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由中国编辑学会组织编写，是一部全面、系统、深入梳理中国近代编辑出版的权威史学著作，不仅填补了相关出版领域的空白，而且为今后我国的编辑出版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思路。另外，该书的出版，也成为中国近代史、思想史、新闻史、文化产业史等领域深入拓展的学术前提之一。
【内容简介】
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是中国近代化转型的重要内容与表征，更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的重要动力与推手。《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系我国学界部研究近代编辑出版活动的通史著作，主要研究自1840年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出版业“新式出版”的发生、发展并终取代传统出版的路径及过程。
全书以史托论，以论代史，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具体展开，分别论述近代书、刊、报出版的技术、经营方式、出版物内容、出版理念、职业群体、出版体制的新变迁，出版布局的新转移，出版文化的新递演等。该书是对以往近代编辑出版史研究的总结，也是开启新时期研究的起点，其出版在中国编辑出版史研究版图上填补了重要空白，对出版学理论的夯实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主编：郝振省，研究员，历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北京印刷学院数字出版与传媒研究院院长。
副主编：乔还田，编审，曾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编辑》杂志主编。
副主编：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目录】
绪 论
章 中国出版近代化的历史环境
节 明代及清代中前期的编辑出版业
第二节 来自外患内忧的双重挑战
第三节 近代经济变迁的示范效应
第四节 东西文化的交流
第五节 教育制度的革新
第二章 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节 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初始期（1840—1894）
第二节 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期（1895—1916）
第三节 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成熟期（1917—1949)
第三章 中国编辑出版近代化的特征
节 出版义利观的转换
第二节 编辑职业化的推进
第三节 编辑部门核心地位的确立
第四节 编辑流程的重要环节
第五节 揭开著作权法新篇章
第四章 中国编辑出版近代化的作用
节 编辑出版理念的现代化凝练
第二节 推动新知识译介、生产与传播
第三节 助力新型知识共同体的形成
第四节 对近代社团发展的多维影响
第五节 读者群体的显著变化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出版事业
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图书编辑出版活动
第二节 图书编辑出版必须坚持党性和政治性
第三节 创建党刊宣传马克思学说和建党思想
第四节 宣传中共中央方针政策是党刊的灵魂
第五节 重视运用报刊宣传党的思想和主张
第六节 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
第六章 中国近代重要编辑出版机构
节 晚清时期的西方教会编辑出版机构
第二节 晚清时期的洋务派官办编辑出版机构
第三节 晚清时期民营编辑出版机构的崛起
第四节 民国时期官办编辑出版机构
第五节 民国时期的五大民营编辑出版机构
第六节 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与新知书店
第七节 其他有影响的中小民营编辑出版机构
第七章 中国近代重要编辑家
节 晚清重要编辑家（一）
第二节 晚清重要编辑家（二）
第三节 民国重要编辑家（一）
第四节 民国重要编辑家（二）
第五节 民国重要编辑家（三）
第八章 中国近代重要图书的编辑出版
节 重要丛书的编辑出版
第二节 重要工具书的编辑出版
第三节 教育类编辑出版物
第九章 中国近代期刊的编辑出版
节 近代中文期刊出版的缘起
第二节 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早期中文期刊
第三节 综合性时政期刊
第四节 文学期刊
第五节 教育期刊
第六节 科技期刊
第七节 其他类型的期刊
第十章 中国近代报纸的编辑出版
节 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早期中外文报纸
第二节 清末国人创办的报纸
第三节 民国时期国民党党办报纸
第四节 民国时期的民营报纸
第五节 报纸副刊、小报及其他
主要参考书目
后 记
【前言】
本书采取五纵四横的格局：纵向用五章的篇幅勾画中国编辑出版近代化的历史环境、发展进程、发展特征、社会作用、红色出版，横向用四章的篇幅分门别类地对纵向提到的编辑出版机构、编辑出版人物、重要编辑出版物及报刊出版等进行深度挖掘和叙述。依笔者看，至少有以下几个亮点与特点：
该书唯物辩证地揭示了近代社会变迁与出版行业变迁的逻辑关系。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通商口岸和沿海一些城镇纷纷建厂、通商，对科技、商业信息不断增长的需求，催生了近代初的报刊业；伴随着殖民主义者来华的传教士，纷纷开办教会报刊，印制教会图书以及部分科技图书等。“师夷长技”“救亡图存”的潮流引发官办书局及服务于洋务运动的同文馆等出版机构纷纷建立。科举制度的废除，“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实施，公众对新式教科书的大规模需求，又引发了民营书业的急速产生。所有这些都促成了具有资本主义某些特征的中国近代编辑出版业的诞生与发展。
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与中国近代编辑出版事业，可以说是相伴随而产生、相依存而成长的。初的中国编辑出版人在教会出版机构里面求职谋业，逐渐掌握了一定的编辑出版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其中一部分人就开始自己独立办厂办企。开始主要是承揽印制、发行等业务，慢慢地也直接办起编、印、发一条龙的书刊企业。编、印、发一条龙的利润明显高于只掌握其中一两个环节的利润。新式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终结，使得大批新式知识分子进入编辑出版业，这些新式知识分子有着较新的知识结构、较好的西学素养、较开阔的世界观，不再把读书作为人生价值的取向，他们成为编辑出版队伍中有近代化特征的群体。随着古代出版业向近代出版业的转型，传统书业中单纯的印制工厂也向具有编、印、发职能的现代出版企业转变。印制业务的近代化与其发行业务的邮政化，要求编辑环节集约化与职业化（专职化），于是“编辑所”制度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编辑出版家，比如包天笑和夏瑞芳认为：“要扩展业务，预备自己出书，非办编印部 （所） 不可。应该请有学问的名人来主持。”编辑业务已经由一种劳动分工转变为社会分工，编辑这个职业已是逐步被社会认可的、体面的职业了。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演进至20世纪20年代后，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从中可以深层次地发现中国共产党的酝酿、产生、壮大与中国近代编辑出版事业的特殊渊源。
