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海内外学界部以上海万国商团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
★学术名家熊月之、朱英作序推荐
★史料丰赡，视野宏阔，见解新颖，框架合理，分期妥帖
★解读长久沉默无声的全球中外文献，勾画体现“上海品格”的近代商团面貌
★在全球范围内挖掘史料，揭示上海万国商团的历史轨迹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万国商团研究（1853—1942）”与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全球视野下的上海”终成果
【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的新式商人组织与上海史皆是成果丰硕的学术领域，横跨其间的上海万国商团迄今却尚无专门研究，本书是海内外学界部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本书利用从世界各个角落搜集而来的新史料，对存世近一个世纪的万国商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与解读，通过对万国商团演变过程、主要活动、制度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既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反应”范式，亦不景从于“中国中心论”的诠释路径，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采取全球史视野鸟瞰近代上海，重新阐释了上海乃至近代中国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复杂面向，探究这座城市得以脱颖而出、一枝独秀的更为深层的历史成因。附录设置丰富，关于万国商团许多文献皆为首次刊布，为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和深化提供极大便利。
【作者简介】
徐涛，祖籍山东五莲，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上海市“晨光计划”“曙光计划”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着眼于上海城市的历史嬗变，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课题2项，国际科研项目2项；已出版专著《孙中山与上海》《自行车与近代中国》等4本，主编英文论文集1本，参与编著10余本，发表论文70余篇。荣获“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术奖”一等奖、张仲礼学术奖等。
【媒体评论】
本书以上海万国商团为研究对象，在全球视野下还是部，填补了相关学界空白，对于上海史、商团史、近代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有一定推进；附录中所刊布的万国商团史料为后续研究的推进和深入贡献极大。本书堪称近代商团史研究的新创获。（编辑：陆琦杨）
【目录】
目 录
序 一 熊月之
序 二 朱 英
绪 论 陌生的“上海人”（Shanghailander）
一、一条“马路”
二、两条路径
三、三种情形
四、全球视野
章 忽生忽灭
一、租界·成军
二、“泥城之战”
三、名存实亡
第二章 英式商团
一、工部局接管万国商团
二、枝附叶着：万国商团与英帝国
三、英侨武人
第三章 万国之名
一、化敌为友：华员群体
二、常备武力：白俄军人
三、其他民族属性连队
第四章 繁市隐忧
一、全新的《防御计划》
二、尽显疲态的万国商团
三、“中立”不立
四、两战之间
第五章 孤岛残兵
一、淞沪会战
二、为德不终：孤岛中的孤军
三、风声鹤唳的日子
四、大限已至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一 万国商团历任团长
附录二 万国商团历年规模
附录三 万国商团历年经费
附录四 万国商团统辖作战单位列表（按时间排序）
附录五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Regulations For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October 1922（《万国商团章程,1922年10月》）
附录六 《万国商团华队公会章程》
后记
【前言】
序 一
熊月之
