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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汇编·清末卷:综合 商业、经济》是《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汇编·清末卷》的一卷,全六册。本书综合一科收录了37种教科书,其中学生用书28种,教学参考用书9种,编纂、出版时间在1896年至1906年间。这段时间正是中国近代普及教育的滥觞期,这些教科书因其初创阶段的特殊性而具有内容混杂、学科特性不明、教材体例不一、教学期限不分等特点,按现在的知识体系难以明确归于某个学科,故统以“综合”类收之,其中也包括清末的经学类教科书。本书还兼收“商业、经济”学科,收录了有关商业、经济教育的教科书10种,反映了我国近代在普及教育中进行商业、经济学教学的初实践,反映了我国近代民族“义利观”的变化。


【内容简介】

上海辞书出版社编纂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汇编·清末卷》收录了中国近代开启普及教育以来编纂、出版的各科教科书。该丛书设有《综合 商业、经济》卷,其中综合一科收录了37种教科书,其中学生用书28种,教学参考用书9种,编纂、出版时间在1896年至1906年间。这段时间正是中国近代普及教育的滥觞期,这些教科书因其初创阶段的特殊性而具有内容混杂、学科特性不明、教材体例不一、教学期限不分等特点,按现在的知识体系难以明确归于某个学科,故统以“综合”类收之,其中也包括清末的经学类教科书。
今天,我们要开展中国近代普及教育的研究,清末的教科书是重要的文献资源,但由于中小学教科书保存不易,于今多已难见真容,而对于中国近代普及教育的滥觞之作更是众说不一。收录于综合学科的教科书以原本影印,不仅收录了号称“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的、由南洋公学师范院编写出版的《蒙学课本》二卷,还收录了常与此书混淆的、同为南洋公学出版的《新订蒙学课本》三编。同此还收录了略早于此书的同被后人称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编的早的新式教科书”的《利济教经》,被胡适日后评价为“中国自有学校以来,部教科书”“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历史性的价值”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以及以锺天纬所编《读书乐》修订再印的《蒙学镜》等一批堪称中国近代普及教育开展以来的滥觞之作。这些教科书著作有助于我们客观分析、认识近代教科书的形成过程、历史贡献、思想意义、利用价值,以及藉此澄清一些历史迷案。一个世纪前的这些教科书在中国教育史上开风气之先,堪称『滥觞』『早』『开先河』『自始』,值得我们去研究。本书主编王有朋所撰《中国近代普及教育之滥觞》(代序)一文,对这一时期的教育状况和教科书出版情况作了梳理和研究,可供读者参考。
本卷还兼收“商业、经济”学科,该学科收录了有关商业、经济教育的教科书10种,反映了我国近代在普及教育中进行商业、经济学教学的初实践,反映了我国近代民族“义利观”的变化。教科书中保存了清末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币制等情况,对我们了解清末经济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周燕所撰《清末中小学商业教育及商学教科书》(代序)一文,对清末商业教育的兴起,商学教科书的特点作了介绍,有俾读者参考。


【作者简介】

王有朋,原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馆长、文献编辑室主任,研究馆员。中国索引学会常务理事、理事。于古籍、近代文献多有研究,主编出版《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中国出版史料.古代部分》(与宋原放合编)等。


【目录】

出版说明 一
册 综合
中国近代普及教育之滥觞 王有朋 一

教科书提要 二五

教科书
利济教经一卷教经问答四卷 一
蒙学课本 四九
课蒙举隅 八九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 一四九
新订蒙学课本 三六一
第二册 综合
绘图蒙学课本 一
教育新理问答 一一三
蒙学读本全书 一四三
初等国文教授 三四五
蒙学镜 三八七
国文教授进阶 四九一
第三册 综合
蒙学丛书 一
训蒙新读本初编 二九九
普通小学课本 三一三
蒙学新教育课本 三四三
节读分课经书 三八一
普通问答教科书 四五五
第四册 综合
绘图文学初阶 一
蒙学五经教科书 一三一
绘图蒙学国民新读本 一四九
普通女学课本 一八七
澄迈县高等小学堂讲义 二八五
经训教科书 三三七
蒙学课本 三五一

节读分课经书教案 四五五
第五册 综合
经训教科书教授法 一
统合新教授法 九七
小学各科教授法 一二九
蒙师箴言 一七一
教授法教科书 一九三
小学各科教授法 二四一
单级教授法 二九一
高等小学教授细目 三二三

