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科技驱动的创新正在如何形塑城市
建设新经济如何把控城市变迁叙事
一个关于政府、大学和企业结盟为“创新社群”的故事
一个关于纽约、关于所有城市的故事
近些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创新创业”这个短语，也越来越多地听说科技界的“好工作”将如何拯救我们的城市。但是，这些说法里隐藏了令人惊讶的事实：本地生活和财富与全球资本紧密相连。你在诸如旧金山、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这些城市已成为“超级明星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初创企业不断涌现，未来的工作成倍增加，由那些掌控资本的投资者支持的数字经济中，精英教育逐渐加深。在这种背景下，更应该了解城市创新经济崛起和发展的深层故事。科技真的“为所有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吗？本书正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应。
【内容简介】
近年来，“创新”刺激了由科技产业领导的城市经济复兴。投资者们促进了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政府领导者们建造了科技中心，科技社群的“布道者”联结了年轻的软件工程师与诸如亚马逊和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他们让城市转型为一个创新综合体，一方面扩大科技产业的版图，另一方面奋力控制科技产业的权力。
没有一个城市比纽约更有野心追寻这样一种愿景。它发轫于2008年经济衰退，期望创造上千家新科技公司以及成千上万个科技工作。在两届风格非常不同的市长的带领下，纽约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培育科技公司，建立科技劳动力力量。但是，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抵抗，尤其是那些反对亚马逊在皇后区设立第二总部的抗议者。
在本书中，莎伦·佐金深入分析了这些创造了纽约科技经济的人们，以及科技产业的落脚之地。她追溯了纽约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以及来自美国其他地方和海外的巨大财富杠杆。通过与风险投资家、创业公司创始人和经济发展部门官员的访谈，她探索了创新之所的内涵——从编程马拉松、技术交流会、创业加速器到风投办公室、布鲁克林滨水区以及纽约的大学——新经济的规则正是由此诞生。
然而，由于创新综合体形塑了城市，它增加了城市对于全球资本的依赖，虹吸了公共补贴，并产生了新的精英阶层。佐金这一大胆的观点是对纽约、乃至全球所有城市的一个警告。
【作者简介】
莎伦·佐金（Sharon Zukin）
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与研究生中心社会学教授、同济大学兼职教授，美国社会学协会消费者与消费分会主席（2014）、《城市与社区》（City and Community）副主编（2012）、美国社会学协会社区与城市社会分会林德奖委员会主席（2011）。著作有《阁楼生活》（Loft Living，1982，1989）、《权力景观》（Landscapes of Power，1993年获得米尔斯奖）、《城市文化》（The Cultures of Cities, 1995）、《购买点》（Point of Purchase，2004）和《裸城》（Naked City，2010年获简·雅各布斯城市传播奖）。
【媒体评论】
莎伦·佐金的这本书再一次证明她是美国城市精明的观察者之一。几十年来，创新和科技产业被认为是布置在城市边缘的产业。但佐金在这本书中展示了创新和创业公司如何以及为何一起回到了城市，并提出了关于城市创新综合体崛起的反对意见。
——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作者
透过莎伦·佐金的敏锐视角和反讽，她带领我们看到了她称之为“创新综合体”的构成背后，走近那些初创公司、风投公司、商业孵化器、联合办公空间和编程学校。在这个新世界的技术魔法和不懈拥护之下，佐金看到了质疑其“为所有人带来更好生活”这一承诺的理由。
——乔舒亚·弗里曼（ B.Freeman），Behemoth: A History of the Factor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作者
在本书中，莎伦·佐金强势地揭示了纽约如何转向科技并建立了一个生态系统，向硅谷发起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她帮助我们理解城市、创业世界以及伴随进步而来的经济矛盾。
——斯蒂芬·乐维（Steven Levy），In the Plex和Facebook: The Inside Story作者
莎伦·佐金在这本书中巧妙地论述了科技资本不仅仅沸腾了年轻创业者的创想的“原汤”。它们不仅仅是想法、规则和叙事，也包括政策和投资。佐金带领我们游览了组成纽约创新综合体的各个地方和活动——编程马拉松、技术交流会、创新区、科技校区、编程训练营和联合办公空间。我们将看到的是，创新本身的政治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形塑城市。结果是，我们将看到科技发展之下，城市和城市中的人们将经历什么。
——吉娜·内夫（Gina Neff），牛津大学，Venture Labor: Work and the Burden of Risk in Innovation Industries作者
【目录】
想象创新
编程马拉松和新资本主义精神