近代上海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意外地成为中外利益共同体。治外法权、战时中立是这一共同体形成的政治前提，华洋混处、面积广阔是这一共同体存在的空间基础。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发轫于小刀会起义以后华洋杂居局面的形成，正式启动于同治初年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共同抵抗太平军，定型于庚子事变时期的东南互保运动，其突出影响表现为持续增强租界“安全岛”功能，强力保障上海枢纽港地位，以及超常的自我增强功能。以租界为核心区域的中外利益共同体，是在中外关系磨合中、经多种力量博弈而自发、逐渐形成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各色人等，共同维系着租界的安全稳定与持续繁荣，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史上的一大奇迹。万国商团是构成这一奇迹的重要元素。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形成众多性质各异、大小不一的利益共同体，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其中有些是自觉建立的，有些是自发形成的。联合国及其下属的各类组织，都是人类基于共同利益与价值观念自觉建立的各种共同体，而有些区域性、专门性共同体组织，如动物保护组织、世界环保组织、同性恋组织等，则是自发形成的。所谓自发，即是从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到哈耶克所论的自发秩序，是出于人群自发行动的结果，而不是由某人或某机构自上而下设计或强力推行的结果。上海万国商团是在租界面临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的情况下，由界内居民自发建立起来的组织，具有自发性、志愿性与民间性，到后来才发展成为获得租界资助的正式组织。其英文名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中的Volunteer，就揭明了这一组织的特性。这种为了保卫本乡本城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民间组织，中外历史上都曾普遍出现过，也可以说在东方西方都有悠久的传统。也正因为有此传统，上海万国商团才会在没有多少阻力的情况下很快建立起来，日后发展为包括公共租界各主要侨民群体（英、美、日、德、意、俄、犹太等），当然也包括华商在内的民间武装。
剖析近代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的特点，可以有多种切入点，共同防治传染病、共同抵御台风等自然灾害、共同治理走私贩毒、共同疏浚黄浦江等，但若论维持时间之长、涉及侨民群体之多，则以万国商团为突出。徐涛博士这本专著，是对万国商团这一组织的次全面的、系统的学术梳理与研究。
披览此书，我觉得全书资料与论述俱佳，宏观视野与微观剖析兼胜，确是难得的好书。
首先，史料丰赡。对于万国商团，以往缺乏精深的个案研究，存世的资料，如残枝碎叶，散处全球各地，向未经过系统的汇拢整理。作者筚路蓝缕，创榛辟莽，除了在国内各相关档案馆、图书馆爬梳剔抉，还多次前往英、美等国，有效利用与国际同行的丰沛人脉，特别是利用互联网这一时代利器，碧落黄泉，尽力寻觅，终于集腋成裘。已有之各种语言的相关史料，据保守估计已有数百万字。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专著，自然令人耳目一新，血肉丰满，生动可读。
其次，视野宏阔。近代上海国际联系极其广泛而频繁。上海租界几乎就是世界浓缩版。与万国商团相关的外侨，来源众多，各具特色。研究万国商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研究上海外侨发展史与相互关系史，既要了解英、美、俄、德、犹太等侨民移居上海的历史，还要研究这些侨民的背景及其相互关系。作者自觉地将上海历史置于全球范围内考察与解读，以万国商团组织变迁为切入点，结合公共租界之变迁，描述其生长历程与社会功用，分析其变化形态与历史功用，分析上海与中国、世界互动关系，提纲挈领，钩稽贯串，展现了万国商团这一机构的运动，对于中国及整个世界的复杂影响。
再次，见解新颖。同样的史料，同样的问题，在不同视野下，会有不同的理解。本课题有新资料、新视野，新见解也就比较多。比如，书中所论，“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概念不适用于上海史的解读。完全复制英国经验，不能适用于上海，这才导致万国商团成立之初，忽生忽灭。作者认为，万国商团之所以长期得以维系，既有内源性，又有外源性，这是基于上海复杂的国际性得出的结论。再如，书中认为，万国商团并非一成不变，排外的武装组织，所以能够国际化，不断发展壮大。书中论述，两次上海淞沪抗战，上海城区得以保全，没有遭受兵燹，与中外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密切相关。这些新见都立于坚实的史料与严密的逻辑基础之上，经得起推敲。
复次，框架合理。万国商团历时近九十年，其产生与发展，既不完全是对西方冲击的反应，也不完全是从中国本土滋生的，而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产物。这是一个特定情境下产生的“怪物”。特别是万国商团中有一支由上海欧亚混血人组成的大队，这是世界任何其他城市史上都绝不可能出现的现象。本书针对这些特殊现象而建构起来的分析框架，论从史出，文质兼备。这种分析框架，有助于近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从费正清 “冲击—反应”理论模式与柯文 “中国中心观”诠释路径的“钟摆式”范式困境中摆脱出来。