中学教科书国学讲义 三七五
经学教科书 三八七
中国文学教科书 四三九
第六册 综合 商业、经济
国粹教科书 一

商业、经济
清末中小学商业教育及商学教科书
 周 燕 二二三

教科书提要 二三一

教科书
普通商业教科问答 二三七
简明商业教科书 二六九
高等小学商业教科书 二八七
商业教科书 三一三

经济教科书 三二七
普通经济学教科书 三五一
商业教本 三八五
计学教科书 四二七
经济学教科书释义 四八九
中国商业史 五一五


【前言】

出版説明

十九世紀後期,隨着世界文明的進程,中國的傳統教育體制已無法適應社會進步的需要,廢科舉、興教育的呼聲在甲午之後達到了高潮,創辦新式學堂和嘗試編纂新式教科書漸成風氣,其中尤以南洋公學組織師範生編寫出版的《蒙學課本》二卷等新式教科書一新時人耳目,對新式教科書的推廣與編纂産生了重大的影響。一九〇二年《欽定學堂章程》(壬寅學制)的頒布、一九〇四年《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的正式實施,開啓了近代普及教育的進程。一九二二年《學校系統改革令》(壬戌學制,又稱“新學制”)及一九二三年《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的發布實施,標志着中國新教育體系的確立。至一九四九年,新教育體系從無到有,走完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歷史時段。而這半個世紀出版的教科書,客觀地記載了這一時段的教育嬗變,真實地反映了半個世紀中國社會的風雲激蕩,是留給我們瞭解、研究近代教育的重要文獻;是今天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諸多學科史可用以研究的重要資料。
然而,教科書作爲學生用書,歷來不爲公私圖書館、藏書家所重,少有系統收藏。所幸,成立於一九一二年的中華書局靠教科書起家,靠教科書發展,爲編輯出版教科書的需要,中華書局圖書館十分注重教科書文獻的收藏。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圖書館館長舒新城出於對近代教育史研究的興趣,更是收集了許多珍貴的近代早期教科書。至一九四九年,中華書局圖書館的教科書收藏已在國内圖書館界首屈一指。一九五八年,這些珍貴的教科書文獻隨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一九七八年改稱上海辭書出版社)的成立,而成爲今天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的特藏。這一特色收藏除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九十年代有部分複本轉給上海師範學院(今上海師範大學)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外,保存完整。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以來,中外學者來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查閲教科書資料的日見增多。爲了讓這些珍貴的教科書文獻能够得到更妥善的保護、更廣泛的利用,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着手將散見於不同分類體系的教科書集中分類庋藏,并聯合國内十七家圖書館出版了《中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總目》(王有朋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繼而,在此聯合目録的基礎上,開始規劃編纂出版《中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彙編》(以下簡稱《彙編》),擬將這些珍貴文獻化一爲百,廣惠學界。
彙編出版近代教科書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文化搶救和文化傳播工程,内容涉及近百家出版機構半個世紀出版的中小學文理各科教科書,内容龐雜,頭緒紛繁,爲方便讀者使用,擬定以下編纂體例:
一、《彙編》按時代分清末卷和民國卷。清末卷收書範圍起於一八九七年,訖於一九一一年。民國卷收書範圍起於一九一二年一月,訖於一九四九年九月。所收各書以初版時間爲准,部分民國時期重印的清末教科書和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後重印的民國時期教科書,根據初版日期分别收入清末卷和民國卷。
二、《彙編》基本參考《中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總目》的學科分類體系,分學科出版。由上海辭書出版社聘請相關學科專家主持各學科的編纂。
三、各學科所選教科書的編排順序基本按學段排列,如:小學(内容含初高小,不分年級)、初等小學、高等小學,教學參考書;中學(内容含初高中)、初級中學、高級中學,教學參考書。同一學段下按教科書初版時間先後排列。部分情况特殊的學科根據學科特點有所調整,如體育、手工的教科書均爲教師用書,故不再有學生教科書和教學參考書之别。
四、《中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總目》在《彙編》提要部分簡稱《總目》,影印各書在《中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總目》中的序號予以反映,以便讀者參考。
《彙編》影印的教科書除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的收藏外,還得到上海圖書館、人民教育出版社圖書館及相關師範院校圖書館的支持,拾遺補缺,得以充實,在此一并致謝。

