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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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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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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书中写普通人的孤勇,谈如何带着困惑生活下去,聊那些看似微小却能给你带来实感的事,说读书的理由及文化原则。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人文精神的坚持、对人情世事的温厚体悟、为他人着想的善良,使我们慢慢从焦虑中走出来,即便身处“喧嚣”的世界,也能淡然从容、自得其乐地生活。


【作者简介】

梁晓声

原名梁绍生,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9年生于哈尔滨市,祖籍山东荣成。曾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及影视作品。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代表作有《今夜有暴风雪》《年轮》《知青》《郁闷的中国人》等,多部作品被译介到海外。其中《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父亲》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今夜有暴风雨》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双琴祭》曾获《小说月报》百花奖。

2019年8月16日,其凭借长篇巨著《人世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2022年2月央视将重磅播出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目录】

目录

章 能打动我的,一直是普通人的孤勇

如何面对困境

一个加班青年的明天

人生和它的意义

合适的,便是美的

第二章 我们都要带着困惑生活下去

积极的人生不妨做减法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

与欲望兵团打成平手的一辈子

解剖我的心灵

让我们爱憎分明

第三章 去做那些看似微小,却给你带来实感的事

读书与人生——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

读书会让寂寞变成享受

读书是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

关于大学校园写作

我与文学

第四章 读书是好好生活的理由

我与唐诗宋词

唐诗宋词的背面

晚秋读诗

美是不可颠覆的

第五章 文化应该是有原则的

我的梦想

静好的时代

中国人文文化的现状

答众学子问(节选)


【前言】

仅仅为了生存而被自己根本不愿做的事情牢牢粘住一生的人越来越少;每一个人只要努力做好自己必须做的事情,只要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不脱离实际,终将有机会满足一下或间接满足一下自己的“愿意”。

人活着就得做事情。

古今中外,无一人活着而居然可以不做什么事情。连婴儿也不例外。吮奶便是婴儿所做的事情,不许他做他便哭闹不休,许他做了他便乖而安静。广论之,连蚊子也要做事:吸血。连蚯蚓也要做事:钻地。

一个人一生所做之事,可以从许多方面来归纳——比如善事恶事,好事坏事,雅事俗事,大事小事……

世上一切人之一生所做的事情,也可用更简单的方式加以区分,那就无外乎——愿意做的、必须做的、不愿意做的。

古今中外,上下数千年,任何一个曾活过的人,正活着的人的一生,皆交叉记录着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必须做的事情、不愿意做的事情。即将出生的人的一生,注定了也还是如此这般。

细细想来,古今中外,一生仅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但凡不愿意做的事情可以一概不做的人,极少极少。大约,根本没有过吧?从前的国王皇帝们还要上朝议政呢,那不见得是他们天天都愿意做的事。

有些人却一生都在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他或她的职业绝不是自己愿意的,但若改变却千难万难,“难于上青天”。不说古代,不论外国,仅在中国,仅在二十几年前,这样一些终生无奈的人比比皆是。

而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其实只不过都在整日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日复一日,渐渐地,我们对我们那么愿意做,曾特别向往去做的事情漠然了。甚至,连想也不去想了。仿佛我们的头脑之中对那些曾特别向往去做的事情,从来也没产生过试图一做的欲念似的。即使那些事情做起来并不需要什么望洋兴叹的资格和资本。日复一日地,渐渐地,我们变成了一些生命流程,仅仅被必须做的、杂七杂八的事情注入得满满的人。我们只祈祷我们千万别被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粘住了。果而如祈,我们则已谢天谢地,大觉幸运了,甚至会觉得顺顺当当地过了挺好的一生。

我想,这乃是所谓人生的真相之一吧!一生仅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凡不愿意做的事情可以一概不做的人,我们就不必太羡慕了吧!衰老、生病、死亡,这些事任谁都是躲不过的。生病就得住院,住院就得接受治疗。治疗不仅是医生的事情,也是需要病人配合着做的事情。某些治疗的漫长阶段比某些病本身更痛苦。于是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一下子成了自己必须做的事情。到后来为了生命,不愿做的事情不但变成了必须做的事情,而且变成了愿做好的事情。倒是唯恐别人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进而不愿意在自己的努力配合之下尽职尽责了。

