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领域著名学者魏希德教授突破性研究成果。
作者以数据信息化研究方法，客观反映帝国如何延续自身，又如何应对危机的历史规律。
【内容简介】
作者魏希德认为，帝国的延续，主要取决于在危机时刻如何维系并复苏。于是，她将研究视角放于统治精英丧失了对北方领土控制权之后的宋帝国。作者通过借鉴宋朝的历史社会学、宋朝和信息的历史、书籍的文化史和阅读史，以及考察和分析由官员和位于官场边缘的学者组成的士人网络，解释了士人对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危机的反应，如何改变了朝廷与州府精英在政治沟通领域中的关系。作者认为，根植于12—13世纪的士人文化与身份以及信息沟通网络的结构和地理，在帝国传统的持续维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作者简介】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比利时著名汉学家，欧美学界研究中国宋代历史方面的杰出学者。她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的访问学者。现于荷兰的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中国史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政治文化、比较历史学等，研究课题聚焦社会网络如何形塑中国政治。
她著有科举制度思想史《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年）一书，同时还是《宋代研究工具书刊指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的编者。
【媒体评论】
《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信息、领土与人际网络》一书内容广泛、目标远大，有望很快成为经典著作，并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对南宋士人社会和文化的观念。
——贾志扬（John Chaffee），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历史系教授，《剑桥中国宋代史》主编之一
魏希德运用了她在帝制中国官僚系统、思想史、印刷史和军事事务方面的强大专业知识，展示了她对数字化中国传记资料和地理史料的全面掌握。除了魏希德，没有人能够写作本书。
——何复平（Mark Halperin），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教授
本书细节丰富，战略性地放置了开场白和总结，引导读者循序渐进。本书的组织结构也展现了魏希德是一个深思熟虑和一丝不苟的思想史实践者。她从不满足于仅仅将不同的概念分类，她总是热衷于研究想法的实际后果，不仅要记录某本书或某张地图的存在，还要探究阅读过它的人，以及人们是如何理解它的。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大学教授
本书将研究重点放在所谓政治交流的议题上，和作者在本书中有关宋代科举考试的研究取径相贯通。这种同时关注双向意图与动作的研究取向，修正了以往政治史研究视角专注于如何统治社会的单一或僵固，也由此赋予所考察历史场景以动态。
——刘静贞，台北成功大学历史系教授
【目录】
目录
中译本序（魏希德）1
图、地图、表1
前言及鸣谢1
导论1
部分 帝国的当代维度：朝廷33
章 档案传播与晚期中华帝国档案心态的形成35
第二章 朝报与小报70
第二部分 帝国的跨历史维度：中国领土97
第三章 舆地图中的帝国重建99
第三部分 延边、边境和边疆153
第四章 战略话语：在公共领域中构建边疆 155
第五章 前现代边疆的多重性 212
第四部分 帝国的信息网络 251
第六章 笔记现象 253
第七章 信息提供者网络与士人身份认同 292
第八章 展现异族他者 348
结语与跋 376
附录I 补充表格 387
附录II 关于主题标记的说明 414
【前言】
为什么中国读者想要阅读引进版的中国史著作? 为何他们想要翻译一本关于宋朝中国政体行政知识生产与使用的英文历史著作? 当我坐下来为«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信息、领土与人际网络»(我自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２年历时五年研究并完成本书)中译本写序的时候,这些问题就浮现在我面前。我在下文中给出了两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中国读者会想继续阅读本书。首先,局外人的视角可以帮助人们发现貌似熟悉的历史的基本方面;其次,这种看似陌生的历史研究方法,可能会阴差阳错地导致人们重新思考中国历史的本土传统和非本土传统之间在方法论上的相似性(以及差异),从而得出对前者和后者更深层次上理解的结论。
根据我从华人同事和学生那里得到的信息(他们对关于本书的演讲、草章以及后来本书的英文版给出反馈),这个问题乍听之下很不寻常,甚至令人费解.为什么本书要探究政治知识的社会生产? 为何要叙述人们如何在各种各样的文本和图表体裁中共享并改编行政知识? 为什么要分析有关宋朝廷和宋帝国文本嵌入其中的沟通网络? 以及为什么要特别注意那些出版、交流时事、档案知识、地理知识和军事知识的各种媒体?
