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人类与动物关系持续恶化,而传统的动物权利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着双重困境,不足以回应当下的问题。本书旨在提出全新的思路,从“社群”概念出发,将公民身份的框架应用于动物权利问题,以建构一种拓展性的动物权利论,并由此思考多样性的人类–动物关系所衍生的不同类型的义务,以期弥补现有的动物理论存在的缺陷,重新建立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推动动物权利的发展。
作者
[加拿大]休·唐纳森(Sue Donaldson),动物权利活动家,加拿大女王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护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和动物伦理。发表过多部散文、戏剧、学术专著。女王大学“哲学、政治、法律和伦理学中的动物问题”研究小组发起人。
[加拿大]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政治哲学家,加拿大女王大学哲学系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研究领域为多元文化和动物伦理。曾获得加拿大政治科学协会麦克弗森奖、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拉尔夫·本奇奖,并于2004—2006年担任美国政治与法律学会主席。主要著作有《当代政治哲学》《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多元文化公民权》。
译者
王珀,山东济南人,哲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任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动物权利论争中一个了不起的里程碑。借用诺齐克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形容,动物权利理论家要么必须在《动物社群》提出的理论范围内工作,要么解释为什么不这么做。
——《价值探索杂志》
精彩又具开创性……一种丰富而新颖的理论,颇多值得称许之处。《动物社群》是对动物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重大贡献,也将启发更多有趣的讨论。
——《哲学家杂志》
深刻严肃,文采斐然。《动物社群》是一本勇敢的书,一次智性之旅。它是自辛格的《动物解放》以来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重要的哲学著作……对那些想改变人类对待动物方式的人来说,它能带来很多启发。
——《加拿大文学评论》
无论是对现有动物权利理论的批评,还是对政治理论的概述,都极具说服力……对有关动物权利的论辩做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当代哲学杂志》
章 导言
第二章 动物的普遍基本权利
动物自我
对有人格者的正义与自然的价值
自然的他性
对“大争论”的总结
动物基本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与普遍性
结语
第三章 用公民身份理论拓展动物权利
普遍权利与公民权利
公民身份的功能
人类–动物关系的多样性
第四章 动物权利论中的家养动物
对驯化的定义
人道对待与互惠的迷思
对家养动物的废除论和绝育论
门槛论
努斯鲍姆与物种标准原则
结语:当前各种动物权利论思路的局限性
第五章 家养动物公民
反思公民身份
近的残障公民身份理论
家养动物可以成为公民吗?
迈向一种家养动物公民身份理论
结语
第六章 野生动物主权
传统动物权利论对于野生动物问题的处理思路
一种面向野生动物社群的主权理论
积极援助与干预
边界与领土
主权社群之间的公平合作条件
结语
第七章 边缘动物居民
边缘动物的多样性
居民模式的必要性
人类政治社群中的居民身份
确定动物居民身份的相关条款
结语
第八章 结语
结语
在本书开头,我们指出动物保护运动陷入了政治和理论上的双重困境,而我们希望为克服这两种困境做一些贡献。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集中讨论了理论上的困境,指出在人类–动物交往中存在大量紧迫问题,而传统动物权利论视角片面地关注动物的内在道德地位,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用各种方式来把动物们与国家主权、领土、殖民、移民和成员身份等相关的政治制度和实践联系起来。这种更具有关系性和政治性的思路有助于照亮动物权利论中的盲点,澄清它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矛盾和模糊性。
在结语部分,我们想回过头来讨论政治上的困境,这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我们在导言中曾指出,尽管动物保护运动在20世纪赢得了一些胜利,但它基本上输掉了这场斗争。动物剥削的规模在全球持续扩大,而我们在改革残酷的动物利用方式上偶有的“胜利”,只是在啃啮这个动物虐待体系的边角而已。
对于任何关心动物命运的人来说,设法突破这个政治上的困境是当务之急。建立新的、拓展性的动物权利论也许具有学术上的推动力和挑战性,但是它能为现实世界中的运动和辩论带来改变吗?