交流会：以社群之名
加速器、初创企业和资本循环
风投办公室和资本聚集
在水岸： 布鲁克林的“创新岸线”
管道： 人才、 科技精英和学术资本主义
创新综合体
后记：研究方法与调查行程
译后记
【前言】
致中文版读者
每个国家都希望通过发展尖端数字科技成为21世纪的引领者。无论是在国家规划中还是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体现，这个目标都是由需求驱动的，即人们对更具弹性的国民经济、更广泛的自治以及改变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现代性文化的渴望。而嵌入这个普遍梦想的概念就是“创新”。
如科技产业一样，创新源于合作和竞争，需要宽带、数据中心、实验室和办公室等更广义的基础设施。显然，各国政府和大型科技公司拥有建立这些基础设施的资源。但是地方官员同样起着关键作用。创新的蓬勃发展取决于城市的物理空间密度、文化多样性，同样取决于投资者、研究人员及培育创业者的市场地理集中度。然而，城市世界是复杂的。因为每个城市都想成为“创新之所”，地方官员们整理土地、培训从业者、招引产业投资者，这些要素将构成一个“创新综合体”，在不挑战地方政府权威的情况下推动城市的经济增长。
在这本书中，我对纽约如何成为仅次于旧金山的全美第二大创新综合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纽约和旧金山有许多不同之处，当然，这些美国城市和中国城市之间也有许多差异。但我相信，纽约的经历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创新创业”这一话题在深圳和在奥斯汀一样为人熟知。公共、私营和非营利部门之间的组织伙伴关系，特别是当地企业、政府和大学的“三螺旋”合作模式，在杭州和在西雅图同样重要。软件和硬件的设计空间重塑了上海和布鲁克林的社会地理。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扰乱了许多城市中心的工作模式和日常生活，但也加速了科技产业的成长。了解这种成长是如何发生的、科技公司是如何融入城市权力结构的，以及城市居民如何在从数字技术中受益的同时控制其使用方式，对每个人而言都至关重要。创新需要我们去比较经验和分享观点。我希望这本书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莎伦·佐金
于纽约
2021年5月
【书摘与插画】
创新：触发警告
所有人都在讨论“创新经济”，但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从哪儿开始的。如果“创新”意味着那些依靠数字技术而兴起的新产业和新工作方式，那么我们可以溯源至20世纪中叶的电子生产和科研，比如加州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Route 128）。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当前的“平台资本主义”时代，那么就要从世界上每个大城市的软件开发中心说起，它们先发迹于旧金山、纽约、伦敦等城市。道德判断总是形塑着我们的索引方式。虽然不稳定就业和数字化监控引发了对“新经济”的批判，但是那些在自发“科技社区”工作的人们更乐意用“创新创业”这样的激励话语。尽管观点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的城市是创造和对抗土地、劳动力、文化、资本等要素的重要之地，这些要素间的有力互动是新经济形成的基础，被称为“创新综合体”。
正如这个短语所示，新经济既有物质维度又有象征维度。在物质维度上，城市领导者建造了各种场所及园区来支持技术创新；在象征维度上，他们又演绎了一种心理“复杂性”或者文化焦虑，担心如何在不丧失权力的同时把控创新进程。他们遵循着经济增长的现代叙事：在政府的支持下创造新点子、商业投资机会和就业岗位。这些“虚构”的预期让他们构想着一种人人繁荣的创新景观。
实际上，现实更具风险、更为复杂。在全民监督之下，城市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让科技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政府需要补贴商业投资和专门的职业教育。他们同时要为地产开发商设立科技中心和创新专区。他们还需要处理科技给地方市场和社区带来的“干扰”：叫车服务、房屋短租、自动驾驶、电动滑板车，以及企业为智慧城市建设而搜集的隐私数据。即使市长们都尝试着驾驭数字创新之虎，他们仍被全球资本主义重塑的大环境所制约。
……
这些看似零碎的事实表明了一个惊人的现实：本地生活和财富与全球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更为明显，它们已经成为新经济汇聚的“超级明星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初创企业蓬勃发展，指向未来的就业机会成倍增长，那些受过数字技术培训、得到有雄厚财力的投资者撑腰的人才们构成了新的“技术—金融”精英阶层。但是你必须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新阶层。那些你不知道名字的重要人物和你从未听说过的事正在发挥影响、制定规则，并塑造着年轻一代的思维方式。杰夫·梅里特在“网格计划”委员会的任职有效助推了纽约创新综合体与世界经济论坛上的首席执行官和组织领导者们之间的联系。
