Die Bev?lkerung der griechisch-r?mischen Welt），作者是尤利乌斯 · 贝洛赫（Julius Beloch）b，出版于 1886 年。贝洛赫追溯了整个古代的人口数据，除文献学方法，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手段，与我近年来使用和完善的方法不谋而合。我越是研读这本书，就越是觉得它值得褒奖。如果说我对贝洛赫的个别数据进行了延伸，甚至提出了几处无伤大雅的异议，那么我从一开始就要把话说清楚：贝洛赫本人完全有可能已经提出了异议和订正。精准核实后发现有个别细节上的歧异，只是证明了作品整体主干的正确合理。
若无贝洛赫之前的工作，本书的许多部分根本无从下笔。实际上，兵力问题在本书中的分量极重，以至于有人可能会说，本书是围绕兵力展开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我必须承认，各项单独开 展的研究每每会回到兵力问题，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对于之后几卷和历史学科整体来说，第 1 卷得出的重要结论或许就是恺撒高卢战争的数量关系及其逻辑推论。这一点是直到后修订阶段才明确认识到的。诚然，与其他学科一样，历史研究会有灵光一现，然后顺着逻辑迎刃而解的情况，但它同样有赖于一点一滴的实证研究，唯有徐图缓进，方可从根深蒂固的史籍迷宫中找出思想的出口。
我相信，本书的题目已经准确地表述了其目标和方针。本书并不是一部无所不包的“战争艺术史”。那样的话，我必然要进行对古代文物、操练与指挥细节、武器技术、战马训练与驾驭、防御工事、攻城术，后还有整个航海技术的研究；而对于这些主题，我没有新的贡献，甚至并不了解。有鉴于此，我们仍然有撰写一部实践手册意义上的“战争艺术史”的使命。我们不能不相信，战争史自有其内在价值—正如大军事家常说的那样，特别是拿破仑，他不厌其烦地提出，有志成为战略家的人都应当研究历史上的精妙战略。克劳塞维茨认为，理想的军事教育只需要讲授战例。但是，本书并无如此远大的志向。无论战争史对军人有怎样的实际意义，那都不是我的思考方向。我只是一名历史学家，只想为历史爱好者写一部书，为历史学家写一部利奥波德 · 兰克（Leopold Ranke）意义上的“历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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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会战
根据之前的讨论，我们估计公元前490年之前的波斯军人数和雅典大致相当，可能还要略小，约为4 000人到6 000人，其中500人到800人为骑兵。此外，波斯军也有大量无甲人员，这一点跟希腊人是相同的。乍看起来，这个估计有些武断。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只要对双方士兵的素质有了认识，从一方的兵力就能够得出关于另一方兵力的某些结论。而且，战事进程很快便会提供更多证据。一支大规模舰队载着波斯陆军渡过爱琴海，首先夺取并摧毁了优卑亚（Euboea）岛小城埃雷特里亚（Eretria），接着渡过海峡登上阿提卡半岛。雅典人当时没有匹敌波斯的舰队，因此只能在陆地迎击波斯的进攻。
波斯指挥官是达提思（Datis）和阿尔塔菲尼斯（Artaphernes），两人先选择雅典海岸某处登陆，然后攻占雅典城。如果开阔地带出现雅典军队，首先要将其击败并逐回。