后，分期妥帖。上海自1843年开埠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略分为晚清、民国两个时代，细分下去又以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及抗日战争胜利等，作为分期节点。本书没有简单地套用这一分期框架，而是以万国商团组织自身演变为脉络，分为五个阶段：从租界辟设到1870年为期；1870年至19、20世纪之交为第二期；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为第三期；“一·二八”事变至“八一三”事变为第四期；淞沪会战爆发至租界收回为第五期。这种分期方式，切合历史实际。
至于本书体现的逻辑严谨、文字畅达、征引规范、插图精美等优点，则是任何一本优秀学术著作都的起码要求，毋庸赘述。
总之，本书史料丰赡，视野宏阔，见解新颖，框架合理，分期妥帖，是一部开拓幅度大、原创程度高的优秀学术著作。此书的出版，对于上海史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乃至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假如将已得之资料，汇编出版，或在网上公布，则泽惠学林必然更多。
2021年9月
序 二（节选）
朱 英
记得2016年上半年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通讯评审，其中有一份课题名称为《万国商团研究（1853—1942）》的申报书引起我的注意。虽然不知道申报者何许人也，但感觉不仅选题很好，而且论证也不错，遂推荐入选。后从国家社科规划办的网站获悉该课题复评获通过，入选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申报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中青年学者徐涛。随后不久，《史学月刊》编辑部要我对一篇题为 《近代上海万国商团之华员群体》的论文提出审阅意见，看后觉得不错，推荐发表。论文刊出，得知该文系万国商团研究这一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起初不认识徐涛，故留下的印象并不深。2016年底在广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得以相见，私下里一起到中山大学参观陈寅恪故居，还鼓动他以万国商团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得知其已申报并获批准，才想起评审过这个项目。
光阴似箭，转眼间五年过去了。徐涛发微信告知该课题研究已经完成，书稿《万国商团：一部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将于年内出版，并寄来电子版让我先睹为快，同时希望我为该著写序。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乐见近代商团研究终于有专著问世，自然愿意写序予以推荐。
一、一部填补研究空白的力作
时间前推大约４０年，近代商会和商团的研究同时在中国起步，但随后的发展却有明显不同。商会研究蔚为大观，从初的辛亥革命史分支很快发展成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不仅论文众多，而且专著迭出，直至集大成之四卷本《中国近代商会通史》问世。商团研究的发展则较为缓慢，迄今仍只有为数并不多的论文发表，与商团的作用与影响很不相称。２０年前我就曾写过一篇《近代中国商团研究述评》，指出当时的商团研究存在若干不足，包括研究对象的范围、研究时段存在明显缺陷，研究视野不够宽广，研究方法也需进一步改进，在资料的挖掘和利用方面也存在缺陷。时至今日，这些缺陷仍没有明显改观，令人颇为遗憾。以上所说主要针对华界地区的商团研究，至于租界中由西人组织的万国商团，则研究更少。
相对而言，万国商团的研究难度更大，本书作者对此应有切身感受。之所以如此，一是万国商团的历史跨度长、涉及面广，需要研究者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广博的知识储备；二是史料搜集、运用难度大。万国商团组织机构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英国伦敦、中国上海两处，但关键团员的个人遗存史料等散落世界各处，对研究者而言难以尽数搜罗；而且各类文献所用语言五花八门，史料翻译难度较高。因此，在华商商团研究专著尚付阙如的情况下，研究万国商团的著作得以先行问世，实属难能可贵。长期以来，万国商团被层层历史迷雾所笼罩，人们难以了解其真相，“成为了一群我们不熟悉的‘上海人’（Shanghailander）”。