这种联系可能会提醒你想起一个术语——“权力精英”——它是由20世纪中叶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提出的，用来描述由商界、政界、军界领袖组成的新统一结构。这个结构更广泛而深入地内嵌于国家制度中，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地方统治者和有影响力的人都要强大。对米尔斯而言，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权力精英，主要是为了应对二战后的全面核战和国家市场财富所带来的风险。今天，类似的精英群体产生于科技行业和金融投资者行列中，以应对全面经济竞争和全球市场财富所带来的风险。通过像“网格计划”这样的“公—私—非营利”伙伴关系的运作，“科技—金融—政府”精英和他们所推崇的人才正在重塑全球资本时代的城市。
我承认，相对于大多数观点而言，这是一个关于“新经济”的更具争议的看法。一方面，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们描绘了一幅“新工作版图”，聚焦于个别超级明星城市中的少数高薪、高科技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研究创新的社会学家和商业专家则把焦点放在组织之间的非正式社会网络连结过程上，这些过程终产出了有市场价值的产品和创意。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强调“科技人才”显而易见的决定性作用，这些年轻的、频繁流动的高学历劳动力现在更愿意在城市生活和工作。这种文化选择为我们的城市带来了美食广场、自行车道、联合办公空间，以及创新综合体的通用符号，同时也带来了谷歌、Facebook、 IBM的纽约分部，以及遭到广泛抗议的亚马逊纽约长岛城第二总部计划。
我不否认，这些包含抱负、品位和审美取向的文化选择，放大了新经济日渐增长的吸引力，并形塑了它所倡导的叙事。但同样重要的是，正如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多年前就提出的观点，是资本，尤其是财富和市场的不平等聚集，为城市启动新产业提供了资源。当然，这首先是金融资本，但也包括连结初创企业生态系统中的不同行动者和组织的社会资本，以及投资者通过创新综合体中的各种“管道”（pipelines）（大学、加速器和编程学校都是典型的“管道”）传递给创业者和科技从业者的文化资本。
尽管这些过程大多在私营部门内展开，但城市政府仍扮演着关键角色。在纽约，自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市政府主导了一项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产业政策。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有时会为私人科技公司的选址提供补贴，尤其是在和纽约州政府合作竞标亚马逊第二总部项目的时候。该公司也会为私营部门和非营利机构寻找工作场所提供津贴，举办培训项目。它同时也会建设基础设施，从科技中心到轮渡线路，希望这些配套能重新填满空置的办公楼，提高地价，并创造潜在的就业岗位。我设想，这个计划很大程度上可以为所有城市所共享，无论城市的市长、执政党和意识形态差异如何。
然而，这又是充满矛盾的。创新综合体越成功，城市就越不宜居。原因之一是私人投资者掠取了大部分收益。他们用承担风险的意愿来合理化收益。但是正如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所言，当政府希望通过支持创新来同时获得道德赞扬和经济回报时，那些私募股权经理和风险投资家才是两者兼得的获益者。这些由投资者、初创企业创始人和早期员工通过首次公开募股或出售企业获得的巨额财富，在套现后充斥于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中。地价涨幅过高、过快，使得大多数本地劳动者无法负担。
一次又一次，我们看到城市政府无力或不愿拿出足够的创新金融收益来建造足够的经济适用房、运行顺畅的公交系统和公平的公立学校。……
然而，在过去几年中，公众已经意识到了科技巨头的财富和工人的经济不安全感之间的巨大落差，还有社交媒体平台的权力和用户暴露风险之间的鸿沟。对创新综合体负面影响的认识也引发了对它的抵制。在柏林，因为居民和社会活动家的反对，谷歌公司放弃了在绅士化街区开设办公室的计划。在圣何塞市（San Jose），市政府要求谷歌计划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希望公司在其总部附近建设经济适用房，惠及公司员工以外的当地低收入民众。在纽约，市议员和州立法官员、社会运动家和居民对于被排除在竞标亚马逊第二总部计划之外表达了强烈的愤怒。尽管州、市两级政府给了亚马逊大量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但未能就社区眼下的重大利益进行协调，终亚马逊公司终止了该计划。
虽然州长和市长声称纽约人要在此生为反对这个经济发展机会而付出代价，但大量科技企业还是继续在纽约开设办公室，市议会扩大了此类经济发展计划的公众参与范围，而那些已经生效的项目规划过程——包括专家论证、公众听证会、分步谈判与审批程序——开始接受更严格的监督。相比较科技巨头和数十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这些变化显示了创新正朝着更少“克里斯玛”（个人魅力）、更多民主的方向迈出步。
我相信纽约这样的城市可以同时展现出创新综合体的两面性，即承诺和风险，这种观点并不天真。凭借丰富的资源和同样庞大的负债，纽约市为利用创新产出公共品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试验场。作为开端，我们必须先看看2008年经济危机后，创新综合体是如何在这个城市被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堆砌出来的。为了展示新经济如何建立、如何在这个时代重塑城市，我试图同时提供一个历史纵向的解释和一个批判性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