按照20年前遭到放逐的雅典前统治者希庇阿斯（Hippias）的引导，波斯军选择从马拉松平原上岸。马拉松距离雅典约19英里（约31千米），并无防卫，因为雅典人不知道波斯会从哪里登陆。如果雅典军队已经集结完毕，那也肯定是在雅典城内或城郊。即便雅典人精心布置了侦察工作，波斯军队开始登陆的消息立即传回城内，派军队抵达马拉松，整队备战至少也要8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波斯军队早就准备好作战了。此外，马拉松平原四面环山，只有几道隘口，波斯人可以先派弓箭手上岸，轻易占领隘口，进一步迟滞试图进入平原的雅典军。
雅典内部据说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主张出城迎战，有人主张据守御敌。多数人的意见，即出战胜出。雅典派遣信使去斯巴达求援。
总指挥由出身富豪的米提亚德（Miltiades）担任。与十四五世纪的威尼斯贵族相仿，身为雅典公民的米提亚德是一个海外小国位于色雷斯（Thracia）的切索尼（Chersonese）——的领主，他曾在那里对波斯人有过了解。他之前甚至是波斯王的臣属，不得不先期逃回雅典。
我们知道波斯人的优势在哪里。如果战斗在开阔地带展开，侧翼的波斯骑兵会攻击雅典方阵的两侧，而弓箭手会向方阵正面倾泻箭雨。由于侧面受到攻击，方阵无法有组织地打击弓箭手，难以正常作战，后只能屈服于多兵种联合的敌军。雅典统帅的使命就是抵消雅典单兵种部队的战术劣势。如果你研究一下马拉松平原的地形，再与战报进行比对，便会明白米提亚德是如何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根据埃夫罗斯（Ephorus）提供的信息，克奈里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在《米提亚德传》（）中写道，雅典人列阵于山脚下的狭长地带，还把树砍倒，形成了山和树木的两道屏障，以免被敌方骑兵包围。这段描述虽然没有指明位置，但与当地环境非常贴合，我们只能设想真实情形与描述相差不远。拿着一张专业地图，熟悉军事史的人很容易就能在小小的马拉松平原上找到符合记载的地点：一个位于侧面的小山谷，今称“弗拉纳谷”（Vrana Valley）的进口处。山谷在距离进口150米处，宽度约为1 000米。对于6 000人左右的重装步兵方阵来说，这太宽了。不过，之后山谷会由于河流切削作用而变窄。从雅典有一条可供步兵通行的山路直通弗拉纳谷。弗拉纳谷占据大路的侧翼位置，而大路是进入马拉松平原的通路，因此敌军必须先把雅典军逐出弗拉纳谷，然后才能向雅典城进军。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雅典军从距离8道（stadion，约1 500米）处就开始向敌军冲锋。从体力上说，这是不可能的：一个重装单元在不耗尽体力、不陷入混乱的情况下多能连续跑120米到150米。当然，专业跑步选手和原始人可以连续负重跑很远，但是马拉松会战时的雅典人早已脱离蒙昧，是一支普遍征召的市民和农夫军队。根据普鲁士条令，携带全套野战装备的士兵多可以跑两分钟，相当于330米到350米。但是，雅典军队甚至不是由经过操练的军人和经常锻炼的年轻人组成的，而是普遍征召的公民，有农民，有烧炭工，也有渔夫，年龄可达45岁或50岁。而且，与单个的人相比，密集人群跑动的难度本就要大得多。当一名现代历史学家说雅典人“据说”跑了8道时，那就相当于说，雅典人一天之内“据说”行军60英里（约97千米）。别人会说，参战会给神经、肌肉带来极大的刺激，达到平常在训练场操练时完全不同的境界。说得没错，不过，这不足以让一个方阵连续奔跑将近1英里（约1.6千米）。