前面讲过，近代编辑脱胎于旧知识分子的阵营，中国近代批职业编辑是在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中外文报刊的过程中产生并成长起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启蒙”“救亡”“保种护国”成为中国社会急迫的主题，维新派报刊催生了具有政治自觉的媒介知识分子群体，20世纪前后维新派的政党报刊使得报刊编辑本身的社会形象、职业地位得以提高。中国近代史的跌宕起伏，无不与报刊密切相关，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大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工作。如此这般，维新派的编辑出版活动，还开创了借助报刊阵地，通过言论干预现实政治的出版新气象。出版与国家兴亡有了深入关联，与开启民智有了密切关系，与科学启蒙有了坚实呼应，与民主革命有了直接瓜葛。
编辑出版人的精英化在出版机构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等民营出版机构为代表，近代出版业在数十年时间内集中了大量的文化精英，他们在谋取职业、求得生存和有尊严地工作的同时，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救亡图存、唤醒民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勇于并善于表达自身的文化主张和政治主张。他们一方面抓住废除科举制的契机，推出能满足近代社会需要的不同层级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在维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或进步的、科学的内容为我所用，兴我中华。这个时期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不仅介绍新的思想，创造新的文化，还不断地扩充新式知识分子团队或准知识分子队伍，共同为报刊发展作贡献。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两条战线的新式知识分子，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文化土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精神之源。
蓬勃发展的近代出版业和职业编辑队伍为社团活动提供了基本条件，这种社团活动与职业编辑队伍相互推动，相互催生。一方面，职业的共同性、共通性、差异性与理想性促使编辑结成紧密联系的社团（学会），通过交流信息、集思广益、思想碰撞和智慧聚合，达到联络感情、提升职业能力的目标。另一方面，在这种议论、碰撞、聚合的过程中，职业编辑渐渐地意识到这种新式学会的纽带和平台作用，甚至逐步地对其有一种依赖感和获得感，新式学会进而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各类学术社团的源头。学会、会刊与年会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学术体制。有学会必有会刊，有会刊必有年会。创办会刊与举办年会，是中国近代学会重要的事业和主要的活动方式。可以说，报刊和书籍是近代学会的媒介基础，而学会又是报刊编辑与书籍编辑能力提高及报刊、书籍质量提升的推进器，是报刊编辑与书籍编辑之间的共同理想和共同志向的加固器。正是这三个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因素——新式的先进知识分子 （后来与工农相结合），有很强的传播宣传功能的书、报、刊媒介，有较强的联络组织功能的近代学会、学术社团——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报刊和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建立起红色的编辑出版队伍，极大地推动和保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书写了我们党的红色出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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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历史源远流长，如果视简册为书籍的早形态，那么其起源可以推至夏代。 ① 此后出版事业一直薪火相传，绵延至今。“世易时移，事因于时而备适于世”，对中国出版业而言，在历史长河中发生或显或隐的行业变革是十分正常的事，如从载体材料而言，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纸张逐渐取代竹（木）简成为主要书写材料，书籍装帧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印刷技术而言，隋唐之际雕版印刷术的逐渐成熟使得雕版印刷取代徒手抄写成为主流的复制技术；从出版体系而言，五代时期冯道运用雕版印刷术刻印儒学“九经”，开启了儒家经典大规模刊刻的先河，也标志着印刷术从民间走入官府；从书籍产量而言，明末骤然出现雕版印刷品的井喷式发展，书籍变得唾手可得，印本书正式取代抄本成为文献主流 ② ，等等。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进入“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时代“感应器”的出版业同样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变革。这场变革是以新式出版技术为基础，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新式出版”取代传统出版方式的过程，同时也是与自然经济和专制政体相适应的附庸型出版行业逐步向与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独立型出版产业转变的过程。对于这一历史转变，出版史研究者常以“出版现代化”“出版近代化”“出版革命”来概括之。“新式出版”与传统出版相比，拥有截然不同的元素和内容，诸如技术的新手段、经营的新方式、出版物的新内容、出版观的新调整、编辑职业的新确立、出版体制的新变迁、出版布局的新转移、出版文化的新递演等。 ① 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种行业变迁只是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细小分支，但中国近代编辑出版业作为引导舆论、开启民智的利器，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牵绊至深，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动力与推手。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为了行文的准确与方便，有必要先对本书所涉及的几个核心概念作一明确界定。