我们且不说那些一生被自己不愿做的事情牢牢粘住、百般无奈的人了吧!他们也未必注定了全没他们的幸运。比如他们中有人一听做胃镜检查这件事就脸色大变,竟幸运地有一个从未疼过的胃,一生连粒胃药也没吃过。比如他们中有人一听动手术就心惊胆战,竟幸运地一生也没躺上过手术台。比如他们中有人怕死得艰难,竟幸运地死得很安详,一点儿痛苦也没经受,忽然地就死了,或死在熟睡之中,有的死前还哼着歌洗了人生的后一次热水澡,且换上了一套新的睡衣……

我们还是了解一下我们自己,亦即这世界上大多数人的人生真相吧!

我们必须做的事情,首先是那些意味着我们人生支点的事情。我们一旦连这些事情也不做,或做得不努力,我们的人生就失去了稳定性,甚而不能延续下去。比如我们每人总得有一份工作,总得有一份收入。于是有单位的人总得天天上班;自由职业者不能太随性,该勤奋之时就得自己要求自己孜孜不倦。这世界上极少数的人之所以是幸运的,幸运就幸运在——必须做的事情恰也同时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大多数人无此幸运。大多数人有了一份工作有了一份收入就已然不错。在就业机会竞争激烈的时代,纵然非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也得当成一种低质量的幸运来看待。即使打算摆脱,也无不掂量再三,思前虑后,犹犹豫豫。

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我们整日必须做的事情,往往不仅关乎着我们自己的人生,也关乎着种种的责任和义务。比如父母对子女的,夫妻双方的,长子长女对弟弟妹妹的,等等。这些责任和义务,使那些我们寻常之人整日必须做的事情具有了超乎于愿意不愿意之上的性质,并随之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这一种特殊的意义,纵然不比那些我们愿意做的事情对于我们自己更快乐,也比那些事情显得更重要,更值得。

我们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有时恰恰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无忧无虑地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情。普遍的规律也大抵如此。一些人勤勤恳恳地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数年如一日,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如一日,人生终于柳暗花明,终于得以有条件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了。其条件当然首先是自己为自己创造的。这当然得有这样的前提——自己所愿意做的事情,自己一直惦记在心,一直向往着去做,一直并没泯灭了念头……

我们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有时恰恰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无忧无虑地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往往已看得分明,我们愿意做的事情,并不由于我们将我们必须做的事做得多么努力做得多么无可指责而离我们近了;相反,却日复一日地,渐渐地离我们远了,成了注定与我们的人生错过的事情。不管我们一直怎样惦记在心,一直怎样向往着去做。但我们仍那么努力那么无可指责地做着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为了什么呢?为了下一代,为了下一代得以限度地做他们和她们愿意做的事;为了他们和她们愿意做的事不再完全被动地与自己的人生眼睁睁错过;为了他们和她们,具有的人生能动性,不被那些自己根本不愿意做的事粘住,进而具有的人生能动性,使自己必须做的事与自己愿意做的事协调地相一致起来,起码部分地相一致起来。起码不重蹈我们自己人生的覆辙,因为整日陷于必须做的事而彻底断送了试图一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条件和机会。

社会是赖于上一代如此这般的牺牲精神而进步的。

下一代人也是赖于上一代人如此这般的牺牲精神而大受其益的。

有些父母为什么宁肯自己坚持着去干体力难支的繁重劳动,或退休以后也还要无怨无悔地去做一份收入极低微的工作呢?为了子女们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能够从而使子女们的人生顺利地靠近他们愿意做的事情。

“可怜天下父母心”一句话,在这一点上,实在是应该改成“可敬天下父母心”的。而子女们倘竟不能理解此点,则实在是可悲可叹啊。

令人同情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终于像放下沉重的十字架一样,摆脱了自己必须做甚而不愿意做却做了几乎整整一生的事情;终于有一天长舒一口气自己对自己说——现在,我可要去做我愿意做的事情了。那事情也许只不过是回老家看看,或到某地去旅游,甚或,只不过是坐一次飞机,乘一次海船……而死神却突然来牵他或她的手了……