我们并不乐观地期待情况能在短期内发生巨大改变,当然也不会幻想仅仅通过提供更好的道德论证就能改变世界。人类社会——包括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建立在剥削动物的基础之上,而且很多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以各种方式来支持这种剥削。众所周知,道德论证一旦与自我利益和既有期望完全对立,就会变得无效。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道德圣人:当代价相对较小时,我们愿意按照道德信念行动;但是当道德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的生活水准或生活方式时,我们就不愿意那样做了。人们也许愿意禁止猎狐,但是显然对放弃肉食或皮革不那么热心,更不要说停止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殖民开发,让猫和牛获得公民身份,或者与鸽子和郊狼共处。任何要求人们变成道德圣人的理论都注定在政治上无效,我们不应天真地对此抱有更多期待。
然而,我们不相信这是故事的全部。事实上,有人会认为我们对动物剥削的依赖正在伤害我们,甚至杀死我们。以肉为主的饮食不如素食健康;而且,生产肉类的农业活动是导致全球变暖的首要原因,其影响与交通运输不相上下。人类对野生动物领土的殖民开发正在破坏地球之肺,影响到土壤的活性、气候系统的稳定性,以及淡水供应。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不减少对动物的剥削和对其栖息地的破坏,人类将无法在这颗星球上生存。
事实上,一些评论者认为即使道德敏感性不发生任何变化,动物剥削体系也将不可避免地自行崩溃。如吉姆·莫塔维利(Jim Motavelli)所言:“我们不会仅仅因为停止吃肉是‘正确的事’就停止吃肉”——他认为通过推理论证来使人们放弃吃肉“是一桩亏本生意”,除非“我们是被迫停止吃肉的”。联合国调查表明,至2025年,不再有足够的水和土地来维持80亿人口的肉食需求,所以“肉食将会消失,除了作为少数人的奢侈品”。莫塔维利预计,人类终会转向一种拒绝食用动物肉的伦理,但是这将会发生在肉食产业所导致的环境崩溃之后,而不是在那之前。根据这种观点,在动物权利论上付出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不是因为它无力对抗那些支持动物剥削的力量,而是因为它是不必要的,因为另有能长期减少动物剥削的力量。
有趣的是,这里呼应了那些关于废除奴隶制的争论。有人认为奴隶制的终结是废奴主义运动的结果,废奴主义者成功地改变了人们关于黑人权利的道德敏感性;也有人认为,奴隶制是自行崩溃的,因为事实证明它在经济上越来越低效。就人类奴隶制而言,大多数观察者都同意,道德感召和经济因素都很重要,而且它们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道德敏感性的变化会促使人们确认那些潜在的支持废奴的自利理由,个人经济利益的变化会促使人们反思他们以往的道德信念。
关于道德信念和自利观念之间复杂而难以预测的相互作用,已经在近的社会科学文献中被广泛探讨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观念和利益并不是相互分离、相互隔绝的两个范畴,因为人们对自我利益的确认部分取决于他们对自己是谁,以及他们看重这个世界上的何种关系的认识。举一个的例子,很少有人会认为禁止吃人是对他们自我利益的一种“负担”或“牺牲”。人们不认为他们自己在吃人肉这件事上拥有一种自我利益,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这种竟然想要吃人的人。类似地,也许我们可以期待,有一天人们不再将禁止吃动物肉视为一种负担或牺牲,因为人们不再认为自己是那种想要吃动物肉的人。通过这种方式,道德敏感性的变化重新定义了我们的自我认识,由此也定义了我们对自我利益的认识。
其实,我们对于自己是谁以及自己看重什么的认识,不仅仅是由狭隘的自我利益或明确的道德信念所塑造的。我们可以拓展自己的道德想象力,通过谨慎的思考和反思,通过富有同情的关系,或通过科学的和创造性的冲动——我们关于探索、学习、创造美、关系和意义的欲望。我们需要在动物正义事业中发扬这种更广博的人类精神。
今天,动物权利论所提出的很多要求无疑被很多人视为巨大的牺牲。我们所发展的道德理论,和人们对利益、对自我的认知之间,存在巨大的沟壑,但这一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变化的方式难以预料,而且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快。随着我们的动物剥削和殖民体系所造成的环境和经济代价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越来越需要发展新的概念框架来帮助我们确立新的人类–动物关系观。
我们希望本书可以为这项任务做出贡献,不管是通过它所提供的长远视野,还是它所提议的短期策略。就长远视野而言,我们的思路为人类–动物关系提供了一种比传统动物权利论更积极的未来图景。迄今为止,动物权利论主要关注的是一系列消极禁令——不可杀害、利用、圈养动物。在这个过程中,动物权利论采取了一种粗陋的、过于简化的人类–动物关系观念:家养动物应当消失,而野生动物应当不受干涉。简言之,不应存在任何形式的人类–动物关系。我们已经论证了,这幅图景不仅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人类与动物不可能被隔离在彼此封闭独立的环境之中),在政治上也是不利的。
大多数人类都是从与动物建立关系开始了解和关心动物的,通过观察它们,和它们一起散步,照料它们,爱它们,以及被它们爱。那些关心动物命运的人类一般都与动物建立了关系,他们是动物的陪伴者和工作伙伴,是野生动植物的观察者、保护者,又或者是生态恢复工作者。要想走出这个政治上的困境,就必须依靠这些能量和动力。然而动物权利论所包含的信息是:人类不可能与动物建立良好关系。我们会无法避免地剥削与伤害它们,所以必须与它们断绝关系。这一信息不太可能鼓舞那些动物爱好者去为动物正义而斗争。