这部《万国商团：一部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著作，将为我们拨开层层历史迷雾，揭示万国商团的奥秘，在很大程度上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这也正是本书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当今学界趋于严谨，故慎用填补研究空白之说，但称本书的出版填补商团史研究学术专著的空白却是实至名归。尤其是相对于华商所建之商团，万国商团的研究难度更大，因而更值得肯定。另外，在整体上商会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远超商团史研究，但对西商在华组织的洋商会至今也研究薄弱，不仅无专著出版，而且论文也极其少见。商团研究虽落后于商会研究，但对西人组织的万国商团却即将有专著出版，在这一点上又超过了商会。衷心希望本书的出版，既推动商团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又促进在华洋商会研究的进步。
二、万国商团的特点
商团特指近代中国以商人为主体成立的一种准军事组织。传统中国社会有团练，但并无商团。所以，商团也是近代舶来之物，肇始于上海公共租界英人创建的万国商团。其诞生于1853年4月，起初名曰“上海本埠义勇队”（Shanghai Local Volunteer Corps），终结于1942年9月，拥有长达近90年历史。本书指出，与英国本土商团或其他英属殖民地商团相比，万国商团极具“上海品格”（Shanghai Character）；与其他华人商团组织比较，万国商团亦可谓独一无二。具体而言，万国商团具有如下四大特点：
一是国际色彩重。万国商团的高度国际化，缘于近代上海城市的高度国际化，特别是国际移民的不断增多。包括中国人在内，寓沪之人尤其居住公共租界者的利益需求，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万国商团的建制当中，其成员包罗了众多国家侨居上海的移民，其命运起落也与世界时局息息相关，这在其他商团中绝少见到。
二是影响范围广。万国商团源于英国，其演练方法、建制模式、组织章程等，皆为后起之华人商团组织所借鉴。不仅如此，万国商团历史上多次对外出防、对内弹压，不仅直接决定着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走向，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亦有重大影响。
三是军事实力强。1900年之后，上海万国商团成员一直保持在1000人以上，装备先进，后期更是有常驻守军（白俄团），渐有正规军属性，力量之强，独步亚洲。万国商团规模远超同期之新加坡、中国香港、天津、汉口等地的外侨商团组织，社会影响之大亦非其他商团可比。
四是存在时间长。上海的华人商团昙花一现，万国商团则几乎贯穿近代上海城市兴衰始终，即便在世界范围亦鲜有匹敌者。上海公共租界并非完全殖民地性质，无任何国家军队常备驻扎与保护，万国商团遂成为城市安全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本书所述以上四点，较好地概括了上海万国商团的特征。其中为显著且毫无争议的特征，应是国际色彩极为突出，这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的特殊格局形成的结果。如同本书所论，上海公共租界被称为“一个微型的国际联盟”，各国侨民较多，体现在万国商团中即是建有各国专属连队，如德国队、葡萄牙队、奥匈队、日本队、美国队、菲律宾队、意大利队、上海苏格兰队、白俄团、犹太队，甚至还有中华队。而侨民较少、实力不济者，或几国联合组成一队，或选择加入由英人主导的万国商团连队中，如捷克斯洛伐克人、丹麦人、瑞士人、荷兰人、挪威人、瑞典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叙利亚人、伊朗人、埃及人、智利人、澳大利亚人等。万国商团先后成军50余支作战单位，很多是民族属性的连队，入团服役之各国各地移民为数众多，因而以“万国”冠名，名副其实。
至于其他三点，可能都是相对而言的特点，有必要做出范围或程度的限定。例如谈及影响范围，认为万国商团“不仅直接决定着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走向，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亦有重大影响”，似乎有过高估计万国商团影响的嫌疑。又如称万国商团存在时间长，“成为城市安全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一般情况下应该是特指公共租界范围内安全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而不是针对整个上海而言。
【书摘与插画】
第三章《万国之名》（节选）
“万国”之名是笔者认为万国商团“上海品格”之变形，其国际化演变大略分为三个阶段：