所以,我对出身贫寒的青年们进一言,倘有了能力,先不必只一件件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要想一想,自己怎么就有了这样的能力?完全靠的自己?含辛茹苦的父母做了哪些牺牲?并且要及时地问:“爸爸妈妈,你们一生愿意做的事情是些什么事情?咱们现在就做那样的事情!为了你们心里的那一份长久的期望……”

我的一位当了经理的青年朋友就这样问过自己的父母,在今年的春节前——而他的父母吞吞吐吐说出来的是,他们想离开城市重温几天小时候的农村生活。

当儿子的大为诧异:那我带着公司员工去农村玩过几次了,你们怎么不提出来呢?

父母道:我们两个老人,慢慢腾腾的,跟了去还不拖累你玩不快活呀!

当儿子的不禁默想,进而戚然。

春节期间,他坚决地回绝了一切应酬,是陪父母在京郊农村度过的……

我们憧憬的理想社会是这样的:仅仅为了生存而被自己根本不愿做的事情牢牢粘住一生的人越来越少;每一个人只要努力做好自己必须做的事情,只要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不脱离实际,终将有机会满足一下或间接满足一下自己的“愿意”。

据我分析,大多数人愿意做的事情,其实还都是一些不失自知之明的事情。

时代毕竟进步了。

标志之一也是——活得不失自知之明的人越来越多而非越来越少了。

尽管我们大多数人依然还都在做着我们整日必须做的事情,但这些事情随着时代的进步,与我们的人生的关系已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宽松,使我们开始有相对自主的时间和精力顾及我们愿意做的事情,不使成为泡影。重要的倒是,我们自己是否还像从前那么全凭必须这一种惯性活着……

我们都知道的,金钱除了不能解决生死问题,除了不能一向成功地收买法律,几乎可以解决至少可以淡化人面临的许许多多困扰。

我们大多数世人,或更具体地说——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世人,与金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的意思是在说,或者是在问,或者仅仅是在想——那种关系果真像我们人类的文化和对自身的认识经验所记录的那样,竟是贪而无足的吗?

我感觉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即在我们人类的文化和对自身认识的经验中,教诲我们人类应对金钱持怎样的态度和理念,是由来久矣并且多而又多的;但分析和研究我们与金钱之关系的真相的思想成果,却很少很少。似乎我们人类与金钱的关系,仅仅是由我们应对金钱持怎样的态度来决定的。似乎只要我们接受了某种对金钱的正确的理念,金钱对我们就是无足轻重的东西了,对我们就会完全丧失吸引力了。

在我们人类与金钱的关系中,某种假设正确的理念,真的能起特别重要的作用吗?果真那样,思想岂不简直了吗?

在全世界,在人类的古代,金即是钱,即是通用币,即是永恒的财富。百锭之金往往意味着佳食锦衣、唤奴使婢的生活。所有富人的日子一旦受到威胁,首先将金物及价值接近着金的珠宝埋藏起来。所以直到现在,虽然普遍之人的日常生活早已不受金的影响,在谈论钱的时候,却仍习惯于二字合并。

在今天,“文化”已是一个泡沫化了的词,已是一个被泛淡得失去了“本身义”并被无限“引申义”了的词。不是一切有历史的事物都能顺理成章地构成一种文化。事物仅仅有历史,只不过是历史悠久的事物。纵然在那悠久的历史中事物一再地演变过,其演变的过程也不足以自然而然地构成一种文化。

只有我们人类对某一事物积累了一定量的思想认识,并且传承以文字的记载,并且在大文化系统之中占据特殊的意义,某一事物才算是一种文化“化”了的事物。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而即使此观点特别容易引起争议,我们若以此观点来谈论金钱,并且首先从“金钱文化”说起,大约是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外国和中国的一切古典思想家,有一位算一位,哪一位不曾谈论过人与金钱的关系呢?可以这么认为,自从金钱开始介入我们人类的生存形态那一天起,人类的头脑便开始产生着对于金钱的思想或曰意识形态了。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呈现在童话、神话、民间文学、士人文学、戏剧以及后来的影视作品和大众传媒里。它们的全部的教诲,一言以蔽之,用教义浅白的“济公活佛圣训”中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死后一文带不去,一旦无常万事休”。