我们如何撰写历史,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学术共同体中的史学语境,这些学术共同体中培养出来的学术价值观,以及我们学术生涯所在的阶段(如果我们是在学术语境下写作的话);当然,还有我们所处的更大范围的国家和国际环境.对于当前在中国得到训练的史学工作者或感兴趣的中国读者,以及在比利时长大,曾在美国、日本、中国、英国和荷兰接受过训练和工作的中国史学者来说,这些都是不同的。我们阅读的文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对史料诠释与书写的方式,都是挑来选去的对象。对于一位对思想史和政治史感兴趣的欧洲史学工作者来说,宋史的核心原始史料之所以有趣,不仅因为它们讲述了关于政治角色和事件的故事,它们的存在、结构和组织、流通,以及在其他史料中引用这些史料与引用史料的方式也需要得到解释。从局外人的角度或全球中世纪史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些事情在行之有效的中国政治史和制度史上被视作理所当然。政书、地理文本、军事文本和档案文本的早熟生产、印刷和二次讨论是引人注意且值得人们记录的。我们需要解释它们的存在,而它们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和影响,也值得我们探讨.早期现代欧洲旅行者,当他们次接触到中国丰富的行政和历史传统时,已经格外强调中国行政知识异常丰富的资料以及士人参与其生产和传播的过程。因此,局外人的观点可能会突出一些根本上很重要的东西,一些已经变得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对局内人来说,它们不会引人注意,或者显得过于不言而喻,因此不值得进行历史分析。 然而,那些以其所书写的传统为本土的历史学家与非本土的历史实践者之间的这种差异,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对中西方历史趋势进行更大规模的比较,我一直持相当怀疑的态度,我认为这些比较往往是基于文明差异的假设,而不是对特定领域、知识传统和国家学术语境以及迟自19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国际和跨文化联系下不同学术流派的认真理解。近年来,人们对宋代政治文化的研究,是学术传统交叉的一个绝佳例证。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更详细解释的那样,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学者,将学术注意力转向官方文件的传递、政府命令的传达以及地方和中央信息的收集和交流上。关于这些主题的连续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带来了关于中国政治史的史学的重大转变。正如邓小南著作中精准且极具挑战性的阐述那样,这种新政治史是一种自觉的转变,它摆脱了早期政治史上主要侧重于制度史(产生了对一般中央和区域政体以及司法、财政,军事、调查、档案和下级官僚机构的详尽研究)、君臣,以及重大事件叙述的学术研究.新的“活”的政治史关注社会、政治和制度进程(王朝以及跨越王朝);强调个人、集体和机构之间的关系与张力;强调政治产生的网络与场域;以及对制度发展和政治决策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包括礼、话语、政治理论书写以及个别政治家的意愿和话语。信息的披露和控制,以及特定行动者获得并利用信息的渠道已成为分析的出发点;个别文件已变成问题,成为对多重能动性进行分析的个案,而不是那些对机构及其在帝国专制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进行冗长描述的不言自明的证据。这项学术研究初侧重于官僚内部的沟通交流,但也导致了在地方支持者中皇帝命令与地方政府决定的沟通方
面的开创性工作,以及１１—１２世纪以来各种地方中介机构的兴起。在这些趋势中,我发现了跨越东亚和欧洲政治交流语言史中潜在的方法论兴趣的相似性。
自本书初版以来,除了前文强调的关于政治交流的中国学术之外,主要在两个方向上有了重要的进一步发展:关于宋朝中国政体的性质和民族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我在本书后几章中所谈到的数字历史。如果我重写本书,我可能会更明确地评论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起源于宋朝的论点,也许会在本书的后一章中更明确地提到近关于民族话语的成果。现在,我要向读者推荐两篇书评,在这两篇书评中,我阐述了为什么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更好地把宋朝政体想象成一个帝国(empire),而不是一个民族(nation)或一个民族国家(nationＧstate)。
关于宋代笔记作者从何处获取信息,以及他们所报道的那些信息的社会背景和地理背景的问题,促使我探索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实证调查和历史分析的新方法。我们在本书中开始的工作可以在线检查并被重复使用,这导致我们开发了文本分析和阅读平台 MARKUS。在过去十年里,数字历史发展迅速,并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今天这样做的话,我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展示或发表我们在本书中所进行的尝试。但这也是我们从本书中学习到的教训,并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读者们也能从中吸取教训:愿意承担精心构思的风险,以改进人类历史实践和享受的多样性,并愿意跨越语言的边界进行学习与合作。后,我要特别感谢出版社和译者.翻译是一门难度很大的艺术,人们需要做出许多艰难的决定,鸠摩罗什和慧远对此非常清楚。翻译,尤其是专门的历史研究的翻译,终总是一项得不偿失的工作.然而,我还是要特别感谢刘云军,因为他创作出了一部精彩的翻译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