万国商团成军伊始即非一国独有之组织。1853年4月的成军集会，是由寓居沪滨的英侨和美侨分别牵头召开的。一年之后的“泥城之战”，也是由英军、美军联合发起的，万国商团作为参战一方，其组成既有英侨也有美侨。事后，《北华捷报》的战场素描中写道，当美领金能亨提供的小榴弹炮出现在南京路上时，它“给全军将士原本紧张的心理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宽慰”。“泥城之战”中美国人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英国人。此战之后，沪上美侨遽然消失在万国商团的历史叙事中。起死复生的万国商团其后20余年为英式商团。这一“纯洁性”后来被外侨社群中的葡萄牙人和德国人打破。相对于变动不居的葡萄牙人作战单位，1891年6月成军的德籍连队，训练较其他英人队伍更为整齐，各项活动之组织也相当积极。1900年（庚子年，英文称是年为“Boxer Year”）是万国商团国际化形态固定下来的关键一年。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万国商团先后成了海关队（清末中国海关亦由多国人员组成）、日本队和一支美国连队。欧亚混血之葡萄牙人，甚至是中国人都向工部局提交申请，希望在万国商团编制中成立专属自己的民族连队，终无果。此为阶段。
传统中国社会，“商”为四民之末，少有商人自发组织，更无商人武装。近代以来，以华商体操会成立为嚆矢，商人此后能够拥有独立武装力量，借以保护切身利益，并代表商界参与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这对于上海，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而言不啻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变化。万国商团一直号称“万国”，然自创立以来长期以中国为假想敌，不曾有华人参与。1905年12月，“黎黄氏案”（又称“大闹会审公廨案”）激发外国租界动荡，万国商团出防，华商利益却不在保护之内，界内华人损失惨重。1906年5月，时任道胜洋行买办虞洽卿、华比银行买办胡寄梅和花旗银行买办袁恒之为主要发起者，“仿西国商家团练兵之意，纠集沪上青年商人”，以“维护华商利益、保护租界华人”为口号，组织华商体操会。华商体操会“为全国之筹办商团者创”，被公认为近代中国各地华人商团组织的鼻祖。是年底，华商体操会主动提出与公共租界内的万国商团“联合”。翌年3月，经工部局批准，正式签约加入万国商团，为中华队。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各国军队驻防上海租界，中外防务合作沟通亟需成为各方共识，是年10月万国商团又有翻译队，独立编制。化敌为友，万国商团华人连队相继成军是为第二阶段。
万国商团的发展动因既有内源性的一面，亦有外源性的一面。万国商团国际化的外源性表现为其命运起落与世界时局息息相关。类似事例在万国商团历史上比比皆是，一战爆发终导致万国商团德国队的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排犹运动直接促成万国商团犹太队的成军。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造成全球范围散落不少白俄难民。1927年1月27日，北伐军逼近上海，引起租界当局的极大恐慌，工部局决定收编困居吴淞口多时的俄国军舰上的远东哥萨克军人，组建俄国连队。万国商团白俄分队初下设２个连和１个机枪排，由俄国海军上校福明（N.Y.Fomin）节制。1932年2月16日，沪上俄国义勇队与２支白俄分队共同组成万国商团白俄团，受季梅少校（H.H.Thieme）统率，“此举可作为上海俄国人武装力量成熟之标志，是彼此双方互为认可的巨大荣誉”。同年3月1日，作为常备军之一支，白俄团又成立第四队。白俄团（又称“丙”大队）是万国商团中一支常备武装，成员大都参加过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国内战争，富有战斗经验。他们集中住在工部局为其建造的营房中，配备制服与武器，军官和士兵按月领薪，并享受免费膳宿和带薪休假。早期白俄连队仍采用旧俄军队的教练法，并遵循旧俄军队的条例，工部局还特许俄国队使用旧俄军队的军旗作为队旗。日常任务主要作为工部局警力的补充，卫守公共租界的重要基础设施、万国商团靶子场、华德路监狱（今提篮桥监狱）等。白俄武装的加入，使万国商团的“业余性质”大为褪色，工部局真正拥有一支常备武力，此为第三阶段。包括中国人在内，近代寓沪之人的利益需求，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万国商团的建置当中。除英格兰人外，侨民较多、沪上实力较强的民族，努力尝试以民族为单元在万国商团中建立专属连队，包括德国队、葡萄牙队、奥匈队、日本队、美国队、中华队、菲律宾队、意大利队、上海苏格兰队、白俄团、犹太队；而侨民较少、实力不济的沪上外侨，或几国联合组成一队，更多的人选择加入由英人主导的万国商团连队中，有捷克斯洛伐克人、丹麦人、瑞士人、荷兰人、挪威人、瑞典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叙利亚人、伊朗人、埃及人、智利人、澳大利亚人等。万国商团先后成立50余支作战单位，很多是民族属性的连队，入团服役之各地移民则更为浩繁，不可胜数，犹如一支联合国军队在近代上海的集结，“万国”冠之，名副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