近代军事史中的一场战斗或可作为例证。1864年普丹战争期间，一支由冯·施鲁特巴赫上尉（Captain von Schlutterbach）指挥的普军分队深入日德兰半岛，抵达伦德比（Lundby）附近，然后遭到了丹麦优势兵力的袭击（7月3日）。普军采取守势。丹麦军从距离400步的地方高喊“冲啊！”，开始冲锋。战报中写道：“但是，部队做不到连续强行军400步，途中自行转为全速冲锋，然后与敌军展开肉搏战。先是个别人上气不接下气，又跑了100步，整个连队都被迫停下。从停下到再次前进之间的几分钟真是痛苦极了。”
一名文献学家解释道：“别大惊小怪。阿尔忒弥斯（Artemis）赐予了雅典人‘怒吼冲锋’的神力。为表感激之情，他们还给女神献上了一头活羊。”他还警告我们，莫要因为理解不透彻或内心抵触便拒绝接受一个事实：不管没有信仰的人做出了怎样的预测，只要相信神、相信自己便能取得胜利。这种观点自有其道理，尤其在中世纪，圣徒生平、十字军战史、对世间万物的描述都充斥着神迹，战争也不例外，而且人们非常讨厌去浪漫化的历史重写。一名有志于批判性研究战争艺术史的学者可以祈求圣乔治（Saint George）帮助自己如果愿意的话，甚至可以拜一拜阿尔忒弥斯和阿波罗但是，做研究时必须将他们统统排除。马拉松会战牵动着希腊人的自由，以及整个现代文明。要想理解这场战斗，关键就在于跑步的距离。首先，我们必须通过“8道”的记载确定战斗地点、战术展开和确定成败的基础。因此，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客观实验便可获得完全的确定性，而不必依赖值得怀疑的证词和不可信的编年史，这真是太幸运了。然而，客观实验表明，不管是希腊方阵还是其他密集阵形士兵都不曾连续奔跑1.5千米，也不可能跑这么远。希罗多德的记述基于某种误解。不过，我们很快便会解开这个误解的谜团。
马拉松平原的中央现在有一座假山，叫作“*山”（soros）。根据现代考古发掘，它是马拉松阵亡雅典战士的坟丘。修昔底德（2.32）明确告诉我们，在其他情况下，雅典人会把阵亡将士葬于故土，而马拉松会战特为殊荣，死者就地埋葬。毫无疑问，希罗多德本人曾站在约12米高的坟丘或侧畔观察战场。坟丘位于马拉松平原周围的群山之中，距离弗拉纳谷谷口正好是8道。
希罗多德提到了8道，而我们也确实在当地找到了8道，这很难被认为是一个巧合。雅典军站在弗拉纳谷，8道之外恰好是战死者的坟丘。根据希罗多德对战况的记述，雅典军当时向前跑了8道的距离。那么，坟丘应该是战斗发生的远处。雅典人没有把尸体搬回双方开始交战的位置，而是往前运到了后一名战士阵亡之处。这里是雅典军追击的终点，是大获全胜的地方。此处位于平原中央，从各边都能看到，于是雅典人建起了高耸的坟丘。同样在这里，希罗多德俯瞰战场，得出了自己对战斗经过的认知。他以为，雅典军从山谷出发，连续跑了8道的距离，然后才发起攻击。实际上，8道还包含了整场战斗雅典军走过的距离，以及追击的距离。
接下来，希罗多德告诉我们，雅典军和波斯军在交战之前面对面站了3天。向他提供这条信息的雅典人也给不出理由，或者说，他们有一个好得过分的理由：米提亚德并不是真正的总指挥。按照当时的法律，军队由各位将军（strategoi）轮流指挥，每人负责一天。只不过他们自愿将指挥权交给米提亚德。尽管如此，为了获得胜利的全部功劳，米提亚德还是等到法律规定由自己指挥的那一天才动手。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军事史研究中还会反复遇到的一种心理特质。对传奇故事而言，现实动机太微妙、太难理解，也太无趣了，于是就得用个人动机来代替。不过，对我们来说，现实的关系并不难发现。传说中有一条事实是无须犹豫便可接受的没有编造的必要双方接战前确实面对面等待了几天。这样做对雅典人没有损失：他们身在自己的国土，补给不是问题；士兵看到波斯人不敢进攻，胆色不禁倍增；而且还有希望等来斯巴达援军。不等斯巴达人到来，马上下令发起进攻，米提亚德绝不可能自愿做出这样的事情。因此，发起进攻的一方肯定不是雅典人，而是波斯人。