数千年以来,“金钱文化”对人类的这种教诲的初衷几乎不曾丝毫改变过,可谓谆谆复谆谆,用心良苦。只有在现当代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才偶尔涉及我们人类与金钱之关系的真相,却也只是几笔带过,点到为止。

那真相我以为便是——其实我们人类之大多数对金钱所持的态度,非但不像“金钱文化”从来渲染的那样一味贪婪,细分析,简直还相当理性,相当朴素,相当有度。

奴隶追求的是自由。

诗人追求的是传世。

科学家追求的是成果。

文艺家追求的是经典。

史学家追求的是真实。

思想家追求的是影响。

政治家追求的是稳定……

而小百姓追求的只不过是丰衣足食、无病无灾、无忧无虑的小康生活罢了。倘是工人,无非希望企业兴旺,从而确保自己的收入养家度日不成问题;倘是农民,无非希望风调雨顺,亩产高一点儿,售出容易点儿;倘是小商小贩,无非希望有个长久的摊位,税种合理,不积货,薄利多销……

如此看来,大多数世人虽然每天都生活在这个由金钱所推转着的世界上,每一个日子都离不开金钱这一种东西,甚而我们的双手每天都至少点数过一次金钱,我们的心里每天都至少盘算过一次金钱,但并不因而都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富豪或资本家,银行账户上存着千万亿万,于是大过奢侈的生活,于是认为奢侈高贵便是幸福……

真的。细分析,我确确实实地觉得,人类的大多数对金钱所持的态度,从过去到现在甚至包括将来,其实一向是很健康的。

一直不健康的或温和一点儿说不怎么健康的,恰恰是“金钱文化”本身。这一种文化几乎每天都干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正常视听要求和愿望,似乎企图使我们彻底地变成仅此一种文化的受众,从而使其本身变成摇钱树。这一种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当其在表现人的时候几乎永远只有一个角度,无非人和金钱的关系,再加点性和权谋。它的模式是——“那公司那经理那女人,和那一大笔钱”。

我们大多数世人每天受着这一种文化的污染,而我们对金钱的态度仍相当理性,相当朴素,相当有度。我简直不能不这样赞叹——大多数世人活得真是难能可贵!

……


【免费在线读】

如何面对困境

小蕙:

你来信命我谈谈对人生“逆境”所持的态度,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回顾自己匆匆活到四十七岁的半截人生。结果,我竟没把握判断,自己是否真的遭遇过什么所谓人生的“逆境”?

我曾不止一次被请到大学去,对大学生谈“人生”,仿佛我是一位相当有资格大谈此命题的作家。而我总是一再地推托,声明我的人生至今为止,实在是平淡得很,平常得很,既无浪漫,也无苦难,更无任何传奇色彩。对方却往往会说,你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上山下乡”,怎可说没什么谈的呢?其实这是几乎整整一代人的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个体的我,摆放在总体中看,真是丝毫也不足为奇的。

比如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从懂事起至下乡为止,没穿过几次新衣服。小学六年,年年是“免费生”。初中三年,每个学期都享受二级“助学金”。初三了,自尊心很强了,却常从收破烂的邻居的破烂筐里翻找鞋穿,哪怕颜色不同,样式不同,都是左脚鞋或都是右脚鞋,在买不起鞋穿的无奈情况下,也就只好胡乱穿了去上学……