1.编辑。
编，《声类》云：“以绳次物曰编。”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曰：“编犹比也，谓相与比叙也。乃以绳次物之通名，次简特其一耳。” ② 由竹（木）简等器物之排次本义出发，渐而引申至文字、材料之收入排列，如《谷梁传·桓公元年》中有“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为年”。《韩诗外传》卷二：“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辑，《说文解字》曰：“车舆也。”清代段玉裁云：“舆之中无所不居，无所不载，因引申为敛义。”因此，辑有搜集之义。另，古时“辑”与“集”相通，《韩非子·说林下》：“左史倚相谓子期曰：‘雨十日，甲辑而兵聚，吴人必至，不如备之。’”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辑、集同。谓因雨不战，甲胄不衣，兵器不执，皆集聚而置之。”《汉书·薛宣传》：“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逢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颜师古注：“辑与集同。集，合也。”故辑也有聚集汇编之义。“编”与“辑”在汇集整理义上相同，故同义连文为“编辑”，意为对资料或作品进行搜集、整理与加工。 ①
学者对于“编辑”概念的具体内涵多有争议，20世纪90年代有关编辑概念的表述方式即有数十种之多。 ② 但整体而言，除去作为职业以及职称的称呼之外，“编辑”概念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收集材料，整理成书”（《辞源》），这是一种著述方式，也可称之为“著作编辑”。此种含义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中为常见，如“编辑”一词早出现于《魏书·李琰之传》，“修撰国史……前后再居史职，无所编辑”，此处“编辑”即是此义。二是“以生产精神文化产品为目的，策划、组织、审读、选择和加工作品的专业性精神生产工作。是传媒工作的中心环节”（《辞海》）。与前述“著作编辑”不同，此种编辑是一种社会行为和专业行为，因此也有学者称之为“专业编辑”。在本书中，“编辑”一词主要采用第二种含义，即指“专业编辑”，个人出于著述目的进行组织、审读、编选、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则不属这一范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近代许多新闻出版机构往往聘有馆外编辑人员，他们受托在馆外进行相关组织、审读、编选、加工整理稿件的工作，如商务印书馆就曾聘请陈独秀、胡明复、杨铨等文化界名流担任馆外编辑，他们的某些活动也属于“编辑”的范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民营机构的编译所（编辑所），人数或多或少的“专业编辑”，其实是既编又写的，往往集编辑、作者角色于一身。这种情况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
2.出版。
“出版”一词并非中国原有，而是在19世纪下半叶由日本传入。出版，publish，shuppan，双音节词，动宾结构，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动词。1879年黄遵宪与日本学者龟谷省轩的‘笔谈’中先使用此词。……这是一个来自日语的原语借词。” ① “出版”一词引入中国后其具体所指并不确定，不同的人在使用时有不同的界定 ② ，时至今日也未能形成共识。“从出版学研究起步至今，关于出版概念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也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或被大多数研究者认可的定义。” ③ 综观相关学者对出版概念的界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④ ：类是“编辑、复制（印刷）”二要素说，该类定义将“编辑”和“复制（印刷）”作为出版的核心要素，例如《辞海》定义出版为“把著作物编印成为图书报刊的工作”。《汉语大字典》界定出版为“把书刊、图画等编印出来”。第二类是“复制、发行”二要素说，如《牛津英语大词典》1989年版第12卷就将出版定义为“发行或向公众提供用抄写、印刷或其他任何方法复制的书籍、地图、版画、照片、歌篇或其他作品”。第三类是“编辑、复制和发行”三要素说，如林穗芳认为作品转化为出版物应具备四个条件：“a.经过编辑，具有适于阅读或吸取的内容；b.具有一定的物质形式；c.经过复制；d.向公众发行，如出售、出租等。”阙道隆认为“出版是指出版机构根据一定的方针和计划，选择、整理人类的思维成果和资料，通过出版生产赋予它们一定的物质形态，然后向社会传播”。第四类是公之于众说，如杨晓鸣就认为出版是“指一切为了适应社会受众需要，以一定的方式将作品公之于众的活动”，并认为出版“是一种话语权力、一种文化传播、一种文化积累，是文化信息整合，是社会性生产”。第五类是传播论，如师曾志认为“出版事业作为社会文化传播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理论、方法、技术手段、传播工具、信息载体等方面与传播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① 。田胜立则认为编辑基本规律涉及选择性、加工性和社会传播性，但本质的是传播性。 ② 结合以往学界对出版概念的定义情况，我们认为由于出版内涵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存在显著差异，在普遍意义上确定“出版”的定义无疑是有难度的，而简单以“传播”来定性“出版”又失之宽泛。由于本书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在考察对比近代编辑出版活动与古代出版活动特点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只要具备“编辑、复制、发行”三要素，即属于本书所言出版之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