现在，我认为整体战局已然清晰。得知波斯人在马拉松平原登陆后，米提亚德立即率军从雅典上路，走山路直扑弗拉纳谷，安营于距离谷口不远的地方。这样一来，便有两侧山丘和砍倒的树木作掩护。而且当接到敌方进军的报告后，雅典军可以马上进入掩护位置。对于规模不大的雅典军来说，就算加上树木，弗拉纳谷还是太宽了，方阵做不到整体纵深能达到的理想状态。于是，米提亚德将中部削弱，两翼加强，即使方阵要从掩护位置出发，两翼也能够抵挡波斯人可能发动的包抄。秀的、勇敢的无甲人员大概被布置于左右两边的高地上，他们用弓箭、投石器和标枪对波斯骑兵造成压力。1911年，我亲自去过现场，发现左边的高地虽然地势不高，但四周散布着小丘，骑兵完全不可通行。马拉松与雅典之间的道路为南北向，离海滩不远，沿着沼泽延伸。沼泽地与雅典军正面平行，距离很近。除非击退雅典军，否则波斯人走不出马拉松平原。波斯人不能沿着大道行军，雅典人会从侧翼攻击行军纵队。虽然有几条通往北边的小路，但波斯人也不能走。他们甚至不能走侧面的马拉松纳谷（Valley of Marahona），因为他们总要面临一个风险：一旦部分军队进山，其余行军中的部队便可能遭到雅典人的攻击。此外，马拉松纳谷的狭处应该也有雅典军队把守，以防止波斯人经此处绕到弗拉纳谷后方。因此，波斯人要么在雅典人选择的地形与其交战，要么回到船上，另寻登陆地点。雅典军近在眼前，波斯军在登船途中很容易受到攻击；即便在别处成功登陆，希腊地形如此逼仄，难道雅典人就不会找到类似于弗拉纳谷这样的有利位置吗？两位波斯将军肯定游移不定，可能还发生过争吵，因为他们似乎确实考虑了好几天。后，至少能赶在斯巴达人抵达之前向雅典阵地发起进攻的意见占了上风。
如果按照通常所说，波斯人对希腊人有人数优势，那么这个决定就太荒谬了。在这种情况下，波斯人应该分兵：一半部队盯住弗拉纳谷的雅典军，另一半在前者掩护下从陆路，或者凭借舰队从海路实行机动，迫使雅典军离开阵地。假如波斯人的力量果真那样强大，这条策略是再明显不过了。同理，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波斯人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兵力太弱。之前，我们从总体态势出发，笼统地判断波斯军的规模不可能高出雅典许多。现在，我们又有了事件的正面依据。面对优势敌军，雅典军在弗拉纳谷的位置毫无用处，人数和位置从来都是相互作用的。希腊人好比公牛，波斯人选择抓住牛角实出无奈。直到此时，希腊人从来不曾挺起身子面对波斯战士。因此，搏一把是值得的。米提亚德放敌军接近己方防御阵地，这时波斯军的箭雨开始发挥作用距离大约是100步到150步重装步兵方阵全线出击，以两倍速度跑向敌军。
跑步冲锋有双重目的：一是加强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冲击，二是躲避箭雨。诚然，雅典军薄弱中部的后排不能施加足够的压力，在波斯军的箭雨下动摇后退。但是，纵深较大的两个雅典军侧翼坚持冲锋，还没等波斯骑兵侧攻阻滞雅典军，雅典军便来到了敌人面前。大概雅典军左右两边的具有防护性质的地形屏障延伸得相当长，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是在开阔地带。接下来，前进速度和阵形纵深替代了自然屏障的作用，护甲远逊的波斯弓箭手与雅典重装步兵相遇后一触即溃。作为勇敢的人，波斯军或许战斗了一段时间，但不能长期抵挡冲击。面对来自两边的夹击，就连初胜的波斯中部弓箭手也无能为力。哪怕在开阔地带，一旦弓箭手开始逃跑，溃退士兵便涌向平原，波斯骑兵也就不能重振旗鼓了。有人会设想，在有能力的指挥官领导下，有组织、有纪律的波斯骑兵队或许还能够发起坚决的冲锋，把战斗拖入僵局。