有时我自己回想起来,以为便是“逆境”了。后来我推翻了自己的以为,因在当年,我周围皆是一片贫困。

倘说贫困毫无疑问是一种人生“逆境”,那么我倒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对贫困,自小便有一种积极主动的、努力使自己和家人在贫困之中也尽量生活得好一点儿的本能。我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粉刷房屋了。初中的我,已不但是一个出色的粉刷工,而且是一个很棒的泥瓦匠了。炉子、火墙、火炕,都是我率领着弟弟们每年拆了砌,砌了拆,越砌越好。没有砖,就推着小车到建筑工地去捡碎砖。我家住的,在“大跃进”年代由临时女工们几天内突击盖起来的房子,幸亏有我当年从里到外地一年多次的维修,才一年年仍可住下去。我家几乎每年粉刷一次,甚至两次,而且要喷出花儿或图案,你知道一种水纹式的墙围图案如何产生吗?说来简单——将石灰浆兑好了颜色,再将一条抹布拧成麻花状,沾了石灰浆往墙上依序列滚动,那是我当年的发明。每次,双手被石灰浆所烧,几个月后方能蜕尽皮。在哈尔滨那一条当年极脏的小街上,在我们那个大杂院里,我家门上,却常贴着“卫生红旗”。每年春节,同院儿的大人孩子,都羡慕我家屋子粉刷得那么白,有那么不可思议的图案。那不是欢乐是什么呢?不是幸福感又是什么呢?

下乡后,我从未产生跑回城里的念头。跑回城里又怎样呢?没工作,让父母和弟弟妹妹也替自己发愁吗?自从我当上了小学教师,我曾想,如果我将来落户了,我家的小泥房是盖在村东头还是村西头呢?哪一个女知青愿意爱我这个全没了返城门路打算落户于北大荒的穷家小子呢?如果连不漂亮的女知青竟也没有肯做我妻子的,那么就让我去追求一个当地人的女儿吧!

面对所谓命运,我从少年时起,就是一个极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我对人生的憧憬,目标从来定得很近很近,很低很低,很现实很现实。想象有时也是爱想象的,但那也只不过是一种早期的精神上的“创作活动”,一扭头就会面对现实,做好自己在现实中首先该做好的事,哪怕是在别人看来乏味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事。

后来我调到了团宣传股。这是我人生中的次“上升阶段”。再后来我又被从团机关“精简”了,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因为我对某些团首长缺乏敬意,还因为我同情一个在看病期间跑回城市探家的知青。于是我被贬到木材加工厂抬大木。

那是一次从“上升阶段”的直接“沦落”,连原先的小学教师都当不成了,于是似乎真的体会到了身处“逆境”的滋味儿,于是也就只有咬紧牙关忍。如今想来,那似乎也不能算是“逆境”,因为在我之前,许多男知青,已然在木材厂抬着木头了,抬了好几年了。别的知青抬得,我为什么抬不得?为什么我抬了,就一定是“逆境”呢?

后来我被推荐上了大学。我的人生不但又“上升”了,而且“飞跃”了,成了几十万知青中的幸运者。


【书摘与插画】

一个加班青年的明天

我因为要写一份关于中国《劳动法》在现实生活中被遵守情况的调研报告,结识了某些在公司上班的青年——有国企公司的,有民营公司的;有大公司的,有小公司的。

张宏是一家较大民营公司的员工,项目开发部*。男,二十七岁,还没对象,外省人,毕业于北京某大学,专业是三维设计。毕业后留京,加入了“三无”大军——无户口、无亲戚、无稳定住处。已“跳槽”三次,在目前的公司一年多了,工资涨到了一万三。

他在北京郊区与另外两名“三无”青年合租一套小三居室,每人一间住屋,共用十余平方米的客厅,各交一千元月租。他每天七点必须准时离开住处,骑十几分钟共享单车至地铁站,在地铁内倒一次车,进城后再骑二十几分钟共享单车。如果顺利,九点前能赶到公司,刷上卡。公司明文规定,迟到一分钟也算迟到。迟到就要扣奖金,打卡机六亲不认。他说自从到这家公司后,从没迟到过,能当上*,除了专业能力强,与从不迟到不无关系。公司为了扩大业务范围和知名度,经常搞文化公益讲座——他联络和协调能力也较强,一搞活动,就被借到活动组了。也因此,我认识了他。他也就经常成为我调研的采访对象,回答我的问题。

我曾问他对现在的工作满意不满意。他说挺知足。

每月能攒下多少钱?