上海辭書出版社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免费在线读】

中国近代普及教育之滥觞
王有朋

中国以科举制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为启蒙课本,以四书五经为学习内容,以博取科举功名为教学目标,成为中国教育的定式。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这种教育的定式,使中国的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一八四〇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封建帝国的大门,迫使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技不如人的现实,终于撩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面纱。然而,这一转变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特别是针对国民普及教育的新式教科书的出现,造就新国民素质的教育制度的出现,都是在中国再次经历了屈辱与痛苦之后。
一、中国近代教育之起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尽快学习、掌握西方技艺,清政府在一八六二年八月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一八六七年又增设天文算学馆,培养翻译、技术人才,这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开始的标志。旋即,以沿海城市为主,兴办了一批新学堂。这些学堂可分成三类:一是以培养翻译人才、译介西书为主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二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如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三是培养某种实用技术人才的,如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工艺学堂等。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五年间,清政府又分四批,派遣了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国留学。福州船政学堂等也派员赴欧洲学习航海及军事。然而,当时在朝野引起颇大争议,冲破层层阻碍兴起的近代教育航程,被政不如人的罔视阻遏了深化改革的步伐。清末思想家冯桂芬及朝廷中的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观点反映了这种局限性,并主导了这一时期的改革进程。上述的专门学堂教育仅停留在少数青年学子的范围,在国家层面完全没有考虑要对旧有教育体制做根本改革。没有国民普及教育作为根基的近代教育改革远离民众,犹如空中楼阁,无法满足高等教育甚至中等专科学堂的生源需求,更遑论提高国民素质、担负改变国运的重任。
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出于传教的目的,面向贫民儿童创办教会学校,却给中国的近代普及教育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新的教学理念。如有『西学东渐校』之称的上海徐汇公学,初只是一个收留了十二名灾民学生的读经班,后见生徒日增,遂于一八五〇年正式成立徐汇公学。至一八八〇年,在校学生达一百四十五人之多,成为上海地区具有相当规模的新兴学校。然而,由于科举取士的桎梏,教会学校在中国文化的教育方面难有新的建树,学校规模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局限,无法对中国国民的普及教育产生更多的影响。尤其是教会学校要吸引中国儿童入学,必然要适应中国的本土文化。徐汇公学的早期创办人晁德莅校长(Angelo Zottoli 一八二六—一九〇二)是意大利那不勒斯耶稣会会士,后转入法国耶稣会。他来华后研习汉语,熟读儒家经典,成为涵养深厚的汉学家。他摘録中小学说、诗词曲、戏剧以及《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内容,编译成拉丁文《中国文学课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教授学生。 在教会学校,除了传教士主动适应中国文化,更多的解决方法则是聘请中国的士人来担任教习,因此,教会学校在儿童的启蒙学习阶段仍多沿用旧学教材。法国耶稣会会士史式微(一八六六—一九三七)在他的书中摘録了《中国通讯》报导的教会学校教学活动情况:
学生们用震耳的声音朗诵经典作品,每个学生反复大声读唱从未有人给他讲解过的课文;这里是学生在老师面前背书,背书时学生的头摇来摇去,甚至全身都左右摇摆起来;书法课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课,因为学生识字的多少和写字笔法的挺秀,也经常是衡量一个人才学高低的标准;上讲解课时,老师讲解学生们已背诵得滚瓜烂熟而一句也不懂的渊博的古文;后是作文课,学龄的学生在学作奇特的八股文章。有一位进士与两位举人替他们修改作业,学生们很关心老师们的评语。神父们认为这种中国的老式教学法太不理想,太限制约束了学生的智力,欲试加改进,但一时也想不出适当的方法。
建立近代新教育体制,应主要体现于能从根本上提升国民素质的、起于学龄儿童的国民普及教育,但因其重要性在一八九四年前尚未获得朝野的普遍认同,经过三十余年发展的中国近代教育,既未产生出国民教育的新学制,又未广泛设立基于国民普及教育的新式学堂,新教科书的编纂更无从说起,近代普及教育尚未起步。蔡元培的同科举人、藏书家徐维则(一八六七—一九一九)编了一本反映当代学术的目録学著作《东西学书録》,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初石印出版。该书所收五百三十七种图书正是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竞相翻译东西学著作的情况,有的书还出有不同译本,但是用于儿童教学的启蒙读本则相形见绌,其中『幼学』一门收书十八种,摘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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