但是，我们之后会发现，这样的波斯职业骑士军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这一方面，大胆查理与瑞士人的几次战斗特别有教益。犹豫太久的人肯定要完蛋。每个波斯士兵都朝船奔去。由于波斯船只无疑停泊于港湾的北角，距离战场约有两英里（约3.2千米），所以不少波斯人确实回到了船上。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追击的终点与弗拉纳谷的距离是8道，将近1英里（约1.6千米）。追击的终点也就是*山的位置。接着，米提亚德再次集合部队，攻向波斯人的船。有一段关于船下战斗的记录。两场战斗的间隔肯定很长，因为希腊人只缴获了7艘三层桨战舰（trireme），所以波斯人在这段时间里就上船起航。记载里没有讲俘虏了大批敌人或战马。如果雅典人一口气追到了下锚处，那么战利品就肯定还要丰厚得多。但是，一场胜利之后很难重新集合部队，马上发起追击。在船下还能发起第二场战斗，这就足以证明米提亚德的个人能力和效率了。雅典军阵亡192人，负伤人数可能有几百。因为雅典重装步兵盔甲完备，直接被波斯弓箭手射死的人无疑很少。根据现代的估计，雅典军伤亡约有1 000人，表明马拉松确实发生了一场恶战，而不是遭遇战。
波斯军的损失没有可靠数据。
在早期的世界军事史著作中，米提亚德是巨人般的战地指挥官形象。马拉松会战是本书研究的场大战，古代典籍留下的文字很简单，却描绘出了迄今为止完整、罕见的一种将道，即攻守兼备。从战场的选择，到等待敌军进攻的自制力，再到约束民主社会下心高气傲的公民兵，使其固守预定阵地，然后带领他们以两倍速度冲向敌军，一决胜负的统御威势，米提亚德何其伟哉！我们不难想见米提亚德对公民同胞做了怎样的战前动员，告诉他们山势能够阻挡敌军骑兵，命令他们在波斯人的弓箭下固守并等待信号。接着，米提亚德端坐马背，每个人都盯着位于方阵中部的他。他要选准时机，举起长矛，高声下令，接着由号手传令下去。这一时机的选择考虑了各方面因素。早一分钟不行，那样等跑到敌人面前，雅典军早已气喘吁吁，队形不整；晚一分钟也不行，那样敌军射中我军的箭会太多，大批迟疑和落后的士兵会拖慢方阵，后失去雅典军队的冲击力。唯有拿出雪崩般的气势压向敌军，方可得胜。
我们之后还会探讨许多类似的情景，但没有一次比得上马拉松会战。
6 温泉关会战
马拉松会战给波斯人上了一课：要想打垮希腊人，必须集合大得多的兵力。
那么，参战军队的规模要远胜前一次，很难仅凭舰队运输解决。另外，既然此次战役的目标是征服全希腊，那么走陆路似乎会比较好；中途还可以迫使各独立民族承认波斯的霸主地位。同时，一支大规模舰队也要伴随陆军，以运送补给和压倒希腊海军，还能在陆军行动不便时由海上迂回。
关于这次战争的进程，我们的了解远不如前一次确定。马拉松会战的过程非常简单，只要去除波斯军声势浩大、希腊人连续跑了1英里（约1.6千米）这样的夸大传说，通过历史记载就能辨明整体情况。第二次希波战争要更复杂。政治考量、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及希腊中部各城邦的关系，这些因素与希波战争的战略相互影响；陆军和海军的统帅也有勾连。凭借各因素的性质，各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折冲反复。在此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用纯属传说性质的记述建立整体的现实的历史基础。不过，对我们来说，要点在于辨明：在这个世界历史的关键节点，战争艺术的状况是怎样的。尽管只能揣测大多数具体战略行动的情况，但这个要点仍然是可能达成的。
首先，希腊人符合逻辑的想法是把守北部山区至希腊本部之间的少数几处隘口，阻止敌陆军前进。不过，北面的坦佩关（Tempe Pass）被弃守，因为往下还有多个关口，而且坦佩关内侧已经有人投靠波斯。第二道关口就是奥埃塔山（Mount Oeta）与海之间的温泉关（Thermopylae Pass），由列奥尼达（Leonidas）率军把守。