我们不主张和动物断绝关系,我们的长远构想是探索并接纳这种关系的全部可能性。这要求我们不仅承认动物们作为独立主体的基本权利应得到尊重,更要承认它们作为社群成员——不管属于我们还是它们的社群——与我们在相互依赖、互利互惠和共担责任的关系中联结在一起。这幅图景远比经典动物权利论立场要求得更多:后者只要求一种不干涉动物的义务,而前者是一种更积极、更具创造性的图景,它承认人类–动物关系可以是同情的、正义的、有乐趣的、彼此充实的。任何动物权利论都要求人类放弃他们从动物剥削或殖民中所得到的不正当利益,但是一种在政治上有效的动物权利论,不应只是指明正义要求我们作何牺牲,还应指明正义有可能回馈给我们何种新的关系。
而这一点,又反过来影响了短期策略。如果我们的长期目标不是仅仅废止剥削,而是建立新的正义关系,那么就连短期前景看上去也不会像之前那么黯淡了。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动物剥削或殖民的规模都在扩大,但同时,世界各地也进行着不计其数的探索新的人类–动物关系的实验。本书已经讨论了其中一些,仅举其中几例:
关于这些和无数其他例子的讨论贯穿了本书,通过它们,我们看到人类正试图与动物建立新的、合乎伦理的关系。这些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人道对待动物的观念,也远远超越了不干预和尊重基本消极权利的观念。至少,它们蕴含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人类–动物关系观念,这一观念承认我们不可避免地处于与动物的复杂关系之中,而且对它们负有各种积极义务。
在我们看来,这些实验是在为建设一个未来的动物社群而添砖加瓦,我们的部分目标是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使得这种动物社群有理可循。每一个实验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明,新的正义关系是可能建立的,而且是可维持的。人类无法放弃在动物剥削或殖民中获得的利益,虽然这一点在近期难以改变,但是人们也会对不正当利益感到非常不安,并为探索新的可能性投入了大量的创造性能量,而且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然而,这些行动基本上被当前主流的动物权利哲学理论无视了,后者缺乏阐明这些实验之道德价值的理论工具,认为它们与废止工业化农场和其他产业对动物的直接剥削的动物权利计划无关,甚至严厉谴责它们并没有阻止对动物的利用,没有学会“由它们去”。
期待仅靠道德论证来战胜根深蒂固的文化成见和自利的强大力量,这是过分的要求,但是道德论证至少应当去确认有哪些道德资源在我们的社会中是的确存在的,不管是现有的还是有待开发的,并且应当努力强化它们。动物权利的道德资源包括:那些与自己的伴侣动物建立羁绊的普通人、野生动物组织的热心成员,以及致力于栖息地保护和恢复的生态工作者。这些个体一般不自认为是动物权利的支持者,而且很少会像素食主义者那样习惯于在日常生活中控诉对动物的剥削行为。然而,他们的确在以重要的方式努力争取着动物权利——包括领土主权、公平共存的权利,以及公民权。动物权利运动需要采纳一种拓展的动物权利观,从而能接纳所有这些为动物而战的天然盟友。
我们要让人们对动物正义之事业感到激动,去开发人类在创造性、科学发现和亲和性方面的巨大能量。我们是《星际迷航》的超级粉丝,对于读者来说这一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们欣赏这部剧关于物种间的交往、共存与合作的伦理。我们可以把这种伦理概括为:在与新的“生命形式”相遇时,我们应当保持谨慎、好奇和尊重。如果有些物种没有准备好,或不愿意从与星际联邦的关系中获益,那么就应当让其不受干扰地沿着自己的轨迹去发展。通过与跨星系旅行前沿的物种进行“次接触”,星际联邦可以评估一个物种关于加入联邦的政治共同体的意愿。而这至关重要的次接触被委任给联邦得力的外交官,配备的科学手段和发达的技术资源,以尽可能地促进交流,而且要遵守“不伤害”的禁令。企业号遇到了很多不可能出现莎士比亚(或斯波克、戴塔)、人类语言或人类道德反思能力的物种,但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具有适应性的心智和意识,所以得到了同样的伦理尊重。
地球上物种间接触的现实与之相比就残酷得多了。不妨想象一下,假如在另一个星系发现了一只类似于大象、鲸鱼或鹦鹉的动物,我们会是多么兴奋,会如何不遗余力地去研究这种奇妙的新生物,欣赏它的独特性,并尽可能地与之友好接触。假设我们产生了杀光这个物种,或奴役它、夺取其赖以生存的资源的念头,这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然而,我们正是如此对待这些与我们分享地球的独特而神奇的动物的。我们似乎无法心怀尊重和敬畏地看待它们。抛开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个极其可悲的历史背景,假如我们是在中立的领土上与它们次相遇,用新鲜的眼光打量它们,我们肯定不会是这种态度。
我们希望本书可以提供一系列新鲜的视角,使我们不再把动物看作“只是动物而已”,或者一些属于濒危物种的可替换的成员,或者被动的受害者。相反,在我们提供的图景中,动物作为复杂的个体行动者嵌入社会的(而不只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关系之网,而且作为政治动物,它们是公民,是自决社群的主权者。基于这幅图景,我们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起点,让我们回到次接触。幸运的是,大多数动物社群不会将那些遭受人类残酷对待的详细经验在代际间传递下去。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翻开新的一页,而不像在人类的不正义问题中,记忆常常漫长而痛苦,阻碍着我们对未来正义前景的展望。在动物问题上,我们没有这种阻碍。未来取决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