他如实告诉我——父母身体不好,都没到外地打工,在家中务农,土地少,辛苦一年挣不下几多钱。父母还经常生病,如果他不每月往家寄钱,父母就会因钱犯愁。说妹妹在读高中,明年该考大学了,他得为妹妹准备一笔学费。说一万三的工资,去掉房租,扣除“双险”,税后剩七千多了。自己省着花,每月的生活费也要一千多。按月往家里寄两千元,想存点钱,那也不多了。

我很困惑,问他是否打算在北京买房子。他苦笑,说怎么敢有那种想法。

问他希望找到什么样的对象。他又苦笑,说像我这样的,哪个姑娘肯嫁给我呢?

我说你形象不错,收入挺高,愿意嫁给你的姑娘肯定不少啊。他说,您别安慰我了,一无所有,每月才能攒下三四千元,想在北京找到对象是很难的。他发了会儿呆,又说,如果回到本省估计找对象会容易些。

我说,那就考虑回到本省嘛,何必非漂在北京呢?终身大事早点定下来,父母不就早点省心了吗?

他长叹一声,说不是没考虑过。但若回到本省,不管找到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工资肯定少一多半。而目前的情况是,他的工资是全家四口的主要收入。父母供他上完大学不容易,他有责任回报家庭。说为了父母和妹妹,个人问题只能先放一边。

沉默片刻,主动又说,看出您刚才的不解了,别以为我花钱大手大脚的,不是那样。我们的工资分两部分,有一部分是绩效工资,年终才发。发多发少,要看加班表现。他说为了获得全额绩效工资,他每年都加班二百多天,往往双休日也自觉加班。一加班,家在北京市区的同事回到家会早点,像他这样住在郊区的,十一点能回到家就算早了。

说全公司还是外地同事多,都希望能在年终拿到全额的绩效工资,无形中就比着加班了,而这正是公司头头们乐见的。他是*,更得带头加班。加不加班不只是个人之事,也是全组、全部门的事。哪个组、哪个部门加班的人少、时间短,全组全部门同事的绩效工资都受影响。拖了大家后腿的人,必定受到集体抱怨。对谁的抱怨强烈了,谁不是就没法在公司干下去了吗?

我又困惑了,说加班之事,应以自愿为原则呀。情况特殊,赶任务,偶尔加班不该计较。经常加班,不成了变相延长工时吗?违反《劳动法》啊!

他再次苦笑,说也不能以违反《劳动法》而论,谁都与公司签了合同的。在合同中,绩效工资的文字体现是“年终奖金”。你平时不积极加班,为什么年终非发给你奖金呢?

见我仍不解,他继续说,有些事,不能太较真的。国企也罢,私企也罢,不加班的公司太少了。那样的公司,也不是一般人进得去的呀!

交谈是在我家进行的——他代表公司请我到某大学做两场讲座,而那向来是我甚不情愿的。六十五岁以后的我,越来越喜欢独处。不论讲什么,总之是要做准备的,颇费心思。

见我犹豫不决,他赶紧改口说:“讲一次也行。关于文学的,或关于文化的,随便您讲什么,题目您定。”

我也立刻表态:“那就只讲一次。”

我之所以违心地答应,完全是由于实在不忍心当面拒绝他。我明白,如果我偏不承诺,他很难向公司交差。

后来我俩开始短信沟通,确定具体时间、讲座内容、接送方式等等。也正是在短信中,我开始称他“宏”,而非“小张”。

我后给他发的短信是:不必接送,我家离那所大学近,自己打的去回即可。

他回的短信是:不行,明天晚上我准时在您家楼下等。

我拨通他的手机,坚决而大声地说:“根本没必要!此事我做主,必须听我的。如果明天你出现在我面前了,我会生气的。”

他那头小声说:“老师别急,我听您的,听您的。”

“你在哪儿呢?”

“在公司,加班。”那时九点多了。

我也小声说:“明天不是晚上八点做讲座吗?那么你七点下班,就说接我到大学去,但要直接回家,听明白了?”

“明白,谢谢老师关怀。”

结束通话,我陷入了良久的郁闷,一个问号在心头总是挥之不去——广大的年轻人如果不这么上班,梦想难道就实现不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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