此处产生了一个总体性的问题：利用山脉守卫希腊是不是事实上的方略？另外，希腊人是否由战争的性质出发，掌握了战略性运用山地的某些法则？
精心构思的现代战略对山地的运用不同于列奥尼达当年守卫家园的做法。山脉总有不止一条通道奥埃塔山也不例外只不过通道有近有远，有难有易而已。占据全部关口是很难的，守住所有关口更是绝无成功的可能。敌方总能找到地方越过关口，要么是凭借优势兵力强攻，要么是通过无人把守的狭谷等处（哪怕原来没有路），绕到守军后方。防线只要有一处被突破，其他所有关口的守军都会陷入极大的危险。如果通知不及时，守军没有尽快后撤，退路便会被切断；哪怕完好无损地撤出，起初守军也会陷入孤立，重建联络可能也很困难。
因此，不可预料的厄菲阿尔特（Ephialtes）叛变行为并非波斯人突破温泉关的必要条件。哪怕身处敌境，通过威逼利诱和软硬兼施总能找到向导；而且，迂回策略绝不是现代军事理论的产物，而是远古以来军事指挥官经常运用的策略。早在阿斯提阿格斯（Astyages）和居鲁士（Cyrus）的征战传说中，波斯便有通过包抄击败英勇关隘守军的战例。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此战发生于公元前480年，情形稍似温泉关之战，波斯人抄小路翻过山脉，绕到守军后方。高卢人（公元前278年）和罗马人（公元前191年）的包抄行动也取得了成功。小路的起点是特拉契斯（Trachis），往前走一段，另有一条直通多里斯（Doris）的山路，波斯军有一支分队就是取道多里斯路。公元前191年，罗马执政官M. 阿基利乌斯·格拉布里奥（M. Acilius Glabrio）率军沿科拉斯岭（Mount Corax）翻山。行军固然难度极高、耗费极大，但依然取得了成功。以薛西斯军力之盛，足以多路齐出。不论如何，他已经将陆军分成平行推进的三路，即便正面强攻不能取胜，迟早可以从后方拿下温泉关。
守关只在这种情况下是有效的：不以完全阻挡敌军为目标，而只是拖延时日，迫使对方进行耗费巨大的遭遇战。如果你确实希望利用山脉驱逐入侵的优势敌军，那么战术理论就要求你集中兵力，守在峡谷或峡谷之一的出口，等敌军刚从谷中走出、人数暂处劣势、尚未布阵时发起进攻。一旦成功，必将对敌军造成巨大损失。敌军被迫退回狭窄的山谷，某些小股部队还可能与主力完全失去联系。如果敌军是多路并进，现在你就可以转攻另一路。这样一来，你就总能局部集中兵力。这条策略相当简单，从古老的传说战记里便能找到类似的运用。在传奇故事中，个伟大的征服者民族是尼努斯国王（King Ninus）领导的亚述人。据说，他发兵攻打巴克特里亚人（Bactrians），巴克特里亚国王放一部分亚述军队穿过隘口进入国境内，然后发起进攻，一举制敌。但是，尼努斯毕竟兵力强盛，通过其他隘口进入的亚述军后还是征服了巴克特里亚。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远古时代起就有探讨如何有策略地利用山脉的理论。但是，公元前480年的希腊人并不能运用这条兵法。若要运用，他们首先要把全部军队集中于奥埃塔山侧面，并从那里发起攻势。首先，这在政治上就不可能。希腊联军是由众多小共和国军队组成的，在本土受到直接威胁之前，它们绝不会让全军远离家乡，暴露于攻势作战的风险下。另外，舰队占用了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雅典。不过，重要的是，考虑到波斯骑兵，希腊军队并不处于适合发起攻势的战术态势。马拉松会战的胜利是凭借掩护两翼的优秀防守阵地。希腊人若要故技重施，波斯人肯定不会再次正面进攻，而是会绕过该阵地如有必要，波斯会动用舰队寻机于开阔地带交战。
根据后来的史料，雅典统帅特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初力主弃守陆路，尽可能利用舰队对抗波斯。实际上，这是当时好的方案。无论如何，迟早要有一场海战。如果雅典军队能顺利击败波斯舰队，便会为陆上决战创造更好的机会。大批船员可以上岸，拿起重装步兵的装备，为陆军提供支援，而波斯人再也不能用海上战略迂回作战了。
但是，该方案可能面临重重阻碍。各分舰队很难全部整备集合，马上启程，长途航行至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一带，风险实在太大。而且，直到陆军抵达希腊边境为止，波斯舰队一直谨慎地退缩。
这样一来，或许就能解释希腊人后为何采取折中方案了：陆军把守温泉关，海军在优卑亚岛北端、阿提米西安（Artemisium）丘陵附近等待敌舰靠近。雅典人之前积极参与了占领坦佩关的行动，如今他们改变主意，将全部力量投入到舰队上，而没有派军支援列奥尼达。真正的战略方案是：在优卑亚岛以北的开阔水域发动海战。因此，进占温泉关只是整体战略的一个次要的辅助性行动。将各支舰队集结于更北的位置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舰队甚至没有全部集结于阿提米西安附近。如果集结在更南的位置，希腊中部便让给了波斯陆军，因为只要海上侧翼有舰队保护，温泉关就是有希望挡住波斯陆军的地点。
经常有人会问，希腊人为什么没有加强列奥尼达的陆军。即使我们不依赖史书记载的数字，有一件事仍然是确定的：尽管斯巴达全军约有2 000人，但列奥尼达身边只有300人。由此可以推断，其他城邦大多派的兵也不多，甚至根本没派兵。不过，这种情况不难解释。希腊人并非不了解守卫山地的危险。假如阻击失败，不仅要丢掉关隘，也会损失一大部分陆军。守关军队越多，撤退时对自身造成的妨碍就越大，损失也就越大。对于撤退中的军队来说，追击的波斯骑兵和弓箭手尤其危险。实际上，少量部队便足以守住关隘。后的失守也不是因为希腊守军力量太弱，而是因为他们缺乏警惕。然而，尽管我先讲温泉关会战，但是从希腊的整体防御战略而言，它只是一个次要的辅助性行动。把守温泉关的真正希望在于，希腊舰队在阿提米西安击败波斯舰队，随后波斯陆军放弃行动，班师回国。当然，温泉关绝无守住的希望。不考虑其他事件的话，温泉关会战确实是英雄壮举。但与此同时，希腊人不愿为温泉关孤注一掷。从纯形式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温泉关保卫战是一个现实和军事意义上的错误，但它对士气有着重大影响，价值不可估量，因为希腊本部门户岂可不经一战便丢给蛮族。
列奥尼达明白这一层意义，也知道如何履行他的使命。接到波斯军实施迂回战术的消息后，他命令主力部队撤退，但自己与斯巴达军队坚守不动，以掩护主力部队的撤退行动，充分实现交托给他的战斗构想。斯巴达人的战死不只是牺牲，也不只是掩护，而是两者兼有。
有人批评说，列奥尼达应该撤退。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这些批评者当时肯定会跑路”这句话出自海因里希·列奥（Heinrich Leo），大概是对温泉关会战的阐述。
马拉松会战中，米提亚德攻守兼备的行动表明，希腊人已经掌握了将道的一切基本概念；而列奥尼达则展现了战争中的士气因素、士气的重要性和价值所在。士气不只是个人勇武和壮烈牺牲，更是作为有意识军事行动的整体战争语境下的英雄事迹。
希腊人对此是有意识的，有诗为证。文字固然与事件本身同样古老，但表达的内涵却是属于一切时代的：
“异乡人，你若到斯巴达，请转告那里的公民，我们阵亡此地，至死犹恪守誓言。”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